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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天下为公(二下)
 
王田葵:《中国伦理的贞下起元》  加入时间:2013/6/8 17:21:00  admin  点击:929

第六章 天下为公(二下)

 

 

   从“大同”到“动态乌托邦”(下)

 

 

法国人卡贝(1788-1856)倡导“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学说”,从1847年到1895年在美国进行“伊加利亚”公社实践,参加人数前后近一千五百人。但不久公社内部矛盾重重,最后,扫兴而散。

在卡贝发表《伊加利亚旅行记》的同一年(1839),路易·勃朗(1813-1882)发表了《劳动组织》一书。经多方努力,1848228日,法国政府下令在法国建立国家工场。不久在巴黎近郊进行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政府“合作”的实验。然而正是这种明支持暗拆台的合作,给工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使勃朗在工人眼中成了一钱不值的空想家。

1845年,更不可思议、更为彻底的以切断人的一切自私观念为宗旨的实验在美国进行。美国公民约翰·诺伊斯在其家乡佛蒙特州帕尼特建立了共产共妻的共产主义公社,因被指控为犯有通奸的行为而于1847年迁到纽约州,18482月正式成立了“奥奈达公社”。这真是一种幽玄莫名的历史的耦合,这一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公社共产建立一栋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的三层大楼房,因此,人们称公社为“大房子”。公社最初60人,发展到300多人。当初被公社成员尊奉为“精神上的父亲”的诺伊斯万万没有想到,以所谓“科学”生育的104个孩子长大之后并不感谢他。相反,他们终于因为自己的生活与常人大不一样而群起向法院控告他。诺伊斯不得不逃到加拿大。这场没有流血、没有牺牲、社会不干预、也不危害社会的实验,留给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遗产是丰厚的,耐人寻味的。[33]

因篇幅所限,笔者仅介绍上述若干个案,足以说明乌托邦的任何实验不可能成功。退一步说,英、法那两场乌托邦实验,若没有政府的干预,能够取得胜利吗?回答是否定的。环顾中外所有非强制的乌托邦实验,无一例外地以尽善尽美的理想建构开场,最终却以怨声载道的逃离收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上文已经给出了答案,还须再费辞吗?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乌托邦的梦幻史。蒂里希在《政治期望》中写道:“因为它表现了人的本质,人生存的目的;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是的那种东西。每一个乌托邦都表现了人作为深层目的所具有的一切和作为一个人为了自己将来的实现而必须具有的一切。”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乌托邦世纪”。这个世纪之初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几乎狂热地追求并强制推行过乌托邦。不少人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无论东方西方,其结果几乎与欧文、卡贝、诺伊斯们非强制乌托邦实验一样,都以全民轰轰烈烈的美梦开始,却以空前的痛苦、灾难和失败的噩梦结束。不管当初这些社会设计师们出于善良的或邪恶的动机,这一结果无一例外。21世纪,人类有必要反思这种既诱人又可怕的,既不可或缺,又不可轻举妄动的人类精神现象和政治经济现象的时候了。21世纪之初,面对乌托邦,我们不得不说两句话:

人类只要往前走,就会有乌托邦。

乌托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制。

前一句是说,乌托邦是对理想社会状态的诉求,无可非议;后一句是说,好的东西一俟成为少数人设计并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后果不堪设想。“天下为公”、“大同”是人类共同的“美好的东西”,而“自利”、“自我所有”则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基本东西”。以“美好的东西”的名义强制性取消“基本的东西”之后,人类不仅无法实现马克思设想的“人的解放”,还陷入了空前的灾难。这是理想主义者始料不及的。

公私观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性观念,大量考古学资料证明,伴随着城市、青铜器、文字的出现,人类就有了阶级的出现,也就同时产生了“正面于人”和“侧面于人”的公私观。当然,作为一种意识,公私观本身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之社会状况的反映,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公私观。不过,从肯定“私”到肯定“公”,再到贬低“私”,褒扬“公”,说明公私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伦理学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关乎人类进步和发展的问题,历来受到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尤其是受到20世纪乌托邦大规模实验崩溃之后的思想家们的关注。

实际上,道德(广义)从根源处说是为保护“私利”而产生的。孔子将“仁”释为“亲”和“私”是这种观念的反映。试想,如果道德不是保护“私利”而是损害“私利”,道德还能达成吗?但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的私利,才有了“公利”的观念,因而也就有了“公德”。可见,公私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私”无所谓“公”,反之亦然。不能因为“公”而否定“私”,也不能因为“私”而否定“公”。这本来是常识问题。民主资本主义其所以历久不衰是因为它建立在“公私兼顾”的科学的公私观上,从而顺乎人类社会的“自然”,从而形成了合作型的扩展秩序,也就有了自身制度创新的能力。宪政民主制度及其不断发展,正是这种创新能力的反映。以苏联为代表的乌托邦政权国家则与此相反,它们以公斗私或以公灭私,由“老大哥”式的领袖发明的彼此斗争型的设计秩序,造成了所有社会成员创造力的枯竭。极权制度或威权制度由兴起到衰败、腐朽直至崩溃,正是这种创造力枯竭的表现。

“自我所有”是人类的“基本的东西”,它滋生了“意外后果法则”。制度创新在与传统一致方向上进行时,其逻辑因果一目了然:因为有了“基本的东西”,人类才自然形成了“扩展秩序”;因为有了“扩展秩序”,人类才实现了“选贤与能”和“讲信修睦”,从而有了永不枯竭的创造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这也许就是现代人以“传统”眼光解读天下为公所要发现的坚核:只有“基本的东西”才能生成“美好的东西”;“分离的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扩展秩序是确保“靠不住靠得住”的制度,也是确保“一切个人在一切方向上的创新活动”的制度。   

 

(四)政制现代化

民主问题就是政制化的问题。正如19世纪的〔法〕托克维尔(1805-1859)所言,“在全世界范围,民主都在不可抗拒地普遍来临。”“民主”远不只是一个政治范畴,而同时甚至首先是社会、文化、习俗、家庭、婚姻,以至知性活动方式、感性生活方式、及基本心态结构等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普遍性范畴。[34]民主将永远不会在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就停步不前,民主问题将是“普遍而持久的”。它将成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永无止境的挑战过程,就像民主资本主义是一个“扩展秩序”一样,它自身不是人为设计的,而具有一种自然创新的能力。自由主义在这个民主的时代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民主的自由主义”的内涵是完整而统一的:自由是人们不可被剥夺的自然权利。这种自然权利包含两个方面:消极自由,即所谓私人领域中不被侵犯的个人权利;积极自由,即在公共领域参与和影响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利。柏林曾将贡斯当(1767-1830)与穆勒(1806-1873)并列为“自由主义之父”。他的两种自由理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就脱胎于贡斯当1819年著名论作《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当一个人不仅在私人领域享受不受强制的个人行动的自律,而且在公共领域也拥有自律,成为法律的创制者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35]

除美国等少数“没有贵族时代”的国家外,民主往往伴随革命而来,因此,许多人习惯性认为民主与动乱及革命之间有某种必然联系,事实上,民主带来的动乱只是在转型时期的暂时现象而非民主的本质,因为民主与革命的真正关系毋宁是:民主越发达,动乱越少,革命越不可能!然而民主绝不是“万能的”。托克维尔强调的是,民主时代来临不可避免出现复杂的情况。他预见到他对民主的分析既可以被用来辩护民主,又可以被用来反对民主,因此说他自己毋宁怀有一种双重目的,即希望那些拥护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美好,而那些反对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可怕,如果“前者少一些狂热,后者少一些抵制,那么社会或许可以更和平地走向它必然要抵达的命运终点”。(托克维尔《民主在美国》,1835

民主走向正常轨道要防止两种倾向:过度政治化和过度私人化。托克维尔曾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失误之一在于,革命者仍从亚理士多德观点出发把人看成“政治的动物”,从而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忽视了“现代人”所向往的“自由”首先是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贡斯当因此强调“古代自由”(积极自由)的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但他同时强调,“现代自由的危险则在于,由于人们一味沉浸于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追求个体利益,因此他们太轻易地放弃了分享政治权力这一本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换言之,现代社会有两种危险,即是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overpoliticization)和“过度私人化”(overprivatization,而且常常从前者转向后者,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是“过度政治化”,导致人人厌恶政治而走向“过度私人化”,从而有拿破仑的上台。

就保护私人的“财产权”而言,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经历了“扩展秩序”的过程。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弗逊坚持在《独立宣言》中用“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来界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到麦迪逊力主在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中改成了“生命”、“自由”、“财产”的说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1913年霍菲尔德发表《应用于司法推理的若干基本法律概念》之后,美国法学理论对“财产权”作了新的解释,认为“财产权”不是一种“自然权利”,而是“一束法律关系”——“权利、权力、特权、豁免权”。[36]他把“权利”和“权力”都放入“财产权”这“一束法律关系”之中的现实政治动机,就是反对当时美国资本家以“财产权”的绝对排他性来阻止工人组织工会。此外,他的理论也是为了解决市场经济与“绝对财产权”的矛盾而提出来的。因为财产权包括“收益权”和“控制权”,如果把它绝对化,任何减少财产所有者收入的市场竞争,均可以被视为破坏财产权。霍菲尔德将“财产权”分为“权利束”和“权力束”,则有助于在概念上把“财产权”绝对化,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而不断“分解与重组”。

就政治经济体制而言,资本主义制度性自我调节机制有目共睹:

其一,出现了“有组织 ”的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由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理论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引发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使工厂倒闭,工人失业。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持续四年的经济大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下降了40%;西方的世界贸易1933年比1929年减少了三分之二,此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共损失了二千五百亿美元,使四千万工人失业,数千万农民破产,生产力水准倒退了几十年,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恐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采取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对工业企业实行国家干预,对国民经济实行国家调控,并用国家财政来补偿居民需求之不足,国家采取减免税额或增加公共开支的办法,以提高社会消费水平,从而使生产恢复,失业者重新就业。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其二,化干戈为玉帛。资本主义在发展时期,为了挽救经济危机,曾到处掠夺殖民地,以取得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从而引发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后来,资本主义国家转向资本输出,帮助殖民地发展商品经济,开辟市场,改善国民教育,之后又不断联合各国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使殖民地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

其三,采取稳定社会秩序的经济政策。初期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加重剥削工人,造成工人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后来,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劳资关系法,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缓和了劳资矛盾;后又实行社会救济、劳动保险、医疗保险等,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制定产业复兴法来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工人就业问题,等等。

其四,造就了一个广大的中产阶级。由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使世界动乱,两次世界大战给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大灾难。后来,资本主义国家吸取教训,制定了反垄断法,公平竞争法,扶植中小企业法,将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份公司,实行股票分散化,使企业职工拥有股权。同时,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限制资本家财富的过度聚集与集中。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更使知识阶层,经营管理阶层,高薪技术工人阶层的队伍扩大起来,成为社会稳定因素的中产阶级。

其五,不断自我完善民主宪政体制。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阶级斗争之后,资产阶级认识到残酷斗争社会成本太高,应该节制斗争,逐渐完善议会民主制;完善法治,实行合理分权和权力制衡制度;完善舆论公开监督和公民自由参与的选举制,等等。

上述五种情况是马克思、列宁没有预料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扩展秩序不是凝固的,而是生生不息的。为制度更生而对制度进行的批判、竞争、改造、更新、调整从未停止过。这就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显然,列宁提出的资本主义已变成“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论断,已被后来的事实否定了。

贡斯当由此突出强调: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应以政治自由为保障,如果公民们都不参与政治从而放弃有效制约公共权力,那么归根结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第二,一个民族的伟大素质只有其公民充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政治自由扩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层次,并形塑该国公民一种群体性知性素质而奠定该民族的光荣和昌盛”。因此,所谓私人生活的自由与政治参与的自由的关系,在贡斯当看来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37]

强制执行的动态乌托邦设计秩序几乎都经历过三部曲:通过崇高来堕落,通过堕落来遗忘,通过遗忘来虚无。睿智的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初期就发现上述“两种自由”不协调的后果。他晚年尤其一再提出,转折时期的特点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今后不会再有多少人还会为乌托邦的理念牺牲现世的幸福,只可能有太多太多的人以现实主义为名放弃一切理念,因为“革命后的厌倦,激情的衰退,以及那么多的高尚理念与那么多的巨大希望之被滥用,在在都已经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极端;在以为我们能把自己造成新人以后,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根本无能改造自己;在过度的自我自大以后,我们现在又陷入过度的自哀自怜;我们曾经以为我们自己无所不能,现在我们则认为一切都无能为力:我们由此倾向于认为一切奋斗与努力都是白费力气。这真是我们时代的大悲哀,这与我们的父辈何等的不同!”

只有一点托克维尔未曾料到,一个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又有不少人为乌托邦的理念牺牲现世的幸福而建立了并不理想的动态乌托邦政权。这种政权的自我瓦解随之而来的又一轮政治厌倦和激情衰退。托克维尔辞世半个世纪后,韦伯对民主化问题作出了与托克维尔相近的论述。他在《普选与民主在德国》一文的结尾写道:“民主化意味着国家机器必然要夷平社会等级结构,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唯一可选择的是:或者公民大众在一只有议会外表的科层制‘威权国家’中既无自由也无权利,国家就像管牛羊般对公民们进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国家以使公民成为‘共同统治者’(Co-rulers)的方式把他们整合到国家之中。一个‘主宰民族’对此只可能选择后者,因为只有这样的民族才可能和可以在‘世界政治’中进行角逐。诚然,民主化可以被一时阻挡,因为有权者的利益、各种偏见,以及恐惧症在这里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民主化。但为此很快就会付出代价:大众的全部精力都会用来与国家作对,因为这个国家乃外在于他们,大众并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这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或许会使某些社会集团得益,但却断然违背整个民族的利益。”[38]

不消说,扩展秩序不同于设计秩序,其结果是:无公有公。靠不住靠得住。这是因为宪政民主的关键在于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由此出发,我们就能理解美国文化的精华。美国历史文化的深处,深藏着对官府的极度不信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警察和法官滥用权力的极度恐惧。美国先辈离家出走到新大陆,再也容忍不了骑在百姓头上横行霸道的专制政府,为了人权而操起家伙同英王军队开打,美国的天下,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长治久安,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脑袋瓜思考出来的。前者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后者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民主是个好东西,制度不成全没戏。“为了从制度上解决问题,1787年通过的美国宪法规定了很多约束政府的基本原则,比如像天赋人权、人民主权、限权政府、三权分立和制衡、法治而非人治,文官控制军队、代议制、联邦制等。天赋人权,限权政府等立宪原则可以侃得天花乱坠、唾沫星子乱溅,可是,如果执政党中的野心家和贪官污吏滥用权力,与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暗中勾结,编造出一堆罪名,把在野党的头头脑脑和控告官府的草民百姓打入黑牢、刑讯逼供、秘密审判、残酷迫害,你是一点儿辙也没有。一句话,如果没有对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宪法中的高调和好词儿,全是白扯。”[39]“什么是现代民主,现代民主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以及保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如果没有限权政府和保障人权,民主选举不过是徒有其名。纳粹德国是通过全民投票、民主选举成立的政权,但它的政府是专制独裁、权力无限、以强凌弱和任意践踏公民人权的法西斯政府,这种民主是选票箱掩盖下的虚假民主或者说是一种选举的暴政。”[40]这些经验之谈被无数的社会实践个案所证实。张博树先生为我国建立宪政民主制的现代转型给出了这样的界定:“中国拥有数千年皇权专制的历史传统,所谓现代制度转型,对中国而言,就是结束前现代以天子个人权力为中心的皇权制制度,建设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体现公共权力受托——委托关系并将公共权力置于全民监督之下的现代民主宪政制度。”

综上所述,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有四条:第一,必须建立权利制衡的政府制度。首先,有一部好的宪法。这部宪法是体现人本和自由的价值法则,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和运作的程序法则的根本大法。其次,无论是议会制政府制还是总统制政府制以至其他形式的政府制度,都必须既是立法、行政、司法相分立、相制衡,又能高效运作的政府制度;第二,必须实行公民普选制。制定政党法,允许公民自由结社组党,建立体现多元宪政民主的政党政治格局。全体公民在自由获取信息、自由作出选择、符合选举程序的法则基础上,投票选举国家和各级地方议员和政府首脑;第三,军队必须国家化。国防军由民选政府首脑依法行使指挥权而不由党派指挥;第四,必须实现思想言论和受教育的自由。新闻传媒必须独立于政府权力和党派。[41]

上述四条是宪政民主政治的通行准则,各条内容浑然一体,不仅不能分割,而且不能有所偏废。只有这样,才算把握了宪政民主的真谛。



[1]Utopian lierature,edited,with Introduction,by J.W.Johnson New YorkPandom House,1968.

[2]蔡美丽.“大同世界”儒家乌托邦理念之剖析[A].儒家伦理研讨会文集[C].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7.

[3]金观涛,刘青峰.理想主义与乌托邦—《大同书》中儒家与佛教的终极关怀[J].香港:二十一世纪(27),P54.

[4]〔美〕乔·奥·赫茨勒等著,张兆麟等译.乌托邦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P286.

[5]吉拉斯(Milovan Djias)著,叶荟译.不完美的社会[M].台北:金枫出版有限公司,1987.

[6]张福建.卡尔·波柏渐进改革论述评[J].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专题选刊,1985.

[7]Jixuan Hu:“The Non-designability of living systems:A lesson from the Failed Experiments in Socialist Countries”,modified version,The CATO Journal,Vol,11,no,1(1991).

[8]刘小枫.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现代乌托邦思维[J].香港:二十一世纪(27),P44.

[9]刘小枫.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现代乌托邦思维[J].香港:二十一世纪(27),P47;达兰道夫(R·Dahrendorf)的反乌托邦论强调乌托邦思想中对乌托邦的静态封闭的描绘和结构特征,参见他的《由乌托邦来看社会分析的新方向》;又参见泰孟(J.I. Talmon)《乌托邦思想与政治》,此文发表在凯特布(G.Katab)编,孟祥森译:《现代人论乌托邦》.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P127.

[10]科拉科夫斯基. 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与反乌托邦[M]..stuttgart,1974,P25.

[11]Michael Norak :The Spirit of Democraic Capitalism ,2nd ed.(Maryland:Madison Books,1991.)

[12]刘军宁.“自由 ,民主,多元”三位一体[J].香港:二十一世纪(18),P47-50.

[13]刘军宁.“自由,民主,多元”三位一体[J].香港:二十一世纪(18),P50.

[14]徐友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根源[J].香港:二十一世纪(54),P107.

[15]徐友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根源[J].香港:二十一世纪(54),P113.

[16]王田葵,何红斌.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2005,P14.

[17] Francois Furet,Lepasse ’d’ une illuseion :Essai Sur I’ide’e.Communiste anXX siecie.(Paris:Robert Laffont/calmann-levy,1995.)

[18]刘军宁.“自由 ,民主,多元”三位一体[J].香港:香港:二十一世纪(18),P54.

[19]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York:Hareourt ,Brace &world,1951.

[20]F·A·Hayek:The Fatal Concei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iess ,1988.)

[21]Michael Norak :The Spirit of Democraic Capitalism ,2nd ed.(Maryland:Madison Books,1991).

[22]福山著,黄胜强等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3]福山著,黄胜强等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4]丁松泉,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J].香港:二十一世纪(78),P147.

[25]汪丁丁.“扩展秩序”与制度创新[J].香港:二十一世纪(26),P18.

[26]汪丁丁.“扩展秩序”与制度创新[J].香港:二十一世纪(26),P19.

[27]汪丁丁.“扩展秩序”与制度创新[J].香港:二十一世纪(26),P20.

[28]李挚.《答邓明府》,《焚书·卷一》,《李挚文集》第一卷第36-38页。

[29]李挚:《道古录·卷上》,《李挚文集》,第七卷第353页。

[30]顾炎武说:“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世之君之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见《顾亭林诗文集》,《与黄太冲书》。黄宗羲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

[31]马丁·布罗萨特.希特勒的国家[A].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史[C](第一卷),斯图加特,1971,P550-561;[]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M].张翼翼,任军译.商务印书馆,1987,P7P92P112;1920224,德国工人党改名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很快执掌了该党大权,并以《我的奋斗》确立了该党的意识形态,他提出的反犹太人,反马克思主义,反资本主义正是利用社会主义的蛊惑和民族主义狂热来实现的。1934年夏天,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声称:“在这个时刻,我……德国国民的最高主宰。”从此,德国的良智开始受到蒙蔽,德国人被引上了一条通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和奥斯维辛毒气室的道路。

[32]FAHayek:The Fatal Conceit(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112.

[33]刘明华.大同梦[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唐锡阳.“大房子”──美国“共产主义”的试验地[J].桂林:漓江,2000(4),P63.

[34]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J].香港:二十一世纪(39),P8.

[35]许纪霖.当代中国的两种“自由”[J] .香港:二十一世纪.(68)P19.

[36]Morton Horwitz: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1870-196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56.

[37]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J].香港:二十一世纪(39),P16~17.

[38]转引自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J].香港:二十一世纪(39),P17.

[39]陈伟.“米兰达法则”与美国宪法修正案[J].北京:读书,2000(7),P137.

[40]陈伟.“米兰达法则”与美国宪法修正案[J].北京:读书,2000(7),P138.

[41]参见:王希.美国公民权利的历史演变[J].甘阳.走向政治民族”[J].北京:读书,2003(4),P24P3;信春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J].北京:读书,2003.(6),P122;夏勇.宪法之道[J].读书,2003(3),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