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我与王田葵教授相识在1995年，当时他正忙于研究舜文化。先生所谈意见，常有我所未尝想到而时贤之见所不及者，使我获濬发之益极多。听他的建议，我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逐步关注汉籍英译及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假期，他在阅读我的论文时，肯定我比较注重论题的纵向与横向的关联的同时，一面指出我在文法上的欧化倾向，一面传授中国文赋之博和文法之妙，使我得益多多。我们的交谈甚契，遂决定共同完成舜文化研究的计划。十余年通过互读彼此著作，我们增进了了解和倾慕。就人文精神关怀的契向而言，他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出生在文革时期，生逢不同的乱世滋生了共同的忧患意识。加之各自专业的互补，这促使我们除了热爱各自的专业外，亦喜涉及其它学术领域，甚而直抒所见，纵论古今。意见相合者，则印证赏契，以增强自信；偶有分歧者，亦常析疑辨误，破除一隅之见。十几年的切磋之益与赏契之情使我们按最初预定的两步计划，脚踏实地地工作着。先生对所持观点都仔细考虑，以求义据通达，而对于文中所涉及的资料，也莫不反复查对，多次修改，以期更臻完善。其笃实之学风，独立自得的开拓精神令我终身受用不尽。

第一步，我们完成了拙著《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北师大博士生导师王富仁先生为该书写了长篇序言，又得到国际著名哲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刘小枫教授的帮助，终于在2005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部书的内容是舜文化的通论，意在综论虞舜大帝的历史地位，舜文化学科理论的三个维度，舜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路径，禅让与“天下为公”，道德与经济等，重点放在舜文化与现代精神的关系上。这部书力求从大处着眼，即从历史的高度出发，而不从人物的具体事件出发；从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着眼，而不从某个阶级、某个集团的观念着眼；以世界普世价值理念为标尺，而不以评论者个人的情感为标尺。

第二步，我们撰写了《舜文化通论》。如果说，《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是通论的话，本拙著则是一部专论。比较而言，前者回答“什么是”的问题，后者则回答“如何是”的问题。

视域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中外学术史证明，若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则能入思通神明，识综万类之域；学术视域也是一种境界，若视学术之为登山，则能达探本穷原，激赏万壑之境。由是观之，通论易得，“视域”难求。无论是近视我们俩的学养和经验之缺，还是远视中国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最终的这部续集与读者的期望之间，相距不啻霄壤。这是需要恳请读者原宥的。纵然如此，我们还是作了很大的努力对舜文化“视域”建立一个结构。

舜文化视域是三维的视域，它来源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三大危机和三大冲突。三大危机指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含道德、价值）。三大冲突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身心的冲突。

在和合哲学启发下，笔者绕开“对立”范畴论，而尊崇三分说。“中道”实际上就是三极之道。《易传·系辞上》说：“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注经的人说，这个三极，指的是天、地、人。《管子·枢言》提出两和参的关系问题：“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两是可感的实体，生成之物；“参”在许多场合里是两之间的关系。对此，庞朴先生解释说：“《周逸书》‘人有中曰参’那句话里所谓的中，可以理解成有中介，也可以理解成有心，而从‘人有中曰参，无中曰两’的原话来看，似乎后一种理解更准确一些。它的完整意思是：人如用心，则能看出参来；如不用心，所见的只是两。参是靠心看出来的，不去看或不会看，它便不存在了。”[1]

因此，拙著建构了一轴两翼三视域的结构。“一轴”即全部舜文化的主轴（核心）是道德；“两翼”指正本与豁蒙，这也是当下如何“靠心看出参来”的一个尝试；“三视域”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之身心视域。“一轴”贯穿全篇，是主旨。从“孝”之原生性道德，到“人是目的”的最高道德，道德伴随着人类的进程。“两翼”是方法论，“固”与“豁”是深度的反思和自主的批判，也是打通全篇的；“三视域”是全书的主体。具体说来，第一、二两章和第九章，是浑成一体的，它们构成了全书的外壳。中间各章是三个视域：第一视域是人与自然的视域，主要在第三章，此外还有第五章等，它是透显舜文化形而上的中和之道。第二视域在第四、六、七、八各章，重点在阐释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生存、意义视域。应该说，这部分还应包含孝道、大道（天下为公）和经济之道德诸范畴，笔者所撰《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中言之已详，兹不复赘述。第三视域重点在第五章，二、三、四各章亦多有涉及。人的身心冲突问题是中国一个非常精深、非常中国化的哲学问题，也是中国人的精神安顿问题。

我们这部书的撰成，曾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助。首先，湖南科技学院不仅在相关图书资料、数据库的建设上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且在研究后期，纳入了该校的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舜文化研究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的立项课题《舜文化与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研究》的研究，并在各方面给予了支持。此外，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尤其是哲学研究所，对我们的工作给与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广州中医药大学在学术上随时给予各种方便。我们的拙著分章写成后分别在《孔子研究》、《新国学研究》和《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等刊予以刊载。尤其要感谢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陈瑛先生审阅了部分书稿，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新国学研究》主编、博士生导师王富仁教授，他曾经看过本书的大部分书稿，并提出过极宝贵的修改意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刘小枫教授，他在中山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看了大部分书稿，并就本书的出版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孟世凯、宫长为研究员和中国东方道德研究所所长王殿卿教授，在他们讲学、开会时，王田葵教授同他们面对面的交流，广泛听取了许多精邃深微之见；蔡自新、蔡建军、邓尧忠以及湖南科技学院陈仲庚、张京华、翟满桂、杨金砖、尤慎诸教授也给予了切实的帮助。以上各单位及个人对我们的事业的热情支持和赞助，在此编次成书之际，我们表示极为恳切诚挚的感谢之意。

本书中如有不妥之处，请读者多赐指正。

                                                                                                                                                     何红斌

2010年10月于广州珠江滨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