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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典》新解（六）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六） 加入时间：2013/6/7 8:53:00 admin 点击：2482 |
扑作教刑，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注云：“扑，槚楚也。扑为教官为刑者。”《礼记·学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郑玄注：“夏，槄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挞犯礼者。收谓收敛整齐之。威，威仪也。”孔颖达疏：“‘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学者不勤其业，师则以夏楚二物以笞挞之。所以然者，欲令学者畏之，收敛其威仪也。”孔颖达《尧典》疏：“官刑，鞭扑俱用，教刑唯扑而已，故属扑于教，其实官刑亦当用扑。盖重者鞭之，轻者扑之。”伪孔传：“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学校之刑也。”是扑人用夏与楚两种东西。楚即荆条。夏与槚古通用。夏即槄，《尔雅·释木》：“槄，山榎。”郭注：“今之山楸是也。”山楸即山核桃树。学生学业不勤，教师则以荆条或楸木扑之。虽不似皮鞭抽打厉害，坚硬的荆条与楸木扑挞之痛楚亦必不轻。 据“扑作教刑”一句，知舜时已有学校教育，而且采取体罚的办法教学。但是舜时究竟有没有学校呢？《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古到什么时候，没有说。《孟子·滕文公上》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肯定夏殷周三代有学校，夏之前有没有学校，也未说。但是它指明了三代学校教育的中心内容是明人伦，而据《尧典》经下文“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知舜极重视人伦教育，命司徒专管此事。据《周礼》，司徒一职恰是掌邦教的教官，有以“乡三物”教万民的职责。夏之前即使未有学校，而人伦教育确已存在。有了教育，施以一定的强制性手段亦不无可能。 金作赎刑。 此句存在两个问题，一、什么样的罪过可以赎，二、金是什么。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意善功恶，使出金赎罪，坐不戒慎者。”《潜夫论·述赦篇》：“‘金作赎刑’，‘赦过宥罪’，皆谓良人吉士时有过误，不幸陷离者尔。”《国语·齐语》：“小罪谪以金分。”韦昭注云：“小罪，不入于五刑者。以金赎（按赎当作分），有分两之差，今之罚金是也。《书》曰：‘金作赎刑。’”伪孔传：“误而入刑。”孔疏：“过失杀伤人。”蔡沈《书集传》：“赎，赎其罪也。盖罪之极轻，虽入于鞭扑之刑，而情法犹有可议者也。”是知可以金赎之罪，须人是好人，罪是小罪，且犯罪是出于不戒慎。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据郑玄《驳五经异议》“赎死罪千锾”之说，以为死刑也可赎。郑玄所云乃汉代情况，不足以证舜时死刑可赎。因为舜时实际上无死刑。“象以典刑”中包括大辟，即大辟可以“布衣无领”代替。“流宥五刑”说的流刑，即流放远方，而流刑是当时最重的刑罚。 金是什么？《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金，黄金也。”伪孔传说同。《尚书·吕刑》：“其罚百锾。”伪孔传：“锾，黄铁也。”二者都是讲赎罪，一云黄金，一云黄铁，而且铁明明是黑色，却言黄铁，这是为什么？《尔雅·释器》：“黄金谓之。”又：“白金谓之银。”是黄金白银都叫金。《周礼·考工记》“攻金之工”以下有“筑氏为削”，“冶氏为杀矢”，“桃氏为剑”，“凫氏为钟”，“栗氏为量”，“段氏为镈器”。他们所攻的都是合金青铜，却都叫“攻金之工”，说明古代也称铜为金。铁的出现较晚，西周纵使有铁，也绝不会大量通用。那么，《吕刑》的锾字伪孔传何以解释“黄铁”呢？其实他说是黄铁是铜。铁是黑色的，焉有称黄之理！故孔颖达疏云：“此传‘黄金’，《吕刑》‘黄铁’，皆是今之铜也。”王鸣盛《尚书后案》：“马云‘金，黄金也’者，谓铜也。《禹贡》‘金三品’，郑云‘铜三色’，是铜，赤金，古赎罪用铜也。”按孔疏王案之说是。古人云“黄金”，所指就是铜，马融、伪孔说不误。用真正的黄金赎罪是汉及汉以后事。 更重要的问题是尧舜之时能否有赎刑，赎刑是否用铜。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言及“金作赎刑”时说：“金属货币是周朝才有的东西，当然不应在尧舜的书上发现。”梁氏意谓“金作赎刑”是周代的事，是周人追记《尧典》时加进去的。铜作为交易之货币固然是以后的事，但是铜作为兵器，据文献记载，出现却很早。《管子·地教》云：“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又云：“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吕氏春秋·荡兵》：“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是蚩尤之时已用铜制兵器。铜虽尚未产生交换价值，不能作为货币使用，却有很大的使用价值，用它赎罪，是可能的。《管子·中匡》：“甲兵未足也，请薄刑罚，以厚甲兵。于是死罪不杀，刑罪不罚，使以甲兵赎。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罚以胁盾一戟。过罚以金钧。无所计而讼者，成以束矢。”《淮南子·氾论训》说同。以兵器作赎刑，是春秋时代确有之事，那么尧舜时代既已有铜，又有战争，“金作赎刑”的“金”用作兵器，也并非不可能。此可解梁氏周朝以前无金属货币因而不可能“金作赎刑”之疑。尧舜时代尚无明显的私有财产，连同人本身在内的一切东西都属于氏族、部落。赎刑，犯罪通常是个人的，而赎刑的过程应当在氏族与氏族或部落与部落之间进行。一人犯罪，要由他的氏族或部落负责赎刑。这是三代以后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由此说来，尧舜时代刑罚就其手段来看，共有象刑、流刑、鞭刑、扑刑、赎刑五类，五类刑罚往往有交叉的现象，然而并行不悖。最重的当为流刑，其次是象刑，其次是鞭、扑，其次是赎刑。受象刑的人居族人之中，为人所不齿，等于被人视为“非我族类”一般。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对于氏族公社的人来说，当然比鞭扑之皮肉之苦更难以忍受。 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这两句话是讲刑罚施行过程中的灵活掌握问题。意谓施行刑罚要有所赦，有所不赦。上句言该赦的，下句言不该赦的。蔡沈《书集传》谓“此二句或由重而即轻，或由轻而即重，盖用法之权衡，所谓法外意也”，很有见地。 对此二句的具体解释，古人是不同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眚灾为月食说。意谓一旦发生月食，人君就要省刑、赦罪。他据《左传》庄公二十五年：“非日月之眚不鼓。”杜注：“眚犹灾也。”以及《乾象通鉴》引《尚书纬》曰：“当赦不赦，月为之食。”《开元占经》引石氏曰：“若月行疾则君刑缓，行迟则君刑急，故人君月有变则省刑。《书》曰：‘眚灾肆赦。’”等材料，相信眚灾是月食，天上发生月食，地上人君就要赦罪。这一说法显然不可信据。第一，从历史发展上说，灾异说产生于春秋战国，兴盛于汉代，尧舜时代无此思想。第二，从训诂上说，日月之食固然可谓之眚，但是眚不仅仅是日月之食。第三，从经上下文看，下句“怙终贼刑”是讲人，上句“眚灾肆赦”亦应是讲人。若是讲灾异，则不合古人行文的习惯。除此之外，各家理解亦有分歧。《史记·五帝本纪》肆字作过，郑玄本亦如此。《集解》引郑玄注云：“眚烖，为人作患害者也。过失，虽有害则赦之。”烖，古文灾字。郑氏说是根据《康诰》“人有小罪非眚，乃唯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唯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而来。《康诰》此段经文约而言之，大意谓人犯小罪，未造成灾害，但他坚持不改，怙恶不悛，不能不杀。人犯大罪，但是能改正，纵使造成一定的灾害，也可不杀。 “怙终贼刑”，《集解》引郑玄云：“怙其奸邪，终身以为残贼，则用刑之。”此句之解与上句一样，都取《康诰》经义。郑玄对这两句话的解释，大意是这样的：人犯了罪，造成一定的患害，有了过失，但是他能改正，不再犯，对这样的人应当赦免。人犯了罪，或许并未造成太大的患害，但是他怙恶不悛，屡教不改，终身做残贼之人，对这样的人必用刑。上下两句互文见义。上句有无怙终之义，下句有无眚灾或小眚灾之义。郑玄的解释是正确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断作：“眚灾过，赦；怙终贼，刑。”说明点校者也赞成郑说。 另，伪孔传说：“眚，过；灾，害；肆，缓；贼，杀也。过而有害，当缓赦之。怙奸自终，当刑杀之。”此与郑玄说不同。《春秋》庄公二十二年：“肆大眚。”《谷梁传》云：“肆，失也。眚，灾也。”杨疏云：“‘肆失也，眚灾也’，言‘肆大眚’者谓放失大罪恶，灾犹罪恶也。”又云：“孔安国云：‘眚过灾容肆缓也，过而有害，当缓赦之。’此传云：‘肆，失也。’则亦缓之类。”按，失当作佚，放纵之意。是伪孔传在经文训诂上并不误，但训释经义则不如郑玄明通准确。按伪孔传的训释，经文上句“眚灾肆赦”是凡有罪过的皆释放，没有条件。如果经文仅此一句，这样训释尚可，意同《周易》解卦“大象”之“赦过宥罪”，谓君子应当宽刑，小罪要赦免，大罪宜宽缓。但是《尧典》经文有下句“怙终贼刑”。依伪孔意，是“怙奸自终，当刑杀之”，刑杀是有条件的。一句说大罪小罪都无条件宽宥释放，一句又说该杀者必杀，两句不成对文，意义不连属。于鬯《香草校书》卷五训贼为则，可备一说。 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孔颖达《尚书正义》谓经文此二句是舜说的话，是对的。《尔雅·释诂》：“钦，敬也。”敬，做事严肃认真。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谓古文《尚书》恤皆作卹，今本作恤乃卫包所改。《史记·五帝本纪》恤作静，《集解》引徐广曰：“今文云‘惟刑之谧哉’。《尔雅》曰：‘谧，静也。’”段氏《撰异》云：“《史记》作静者，以故训易其字，使读者易通。谧训静，故易为静也。若古文作卹，亦是静慎之意。”又云：“卹、恤与谧、洫皆同部相假借，皆谓慎静。盖静、慎意得交通，未有心气不静而可谓之慎者。未有能慎而浮妄之动不除不貊然宁静者。卹、谧皆谓慎刑，无二义也。方兴伪传训忧，误矣。”段说根据是《诗·周颂·维天之命》“以谧我”，今毛诗作“假以溢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引《诗》作“何以恤我”。《尔雅·释诂》云：“溢，慎也。”又云：“谧，静也。”《庄子·齐物论》“以言其老洫也”，《经典释文》：“洫，本亦作溢，同音逸。”按，段说是。经文全句意谓舜告诫说，你们可要认真又认真啊！刑罚这种事情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冷静审慎。伪孔传释恤为忧，恤固有忧义，然而在此训慎、静为长。 流共工于幽洲， 《礼记·射义》郑玄注：“流，放也。”其实相当于今语之流放。洲，《孟子·万章》、《大戴礼记》、《淮南子》、《礼记·射义》郑注、《左传》文公十八年疏引此经皆作州。幽洲，《后汉书·侯霸传》光武赐霸玺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庄子·在宥》：“流共工于幽都。”《史记·五帝本纪》：“请流共工于幽陵。”是又作幽都、幽陵。《史记集解》引马融云：“北裔也。”孔颖达《尚书正义》：“裔训远也。当在九州之外，而言于幽州者，在州境之北边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王鸣盛《尚书后案》：“郑云幽州北裔（按，与马说同，见《诗·小雅·蓼萧》疏引）者，舜分燕以北为幽州，是北裔也。当时必实有一地以流之，但已无考。《括地志》云‘在檀州燕乐县’，即今密云县，恐臆说也。”按王说是。舜将共工流放到北方边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在幽州境内或境外，故曰幽州。究竟是什么地点，今无可考亦无须考。 关于共工，《左传》文公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搜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杜预注：“穷奇谓共工，其行穷，其好奇。”孔颖达疏引孔安国云：“共工官称也，其人为此官，故《尚书》举其官也。”《左传》谓共工是少皞之不才子。那么少皞是什么人呢？《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自称其高祖是少皞挚。谓少皞即挚。《史记·五帝本纪》谓挚是帝喾之子，尧是他的弟弟。《五帝本纪》又云：“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索隐》：“玄嚣，帝喾之祖。”《世本·帝系》亦云“黄帝生玄嚣”，宋忠注曰：“玄嚣，青阳，是为少皞，继黄帝立者。”《左传》昭公十七年孔疏：“《世本》及《春秋纬》皆言青阳即是少皞，黄帝之子，代黄帝而有天下，号曰金天氏。少皞氏，身号；金天氏，代号也。”这些古代文献记载出入甚大，既云少皞是帝喾之子，又说是黄帝之子，代黄帝而立者。近人吕思勉《读史札记》更云“少皞即蚩尤也”。 关于共工的说法尤多，依《左传》文公十八年及杜注说，共工是少皞之不才子。而《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以水纪”下杜注又说：“共工以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农前，太皞后。”《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论衡·谈天》说同。《史记·律书》：“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此说共工与颛顼同时。据《世本·帝系》和《史记·五帝本纪》颛顼是黄帝之孙，而舜是颛顼的六世孙。《国语·周语》载太子晋云：“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此说共工与鲧同时。《荀子·成相》：“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此说共工与禹同时。《战国策·秦策》说同。 以上诸说共工，时间差距很大，唯一可能成立的解释，是文献中所说共工非指一个人，而是先后几个人。他们都是共工这个氏族的代表，时间有先后，亦不必是一个父系血统的继嗣，他们是氏族内部推选产生的。原始氏族社会通常如此。摩尔根《古代社会》介绍的易洛魁人的氏族就是“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于哪一氏族”。“酋长必须从本氏族成员中选出，他的职位在氏族内部世袭。”（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3页、81页。）注意，是氏族内部世袭！酋长的名字应当就是氏族的名字。“共工”是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不是一个叫共工的人活了无数世代，也不是文献记载混乱。共工是一个氏族，酋长屡换，而氏族常在。“流共工于幽洲”，舜将共工流放到北部幽洲一个地方去。 放欢兜于崇山， 欢，经文原作，《史记》作讙，今简化字作欢。欢兜的罪过，经上文有言曰：“欢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帝曰，吁，静言庸违。”《史记·五帝本纪》以训诂代经文，说：“欢兜曰：‘共工旁聚布工，可用。’尧曰：‘吁！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下文又说：“欢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正义》：“工师，若今之大匠师。”《论衡·恢国篇》亦云：“共工之行，靖言庸回，欢兜私之，称焉于尧。”是欢兜的罪过在于与共工阴相比奸。《左传》文公十八年：“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杜预注：“帝鸿，黄帝。浑敦谓欢兜。浑敦，不开通之貌。”《左传》所记欢兜的罪过与《史记》义同而文加详。 《礼记·射义》郑玄注：“流，放也。”流训放。流与放都是今语流放之意。流、放以及经下文之窜、殛，四字同义，实无差别，为了行文的需要才分别使用四个不同的字。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经典窜、蔡、杀、四字同音通用，皆谓放流之也。”经下文殛字义同，说见下。蔡沈《书集传》谓“流，遣之远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于此，不得他适也。窜则驱逐禁锢之，殛则拘囚困苦之，随其罪之轻重而异法也。”蔡氏训释四字，其实不错，但不知此四字乃互文见义，所释四字之义，全部适用于每个字。谓“随其罪之轻重而异法”实属无稽之谈。流、放、窜、殛四字文异义不异也。 崇山，《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南裔也。”即南方边远之地。具体地点，据《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盛弘之《荆州记》曰：“崇山，《书》云‘放欢兜于崇山’，崇山在澧阳县南七十五里。”孔颖达《尚书正义》：“《禹贡》无崇山，不知其处，盖在衡岭之南也。”王鸣盛《尚书后案》谓：“其地不可的知也。杜佑云‘在澧州澧阳，本汉零陵地，今为澧州永定县’，恐臆说也。”今按，崇山地望虽不可确指，说在南裔，大江之南，当不误。如同共工之流于幽洲，当时必有一个具体的地点，则是肯定的。 另，《史记·五帝本纪》在流、放、迁、殛四句之下，依次有“以变北狄”、“以变南蛮”、“以变西戎”、“以变东夷”四句。《大戴礼记·五帝德》亦有此四句。对于变字的解释，古有两说，一说，《史记正义》引徐广云：“变，一作燮。”燮，和也。“以燮北狄”，“以燮南蛮”，意谓流放四凶，让他们改变狄蛮戎夷之风俗为中国之风俗。《史记正义》云：“言四凶流四裔，各于四夷放共工等为中国之风俗也。”就是此意。另一说，用夷狄之风俗改变四凶，使之同于夷狄。《史记索隐》云：“变谓变其形及衣服，同于夷狄也。”就是此意。两说孰是？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以为《索隐》之说非。今按，《索隐》之说是。流放四凶，是一种最严厉的惩罚，让他们变同夷狄，符合流刑的原义，况且个别人作为罪人落入夷狄之中，事实上只能为夷狄所改变。《史记正义》引《神异经》“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鸟喙而有翼”，“名曰欢兜”；“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飞，为人饕餮，淫逸无理，名曰苗民”；“东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皆曰云是鲧也”云云，虽是神话性质的文字，但也透露出一点历史的消息：四凶未曾将夷狄变为中国，而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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