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生和《尚书》

李洪岩

《尚书》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书。但是，在儒家十三经当中，《尚书》的真伪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学者。经义最久远、最难于分明者，以《尚书》为最甚；存在今古文的分别，以《尚书》为最早，也以《尚书》为最纠纷难辨。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经感叹自己“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便是“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王氏认为，《尚书》难读的原因有三：讹阙，一也；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三也（《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以王氏一代大师的感慨，也就可见《尚书》的难通了。因此，清代学者皮锡瑞在其《经学通论》中认为，学习钻研《尚书》，如果不先考察今古文问题，必然茫无头绪，治丝益棼。这就是说，要了解这部古老经典，就得考辨其学术源流，追溯今古文问题的滥觞，然而要做到这些，又必须首先了解伏生这一《尚书》学史上的关键性历史人物。

伏生，名胜。“生”是尊称，犹“先生”之意。他是秦汉时期济南（郡治今章丘）一带的著名学者，今文《尚书》最早的传播者。据清末学者陈蜚声（山东潍县人）所著《伏乘》一书考辨，伏生生于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卒于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61），享年99岁。这是悬度之词，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大致不差。有关伏生的直接历史资料很少，许多问题已无从考察。但历代学者均一致承认，伏生在中国文化史、经学史、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汉一代的《尚书》学者无一不出自他的门下，历代今文《尚书》学者也无一不在学术上以他为宗师，恪守其家法与师法。宋元之际学者吴澄就曾作诗说：“先汉今古文，后晋古文今。若论伏氏功，遗像当铸金。”（陈梦家《尚书通论》106页引）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也曾作诗称赞他：“秦燔直多事，圣泽流孔长。齐鲁尊博士，日月炳重光。祠古碑无字，经传书有香。抠衣一展拜，肃然瞻阶堂。”（《聊斋诗集》）经学家皮锡瑞甚至将自己所居书屋署名为“师伏堂”，以示对作为今文学派开山祖师的伏生的崇拜。

据传，伏生是伏羲氏的后裔（《伏乘·氏族考》），是孔子学生子贱之后（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他的近祖由陈国（都今河南淮阳）迁徙到鲁国（今山东南部），后定居于济南。济南在西汉初置郡，领有今天的济南、章丘、济阳、邹平等地。传说伏生年仅十岁时就拜冯翊（今属陕西）人李克（一说李克即李悝）为师，开始学习《尚书》，对于上古四代之事，已经知之甚详。史书记载李克是孔子学生子夏（卜商）的弟子,因此,伏生的师承是直接孔子的。这些是否可信，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伏生的学习相当艰苦。他曾把自己关在阴冷潮湿的石头屋子里，在腰部缠上一条大绳，每读一遍《尚书》就在绳上打一个扣结。不久，80尺长的大绳就完全打满了结（段成式《酉阳杂俎》）。

秦时，伏生做了国家的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博士是“掌通古今”的官。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请焚毁“《诗》、《书》、百家语”。不久，许多儒生又被活埋在山谷之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隋朝的牛弘称之为中国古籍五大厄运的第一大厄运。伏生因为是博士，并没有遭受焚书坑儒的迫害，得以幸免。但秦朝末年发生了战乱，刘邦、项羽等英雄豪杰继陈胜、吴广之后相继起来造反，此时伏生躲不过去了，便不得不把自己那部心爱的《尚书》藏在夹壁墙内，出外流亡避难。西汉统一后，伏生回到家乡，找到那部被他藏起的书，结果丢失了数十篇，只剩下28篇（班固、司马迁说是29篇，大概加入了后得的《泰誓》。另有他说多种）。于是，伏生便以这28篇在齐鲁一带讲授，由他的学生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隶书在当时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楷书，便于认识，因此汉代称隶书为今文，用隶书写下的《尚书》便称为今文《尚书》。我们今天通常所见的《尚书》，就是伏生所传的这个本子。

到孝文帝时，天下安定，经济也复苏起来，以后还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于是，朝廷开始着手搜集以前散失的各种古代典籍。当时文帝想找一位懂得《尚书》的人，可找遍天下只有伏生一人，便想召他进宫。可这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走不动了。不得已，文帝只得派太常掌故朝（亦作晁）错亲自去向伏生求教。朝错到了伏生家里，伏生由于年纪太老，已经连话都说不利落了，只得叫自己的女儿羲娥（又名佚）传话来教授朝错。这样，伏生的女儿羲娥便成了传播《尚书》最早的女学者，明人张延登曾赋诗赞叹道：“嬴氏干天纪，六籍付灰烬。博士焚其业，挟书有酷禁。不谓笄黛流，能习此典训。微言代以明，允执发真蕴。翩翩曹大家，续汉史不紊。之子传绝学，古文得正印。伟哉两文苑，千载流芳韵。”

关于伏生向朝错授经的情形，后人曾作画刻碑描述。史载唐代大诗人王维就画过一幅“伏生授经图”。《邹平县志·艺文考》记录了明朝崇祯年间一块伏生传经碑的内容。据说伏生讲学的地方古柏阴森，芭蕉茂密，十分幽静。伏生高坐在水边台地中央，一幅修长的须髯，两道宽大的眉毛，满头垂耳的白发，凭几执尘,若有所思，仿佛神仙一样。他身后是羲娥，现出半边身子，坐在大石后。左边是一个捧书的童子。前面一人端坐古松旁，幅巾深衣，在横条桌上记录着什么，这便是朝错。有两个警卫的士兵执杖远立在树外，似有所语。清代诗人王士禛就此赋诗赞叹说：“祖龙枉以吏为师,牵犬东门笑相斯。转盼阿房化焦土，千秋人拜伏生祠。”

从伏生开始，今文《尚书》传授开来并形成若干学派。最早由伏生传给济南张生与千乘（今山东高青东）欧阳生。欧阳生传同乡兒宽，一直到欧阳生的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之学。欧阳高授济南林尊，林尊授平当、陈翁生。平当授朱普和鲍宣；陈翁生授琅邪（今山东诸城）殷崇和楚人龚胜。张生的一脉首先传山东东平人夏侯都尉，都尉授同乡夏侯始昌，始昌授夏侯胜，为《尚书》大夏侯学。夏侯胜传夏侯建、周堪、孔霸。周堪授牟卿、许商；孔霸传子孔光；夏侯建传张山拊。张山拊授李寻、郑宽中、秦恭、陈假仓、张无故，为《尚书》小夏侯学。以上便是经学史上著名的汉代“欧阳、大小夏侯并立”局面（《隋书·经籍志》）。通过这种学派的蔓衍，更加显示出伏生在《尚书》传播史上前驱先路的始祖地位。后代学者曾绘出多幅《尚书传授图》来清晰地勾勒这种师承关系（详见吴调甫《经学概论》）。

所谓古文，是指汉代以前的文字，马端临谓为科斗或蝌蚪书，皮锡瑞谓为古籀书，或又谓篆书，西汉已不通行，好像我们今人之视篆隶，不能人人尽识，所以叫做古文。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尚书》就叫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的版本共有七种，即：鲁恭王刘馀所得壁中书，河间献王刘德所得本，杜林漆书一卷，张霸百两篇，刘向所用中秘本，刘陶本，东晋豫章内史枚赜（又作梅赜）所献孔传本。这七个本子，前面的六种已经散佚，看不见了，只有最后一个本子还看得到，在《隋书·经籍志》和孔颖达的《经典释文·叙录》中也都有记载。然而，这个本子经几代学人的怀疑，到了清代著名学者阎百诗（若璩）手里，用毕生精力为之疏通证明，结果发现竟然是一部欺世盗名达千载之久的伪书,铁证如山,因而被称做伪古文《尚书》，虽有人为它大鸣冤词，也未能翻过身来。

这样，我们就更加清楚了，所谓《尚书》，实际上只是指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并不包括古文《尚书》在内，其原因正如皮锡瑞所说：“篇名文字多伪，皆属古文。古文有伪，伏生所传今文二十九篇，固无伪也。”皮锡瑞是个很武断的今文经学家，许多话常常意气用事，含有攻击古文学派的门户之见，但这里所讲今古文《尚书》情况，却很正确。当然，也曾有学者对今文《尚书》产生过怀疑（胡鹏南《书经问答》：程子疑《金縢》，朱子疑《大诰》），但这与否定古文《尚书》的情形相比，则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鉴于伏生的突出贡献，后人对他的评价相当高，甚或认为中国没有沦为所谓“彝翟人类”，没有化为禽兽，完全是伏生的功劳；如果没有伏生，那么经书就无法传授下来，人们也就不会懂得修己治人之事，天下终究会如长夜，一片黑暗（《伏乘·张序》）。这未免过于夸大了。清代学者崔东璧曾经说，欲探求尧舜时期的历史，非《尚书》无由知之。如果没有伏生，则二十八篇之书不传，人们对于禹汤文武之事也就莫得其详。因此，传《尚书》之功以伏生为最（《考古续说》）。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公允的。

伏生死后一千年还受到封侯，被称为先儒圣贤，得以配享孔庙，成为历史上仅次于孔子的大圣人之一，获得历代文人墨客的顶礼膜拜。他的子孙后代也多成为达官贵人，有的还做了皇后，在两千年中蒙受着他的功德。

传伏生的著作有《伏生大传》，皮锡瑞认为《尚书》之确实凭据当首推此书。《伏乘·辑伏氏佚书》收三卷，另外清陈寿祺有辑本，凡四卷，补遗一卷。按郑玄序所言，张生、欧阳生等数人各论所闻，作章句并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尚书大传》。考察该书的内容，其文字与经义在离合之间，唯《洪范五行传》首尾完备，因此后代学者一般都信从郑玄之说。

（《文史知识》199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