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度（节选）

熊得山

井田制度，恰是在黄帝至唐虞的氏族部落间的产物，事实上，黄帝至唐虞也只是几个部落的名称，决不能称为什么天子或皇帝，以这样的生产技术也能反映出什么天子或皇帝来。那中国真可配称为“神州”了。

封建时代的井田制

从黄帝到唐虞，既只所谓新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那末，他们所资以生活的，必定是原始的农业与畜牧无异。说到他们的农业，不要想到就能利用牛马的力，并且就有了那样进步的“犁”。据今日在南非洲和昂哥拉的地方，他们还只能用木枝的锐端，在有湿度的地面上穿孔之后，用以栽植农作物，故在这种场合，且属于温带地方的每一平方哩只能养活七十人；纵然黄帝到唐虞时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已不只用木枝的锐端，或且能“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然仍不能利用兽力，仍没有利用兽力的铁器，那一平方哩至多也只能养活一百人。故黄帝苟非神圣，决不能在帆船、牛马还没出现（纵然牛马出现，或者还不知道利用）的时候，而能“旁行天下”，“合符釜山”的，故在这一个时期，决是自然的氏族部落，各不相属的并立着，因为经济的力量，还无由发生这个联系的原故。

我何以要认定封建的雏形只是开始于夏？其理由有三：（一）从唐虞到夏，已由新石器进到铜石器，其表现于生产技术上自有相当的进步。（二）我们知道古代的文化，都是河流的文化，如印度之于恒河，埃及之于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之于幼发拉底斯河、底格里斯河是。人们既藉这种自然灌溉的恩惠，而能孳养生息，亦必发生很大的集团出而料理河工，如修闸、筑堤等等，顾料理河工等事决非普通的农民所能济事，必能真确地知道洪水的纪录，定期的泛滥，冰雪的融解，雨水的季节，架桥修闸的技术，天文数学的学识，才可担负得起这件大事，然而这样说来，须有长期的分工才行。即一方非有专事生产的农民，一方非有完全脱离生产领域而专事于技术和学识的修养不可。然苟如此，即是治者阶级与被治者阶级形成的滥觞，殆亦封建制度所以发生的从来。中国古时为黄河流域的文化是不错的，也赖有这个黄河流域，才能形成各个的氏族部落，然只是各个的氏族部落，从黄帝到唐虞，各部落间决没有何等主从的联系。以极惯于泛滥的黄河，从黄帝到唐虞间竟没有提及一回治河道的工程，宁非咄咄怪事，岂是黄帝到唐虞约略数百千余年间黄河不曾泛滥过一次？若是曾经泛滥过，而各部落间又有严格的主从关系，岂仅坐令泛滥，坐与波臣为伍？我敢断言，黄河此时也是泛滥的，所以没有提及治河的工程，必定一是各个独立的氏族部落不相联系，二是该时代的氏族部落其智识上也只认泛滥同地震暴风雷雨一样，为不可抵抗的自然力，准备听天由命罢了。可是到了虞夏之间，也有了“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天文学，这明明是有了治者阶级的模型，也正是实际生活进展上之必然的要求，实际生活既有进展，其经济的联系，亦必比较的扩大，尤其黄河横亘的面积至为辽阔，要使之不起泛滥，直接成为人类生活的益流，也当然不能以邻国为壑的办法，自非各处通力合作，穷源竟委不可。所以到这时候有所谓禹的，竟能把这个“汤汤洪水方殷，荡荡怀山襄陵”的黄河，弄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这却是封建时代的象征。在古代社会只有于治理辽阔的泛滥的河水工程上，才足表现其为封建时代，才足表现其不是各个独立的并列的氏族部落，才足表现其经济联系的扩大，不只是数十人乃至数百人的一个集团。（三）黄帝至唐虞的中间，年代难考，系统难分，而且其中还夹得有所谓禅让问题，即此数点，足以为氏族部落的象征，正可证明其为并立的各不相连属氏族部落。若说为封建时代，自有传统的封建思想，英雄观念，来把这个宝座由已系的继承起来。我决不相信什么“尧德如天”、“舜德如地”而不以王位自私的这一套胡说，然而一到夏时，叫禹王的就毫不客气，就把宝座直接传给他的儿子叫启的。故由这点说来，封建也是开始于夏代的。

我们把氏族部落与封建阶段弄清楚之后，照各国经济史的比例，就可知道井田制度的原起，并其变形变质以至于瓦解，庶不至坠入儒家宣传的五里雾中而不知端倪。黄帝至唐虞既还是氏族部落时代，那末井田之存在于该时，犹之密尔、马克等之存在于前封建时代一样，然入夏到周，井田就已变质变形，而非复井田原起的意义了。

中国由神农以前的社会，可叫作原始共产社会，由神农以至唐虞之间，可叫作氏族共产社会，由虞夏以至于周，可叫作封建社会。我何以这样分法？每一个社会的发展，就是生产技术的进展，而生产技术的进展，即依当时的生产工具以为断。据《吕氏春秋》云：“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又据《越绝书》云：“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据此看来，当时的生产工具，犹不能出乎自然的林木、石块乃至鸟兽的皮革以外，其生产物之仅能满足原始的欲望，或至不能果腹可知，其生活集团之狭而且小可知，故认定该时为原始共产社会。

（熊得山：《中国社会史研究》，《民国丛书》第五编第61册，上海书店据昆仑书店1929年版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