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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时代研究（节选）（八）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七） 加入时间：2013/6/5 10:49:00 admin 点击：2636 |
尧舜时代研究（节选） 马光 结 语 通过前文研究不难发现，尧舜时代在中国上古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上承炎黄，下接禹夏，时代赋予她特殊的意义。尧舜时代正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孕育期，此前的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此后的夏是中国的第一个王国。尧舜时代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尧舜时期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笔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她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征。 首先，考证尧舜事迹。 由于传说资料的特殊性，笔者首先对尧舜时代传说的基本文献资料作了分析，并就时间上相当于尧舜时代的陶寺遗址做出基本判断，同时对疑古思潮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笔者就尧舜的出生地、主要事迹及都城葬地等问题做了相关考证，同时考察了尧舜的世系与后裔。 由于史料没有尧出生地的直接记载，只能从尧母及其封地来作出推断，尧母居地伊祁山(今河北顺平县)及尧初封唐(今河北唐县)，尧的出生地应当在这个范围之内。尧的主要事迹是制定天文历法，实行阴阳历，同时选举贤能。 关于舜的出生地，笔者通过分析与舜出生有关的地名诸冯和姚丘，最后得出舜出生地在今山西永济的可能性更大。同时，史料记载中舜活动的地名大部分在晋南，表明舜在晋南活动。舜的主要事迹有包含早年劳作和家庭关系的处理，以及舜在继位前尧对舜的一系列考察，这是舜摄政前的事迹。考察合格后，舜摄政，主要事迹有观测天象、修订历法、祭祀天地、巡狩四方、划州封山、制定五刑、除四罪、设官分职。 对于尧舜的都城，笔者认为尧都平阳、舜都蒲坂，二地都在今晋南。尧舜葬地也涉于笔者考辨内容，尧葬地今已不可考，舜葬地在今湖南零陵可能性较大。 其次，考察了尧舜时代的文明发展程度。 笔者对尧舜时代文明发展程度的考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尧舜时代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另一方面指国家起源问题，即对尧舜时代社会形态进行研究。 尧舜时代社会生产发展程度已经达到史前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也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手工业快速发展，铜的冶炼精度较高，铸造掌握了复合范铸，反映了社会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陶器制作技术得以进步，改变了过去手制的方法，掌握了轮制技术。骨器、玉器的制作趋于多样化、专业化。同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从事手工生产的专业工匠，某些手工业脱离了农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 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们文明程度，社会上要求礼仪、习俗规范化。在此情况下，各种制度开始萌芽、发展。尧舜时代初步形成了一套祭祀天神、地祗、人鬼的吉礼；凶礼也初见端倪，有了较为固定的埋葬习俗；作为宾礼的朝觐和会同之礼业已形成。出于治理洪水得需要，公共事务的管理越来越显得重要，最后导致出现了从事管理的“官员”，这样“官制”得已确立。“官员”选拔的标准是选才以贤，并且设置了考核制度。同时，刑法得以萌芽，设置了象刑、流刑、鞭刑、扑刑、赎刑五种刑罚。在生产过程中，尧舜先民观测天象，制订了天文历法，实行了阴阳历。当然这些制度正是萌芽、起源期，尚未完善。但其作为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一段，其地位不应低估。 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发展的同时，尧舜时期精神文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符号文字在陶寺遗址的发现，为学者研究、探讨中国文字起源和早期文明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音乐、舞蹈、绘画也体现了尧舜时代精神发展面貌。 随着尧舜时代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尧舜时代已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正向国家过渡。资料表明，尧舜时代社会组织为族邦联合体，并且有如下特点： 第一，族邦联合体中设有首领，首领拥有最高权力，组成联合体的族邦在地位上具有不平等性。 第二，族邦联合体中出现了人力、物力等资源的管理机构或管理者。 第三，族邦联合体中出现了社会分层现象。 这些特点表明，尧舜时代的社会组织不是传统说法中的部落联盟，而与塞维斯酋邦进化理论中的酋邦阶段相对应，且已处于酋邦晚期，国家即将破茧而出。在此情况下，禹通过治水、征伐战争，在族邦联合体中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最终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夏王朝最终建立。 最后，考察了古代尧舜祭祀文化。 从先秦开始，古代尧舜祭祀活动就没有间歇，并在不同阶段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和类型。先秦时期，古代尧舜祭祀主要是祖先祭祀，尧舜被作为祖先加以祭祀。秦汉时期，祭祀尧舜活动仍然不断。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天帝祭祀，成为这个时期祭祀的新特点。与此同时，尧、舜被放在同等地位进行祭祀，这是尧舜祭祀的又一特点。隋唐宋元明清时期，除上述出现的祖先祭祀和天帝祭祀外，还出现了帝王祭祀和圣师祭祀。帝王祭祀肇始于隋唐，历经宋元明清，历代帝王庙祭祀得以完善和发展。历代帝王庙建立在京师，属于常祀制度，这是隋唐祭祀尧舜的一大特点。在帝王庙祭祀尧舜的同时，祭祀尧舜陵庙制度在宋元明清时期也完成，这是这一阶段尧舜祭祀的第二个特点。同时期，祭祀尧舜的第三个特点是圣师祭祀的出现和制度化。圣师祭祀始于明世宗，尧、舜被奉为圣师，在文华殿举行祭祀典礼，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改在传心殿祭祀圣师。 不管四个阶段尧舜祭祀为何种类型，祭祀尧舜活动由国家举行，并规定了祭祀的礼仪，属国家祭典性质。国家在祭祀尧舜的同时，加强了修护、重建尧舜祀庙陵墓的意识，致使古尧舜祀庙陵墓得以修缮。 历代之所以对尧舜加以祭祀，且日益规范化、制度化，是有内在原因的。尧舜祭祀是实现民族认同的一种方法，祭祀尧舜在民族认同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血缘认同，这是其最基本的含义；二是民族文化认同。从这两层含义来看，古代尧舜祭祀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试图通过加强血缘认同、民族文化认同来获得政治上的认同。具体来说，祭祀尧舜是古代帝王在血缘认同的基础上，通过认祖归宗的形式以获得其他民族、集团的认同，最终达到政治上的认同，而对尧舜文化道德的认可是后代帝王宣传忠、孝、德、义等思想，巩固其政权稳定、获得臣民效忠的手段之一。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尧舜事迹的影响来看，还是从尧舜时代的文明发展程度及祭祀文化来看，尧舜时代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这是本文写作的缘由和动力，就论文自身来看，其主要价值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整体上研究尧舜时代。过去对尧舜的研究，局限于尧舜时代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造成不能对尧舜时代的特征做出准确判断和定位。笔者以历史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多重证据法，从尧舜事迹、尧舜时代文明发展状况、古代尧舜祭祀文化三个方面入手，来阐释尧舜时代。通过笔者考察，可以得知：尧舜时代的发展史，也就是国家产生前夜的历史。研究尧舜时代文明发展，不仅便于定位尧舜时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而且有利于了解中国早期国家产生历程，同时也有利于完善、发展国家起源理论。 第二，论文就古代尧舜祭祀问题展开论述，填补尧舜祭祀研究上的空白。就笔者掌握资料来看，以往研究古代尧舜祭祀问题的学者少之又少，还没有专门研究古代尧舜祭祀文化方面的著作或论文，学者多集中于研究尧舜文化的现代意义。关于五帝祭祀文化的研究则多集中在炎黄二帝上，而尧舜作为传说中的两位英雄人物，其所处时代在历史上的地位并不低于炎黄时代。基于此，笔者在吸取前辈学者研究炎黄祭祀方法的基础上，对古代尧舜祭祀的阶段作了划分，并分析了每个阶段的特点，同时阐述了古代尧舜祭祀的类型，最后论证古代尧舜祭祀的本质。事实证明研究古代尧舜祭祀具有现实意义，这主要体现在祭祀尧舜的人文精神上，其一，祭祀尧舜有利于发扬尧舜优良道德文化传统，对尧舜文化的认同就是对优秀传统道德的认同。其二，有利于人民和谐相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今祭祀尧舜不是搞封建迷信活动，与相信鬼神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发自肺腑对尧舜的祭拜，做到心祭重于行祭。 当然，由于史料的问题，全面把握研究尧舜时代，尚有一定的难度，这需要结合更多考古遗迹的发掘，也需要专家、学者长期不懈的努力。笔者是在目前所能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尧舜时代在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和社会特征做出论述，以期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注释： ［1］(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 ［2］《太平御览》引，见《世本八种》宋注。 ［3］炎帝发明耒耜见于《易传·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4］［11］［21］［44］［48］［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陶寺遗址1983—1984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年第9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8］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管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集，1983年，第32~33页。 ［9］《太平御览》189，《初学记》6引《世本》云：“伯益作井。”亦云：“黄帝见百物始穿井。”无论井是黄帝时发明，还是尧舜时发明，改变不了尧舜时代使用井的事实。 ［10］周本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动物骨骸》，《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12］［14］高炜：《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收入田昌五、石兴邦主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60页。 ［13］高炜：《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收入田昌五、石兴邦主编：《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15］《礼记·祭法》疏引，《水经注》引《世本》无“郭”字。 ［16］《尔稚》释文、《太平御览》引《世本》，“尧使禹作宫”。 ［17］［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墓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 ［18］徐朝华：《尔雅今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 ［20］《周礼·春官·大宗伯》。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考古》2003年第9期。 ［23］［28］［30］［84］［89］［125］《尚书·尧典》。 ［24］《周礼·春官·大宗伯》。 ［25］王晖：《尧舜大洪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兼论从“满天星斗”到黄河中游文明中心的转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6］《礼记·明堂位》。 ［27］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31］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9页。 ［32］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0年第1期。 ［33］高炜：《陶寺出土陶文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年第3期。 ［34］沈长云先生认为陶扁壶上的朱书符号不是文字。该观点见于《虞舜文化研究集》(下)，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49~553页。 ［35］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2期。 ［36］《初学记》引。 ［37］《礼记·明堂位》：“垂之和钟。”郑注：“垂，尧之共工也。”下引。《尧典》记载垂被舜任命为共工，可见垂为舜时人，郑注有误。 ［38］《礼记·明堂位》：“叔之离磬。”郑注：“叔，未闻也。”下引《世本》：“无句作磬。”皇侃疏云：“无句，叔之别名，故《路史》注引《世本》乐录云：‘磬，叔所造，乃无句也。’” ［39］《类聚》引。 ［40］《史记·五帝本纪》：“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 ［41］《尚书·皋陶谟》。 ［42］《吕氏春秋·古乐》。 ［43］《文献通考》，《书钞》引《世本》云：“舜时，西王母献白环及玦。” ［45］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2页。 ［46］《礼记·乐记》。 ［47］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50］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1页。 ［51］同上，第120页。 ［53］同上，第125~126页。 ［54］易洛魁部落联盟设置了50名首领，这50名首领由组成联盟的5个部落中选出，但名额分配不均等，但这不是说某些部落有特权，其中摩霍克部有9名首领，鄂奈达部也是9名，鄂农达加部有14名，卡尤加部有10名，而塞内卡部则有8个名额。 ［55］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2~133页。 ［56］同上，第135页。 ［57］前文已提到易洛魁联盟有摩霍克、鄂奈达、鄂农达加、卡尤加和塞内卡五个部落组成。 ［58］［59］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6页。 ［60］同上，第113页。 ［61］［62］同上，第116页。 ［63］同上，第116~117页。 ［6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49~54页。 ［65］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6页。 ［66］谢维扬：《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67］主要观点见其专著《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68］叶文宪：《略论良渚酋邦》，《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1期；《部落冲突与征服战争：酋邦演进为国家的契机》，《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谢维扬：《酋邦：过渡性与非过渡性》，《学术月刊》1992年第2期。童恩正：《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1期。龚缨晏：《略论中国的史前酋邦》，《杭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澳)刘莉：《龙山文化的酋邦与聚落形态》，《华夏考古》1998年第1期。陈淳：《酋邦的考古学观察》，《文物》1998年第7期。何国强、曾国华：《从民族志和考古学资料看中国国家的起源》，《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李宏伟：《两种国家起源模式的比较研究——国家起源道路新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易建平：《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非专制酋邦与早期国家》，《史林》2004年第1期；《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王和：《关键在于突破部族结构的桎梏——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一点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沈长云：《酋邦、早期国家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酋邦理论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从酋邦理论到古蜀国家的建立》，《中华文史论坛》2006年第4期。段渝：《从血缘到地域：古蜀酋邦向国家的演化》，《中华文史论坛》2006年第2期。有关用酋邦理论研究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的论文还有许多，此不赘述。 ［69］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respective,p98.本文所引塞维斯在《原始社会组织的演进》中的观点都转引于易建平的著作《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后文不另作说明。 ［70］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respective，p102~103. ［71］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respective，p103. ［72］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respective，p133. ［73］Elman R.Service,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An Evolutionary Prespective,p133~134. ［74］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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