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是历代祭舜的第一个高潮期。

这一时期，舜庙由大阳溪迁建于玉琯岩旁，与舜陵合而为一。具体迁建时间尚不得而知，大体时间应在秦汉之际。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帛书地图上，明确标有舜帝陵庙位置。帛书地图主绘区为深水流域，即今之潇水流域。经测算，舜帝陵庙的位置，就在今之九疑山玉琯岩旁。这些帛书地图是于公元前168年随墓主人埋入地下的，地图绘制的时间当然不会晚于这一时间，舜帝陵庙建造的时间更应在这之前。2000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九疑山玉琯岩西南到汉唐坪一带发现有文化遗存，专家确认其年代不晚于汉。经2002—2004年的三次考古发掘，确定这一文化遗存为秦汉至宋元时期的舜帝陵庙遗存。司马迁二十岁时，曾“探禹穴，窥九疑”，见到过当时的舜帝陵庙，从而后来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下千古定论：“(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些表明，早在秦汉之际，九疑山玉琯岩已经建有舜帝陵庙，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真实。同时表明，九疑山舜帝陵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夏以前帝王陵庙，且已成为祭祀舜帝的圣地。

秦始皇望祀虞帝于九疑山

秦始皇是典籍记载的第二个祭祀舜帝的帝王。《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帝于九疑山。”

秦始皇姓嬴。嬴姓是舜帝后裔。秦始皇作为舜帝后裔，理所当然地非常崇拜自己的祖宗——舜帝。他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为中华民族与国家疆域、封建制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是舜帝后裔，当然忘不了祭祀自己的老祖宗。因此，他于三十七年(前210)南巡来到云梦时，就在云梦举行仪式，向着九疑山的方向祭祀舜帝。云梦即今天的洞庭湖一带。作为舜帝后裔的秦始皇，在这里望祀九疑山舜帝陵，表明舜帝陵在九疑山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如果要在这里望祀九疑山舜帝陵，首先必须搞清楚舜帝确实是崩葬于九疑山。如果不是这样，秦始皇连自己的老祖宗葬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搞清楚，就在云梦来了个望祀九疑山舜帝陵的祭典，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汉武帝盛唐望祀舜帝

西汉帝王都非常崇舜。《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二年(前205)，刘邦就在关中“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这里的上帝，《辞海》释：“一是指天帝，二是指舜帝。天帝，《尚书·立政》‘旴俊尊上帝’，今文家以上帝为古代帝王，指舜。”汉文帝也十分敬崇舜帝，他的性格与治国之道都与舜帝有相似之处。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在渭阳建“五帝庙”，并用郊祭礼仪参见五帝。

汉武帝(前156—前87)刘彻，是继秦始皇之后又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疆域的形成与拓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汉武帝在统治期间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于汉武帝的推崇，“儒术”成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正统思想。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学说的源头是舜帝的道德思想。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特别是孔子、孟子，“言必称尧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必须尊崇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尊崇孔孟极力推崇的舜帝。正因为如此，汉武帝对舜帝非常地尊崇。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首次到雍邑，用郊祭的礼仪参见五帝。《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前105)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帝于九疑。”这是古代典籍中记载的第三位望祀九疑山舜帝陵的帝王。

王莽把皇家祭舜推向高峰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的侄子。他在得势后，便处心积虑地谋求九五之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于是打起了舜帝牌。他认为，“凡王姓者，皆黄虞苗裔，予之同族也”。为使舜帝牌真正成为他坐上皇帝宝座的工具，他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在都郊设立虞帝始祖昭庙。王莽尊黄帝为“皇初祖考”，称舜帝为“皇始祖考”。于是，“以宗祀于明堂，宜序于祖宗之亲庙”，即把舜帝尊祭于皇祖明堂。《汉书》载，始建国元年(9)，王莽决定在长安都郊建黄帝太初祖庙、虞帝始祖昭庙，定期祭祀。

第二，在九疑山建虞帝园。《汉书·王莽传》载，始建国元年(9)，王莽“遣骑都尉嚣等分治黄帝园于上都桥畤，虞帝于零陵九疑”。为了突出舜帝崩葬之地九疑山这一地名，王莽还下令将零陵郡改为“九疑郡”，将泠道县改为“泠陵县”，将营道县改为“九疑亭”。王莽采取的这些措施，客观上把祭舜崇舜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蔡邕九疑祭舜

蔡邕是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灵帝时为议郎，因上书议政获罪，流放朔方。遇赦后，亡命江湖十余年。董卓专权，被任命为侍御使，官中郎将。卓被诛后，邕被捕，死于狱中。蔡邕亡命江湖期间，曾在九疑山一带停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并拜谒玉琯岩前的舜帝陵，写下了《九疑山铭》：

岩岩九疑，峻极于天。触石肤合，兴播建云。时风嘉雨，浸润下民。芒芒南土，实赖厥勋。逮于虞舜，圣德光明。克谐顽傲，以孝蒸蒸。师锡帝世，尧而授征。受终文祖，璇玑是承。太阶以平，人以有终。遂葬九疑，解体而升。登此崔嵬，托灵神仙。

这篇铭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直接以永州风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是湖南文苑中最早铭文。从铭文的内容看，也可以说是一篇祭舜帝文。这篇铭文收录于唐欧阳询编辑的《艺文类聚》。宋淳祐六年(1246)，道州知州李袭之修葺舜庙，并嘱濂溪书院掌管御书的教官李挺祖，补书蔡邕《九疑山铭》，刻在玉琯岩石壁上面，至今仍然保存完好。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经历了长达三百年之久的分裂时期。在这期间，战乱与政权更替频繁，各封建王朝和地方官员对舜帝的祭祀仍未间断。罗含《湘中记》载：“衡山、九疑皆有舜庙。太守至官，常遣户曹致祭修祀。”梁代人任昉《述异记》也说：“衡州、九疑山有舜庙，郡守至官，常致敬修祀。”这些记载表明，当时在衡山和九疑山，都修建有舜庙，而且祭舜活动开展得很正常。特别是到这一带为官的郡守县官，在上任后都履行了“致祭修祀”的职责。当时，各阶层的人士也以各种方式缅怀与祭祀舜帝，特别是不少文人墨客撰写歌颂舜帝功德的诗文。而南朝宋代文学家、时任始安太守颜延之，奉宋武帝刘裕诏，代湘州刺史张邵到九疑山祭舜，留下了见诸记载的最早的帝王祭舜帝文。

文人咏舜

面对国家分裂和长期战乱，官宦士绅和文人墨客向往“尧天舜日”，希望君主像舜帝一样贤明，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但是，残酷的现实使人们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只好把自己的理想与希望寄托于诗文之中。这种状况，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三国时，曹操之子曹植富于才学，早年曾为曹操所宠爱，并一度欲立为太子。后来，在王位争夺中失败，曹丕、曹叡相继为帝，曹植备受猜疑，郁郁而死。作为东汉末建安七子之一，面对当时军阀割据，百姓流离失所，曹植当然想要有所作为。但是，政治上的失败，给他以极大打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曹植写了一篇《帝舜赞》：“颛顼之族，重瞳神圣。克协顽瞽，应唐莅政。除凶举俊，以齐七政。应历受禅，显天之命。”本文是对舜帝的赞颂，实际上也是一篇祭舜帝文。作者肯定舜受禅继帝位是“显天之命”，理所当然。同时，又隐晦地表达了作者对自己未能“应历受禅”的不满。

西晋文学家夏侯湛曾作《虞舜赞》：“有虞愔愔，揖让鼓琴。垂拱临民，咏彼南音。世澄道元，天下混心。民思王度，如玉如金。”这篇赞辞，对舜帝的历史功德进行了高度赞扬。特别是最后两句，表现了作者对舜帝时代的向往，也反映了作者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不满。

东晋文学家庾阐出补零陵太守时，曾到九疑山祭祀舜帝，并作《虞舜像赞并序》。其赞词曰：“玄像焜耀，万物之灵。飞龙在天，阳德光明。神道虽寂，务由机生。拥琴高咏，寄和五声。玄风既畅，妙尽无名。民鉴其朗，孰测窈冥。”

南北朝时期，北魏文学家温子升到九疑山祭舜，并留下了《舜庙碑》。温子升在碑文中，对舜帝功德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高度的赞誉。温子升字鹏举，济阴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曾任侍读兼舍人。当时，离东晋出土《竹书纪年》已有多年。作为侍读，他应当有机会阅读《竹书纪年》这部史籍。但是，他在碑文的最后赞辞中仍然这样写道：“虹气隆灵，姚墟诞圣。树阴未徙，帝图已定。乃宾四门，以齐七政。天眷功高，民归德盛。治既荡荡，化亦巍巍。南风在咏，西环有归。疑山永逝，河水长违。灵宫肃肃，神馆微微。”从赞辞中不难看出，温子升不仅非常崇舜，而且对于舜帝崩葬于九疑山这一史实，也是深信不疑的。

宋武帝刘裕遣使祭舜

晋元熙二年(420)，宋王刘裕代晋自立，成为南朝宋代的开国皇帝，史称宋武帝。他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强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力量。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裁减州、郡、县，重新委任了一批地方官员。当时的太子舍人颜延之，即被委任为始安郡太守。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玡临沂(今属山东)人。南朝宋诗人，与谢灵运齐名，同为晋、宋之际名声最大的诗人，世称颜谢。永初三年(422)二月，颜延之离开京都，前往始安郡赴任。临行前，宋武帝要颜延之带了一道口谕，着湘州刺史张邵代为祭舜。

湘州，晋永嘉元年(307)分荆、广二州置，治所在临湘(今长沙市)，辖境相当今之湖南湘、资二水流域，广西桂江、广东北江流域大部分及湖北汉水流域。始安郡与零陵郡当时同属湘州，且两郡相邻，始安郡位于零陵郡西南。颜延之赴任始安太守，途中必须经过零陵郡。而舜帝陵在当时的营阳郡(郡治营浦，即今之道县)泠道县(今宁远县)。到泠道县九疑山祭舜，也必须经过零陵郡。当时的湘州刺史张邵，同颜延之既是好友，又是上下级关系。因此，当颜延之在临湘向湘州刺史张邵递交官方文书并传达了宋武帝的口谕后，张邵就吩咐颜延之代为祭舜。颜延之受张邵之命，代张邵起草了祭舜帝文，即启程赴任。在到达零陵郡后，转道营阳郡，上九疑山祭舜。

颜延之代张邵撰写的祭舜帝文，是祭舜史上见诸记载的第一篇官方祭文。此前，历朝历代官方祭舜，其祭文均未传世。颜延之写的这篇祭文，保存在唐代欧阳询于武德七年(624)成书的《艺文类聚》中，其标题是《为张湘州祭虞帝文》。全文如下：

惟哲化神，继天作圣。藏器渔陶，致身爱敬。是以二妃嫔德，九子观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历继终，虞道乃光。咨尧授禹，素俎采堂。百龄厌世，万里陟方。敬询故老，钦咨圣君。职奉西湘，虔属南云。神之听之，匪酒伊荤。

(四)唐宋时期

唐初，朝廷对祭舜没有予以高度重视，只是进行一般性的祭祀，即所谓群望。而文人崇舜祭舜咏舜的热情，地方官员的祭舜，与朝廷相比，则形成鲜明的对照。元结任道州刺史时，迁舜庙于道州城西。唐玄宗时，遣大臣张九龄前往九疑山祭舜，是见诸记载的唐王朝唯一一次遣使祭舜。唐僖宗时，宁远县令奏请复置舜庙于玉琯岩。宋代，朝廷加强了祭祀活动，九疑山舜帝陵庙得到修复，祭祀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理学大家朱熹还撰写了祭舜乐舞歌词《虞庙乐歌词》。

禋祀忽群望

祭祀，国之大礼。无论朝廷还是民间，无论官员还是文人，都把祭祀当作一件大事，一件非常神圣的事，不敢稍有亵渎。祭祀的内容有祭天地，祭山川，祭祖宗，祭先贤，祭鬼神。祭祀的形式有禋祀、望祀、庙祀、郊祀等。为了有所区别，有时还把祭祀对象进行分类。最重要的祭祀对象，用最隆重的仪式祭祀，或按最高档次祭祀。一般祭祀对象，则用一般的仪式或按一般档次进行祭祀。在一般情况下，祭天地、祭祖宗为最高档次，祭鬼神次之，祭先贤再次之。唐初，将祭祀分为三等，即大祀、中祀、群祀。唐以前，对舜帝的祭祀均在大祀之列。但在唐初，却将祭舜列为群祀，即作为一般对象进行祭祀。

唐初将舜帝从大祀改为群祀，曾在官宦士绅特别是文人墨客中，引起比较普遍的不满。他们认为，将舜帝的祭祀降低规格，是不符合历史惯例的，违反了自古以来的规矩。这种不满情绪，在一些文人墨客的诗文中，也是有所反映的。如宋之问《舜祠》诗：“虞帝巡百越，相传葬九疑。精灵游此地，祠树日光辉。禋祭忽群望，丹青图二妃。神来兽率舞，仙去凤还飞。日暝山气落，江空潭霭微。帝乡三万里，乘彼白云归。”这首诗，是作者在贬往钦州途中，绕道九疑山谒舜帝陵时所写。诗中“禋祭忽群望，丹青图二妃”二句，可以印证唐王朝确实将舜帝由大祀改为群祀。群望，即群祀。望即望祀，为祭祀形式之一种。作者为了表示对“禋祭忽群望”的不满，还特意在舜帝陵画了一幅二妃图，以表示自己对舜帝及二妃的崇敬之情。

唐王朝为什么将舜帝列为群祀呢?这是因为，唐宗室虽为李姓，但却有着少数民族血统。自古以来，历代帝王乃至官宦士绅，都非常注重自己的血统。血统高贵，是一种无形资本，就会受人尊重，并成为踏入仕途乃至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敲门砖。特别是汉魏至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而血统低贱，就要被人瞧不起，就会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对此，李唐统治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的少数民族血统，会被人看成胡人血统，而不是纯正的汉族血统，这样是不利于统治的。为此，他们将同自己并没有多少血缘关系的、与孔子同时代的思想家老子即李聃，作为自己的老祖宗，从而使自己成为纯正的汉族血统。老子是道家思想创始人。尊崇老子，当然要尊崇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因此，唐王朝开国之初，将道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思想，并将与道家思想相关的道教尊为国教。而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源头是舜帝创立的道德文化。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汉以来，儒家学说成为居统治地位的思想，舜帝也由此成为历代帝王的楷模。爱屋及乌，祸及池鱼。既然唐王朝不尊崇儒家思想，当然也就不可能推崇儒家思想的老祖宗舜帝。这样，将舜帝由大祀改为群祀，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张九龄奉诏祭舜

如果说唐王朝开始将舜帝列为群祀，对祭舜不够重视的话，那么到了中唐的玄宗时期，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开元年间(714—740)，唐玄宗派名相张九龄到九疑山舜帝陵祭祀舜帝。这是唐王朝建立一百多年来，第一次直接派遣朝廷大臣到九疑山祭舜。

张九龄(678—740)，唐玄宗时大臣、诗人。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长安进士。任左拾遗，迁右补阙，为唐代名相。这次张九龄受唐玄宗派遣到九疑山祭舜，还带去了祭文，在祭舜仪式上宣读。这篇祭文由张九龄所撰，得到唐玄宗认可。这也是有史以来，帝王或朝廷祭祀舜帝留下的第二篇祭文。

李白登九疑望湘川

随着李唐王朝对祭舜的日益重视，唐代文人前往九疑山舜帝陵祭祀舜帝者空前增多，掀起了一股文人祭舜咏舜高潮。据《宁远县志》、《九疑山志》等记载，唐代到九疑山祭祀舜帝的文人多达近百人，并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诗文作品。其中著名者有宋之问、李白、刘长卿、元结、张谓、戴叔伦、刘禹锡、韩愈、吕温、柳宗元、项斯、僧齐己等。还有不少文人，虽然没有亲自到九疑山舜帝陵祭舜，但是也以各种不同方式、在不同场合，写诗撰文歌咏舜帝及娥皇、女英，以表达对这位道德文化之祖的崇敬之情。如李峤、李颀、杜甫、郎士元、顾况、孟郊、李贺、元稹、许浑、贾岛、杜牧、李商隐等。在众多祭舜、咏舜的文人墨客中，李白是其中杰出代表。

李白(70l—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他诞生于西域碎叶城(今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五岁时，李白随父迁居绵州隆昌(今四川省江油县)青莲乡。青年时期，他在蜀中就学、漫游，受儒、道、侠等多种思想影响，隐居行侠，吟诗作赋。二十五岁出川，远游全国各地，探幽访胜，求仙问道，广事交结，干谒权贵，以期建功立业。安史之乱中，因参加永王李璘幕府，以“附逆”罪流放夜郎。途中遇赦东还时，李白经永州、道州，上九疑山谒舜帝陵，写下了《悲清秋赋》、《远别离》等作品。

《悲清秋赋》描绘了绚丽的九疑秋景，视野开阔，意象变幻，抒发了作者的豪迈气概和远大抱负，并流露出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诗的结尾“人间不可以托些，吾将采药于蓬丘”，则流露出求仙访道、采药炼丹的思想。《远别离》则是一首有其政治寓意的诗，与安史之乱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该诗从二妃和舜帝生离死别的故事入手，讲到安史之乱前后一段时间内，政治昏暗，奸人当道，日惨云冥，猿啼鬼啸。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无可奈何，“我纵言之将何补”?即使自己发表意见，也是无补于事了。因为如果自己发表意见，玄宗会以为自己不忠，还会招来其他大臣的反对与憎恨。于是，李白等忠臣采取了沉默的办法。在总结安史之乱这段历史的时候，李白讲了几句非常重要的话，实际上也是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也就是说，帝王如果失去了臣子的支持，就会像龙变成了鱼，不会再有什么权威和作为了；而大权旁落到臣子手里，臣子就会由老鼠变成老虎，反过来犯上作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尧舜也只好拱手将权力交给别人了。李白接着写道：“或言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李白在这里引用的历史典故，与我们平时所说的儒家推崇的尧舜禅让典故完全相反，认为尧舜禅让实际上是失去权力的结果，是舜囚禁了尧而篡位；是大禹赶走了舜，使舜死于野外，而自己登上帝位。因此，如今在这九峰相似的九疑山，连舜帝的孤坟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了。最后，李白借用娥皇、女英哭舜、挥泪成斑的典故，道出了自己对安史之乱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与遗恨：“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在李白的诗中，作为个人的感受，写得如此深刻、决绝，这是不多见的。陈沆《诗比兴笺》云：“故《长恨歌》千言不及《远别离》一曲。”安旗所著《李白诗新笺》说：“《远别离》是诗人理想破灭的悲歌，也是诗人唱给行将大乱的唐王朝的一首挽歌。”

关于这两首诗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历史上曾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李白没有到过九疑山。其理由是，文献典籍中没有提及李白曾上九疑山。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这两首诗不是李白游九疑时所写，而是在其他地方写的。有的则认为，李白不仅到过九疑山，而且还到过再次。一次是出川之后，上长安之前。另一次是流放夜郎途中或遇赦东还途中。笔者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而且李白的这两首诗不是写作于同一时间。其中，《悲清秋赋》乃出川之后所作。诗的开篇之句就说：“登九疑兮望清川，见三湘之潺湲。”如果李白没有到过九疑，以他的性格是绝不会这样说的。诗中所表现出的那股豪气，也是李白出川后的心境之写照。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中说：“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这也是李白出川后到过永州，登过九疑的铁证。而《远别离》则是流放夜郎途中或遇赦途中所作。诗中那种低沉和决绝，也正是作者当时心境的写照。

元结迁舜庙于道州城廓

唐初，统治者将祭舜由大祀改为群祀，不仅影响了祭舜的规格与规模，也影响了舜帝陵庙的管理与维修。到元结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任道州刺史时，舜帝陵庙由于年代久远，失于维修，已经荒废。“每有诏书令州、县致祭，奠酬荒野，恭命而已”(元结《舜庙状》）。这种状况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对舜帝的例行祭祀仍在进行，但规格已经降低。第二，由于舜庙已经荒废，祭舜是在野外而不是在舜庙进行，并仅仅是应付而已。

元结(719—769)，字次山，号漫郎，河南鲁山人，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进士，中唐著名文学家、诗人。唐肃宗乾元二年(754)，应召进京，被任为右金吾兵曹参军兼监察御史里行，授著作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九月至大历元年(766)，元结两度出任道州刺史。尔后，升任容管经略史，加左金吾卫将军。50岁卒，赠礼部侍郎。

元结赴任道州刺史后，曾按当时地图标绘的位置寻找舜帝陵庙，但未找到。这只能有两种解释，其一，元结找错了地方；其二，舜庙当时已经荒废。于是，元结先斩后奏，就在道州城西的元山下，即今之道州宾馆所在地，修建了一座舜庙。然后具奏朝廷，请求将九疑山的舜庙迁至道州城廓。这一请求，得到了朝廷的同意。舜庙修好后，元结又具奏朝廷，请朝廷“许蠲免近祠一两家，令岁时洒扫，永为恒式”。也就是说，请求朝廷免除舜庙附近一两户人家的赋税，使之经常维护舜庙，并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元结任道州刺史时，不仅将舜庙由九疑山迁至道州城廓，而且还改革祭祀仪程，在正式的祭祀仪程中增加歌祭。歌祭有相对固定的歌词，有器乐伴奏。元结曾作《补乐歌·大韶》作歌祭之用。其词共两章，每章四句，内容为：“森森群象兮，日见生成。欲闻朕初兮，玄封冥冥。洋洋至化兮，日见深柔。欲闻大濩兮，大渊油油。”此后相沿成习，歌祭正式成为祭舜程序中的议程。

冯叙、柳宗元舜庙祈晴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县)。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唐大历八年(773)，诞生于京都长安城善和里(今西安市红樱路北段)一个衰落的世家。柳宗元21岁考中进士，26岁应“博学宏词”考试，先后调任集贤殿正字、易蓝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805)二月，柳宗元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政治集团。失败后，柳宗元于永贞元年(805)九月被贬为邵州(今邵阳市)刺史；同年十一月，途中再贬“永州司马员外郎置同正员”(即享受司马待遇的闲职人员，没有实权)。此后，柳宗元在永州开始了10年之久的贬谪生活。期间，他创作了《永州八记》、《捕蛇者说》、《江雪》等千古名作。有意思的是，他还参加了一次祭舜活动。

元和元年(806)，冯叙接任永州刺史。冯叙上任后，接连遇到两次大的自然灾害。头一年，遇上地震。第二年，又遇上水灾，久雨不晴。这一点，可以从《光绪零陵县志·祥异》得到证实：“宪宗元和元年(806)，春正月，地震，二年大水。”在这种情况下，冯叙动了祭舜的念头，想通过祭舜祈求收雨放晴。柳宗元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名人。冯叙对柳宗元非常尊重，平时关系也比较好。他要上九疑山祭舜，就必须写祭文。而要写祭文，借助柳宗元的名气和文墨，当然是最好的办法。于是，柳宗元撰写了《祈晴文》，并随同冯叙到九疑山祭舜。这篇祭文全文如下：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璇玑，七政以齐。九泽既陂，锡禹玄圭，至德神化，后土与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跻，此焉告终，宜福遗黎。庄貌如在，精诚不暌。今阳德僭候，有淹凄凄，降是水潦，混为涂泥。岸有善崩，流或断堤，泛滥畴陇，滂沱圃畦。恒雨获戾，狂咎增凄，忍兹嘉生，均彼蓬藜。望诛阴蜧，以扶阳霓，式乾后土，以廓天倪。粢盛不害，余粮可栖，或簸或溲，为酒为醯。跄跄生镛，坎坎鼓鼙，百代祀德，氓心不携。岂独�痹澹�征诸涧溪。神其听之，无作神羞。

柳宗元随永州刺史冯叙到九疑山祭舜，是柳宗元贬谪永州十年期间唯一一次见诸记载的祭舜活动。历史上的事情有着很多的巧合。舜帝、柳宗元与永州的关系就有着非常多的巧合之处。舜帝建都于蒲坂，位于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柳宗元也是山西永济人。舜帝晚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柳宗元则是被贬官到永州，在永州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惨淡也是最辉煌的十年。舜帝在柳宗元的家乡永济活动多年，柳宗元一生中从未提及舜帝陵在山西永济。柳宗元贬谪永州十年，却参与了一次祭舜活动，而且写下了一篇《舜庙祈晴文》。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实，柳宗元也是肯定舜葬这一历史事实的。

胡曾请复舜庙于玉琯岩

自从元结迁舜庙于道州城廓后，一般性的祭舜活动，特别是春秋例祭，都在道州城廓的舜庙举行。但是，也有例外情况，如柳宗元随永州刺史冯叙到舜庙祈晴，仍然是到九疑山舜庙进行的。

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长沙人胡曾代延唐(今宁远)令。他到任后，感到元结将舜庙由九疑山迁建于道州城廓不符祖制，于是具奏朝廷，请求在玉琯岩前复立舜帝陵庙。朝廷批准了胡曾的请求。这次重建，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点，从玉琯岩古舜帝陵庙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此后，所有官方祭舜活动，重新规定在九疑山舜庙进行。

宋太祖定制祭舜

五代时期，战乱频繁。九疑山为瑶民聚居区。由于瑶民不堪朝廷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多次进行反抗。后周广顺三年(953)，九疑山瑶民在盘崇领导下起义。在社会动荡不定和战争连年不断的影响下，九疑山舜帝陵庙年久失修，再度几近荒废。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起北宋王朝。赵宋王朝建立后，加强了对上古帝王陵庙的保护与管理。宋太祖建隆年间(960—963)，王继勋时为检校太保、行道州刺史事，奉诏重修九疑山舜帝陵庙。乾德元年(963)，宋太祖下诏，对上古帝王的祭祀作出规定。《宋史·礼志》载：“乾德初，诏历代帝王，国有常享，著于申令，可举而行……按祠令，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本州长官，有故则上佐行事，官造祭器送诸陵庙。又诏先代帝王载在祀典……其太昊、黄帝、高辛、唐尧、虞舜……各置守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乾德六年(968)，宋太祖敕令九疑山舜庙每三年一祭。所有这些可以说明，在宋代，朝廷对九疑山舜帝陵庙的保护与管理是非常重视的，而且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宋代九疑山舜帝陵庙，是在唐代舜帝陵庙的基础上重修，保持了唐代舜帝陵庙的规格与规模，地址仍在玉琯岩前。

朱熹作《虞庙乐歌》

祭舜都是最隆重的典礼。祭典的形式有筑台望祭、陵前燎祭、庙堂文祭、庙堂歌祭、礼乐歌舞祭等。筑台望祭由郊祭发展而来。祭祀时设祭台，烧柴火，望九疑而祭。望祭舜帝始于大禹，止于汉武帝。陵前燎祭是用火焚烧祭品、祭器，使香味随烟上达于天，以沟通神灵的一种祭祀形式。祭祀时，通常设有专门的燎祭所，并掘有燎祭坑。主祭官在燎祭所，点燃燎祭之火后，参祭人员虔诚望燎，然后掩埋燎祭坑，表示此次祭典已与被祭祀的神灵相沟通。庙堂文祭是在燎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祭祀形式。祭祀时，向舜帝神位宣读祭文，然后焚烧，即“读祝”、“焚帛书”。这种宣读祭文的仪程始于何时尚不得而知，但至迟在南朝宋代已经有之。宋武帝刘裕诏湘州刺史张邵祭舜，时任始安太守颜延之为张邵起草了一篇祭舜文，就是明证。此后，凡是祭舜，都有了“读祝”、“焚帛书”的仪程。庙堂歌祭，就是在祭舜时增加歌咏仪程，在“读祝”之外，由祭祀队伍歌咏舜帝功德。在祭舜中使用歌词始于何时尚无定论，但至迟不会晚于中唐元结任道州刺史之时。因当时元结还亲自作《补乐歌·大韶》，以为歌祭之用。礼乐歌舞祭，就是在祭祀时加入舞蹈，祭祀队伍随歌漫舞。这种形式始于宋代，到清代成为定制。

进入唐代后，随着佛教传播的广泛深入，民间的传统生活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儒学受到冲击。宋代的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朱熹等，意识到《仪礼》中的礼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典型，决不能让它从中国社会彻底消失。为此，他们顺应时势，对《仪礼》进行删繁就简，取精用弘的改革，摘取其中最能体现儒家人文精神的冠、婚、丧、祭诸礼，率先实行，并在士大夫阶层中加以提倡，收到了比较积极的成效。宋代在祭舜问题上作了特别规定，歌祭时，有统一的乐曲，歌词统一使用朱熹所作的《虞庙乐歌》。其歌词如下：

皇无为兮山之幽，翳长薄兮俯清流。渺冀州兮何有?眷兹土兮淹留。皇之仁兮如在，子我民兮不穷。以爱沛皇泽兮横流，畅灵威兮之无外。洁樽兮肥俎，九歌兮韶舞。嗟莫报兮皇之祐，皇欲下兮俨相羊，烈风雷兮暮雨。

从此以后，朱熹所作的《虞庙乐歌》成为祭舜时的通用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