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湖南省舜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京华

2007年舜文化学术研讨会于本年5月在湖南永州召开。此次研讨会与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挂牌仪式同期举行，与会代表共计70余人,提交学术论文约30篇。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会长唐之享作了题为《舜文化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长篇讲话。通过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秘书处编订的《舜文化研究通讯》（总第1期）公布了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指导性文件，公布了由湖南科技学院教授王田葵起草的《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建设规划》（讨论稿）。因此，此次会议在国内舜文化研究中具有阶段性的重要意义，是可以肯定的。

帝舜是上古“五帝”之一，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明确记载帝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九疑即九嶷山，在今湖南永州宁远境内。同时，上古“三皇”之一的炎帝自北宋以来皆以湖南酃县（1994年更名炎陵县）为炎陵所在地。借助这一地缘关系，湖南学界与社会同仁兴起舜文化、炎帝文化的研究，举办相关纪念活动，亦为应时之举。

舜文化是一项综合性的专题研究。从现代学科分类来看，它不便属于某一学科，但可以和许多学科相关。即如唐之享会长在《团结一致，搞好学会建设，把舜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在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会员代表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这项研究“需要从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字学、地质学、古生态学、中西比较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做多方面的、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窃尝论之，传统史学莫不以三皇五帝为中华文明的开端，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专门史看来是最能与舜文化专题大面积接触的一个研究角度。不过自20世纪初以来学者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古史辨派的影响，在古史大量遗失的数千年之后苛求“科学实证”，不能实证则予以否定，提出将古史先“砍掉一半”、“打个对折”，疑古、薄古观念影响至今，这是首先需要从方法和治学方向上重新反省的。舜文化在文献学上的积累已成系统，除了为学者所熟知的史籍和子书之外，在以往较为忽视的经部之中，自汉唐注疏至晚近如《清经解》、《续经解》中更有大量的考释、阐释成果有待整理，另外帝舜的祭祀文献与历代纪咏也都可以单独立项。考古学的研究，其开展往往需要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加之迄今尚未发现殷商以前有系统的文字，而唐虞又质朴薄葬，直接的实物证据和古文字证据难以预期，但是近年来九嶷山玉琯岩的考古发掘已经将舜陵祭祀的遗址上推到秦汉之际，仍属极大的贡献。人类学、民俗学以及神话学的研究均可各成系统，单独立项，实际上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俗文学等学科正是在疑古思潮的刺激之下，四面突围、各辟蹊径而后兴起的，至少在舜文化研究这一案例上，可望尝试由“蹊径”复归于“大道”，实现综合创新。与人类学、地质学、古生态学接近的还有民族学和古地理学的研究，因为早在帝舜南巡之前，已有帝尧“申命羲叔，宅南交”、“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明确记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也颇有可为，先秦诸子各家往往都称道虞舜，儒家更是以“祖述虞舜，宪章文武”开宗立脉，其学统、道统之承接上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下至周程张朱陆王，而跨越汉唐千载直接孔孟的恰又是故里在永州道县的周敦颐，帝舜与周敦颐二人正可谓前圣后圣一脉相承。舜文化还可从文学、音乐、美术等方面立项研究。由虞舜与湘妃开创出的“潇湘意象”影响深远，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被日本文学史家兒岛献吉郎称为“古今恋爱文学之祖”，而历代累积歌咏湘妃和虞舜的诗篇均各有数百篇之多，有加以整理结成专集的需要。我国古代关于音乐理论和音乐制度的经典性论述，最早当属《尚书·舜典》中帝舜命夔典乐的记载，其中说到音乐的原理“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和“八音克谐，神人以和”，古代所说八音克谐的和谐理论、音乐与政治的对应关系、乐教与诗教的移风易俗功能等都始于这段记载，而直接的音乐作品亦有《二妃思舜》、《潇湘水云》等名曲传世。在美术方面，湘君、湘妃形象早在屈原作《九歌》、刘向作《列女传》时已有图画，后世更有以“潇湘夜雨”为起点的潇湘八景图以及潇湘八景诗、潇湘八景词的母题，不仅为中国文人所钟爱，而且远播到日本、韩国等地。当然，舜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还应当是政治学。不仅中正、无为、和谐等政治观念创始于尧舜之际，甚至近年来重新被社会关注的“孝道”观念，实亦发端于虞舜。特别是虞舜一朝与夏商周古称“三代”、“四代”，向被视为黄金时代、政治典范，为古人最高理想所寄托，亦即是政治监督的最有效依据。古人以经书为千古不易之常道，又特重祭祀，如《礼记·祭法》所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又说：“舜勤众事而野死。”之所以表彰六经与纪念先王，其意义实在于此。历代帝王祭文又往往称“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可知历代政治之道统与政统均须有赖上古先王而获得根据。要之，三代、四代文明为古代政治的核心，所以政治学角度的研究应当也是现代舜文化研究的主线。

此次研讨会，唐之享会长的讲话由其命题《舜文化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可知其中心思想是倡导舜文化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相结合的研究方向。《尚书·虞夏书》提到协和万邦、《礼记·礼运》提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战国楚简《唐虞之道》提到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仁之至也。文中指出，舜文化研究可以为和谐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支撑，确非虚语。唐之享会长在《团结一致，搞好学会建设，把舜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讲话中又指出：“我们深入研究舜文化，就是要为今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寻求民族的历史渊源。我们中华民族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在世界各国的漫长历史中，相对统一、稳定与和谐的状况最为突出，而这种统一、稳定与和谐的特点不是现代才出现的，也不是中古时期产生的，而是上古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的。”其着眼点是从民族利益和提高民族自信心出发，以立国立政的根本问题为目标，这是首先需要特别关注的。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梁绍辉研究员自2001年起申请成立“炎帝舜帝文化课题组”，近年来成果丰硕，贡献极大，其观点、主张的核心宗旨是以舜文化的研究打破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成说，为确定中华民族一万年文明史寻求理想的切入点，树立可信的历史坐标。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田葵教授2005年出版的《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一书是近代以来全面研究舜文化的第一部专著，第二部专著《舜文化通论》也已完稿。此次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舜帝中和传统的三个向度——兼论通往和谐的进路》指出中国是一个以共和、中和、和谐、太和为理想的民族，中和哲学涵盖有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身心三个维度，社会的真正和谐必须是三个维度的和谐。而作者的研究角度，仍然是以现代政治制度为出发点，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上予以理性的观察，从哲学和道德的深度层面上予以挖掘和提出批评。如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同”，其一是乌托邦式的“大同”，历史证明以“大同”名义强制推行于社会，会带来可怕的灾难。

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陈仲庚教授的学术论文《舜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根脉的地位》以“孝道”界定尧舜之道、唐虞之道亦即舜文化的内涵，认为“孝道”是决定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既维系着中国人的物质生存秩序，也维系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需，具有中国人的文化根脉的地位。湖南科技学院张京华教授的参会论文《“和谐”观念起源于湘楚——兼论湘楚文化的一个早期渊源》对“和谐”一语的音乐内涵及湘楚文化源流有所钩沉，而文章大旨则针对时政而发。湖南科技学院尤慎先生的论文《舜帝道德：中华文明传统与社会和谐》指出，司马迁将《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第一篇，认定五帝为中华民族之祖、中华文明之源，表明舜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形成相关。司马迁对舜帝的世系、家庭、德行、德政都有详细的记载，表明舜帝注重道德对于社会和谐的作用。舜帝以此融合凝聚南北方各族，构建早期国家制度，推崇孝道的伦理观念，又能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由此奠定了古代社会和谐的基础。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江洪的论文《论舜帝的为政之道》认为，舜帝以民生为本、勤政爱民，任人惟贤、量才定职，集思广益、推行民主之风，制定律法、惩恶扬善，推行五教、以德育人，是为中华文明的典范，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篇章。以上各家大体均从时政出发而立论。

在历史学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贵民研究员的论文《帝舜历史文化之探寻二三事》认为，作为“五帝系统”中的最后一位古帝，帝舜离我们最近，记载他的史迹、述说他的生平轶事都多起来了，他的面貌比以前的远古人物愈见清晰。文章对甲骨文中所载之“”、《山海经》中所载之“俊”和“舜”的关系重新作了探讨，肯定帝俊即是帝舜的最古写法。认为史载帝舜的生平故事及所体现的道德文化，大致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帝舜“明德”的道德文化，其品性、大德、大孝、中和观念，是阶级社会代替原始社会、私有制取代原始共有制过程中的一次变革，一大进步。古史不是伪造的，古史辨派的认识是不对的。

在考古学方面，湖南省博物馆前馆长、研究馆员高至喜先生的论文《舜葬九疑的历史见证》重新回顾了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的发掘情景，进一步明确提出《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最引人注目的是绘有九疑山，山南所绘一排九个圆形柱状物应是九块石牌，九柱间的空隙处露出五幢高低不一的人字形建筑物是舜帝陵庙图，五房与九柱合成“九五”，是“九五之尊”的寓意，即《周易·乾卦》的九五爻，而“九柱”则根据周代的礼制“天子九鼎”制造。九疑山北麓还有一排南北向的七个柱状符号，也应是七块石碑，很可能是“帝丹朱葬于阴”的丹朱陵庙所在。文章还举证了舜陵祭祀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指出，正是根据《地形图》中关于舜帝陵庙的方位，终于在九疑山玉琯岩前找到了秦汉以来的舜帝陵庙遗址，发现了东汉早期和晚唐至南宋初的大型宫殿式建筑基址。论文还从文献上对应了《礼记》、《山海经》、《史记》的记载，结论指出，宁远县九疑山玉琯岩的古舜帝陵庙最迟建于秦汉，而且延续至宋代，是我国最早而又在同一地址延续时间最长的陵庙。最后推论：“这应该就是舜帝的归葬地，也就是舜帝的祖陵所在。”论文较之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作《兵器和驻军图》等著述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湖南省博物馆刘彬徽研究馆员的论文《出土楚简与舜帝研究》首先讨论了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容成氏》中关于虞舜的记载，继而讨论了古文字中关于“舜”字的两种字体和三种解释，认为从“矣”读为“疑”音的解释值得注意。“舜”字和九疑山的“疑”字古音相近，二字同源，“疑山”可能就是“舜山”。关于舜的葬地，作者指出自古已有北方鸣条和南方九疑两种记载，前者有《孟子》和楚简《容成氏》，后者有《山海经》和《史记》等，二者相较，“北方说虽有个别文献记载，但不及南方说的文献记载之多而可信，且北方尚无地下考古材料提供佐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曹定云研究员的论文《论〈史记〉“舜葬江南九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肯定了虞舜是中华古史传说中一位重要的部落联盟首领，也是传说“五帝”中的最后一位“帝王”，确有其人，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在历代中华儿女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针对舜帝葬地的三种说法鸣条说、南己之市说、江南九疑说，作者认为《史记》舜葬江南九疑并非误记，对比《山海经》和屈原《九歌》之《湘君》、《湘夫人》两章，可知早在司马迁之前舜葬江南九疑说就已存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地形图》的出土和玉琯岩祭祀遗址的发掘都对此说提出了证明和检验。作者继而指出，司马迁距帝舜又是2000余年，其间所发生的事情目前尚知之甚少。虞舜高龄而长途南巡，如非“奇迹”，则极为困难。作者推想：九疑山之“疑”有可能是“氏族”之名，“九疑”就是九支“疑”氏族后裔同时迁移到此，而“舜”是这九支疑氏族后裔的共同先祖，其迁移的时间可能是在夏商之交至商周之际。这可能就是九疑山“舜庙”的来由。在方法论方面作者指出，对于古史中许多传说的事情，尤其是有文字记载的事情，不要轻易地否定，但需要去研究和探索。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顺东《“舜葬九疑”考古系年》重新回顾了1972年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发掘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的出土，2002年玉琯岩西汉晚期祭祀坑遗址的发现，2004年玉琯岩东汉早期椭圆形柱坑构成的大型建筑遗迹的发现，以及2004年玉琯岩宋代陵庙建筑群遗址的发现，而参证以历代有关帝舜葬地与陵墓的文献记载。关于后者，作者已有《九疑山舜帝陵庙沿革汇考》发表。

在文献学方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万里研究员的论文《关于舜帝归葬地的文献考察》由梳理“舜陵”、“舜庙”、“舜祠”概念出发，指出，陵、庙、祠三者绝对不能混淆，历史上提到的“舜陵”其实只有三处，而舜庙和舜祠则遍地开花。三处舜陵中，先秦的经书《礼记》、汉代的子书《淮南子》和史书《史记》以及不晚于汉代的《山海经》等，都记载舜陵在九疑山（苍梧山）。而记载舜陵在山西永济的只有雍正《山西通志》，其来源为《孟子》。据此指出，山西永济的祭祀舜帝的建筑物不是舜陵，而是舜庙。作者从文献学的原则出发指出，就文献可信性而言，还是正史的记载比较可靠，在地面建筑方面，官修的地理志最为可靠，相对而言地方志的可靠性便低很多。近代以来学界废除经史子集四部概念，认为四部仅是古代一种不发达的图书分类法，导致文献学上不小的混乱。实际上经史子集并非四项平行的分类，而是高低各有等差，其实质则是官修与私著之别。官修著作体例精严，所以经史的可信性一般要高于子集。本文作者有意识地区分四部、辨析古人礼制与语词之命义，谨严有法，是近年少有的。

在哲学史方面，朱雪芳博士的论文《从杨时书信看尧舜之道：以中和为例》强调，在儒学系统中道、中、和、理等概念是理学的最高范畴，也是儒者实践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其概念溯源与人物楷模皆肇始于尧舜。杨时为二程弟子，上承二程“洛学”，下开朱子“闽学”，是宋代理学南传的重要人物之一，被世学者称为“道南一脉”。文章通过对杨时等理学家的论说，探讨了尧舜之道在儒家道统中的重要意义。作者指出，尧舜之道可能是上古曾经出现过的和谐世界，是现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渊源，也是人类道德文明的象征。朱雪芳博士是当代新儒家的传人，长期研究宋代理学。她的论文提示了舜文化的专题研究与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儒学史研究对接的宽广途径。舜文化专题研究除了具象的地缘条件，更有抽象的义理层面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文学史方面，湖南科技学院杨金砖编审的论文《虞舜对潇湘文学的豁蒙》主要探讨虞舜一朝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学源流中的肇始地位。论文引《文心雕龙》“唐虞文学，焕乎始盛”，认为虞舜的功德与文学的滥觞有关。引《烈女传》等记载，认为娥皇、女英的凄美故事与文学中的爱情主题相关，引《礼记》、《淮南子》等记载对应《尚书·舜典》的“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认为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培育了潇湘文学的最初基因。自古以来，《书》起《二典》，尧舜之际文明粲备，但自上世纪初以来，各家中国文学史体系逐渐剔除虞舜一段，或始于《诗经》，或始于神话，或始于劳动歌谣，一部文学史遂成为无源之流。杨金砖先生近年致力于潇湘文学专题研究，因而溯源于此，对于整个古代文学史体系有所触动，这一治学方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湖南科技学院潘雁飞教授《骚心慕古圣，声声唱舜歌——论屈原赋中的舜帝意识》一文提出，屈原的作品无一例外地都写入或涉及上古传说中的舜帝，由其寓意可分为三种类型。在《离骚》中，每当舜帝或与舜帝有关的物事出现时，作品在意义或情感上必然是一个拐点，其叙述均与政治理想有关，诗人的情感由此跌宕变化。在《九歌·湘夫人》中，屈原借助了虞舜和九疑山高洁、神圣的灵光，诉说浪漫的知遇式爱情，作为君臣知遇的象征。在《天问》中，屈原质疑虞舜的家事，反映了当时楚国宫廷内部矛盾的背景。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政治与文学互动的一大典型，是开创“私家著述”的第一人，也是将虞舜史事转化为文学作品的第一人。此文的研究应当是占据了纯文学与纯学术的主线。此外，吕国康先生《从零陵眺望九疑——谈柳宗元的舜崇拜》一文讨论了柳宗元对虞舜的崇敬之情。吴同和先生《舜庙千秋在，人神共仰之——“舜庙诗”赏读》一文讨论了唐代宋之问、张濯，宋代陆游、清代叶于梅的几篇舜庙诗。

在古地理学方面，王贵民研究员论文对虞舜葬地也兼有讨论，结合田野考古和古代文献记载，认为虞舜生长和早期活动在于东部，后来辅政至“登帝位”当在西部晋地，晚年巡视江湘，崩葬于今湖南的南疆苍梧九疑山。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的论文《永州九疑山舜陵的传统重要地位不可动摇》概述了虞舜的族属和生长及活动地区的文献记载，具列出虞舜出生地和活动地的五种说法：山东西部与河南东部之说、山西南部之说、活动于湖南永州地区说、生于和活动于浙江会稽地区说、活动于陕西南部之说，同时也具列出虞舜葬地的多种说法并作出辨析，认为湖南九疑山帝舜陵的传统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作者近十年间曾有多篇论文讨论虞舜葬地及舜德问题，此文重点在对虞舜葬地在山西运城说提出商榷。王田葵教授的另外一篇论文《从“鸣条”和“苍梧之山”看舜葬九疑山确凿无疑》主要辨析虞舜葬地，文章引证了舜葬九疑的诸多文献，以及《湖南通志》、《永州府志》、《宁远县志》、《九疑山志》等有关祭礼资料和出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论证舜葬永州宁远九疑山无疑。关于舜葬九疑、苍梧，持质疑观点的学者往往认为苍梧地名非一，舜葬之苍梧在江北，早在20世纪40年代钱穆在《苍梧九疑零陵地望考》已如此说，此文针对苍梧江北说提出鸣条之地名也不只一处，认为江南也有鸣条。文章又从永州的地名入手，认为零陵即九疑、九疑即舜陵，九疑、零陵、舜陵三位一体，是其特色所在。关于虞舜葬地问题，作者另有《舜帝葬所新考辨——兼谈钱穆先生〈苍梧九疑零陵地望考〉》、《零陵古城记——解读我们心中的舜陵城》等论文，可参看。尤慎先生的另外一篇论文《马王堆地图中的九疑山舜陵不晚于春秋后期》认为《国语·吴语》所载“象帝舜”等语，是模拟九疑山舜陵之势，提出舜陵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存在，而且很可能就在九疑山。尤慎先生近年的考证文章还有《据〈夏商周年表〉估定舜帝纪年》、《马王堆地图中的舜帝陵庙》、《春秋及其以前舜帝传说新考》等。湖南省政府郭辉东先生的论文《三皇五帝不可否，舜葬九嶷不可疑》认为三皇五帝是原始社会后期新石器时代的人物，具列出文献中关于三皇五帝的各种排列，从历代典籍、早期地方志、考古发现和秦汉以来祭祀材料四个方面，论证了五帝之末的舜帝其葬地确在湖南九嶷山，湖南也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发祥地。

其他各类考辨文章，永州市政府蔡自新先生《瑶族的起源应为舜帝后裔》一文据《山海经》“帝舜生戏，戏生摇民”、《孟子》“舜，东夷之人也”等记载，及瑶族长于迁徙的特点，推测瑶族的起源应为舜帝后裔。湖南科技学院翟满桂教授与蔡自新的合著《舜父瞽叟非盲者议》重新梳理虞舜的世系以及瞽叟的身份，据《国语》“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虞幕能听协风”，及《礼记》“礼在瞽宗”等记载，认为舜父瞽叟不是一个盲者，而是一个乐师。永州市政府张泽槐先生《重新审视舜帝传奇生涯中的诸多问题》一文讨论了虞舜生平和有关史实问题，作者的另外一篇参会文章《舜葬九疑毋庸置疑》讨论虞舜葬地问题。此外永州本地学者雷运福先生的《甲骨文“”字应释为“舜”》、易先根先生的《〈楚辞〉中帝舜形象的巫文化性质》、易小兵先生的《“封象有庳”与“象耕鸟耘”考释》对虞舜史迹都有杂考和阐释。

湖南科技学院黄阳艳的论文《晋湘两地舜帝信仰习俗内涵解读》从民俗学、俗文学的角度考察古代流传至今的民间故事传说，不失为一个必要的方向。   

（《舜文化论文集》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