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是柳文一绝

郭新庆

人世间的事不是都能直言的，臣对君，下对上，卑对尊，小对大；对权势，对恶人﹑恶俗，以至亲朋﹑至爱﹑师长﹑上级等等，许多场合不能直言，直言遭忌，直言惹祸，就是对挚友﹑善人有时也如此。为此会旁敲侧击，指桑说槐，转弯抹角，借古讽今，以他物说人事。于是就有了寓言这种东西。从古汉语解意看，所谓寓言，是指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

春秋战国时，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新旧交替，思想活跃，坏礼伤俗之风渐起，用寓言说事盛行。那时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有不少寓言流传下来，《庄子》最具代表性。《史记•庄子传》说：“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释文》对此解注说：“寓，寄（托）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从这里看，寓言最早是借用托他人之言向人说理的，与后来讽喻时弊的文学不尽相同。为了吸引信众，佛教往往也用寓言故事来解经和说法。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引司马迁的话说：《庄子》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hé开合），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比不上它）也。”翻看《庄子》一书，确实很热闹，谈天说地，海阔天空，游历滋蔓，口納百川。庄子推崇老子，谈玄说虚，“剽剥（攻击）儒（孔子）墨（子），虽当世宿学（饱学之士），不能自解也”。当时人不看重个人著书，往往一家一派合集一书。《庄子》书里，真正他本人的东西不多，多为师徒相继，代有增益（增加）。《庄子》寓言大多为只言片语，少见篇章之作。后人把这些先秦诸子中短篇讽喻（用委婉话劝说）故事称之为寓言。与此差不多年代，西腊人把搜集的寓言编成《伊索寓言》，用动物故事揭露贵族专横﹑残暴，虐害弱小。

十九世纪，俄国有个叫克雷洛夫的人，写了二百多篇寓言故事，编成《克雷洛夫寓言》，揭露沙皇统治。西方国家的寓言，大多是从“动物故事”演变﹑发展而来的。我国寓言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应自柳宗元始，此后再也没见有人写出如此精妙的寓言故事来。柳宗元写的寓言，都是有感而发，大多又都是有实事指向的。其用语之精美，语言之犀利，似匕首，是刺枪，直刺时弊，直叉恶人﹑恶势力心窝。柳宗元写的寓言和他一贯为文简约一样，短小精悍，惜字如金。短短一二百字，假物为说，寓意深邃。他用冷讽热嘲﹑讽喻﹑劝诫等手段，把想要说的道理和训诫寄寓其中，说理入木三分，让人有如芒在背，如坐针毡之感。柳宗元寓言故事里塑造形象惟妙惟肖，有麋（鹿）﹑驴﹑鼠﹑虫﹑犬﹑虎﹑熊﹑人等，形象生动，故事感人。他的寓言小品，针砭时事，柔婉而又尖锐。警世之语，让人震惊，沉思。他用寓言小品这种文学手段，把看似质若白水的生活场景写得让人看后涕泪皆飞，忍俊不禁。可静下来，又会有一种巨石坠水的震撼。这是更高层次的警世之作，就象童话《皇帝的新衣服》一样，它把人世间的虚伪扒光了展示出来给人看，让虚伪者无地之容，让人在笑声中很容易就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又在流泪笑过后受到启迪和教育。

《三戒》和《罴说》

《三戒》是柳宗元寓言散文的代表作，由三篇短文组成。柳宗元借糜﹑驴﹑鼠三种动物的悲剧，讽刺那些色厉内荏﹑仗势逞威的人。千百年来，广为传布，几于无人不读。《临江之糜》写“糜不知彼（指犬）”，依仗主人之势混迹其间，后被外犬杀食。“糜至死不悟”。《黔之驴》写驴貌似“庞然大物”，无异能，对老虎怒而蹄之，技止（黔驴技穷），被老虎吃掉了。《永某氏之鼠》写仓廪（lǐn粮仓）之鼠，持宠骄横恣肆，以为终世饱食无忧。后来主人换了，尽遭捕杀。柳宗元在《三戒》序里说：他厌恶世上的有些人，不知己能，“乘物以逞”，依仗势力与人交往，“出技以怒强”，为所欲为，终要招祸患。为此作《三戒》。

古时讲门阴，靠祖先的功勋可得官取利。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风行，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到唐代士族地主虽日见衰败，可讲门阀、修谱牒之风仍很盛行，有些人为了抬高身分故意伪造世系给自己套些阔祖宗来，就连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这样。李唐称陇西郡望，冒托西凉嫡系，还编造瞎话说自己是道家始祖李耳之后。唐太宗时，撰《士族志》，修《氏族志》，并“颁下诸州，藏为永式（世代相传的定式）”。有人因“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其书”。《新唐书》记载这样一件事，说李白死后，宣歙观察使范传正访其后裔，这时李白惟有的二孙女已因孤穷嫁为民妻，当告知要将她们改为士族时，因不愿更嫁，乃止。唐代有个叫郑仁表的人，靠文章和门阀做过起居郎（编修皇帝起居言行录的官），尝以门阀文章自高，他有诗曰：“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这里的阀阅是指世家门第，当时的世宦门前都立有旌表（牌坊、匾额等）功绩的柱子。郑仁表，荥（yíng）阳人，山东大姓，诗说他家门前的柱子可以捅破天。可见门阀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和气势。《勉学篇》对门阀有很精彩的描述：“贵游子弟，多无学术。”“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马车，穿高跟木鞋。“从容出游，往若神仙。”他们不学无术，科举考试时，偷看别人的答卷。虽靠门第为高官，却只能借他人之手为赋诗。他们在众人前洗脚，便溺；入他人堂，戏谑妇女；纵恣淫欲，无行无礼。世族无能，遭丧乱之际，便转死沟壑，他们积古沿袭的虚名也就丧失了。据《魏书》载，当时门第之见在亲属之间也泾渭分明。同堂兄弟，因婚亲贵贱不同，便有士庶（世家大族与普通庶族）之异。“势利之见，存于骨肉之间。”为了维持族姓贵贱的恒久不变，当时的士庶间禁止通婚。门望较下之家，以与望族结婚为莫大的荣幸。门阀制自魏晋至隋唐绵历数百年，说到底是家天下维护自己统治歧视士族（读书人）所为。隋唐时废止九品中正制，开科举考试。虽有“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说法，可门阀世族之风直到中唐仍很强势，贵贱婚姻还是行不通，而寒门读书求科举依然如在缝隙里挣扎，真正能走出来的没有多少人。永贞革新时，朝中旧派老臣反对王叔文、王丕等革新派，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出身寒门，又以棋艺、书法以进。柳宗元生于世代显宦之家，但他反对门阀制，后来贬到永州时，专门写《六逆论》等文公开为王叔文正名，痛斥贱妨贵等邪说。门阀制源之古封建家天下之世，史书把它比之为朽木粪墙，遭时世变迁，就会随风而靡。柳宗元厌恶不学无术的门阀子弟，作《三戒》以示训诫。清人孙琮说：“读此文，真如鸡人早唱，晨钟夜警，唤醒无数梦梦（昏乱）。”

《罴说》与《黔之驴》相近，写“能吹竹为百兽之音”的猎人，他利用“鹿畏貙（chū兽名），貙畏虎，虎畏罴（熊）”，吹不同声音驱兽。最后罴至时，因无音可吹，被罴撕碎吃掉了。柳宗元嘲讽说：“今夫不善内而持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以此训诫那些没有真本领，靠投机取巧混日子的人。

《蝜蝂传》与《哀溺文》

柳宗元在永州作《蝜蝂传》，通篇仅一百六十七字，小文章。文中寓言故事里说到一种叫蝜蝂的小虫，《尔雅》称负蝂，自然界里为何物不得而知。“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áng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由于负重过多，被压倒爬不起来。“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柳宗元写寓言都是为了言时事的。《柳集》注说：多藏必厚亡，财多必害己，古人所叹。蝜蝂遇物，愈贪而不已，然无所用，故受祸而莫救。又说：公之所言，盖指当时用事贪取滋甚者。章士钊经考证认为，柳宗元作《蝜蝂传》、《哀溺文》等是暗中对当政者王涯有所指摘，以史实和柳文相证，大抵去事实不远。王涯是柳宗元早年好友，永贞革新时与宦官一起谋立太子，政治上与柳宗元相左，其性情文字也迥异。王涯贪权嗜禄，柳宗元尤为不喜，自此再不见两人有交往。王涯任宰相时，聚货财，敛书画，当时无人不知。两《唐书》记栽说：王涯居永宁里，住柳宗元岳父杨凭的故第，藏有财宝“巨万”，“别墅有佳木流泉”。“涯宅书数万卷”，与当时掌管国家图书典籍的秘书省的藏书一样多。王涯敛书画到了疯狂的地步，凡前代书法名画，他都想尽办法弄到手，他在家里砌厚墙，凿洞把财宝书画藏进双层夹壁墙里。柳宗元死后十六年，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因甘露之变被杀抄家时，珠宝字画昼夜取之不尽。当时哄抢的人群，砸破藏书画的墙壁，剔取装书画匣套上的金宝和书画的玉轴后，把书法名画都弃之毁坏了。当时王涯兼江南榷茶使，百姓恨之入骨，临腰斩时，争投瓦砾如雨。这些贪得无厌极尽私利的人，到死之日，一切荡尽。王涯这些人的下场柳宗元早就预料到。

他在《蝜蝂传》借小虫蝜蝂警示那些敛财如命的贪官，告诫他们，如果“遇货不避，以厚其室”，早晚会象蝜蝂小虫一样跌地不起的。如还不知悔悟，“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贪取更甚，这就离坠地死亡不远了。蝜蝂小虫善负是一种天性，可人是有智商的，如果象蝜蝂小虫一样，“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其实人一旦贪婪成性，其智商和蝜蝂小虫没什么两样。柳宗元为他们感到悲哀。

《哀溺文》与《蝜蝂传》类似，说一善游者，中流“船破”时，因不舍弃缠在腰间的千钱，溺水而亡。柳宗元“哀之”作此文，以此来警诫那些“有大货之溺大氓者”。这里说的“大氓者”，当指朝中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前既没（淹死）而后不知惩（警诫）”，为贪图钱财，“以死自绕（环绕）”。韩愈侄婿李翱，《疏决进献》揭发各地官吏说：“有作官店以居商贾者,有酿酒而官沽者”。柳宗元在《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二书》里也谈到他刚入仕时看到的官场情景：“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其官场污秽溢于言表。

《鞭贾》警世今犹在

柳宗元《鞭贾》写于永州，是篇杂说，近似寓言，又象小品文一样，细读起来很耐人寻味。鞭贾是在市场上卖鞭子的商人。这是一个极有心计的奸商。当有人问价时，本来五十钱的鞭子，必定要说五万。有人还价五十，他假装笑弯了腰；出价五百，又显得有点愤怒；出价五千，他就十分愤怒；一定要出价五万才答应。有一富家子弟，花五万买了鞭子，拿来向作者夸耀。仔细看去，鞭梢蜷曲不舒展；鞭柄歪斜不正；鞭缨甩起来也不随合；看鞭节,腐朽斑斑没纹理，用指甲一掐就深深地陷了进去；举在手上，轻的象没拿东西一样。富家子弟说他喜欢鞭商说的发黄而有光泽的鞭竿，可让人用热水浇在上面，一下就变的干枯，现出苍白的样子。原来黄色是栀子染的，光泽是用蜡打出来的。三年后，富家子弟在郊外和人赛马，用力抽甩鞭子时，一下断了五六节，自己也坠地受伤。再看那折断的鞭子，里面空空的，质地就象粪土一样朽烂不堪，简直一无所取。

现今社会,追求“名牌”、虚荣，斗富、讲面子的人，常常也会花大价钱，去卖一些名不符实的东西来炫耀，不但乐此不疲，还会象柳宗元说的那个买鞭人一样，执迷不悟。鞭商是用诈骗来谋利的，而买鞭者却只图其华丽外表的虚荣。如此简单的骗术竞让买鞭者痴迷不悟，看似笑话，其实会让人一笑后醒悟深刻的生活哲理。我们常说，历史有时会惊人的相似；其实人类自身弱点所展示出的这些愚昧和可悲，总会不断地在历史中重复地上演着，只不过当事人浑然不觉罢了。

柳宗元说鞭贾这件事，其实是为了讽喻时政。他说：“今之栀其貌，蜡其言，以求贾技于朝。”这明显是在说那些伪装外表，粉饰言词，靠投机伎俩，获取高官厚禄的人；也直接触及了最高统治者皇帝。柳宗元曾在给岳父《与杨京兆凭书》里探讨荐举之道，他例举了四种人：有才而耻于向别人说的，是上等人才；有才而乐于向别人说的，次之；没有才能而善于自我吹嘘的，是祸国殃民的家伙，贼也；没有才能也不说，可看着象有才能似的，实际是土块木头。可这种人近世却受欢迎，被认为是“长者”，授重臣，亨厚禄，位列三公。其实这是在说那些靠门阀作官的庸类。人们往往说老实愚笨的人没有害处，这在乡村称那些平常人为“长者”还可以，可让这些人去为官，尤其是为高官，怎么能靠他们去解救百姓的苦难呢？这些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人，靠自我吹嘘，用骗技为高官，享厚禄，平日里还看不出什么，一旦遇危机时刻，其无能之辈，就会害国殃民。

用骚赋写寓言哀怨久长

在永州，柳宗元写了不少借寓言来抒发沉冤情感的东西，大都用骚赋为之，是情色并茂的华章。骚赋善抒情，以骚赋为文，多声色文彩。其色养目，其声悦心，其文真挚而朴茂，能使人读而得味。当世没有第二人能象柳宗元那样操骚赋来发声。明代宋濂作《渊颖先生碑》说：“古之赋学专尚音，必使宫商（指乐律）相宣（相得益彰），徵羽（指五音）迭变。自宋玉而下，唯司马相如﹑扬雄﹑柳宗元，能调协之。”

《骂尸虫文》借言寓写尸虫（秽物）之事，直刺宪宗皇帝和他身边的宦官﹑奸人。尸虫，是为害于人体的小虫。“阴幽诡侧”（阴险狡诈地隐伏着）﹑“卑陬（zōu惶恐不安的样子）拳缩”、“宅体险微”（待在人体险要或隐蔽处），一幅丑陋的形象。这群阴类恶物，“不择秽卑”；“潜窥默听，导人为非”（暗里偷听偷看，引诱人做坏事）；“冥持札牍，摇动祸机”（暗中偷记，制造事端）；“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jiàn超越本分）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同伙），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颠簸不平），以逆施反斗为安佚。谮（zèn诽谤）下谩（欺骗）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窃出，走谗于帝，遽（jù急）入自屈（弯曲的样子）。”宦官的丑恶嘴脸和恶行，惟妙惟肖地突显出来，真可谓入木三分啊！而宪宗“宁悬嘉飨，答汝谗慝（tè邪恶）”，反用美食奖赏这些邪恶之人。这虽是尸虫假托，可寻尽中唐的翰墨，不见当时有第二个人敢如此酣畅淋漓地直斥宦官和宪宗皇帝。柳宗元这是在为永贞革新和王叔文公开叫屈，他要向上天讨回一个公道。《柳集》蒋之翘本《题注》说：“公此文盖有所寓耳。永贞季，公以党累贬永州司马，宰相惜其才，欲澡濯（zǎo zhuó洗清罪名）用之，诏补袁州刺史，其后谏官颇言不可用，遂罢。当时之谗公者众矣，假此以嫉其恶也，当是谪永州后作。”按理论之，蒋氏不会无据加注。据查，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朝中曾有人拟以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为远州刺史，想渐次使用他们，后为武元衡等反对作罢。据吴文治考证，《骂尸虫文》系柳宗元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离永州前所作。时间恰与此事相合。一生儒雅内敛的柳宗元如此激愤而不计后果，又让我们看到他不屈性格的另一面。明代冯时可《雨航杂录》说：“柳子厚嘻笑之怒，甚于裂眦（zì眼角）。”此怒此愤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瓶赋》乃闲来之笔，是柳宗元一时性起，顺扬雄《酒箴》之意书就的。《酒箴》仅百字，一小赋，是扬雄“一时以文为戏”，拿去给汉成帝看的，有讽谏之嫌。文里没有评说，只是平实的把盛水的瓶子和盛酒的皮囊（鴟chī夷）摆出来给人看。水瓶“处高临深，动常近危”，一旦破碎，“身提黄泉，骨肉为泥” ；而鴟夷善变，“尽日盛酒”，“常为国器”，“出入两宫”。扬雄认为水瓶“不如鴟夷”。清人汪瑔《旅谭》说：《酒箴》是扬雄为文最好的，其文“妙造自然”。可能眼拙不见其妙，但世间名盖其实的事也不少啊！柳宗元反其意作《瓶赋》，说鴟夷蒙人眼目，“谄诱吉士”；“视白成黑，颠倒妍媸（yán chī美丑）” ；“败众亡国，流连不归（不知悔悟）”。而水瓶效法淡泊，“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普惠众生。就是“綆（gěng汲水用的绳子）绝身破”，“复于泥土”，也无怨无悔。这里“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比君子”。柳宗元“宁为瓶之洁以病己（为难自己），无为鴟夷之旨以愚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读书人处世为人的准则，没有几人真正做到了，而柳宗元做到了。

《牛赋》也是柳宗元自喻之作，其意与《骂尸虫文》相近。文中“利满天下”和“常在草野”，明显是寓说王叔文和“八司马”等人。章士钊说：“子厚为文，善于持喻，然其妙处，在分寸不溢，一出口即如人意之所欲言。”这也正是柳宗元寓言为文的绝妙之处。柳宗元鄙视宦官和奸人，把他们比作“当道长鸣”的“瘦驴”、“劣马”，这些人“不耕不驾”，只因“善识门户”，“曲意随势”，而得势妄为。而柳宗元等人“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愤懑不平之气跃然纸上。

《谪龙说》用语平实，“文字浅显易读”，白话一样的叙说，处处透着对贵少调戏遭贬人间龙女的愤怒，柳宗元厉声责斥他们：“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清人陈少章读后说：“此文子厚谪官后作，盖时有遇之不善者，故寓言见意。”处贬境，遭人非议，这对柳宗元早已习以为常。柳宗元为人很拗，至死都不愿与“非其类”的人同流合污。他幻想有一天能“化为白龙，徊翔登天”，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神奇瑰丽的神话色彩，飘然若仙的浪漫幻想，让柳文增加了亮色，也慰藉了那颗受伤害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