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论官场和为人之道

郭新庆

唐承隋制，官场仍由门阀士族主导，一般人很难挤进去，当时大多数读书人靠投门托情、投机钻营来求官取利,这已是社会的常态。为求官阿谀权势，以至卑躬屈膝，时人也不为耻。读书人上书权贵，献文献诗显白取媚蔚然成风。柳宗元《与萧翰林俛书》说，永贞革新期间，蜂拥而来的求官求利者“填门排户”，而多数得不到的，就变成了仇人，造谣诽谤，蓄意煽惑，和宦官、藩镇一起攻击革新派。后来柳宗元等人被贬了，还“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移，嚣嚣嗷嗷，渐成怪民。饰智求仕者，更詈(lì责骂)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达速援引之路。而仆辈作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柳宗元《与裴埙书》说：他“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有喙（指嘴）有耳者，相邮传作丑语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qiān)尤(罪过,过失)，若此而已。既受禁锢而不能即死者，以为久当自明。今亦久矣，而嗔骂者尚不肯已，坚然相白者无数人。”一时间，柳宗元成了“怪民”、“异物”。以至“长为孤囚，不能自明”。从中可窥见唐时官场的人情世态，其险恶令人生畏。这样的情景，柳宗元和韩愈在许多文章里都谈及过。柳宗元《宋清传》说：“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利也。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说到官场这些丑行时，深恶痛绝:“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xǔ说大话，夸耀)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韩愈能称赞的人不多，而他对柳宗元为人的叹服不同凡响。

唐时官场，我们从柳文和当时人谈及的情景里，也可窥其一斑。柳宗元在《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二书》里谈到他刚入仕时看到的官场情景：“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李翱，字习之，大历七年生，贞元十四年进士，韩愈侄婿，韩门大弟子。著有《李文公集》，其《疏决进献》揭发各地官吏“有作官店以居商贾者，有酿酒而官沽者”。《百官行状奏》指摘：“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行状，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专为记述死者生平行事而作的文章，一般都请人或由亲朋故旧代笔，妄为赞语谀辞是常事。其官场污秽溢于言表。张籍，柳宗元同时人，也是韩愈弟子。其《张司业诗集》八卷《贾客乐》说：南方商贾用船贩运，“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而“农夫税多长辛苦”。《野老歌》说:“老翁家贫山下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依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官商逐利奢靡可见一般。

柳宗元《送李判官往桂林序》说：“士之习为吏者，恒病于少文。”由此可见，唐代不知诗书的纨绔子弟靠门阴作官的比比皆是。《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称：唐李据，宰相（李）降之姪，生绮纨间，曾不知书，门阴调补渑池丞。判决祗承人(官府办杂务的衙役)：“如此痴顽，岂合喫杖（吃板子）?决（判）五下。”人有曰：“岂合喫杖?不合决他。”李曰：“公何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这里说宰相李降侄子李据，纨绔子弟，不学无术，靠门第做官，为渑池丞。县丞是辅佐县令的八品官。一次，他在判罚祗承人时，错用助词“岂”字，引起争议。“岂”字一般反用，表示反问，作难道解。有人认为，祗承人如此痴顽（呆傻），既不合吃板子，你怎么判决他。而李据却反驳说，你知道什么?岂是助语，正过来使用有何区别。意思是，祗承人如此痴顽，正合吃板子，打他五大板。这看来是笑话，但它生动地透视出唐代官场社会的现实。

《柳集》有三篇文章专论为人之道，这就是元和四至六年间写给杨诲之的《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书》及《与杨诲之第二书》。杨诲之杨凭之子，柳宗元妻弟，时年不足二十岁，已能为文章，其辞奥雅，用《庄子》、《国语》文字，倾慕甘罗、终军为人，其才智可大就。柳宗元贬永州时，杨凭在湖南任观察使，路过潭州时见过杨诲之。“乃见足下气益和，业益专，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元和四年（公元８０９年），杨凭贬临贺尉，杨诲之省父过永州时去看柳宗元，是时“文益奇，艺益工”。交谈中，柳宗元因“诲之吾戚也，长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惧圆其外者未至，故《说车》以赠。”古之车制，从来很少人能详言之。柳宗元《说车赠杨诲之》述说了上古车之礼仪、典故，以及各种不同用途的车具，如此精详史不多见。柳宗元说：“其类众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也。”这是说，车之所以能载重物“行于世”，是做车用的材料精良，车子做工牢固，“圆（指车轮）其外而方（指车箱）其中也”。“材不良，则速坏。”做工不用心，“不攻（牢固）则速败”。柳宗元“说车”是为了用“外圆内方”来喻人。他认为，做人应有车箱那样阔达的心胸，有通变四周的能力，而且要“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凡人之质不良，莫能方且恒。质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圆遂。”这是说，大凡一个人，本质不好，就不能持之以恒地坚持正道。本质好，但任用不当，也无法圆满地实现其道。后来，柳宗元又在元和五、六年，两次致书给杨诲之论谈“车说”的道理。《与杨诲之书》柳宗元告戒杨诲之说：“中之正不惑于外，君子之道也。然而显然（露出）翘然（出众），秉其正以抗于世，世必为敌仇，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爱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方其中，圆其外，今为足下作《说车》，可详观之。车之说其有益乎行于世也。”柳宗元这是爱惜杨诲之，怕他年少不能藏守其中，而因显露在外受到伤害。可杨诲之看后却不以为然，认为“吾虽少时，不能翦翦拘拘(浅薄，拳曲不伸)，以同世取荣（索取荣耀）。”柳宗元随作《与杨诲之第二书》，说他“车说”讲的道，是圣人之道，“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经用）之。”“吾未尝为佞（nìng花言巧语）且伪（虚假），其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 柳宗元回顾了早年求士为官的经历：“吾年十七，求进士，四年乃得举。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当面），则为之背（背后）。积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疎（狂妄背理）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庭，旦暮（早晚）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差人，兵卒）无别.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益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指与世沉浮），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及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惧，思欲不失色于人。虽戒励加切，然卒不免为连累废逐，犹以前时遭狂疏轻薄之号既闻于人，为恭让未洽，故罪至而无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日夜）惶惶，追思咎过，往来甚熟，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之难自任也。”柳宗元早年求士为官可谓顺畅，其文笔才华又过人，虽隐忍随势，可仍不免被门阀氏族和旧俗所不容，“遭狂疏轻薄之号既闻于人”，被“号为轻薄人”。柳宗元透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是要告知杨诲之官场险恶和正道为人之艰难。为了劝诫涉世不深的杨诲之，柳宗元洋洋洒洒写了二千余言，这在《柳集》书类里是少见的。柳宗元说：车“圆其外而方其中”。“仆之言车也，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这是柳宗元反复论说“外圆内方”之说的目的。杨诲之不理解柳宗元，曾在信里表达对甘罗和终军的追崇，让柳宗元很失望。甘罗是战国时人，十二岁时就帮秦相吕布韦办事。秦始皇为了对外扩张，曾命甘罗出使赵过，他用卑劣的手段让赵王割五城与秦，因之被封为上卿。终军西汉人，少好学，十八岁得名，汉武帝时为谏议大夫。终军诞谲（jué欺诈）险薄，好战，劣迹种种。死时二十岁，世称“终童”。二人史书上都有传。历史少而得名的不少，但柳宗元认为杨诲之倾慕的这两个人不值得推崇。甘罗“左右反复，得利弃信” ；终军“诞谲险薄”，都不是“圣道”。而倾慕他们，是“弃大而录（用）小，贱本而贵末，夸世而钧奇（轻重失衡）。”这是偏离大中之道得事。在柳宗元眼里，圣人温和同常人，既不是“异类”，也不是“狂人”。柳宗元劝杨诲之说：“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气未定，而忽欲为阮咸、嵇康之所为，守而不化，不肯入尧、舜之道，此甚未可也。”柳宗元认为，人要做大事，要行圣人之道，即“中之正不惑于外，君子之道也”。“圣人所贵乎中者，能时其时也。苟不适其道，则肆与佞同。”坚守圣人之道，得圆其外，行柔韧灵活之术；这不是没有原则，低声下气地翦翦拘拘。这些都是柳宗元用血泪和痛苦经历感悟出的为人之道，只所以不厌其烦，谆谆诱导杨诲之，是不希望看到后辈有为青年再重蹈自己的覆辙。

韩愈和柳宗元是朋友，可二人性情和为人行经却明显不同。柳宗元为人性格儒雅，从不言人短长；而韩愈为人性情豪爽，持笔傲物，可有时为求官求利又不择手段。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因排佛被贬到潮州，《韩集》有《潮州刺史谢上表》，洋洋千余言，语尽伏罪乞怜。之前《论佛骨表》的气势已荡然无存。韩愈谄媚宪宗，鼓吹封禅。他反复哀叹，“戚戚嗟嗟，日与死迫”。“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宪宗看了韩愈的谢上表说∶“韩愈大是爱我。”想要起用他。柳宗元再贬柳州时，也有《谢除柳州刺史表》。同样是谢上表，柳宗元只用了一百三十二字。虽已遭贬十年之久，可表中没有悲戚之语，也无乞怜之求。柳宗元对此早已不抱任何幻想，而以他平生为人也不会那样做。他只是发誓说：虽“牧人远方”，唯求“奉分忧之寄，铭心镂骨”，以报上天。章士钊评价柳宗元为人说∶“盖柳一贬十四年，以至于死，除己身镕铸经史，发为伟词，以列于后世外，所有人事来往，及内外行谊，绝非一丝供人訾议之隙也。”

柳宗元《送薛判官量移序》说：“君子学以植（树立）其志，信以篤其道，有异于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虽欲辞显难矣。”柳宗元认为：“异于恒者（和世俗不一样的），其道益显。”而立志守道，下决心推而践行它，却非易事。柳宗元一生坚守着他信奉的为人之道，至死不诲。他在《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说：“凡君子之志，欲其优柔而益固，愤悱（指心中蕴积的思虑）而不忘。”曾经以私怨劾柳宗元岳父杨凭的李夷简系李唐宗室。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李夷简镇襄阳时，曾主动施好，寄书慰问柳宗元。柳集有《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也就是距柳宗元死前的一年，李夷简召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柳宗元为此有《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乞请援引。他在书中说：“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仰望于道,号以求出”。“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其词之卑屈迫切如此。看来柳宗元至死也没有放弃想复出做一番事业的念头。可李夷简在相位不过三个月，这件事自然也就没了回声。细究柳宗元一生痛苦的贬放生涯，这时又只独剩一人留在蛮荒，病魔缠身，眼望来日不多，功业无望，身体和精神上的磨折是常人不能想象的。柳集有《寄韦珩》诗述说他在柳州时的身心状况：“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迩来气少筋骨露，苍白瀄汩（zhì gǔ水流冲击声）盈颠毛（头顶之发）。”病痛钻心，“骨状如箭”，气短，头发都白了。极度的痛苦，穷而克寿。此诗作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秋，柳宗元四十五岁，可人却垂老衰頽成不久人世的样子。韦珩是京兆尹韦夏卿之侄，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进士，与柳宗元交好，除这首诗，元和八九年间柳宗元还写有《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其书说韦珩“志气高，好读南北史书，通国朝事，穿穴古今，后来无能和”。柳宗元作《寄韦珩》诗时，韦衍已入士而左官。古时以右为尊,称降职外迁的官为左官。二人同为贬人，心气相通，自然比较投和。柳宗元郁结心中的悲愤只能象好友倾述。韦珩后历江州刺史，再没见二人有交往。

《韵语阳秋》卷十一《子厚人穷》说：“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也，永贞之初，得一礼部郎，席不暖，即斥取为永州司马，在贬所历十一年。至宪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师，喜而成詠，所谓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是也。既至都，乃复不得用，以柳州去。由水至京，已四千里，自京徂(cú往,到.)柳，又复六千，往返殆万矣，故《赠刘梦得》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赠宗一》诗云：一身去国六千里，万里投荒十二年是也。呜呼!子厚之穷极矣。观《赠李夷简书》云：‘曩(nǎng从前)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厄，穷踬陨坠(一直坠陷困境)，费为孤囚，日号而往者十四年矣。’当时同贬之士，程异为宰相，而梦得亦得召用，则子厚望归之心为如何?

然竟不生还，毕命于蛇虺瘴疠之区，可胜叹哉?”这里说的“一世穷人”，是指柳宗元一生遭贬不得志，处境窘迫。柳宗元《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柳宗元一生追慕上古贤达的为人之道，无怨无诲，至死都没放弃。这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思索和追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