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论为文之道

郭新庆

人的性情与经历不同，为文的外在表现也大相径庭，斑斓多异。有豪放大气的，有深沉婉约的，有华美绮丽的，有闲适旷达的，还有虚徒其表，华而不实的。柳宗元终生处贬境，性情内敛；他守大中之道，为人肃穆傲然；其诗文愤世嫉俗，深沉静远。章士钊说:“为子厚者,上综三古,下笼百家,笔之所投,无往不利,骚赋功深,正以助古文之渊懿(yì深远美好)。”柳宗元推崇屈原、司马迁，作赋哀怨悠长，为文渊雅。他深谙为文之道，《柳集》有不少论说这些问题的篇章，言之切理，情深意茂，让为学者受益。

《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是柳宗元在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前后在长安写的一篇赠序，谈为文之道。豆卢膺秀才，不详其人。而以“生”（古时读书人统称）相称，从说话语气上看不应长于柳宗元。文曰：“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无乎内而饰乎外，则是设覆为阱（捕捉野兽用的陷坑）也，祸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饰乎外，则是焚梓（印书的雕版）毁璞（含玉的石头）也，诟（gòu辱骂）孰甚焉！”这是说，为文内容和形式缺一不可。没有内容徒有外表的文章象陷阱，危害更大；而有内容缺少表达形式，美的东西也没法展露，只会受到唾弃。文行也不远。而要通为文之道，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专志于学”。柳宗元勉励豆卢膺“以《诗》、《礼》为冠（帽子）屦（jù鞋），以《春秋》为襟带，以图史（图书史籍）为佩服（服饰和佩戴等）”。有了这些积累和修养，才会写出有悦耳声响和文采鲜明的好文章来。对“无乎内而饰乎外”的为文之病，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离奇古怪），张之以阔诞（荒诞无稽），以炳然（明显）诱后生，而终之以僻（邪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他把“务富文采”、“诬怪”、“阔诞”的《国语》说是“用文锦覆陷阱”。《与吕道温论〈非国语〉书》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庞（多而杂乱），好诡以反伦（违背道理），其道舛逆（谬误）；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焉，伏膺（yīng牢记在心）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nì沉迷不悟）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yì遮蔽）也。”这是说文胜反伦，遮蔽圣人之道，害道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精巧细致）。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这里“以辞为工”是指柳宗元年青时偏好韵文和骈体文。参加永贞革新，为倡行“大中之道”，柳宗元尊奉“文者以明道”；尤其在永州十年，其文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柳宗元为了明道而排斥“好辞工书”。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而研究圣人之道不能只追求表面的文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借）辞以明，辞假书以传。”施道及物，这是道之本质所在。今世人偏好文辞，夸耀著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这脱离了道的本质。柳宗元追求的是“及物之道”，即惠及百姓，辅助时政之道。他说：“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这是说自己学圣人之道已到能论道说古的程度。柳宗元批评的“好辞工书”二病，是当时一般读书人通病。他反对的是那些浮丽糜滥的害道之风，更重视明道的为文之功。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味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yān jiǎn高傲，傲慢）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柳宗元作文章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切忌浮夸不深刻；从不懒惰潦草为文，切忌松弛不严谨；从不糊涂信笔乱写，切忌模糊杂乱；从未持骄矜之气，傲笔视人。沉心追求深刻含蓄，挥洒达其明快；疏导使之通达顺畅，简洁但有节制变化；为文有激情才会写的俊爽自然，文有气势才能深厚凝重。这些为文的方法和技巧，都是柳宗元用来辅之明道的“羽翼（翅膀）”。

《与友人论为文书》是柳宗元在永州因友人求索其文章有感而作，通篇论说为文之难。柳宗元是文章大家，显然深知其中的甘苦。“古今号文章为难”，难在哪？难在“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这是说文章有独到的见解难，而文章能被别人认识和理解更难。好文章难得，而让人认知奥文更不易。不是文章高手，不是站在高深处不会有此感慨。柳宗元说：为文如果能有独到高明的见解，探究其精微深奥处，“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玉器）之瑕也”。瑕不掩玉，“芜败”不伤其价值。“且自孔氏（孔子）以来，兹道（为文之道）大阐（发扬）。”家家学习，人人奋进，殚精竭虑，将近千年。“其间耗费简札（书写文章的竹木板），役用心神者（用尽心思写文章的人），其可数（数不清）？登文章之箓（文章史籍），波及后代，越（超）不过数十人耳！”人人争相“裂绮绣（写华美的文章），互攀日月（与日月争辉），高视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乎（称雄百代）？率皆纵臾而不克（放纵不前），踯躅而不进（徘徊不进），力蹙势穷（筋疲力尽），吞志而没。故曰得之为难。”柳宗元慨叹道：道之显扬还是隐晦，与人遭遇的幸运或不幸相关联；人言论的善辩或迟钝，与官职升降相关联；名声的好坏，与人的好恶有关；文名伸取，与交际广不广有关。“卓然（不平凡）自得（有见识）以奋其间者”，其见解能否适合时人的口味，这是难以预测的。“而又荣古虐今（厚古薄今）者，比肩迭迹（前赴后继），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死后扬名）众焉。杨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活的时候）而《史记》未振。彼之二才，且犹若是，况乎未甚闻著者哉！固有文不传于后祀（后世），声遂绝（堙没）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难。”文中还谈及时弊说：“而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是其所以难也。”当时文人剽窃前人作品，戕害文史，从古书里挑取一些华辞丽句，放在嘴边炫耀。一遇事便蜂拥而起，虚张声势，以假乱真，写些华而不实的文章，欺蒙没有见识的人，以骗取一时之声誉。柳宗元对时弊的针砭入木三分，到今天还那么鲜活尖锐，就象一束束铓刺，从时空里跳出来，刺痛那些图有虚名、弄虚作假的人。

《杨评事文集后序》作于永贞革新前，是柳宗元早期文论作品。杨评事，是柳宗元岳父杨凭之弟，“最善文”，官至大理评事。柳宗元认为，为文之道，是用文辞褒贬时政，起到导扬正气、讽谏时弊的作用。他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这是说，散文是著述之文，诗歌是比兴之文。而“著述者流（散文）”，出之儒家经典《尚书》、《易经》、《春秋》，其特点是“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适宜藏于简策（书籍）；“比兴者流（诗歌）”，出之《诗经》，即“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特点是“丽则（绮丽而有法则）清越，言畅而意美”，适宜“流于谣诵（歌诵）”。可是“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这是说自古至今，文士和诗人是很难兼而一身的。柳宗元考唐初至中唐以来的文事沿革，及文人流派，慨叹道：“文之难兼，斯亦甚矣。”他说：“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怍（zuò惭愧）者，梓潼陈拾遗。”柳宗元认为，唐代诗与文并盛者只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陈子昂，因曾任右拾遗，故有陈拾遗之称。陈子昂的著名诗篇《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诗高古，激昂高峻，千古传颂，家喻户晓。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很推崇他。韩愈《荐士》篇说：“国（唐）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陈子昂因直言敢谏，被罢职归里，后为县令段简所害，死于狱中，年仅四十余岁。章士钊说：“唐人有文，二道俱通，自陈拾遗外，子厚殆有舍我其谁之概。”林纾说：“柳州自命可知。”清代吴汝纶也有评说：“具有分寸，不肯为妄叹。”这都是古人读柳文的感悟，均属言外之音。柳宗元当时年少气盛，有此意也不足为怪，而今读之，故为一说罢。与韩愈相比，柳宗元文笔兼胜，古人有此评说就不足为怪了。

裴度《答李翺书》说：古时圣人治理天下时，不用文章。后来周公遭变，仲尼不当世，才有文章传世。而历代士大夫也是穷困不得志时著书，相习成了传统。柳宗元早年在京城为官也不把文章当回事。他后来在永州写的《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特是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称于今，则宜垂于后。今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邪！”李翱《答皇甫湜书》：“凡古贤圣得位于时，道行天下，皆不著书，以其事业存于制度，足以自见故也。其著书者，盖道德充积，厄摧于时，身卑处下，泽不能润物，耻灰泯而烬灭，又无圣人为之发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传无穷，而自光耀于后。”这也是说，不得志，才穷愁著书。古文运动本为复古道，可柳宗元在《与友人论为文书》里又批评“荣古虐今”的旧俗，看是矛盾，其实不然。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说：“彼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差别）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谭亦云：亲见杨子（杨雄）云，容貌不能动人，安肯传其书？诚使博如庄周（庄子、周公），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司）马迁，富如（司马）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杨雄，犹为今之人，则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观之，古之人未必不薄于当世，而荣于后世也。”柳宗元认为，这些以文名世的古人，在他们当时也是不为人所重的，这其实是柳宗元在贬境感到文难为人知而发出的愤声。既然“薄于当世”，那就让其“荣于后世”吧。

柳宗元《复杜温夫书》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zhuó精雕细刻），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立言状物，为尝求过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才能和情趣）。”此中“意尽便止”语，虽仅四字，却道出了为文的重要法门。柳宗元毕生践行这一为文原则。他在《与杨京兆凭书》说：“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之道。”说到三代以下文章家典籍，他仅各用一字就将其精髓道破，其知文章利病之深远非常人可及。清代徐经《西汉文类序后》说：“殷、周之前，先圣删订，仅传数篇，何子厚不能知哉？今读虞、夏史臣所记，典、谟、《禹贡》，炳如日星，烂若卿云，盖天道人事地利，莫不备具，后世史官，有数百卷不能尽者，是惟以数言括之，非简也。”柳文“简古”。朱熹说：“文之最难晓者无如柳子厚。”这恐怕不能仅用一个“简”字说得清楚，隔着时空，柳宗元深邃的思想和文学遗存不是后人一眼就能看透的。

元和初年，韩愈作《毛颖传》，遭人讥笑，非议蜂起。《旧唐书•韩愈传》说：韩愈“持才肆意，亦有盭（lì违背）孔、孟之旨。……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繆（pī miù错误）者。”韩愈弟子张籍有《致韩愈书》，责他好戏谑。就连赏识韩愈的裴度也作《寄李翱书》批评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才也。近或闻诸侪（chái同辈，同类）类云：恃（shì依赖；倚仗）其绝足（自喻千里马），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尓。”这里说的“制”，应是一种准则，含有节制之意。《礼记•仲尼燕居》说：“夫礼所以制中也。”是说不过不及，保持适中的意思。古人为文，讲究文雅，不偏不倚，符合礼制。古文运动是对魏晋传到唐代时俗的一种反叛，韩愈不居守俗规，创新文学样式，作《毛颖传》，以寓意和戏谑言辞取笑时弊。此事贬在永州的柳宗元时有耳闻，元和四年（公元８０９年）柳宗元从省父经永州的内弟杨诲之那看到了《毛颖传》。他后来在《与杨诲之书》提起这件事说：“足下所持韩生（韩愈）《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当时人“为文多拘对偶”，官场为文也用骈体；韩愈《毛颖传》用寓言写传奇文，借给毛颖（毛笔）立传为名，发泄对朝政的不满，讥讽最高统治者和权臣；因不便直言，只好戏谑为之。柳宗元“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作《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为韩文张目。柳文说：读《毛颖传》，“若捕龙蛇，博虎豹”，与之搏斗，不敢有半点疏乎大意。真是不同寻常的好文章。而时俗文人，模仿抄窃，东拼西凑些没内容、没品味的东西，他们讥笑《毛颖传》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柳宗元说，自古圣人就不罪（嫌弃）俳（pái）。“俳”是诙谐、滑稽的意思，原本是古时艺人取悦人的东西，引之为文，自此后把游戏取笑的诗文称之为俳体。柳宗元认为，讥笑戏谑为文是数祖忘典，他举《诗经》：“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赞美开玩笑让人舒畅、快乐）和《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证之，说这些都是“有益于世者也”。柳宗元还列举事例，讲述“有所拘（拘束）”﹑“有所纵”的道理，借之来肯定戏谑的作用。他还用不同美食适宜不同口味，说明文章的多样性。柳宗元在收尾说：韩愈《毛颖传》是“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吴文治评语：“真一言九鼎之文。”这在当时有划时代意义，它冲抵时弊，开创了为文的新局面。

能文者又深知为文利病，柳宗元论为文之道的理论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他那“意尽便止”的为文宗旨，更应为今人所信奉和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