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郭新庆

“古文运动”与“永贞革新”是中唐时期的两场革新运动，一为政治，一为文学，其实质都是缘之改变当时衰微时风所引发的。文人以古文称谓家派的，始自唐代。这里所说的古文不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古文字，而是一种文体，即秦汉时流行的古文，也就是后人说的散文。古人讲为文之道，是说写文章与作事都要尊奉上古时代的风俗习惯，其中包括古代学术、政治、道理、方法等诸多内容，称为古道。《礼记•檀弓》上说：“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这是说仲子办丧事依照古人的习俗。而为文之道，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是从本原说文起于道的意思，可他并没说明道为何物。后来一直有人在谈论文道之事。到唐代，陈子昂、独孤及、柳冕、梁肃等人也是这样，但都没有象韩愈那样旗子鲜明地说出“文以载道”的内容。韩愈主道统说，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是一脉相承的，到孟子以后中断了。韩愈以道统自居，推崇西汉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杨雄，他要以文载行孔孟的仁义学说和思想。韩愈为文气势磅礴，可思想却是保守的。他在《原道》里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韩愈把孔孟思想归结于此，显然没有进步性可言。韩愈《与孟尚书书》说：“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并发誓“始其道由愈而麤（cū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韩愈排佛也是据此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佛教，在唐代已与士农工商平分社会，直接威胁皇权的统治。韩愈《与孟尚书书》说：杨（杨朱，目无君上）、墨（墨翟，目无父母）交乱，使人几于禽兽；而“释（佛教）老（道教）之害，过于杨、墨”。韩愈排佛，与周围人鼓动有关。张籍曾两次上韩愈书，力言老释之害，劝韩愈“嗣（接续，继承）孟轲杨雄之作，辨杨墨老释之说，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到韩愈时，儒家之道，其义蕴已为周秦两汉的儒者发挥殆尽，无多可言。韩愈“信道笃”，但并未象柳宗元那样深究其理，也没对儒理提出新的说法和发明什么新的东西。苏轼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然其论至于理而不能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故而罗根泽说：“韩愈虽自言重道轻文，而结果还是文章家，不是哲学家。”此说很有见地，可他据此评说柳宗元就有失偏颇了。

柳宗元主“文以明道”，虽与韩说仅一字之差，可所说的道不同。柳宗元是思想家，他对儒学的研究远甚过韩愈，两人对儒学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柳宗元一生遭贬，远离权力中心，他往往以叛逆者的形象发声。柳宗元虽立足于儒学，可他坚守的“大中之道”与韩愈的儒道不是一回事。柳宗元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适从）；其或切于事（联系实际），则苛峭刻核（苛刻死板）不能从容，卒泥（不通）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把握）。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我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大中之道）之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真（真谛）。然而常欲立言垂文（著书立说），则恐而不敢。今动作悖（bèi）谬（荒谬）。以为僇（lù受辱）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收集），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柳宗元的道与当时大多数言道者不同，他们说的儒术，拐弯抹角，漫无边际，让人看不懂；那些离奇的狂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恍惚惚，不知说了些什么。身处蛮荒，形同囚徒的柳宗元已没法施展他的大中之道，只能著书立说，以文明道了。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柳宗元的道是以辅助时政、惠及百姓作为根本宗旨的，也就是他说的“利安元元（百姓）为务”，这显然与韩愈说的道不一样。

古文运动从表面看，是以反对骈体文和南朝言之无物的散文而掀起的一股回复秦汉文风的复古运动，而从思想层面看，它其实是一场儒学的复兴运动。到中唐时，经韩愈、柳宗元的倡导，并率先实践和创新，使古文运动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对文坛和社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为挽救文坛和社会的頽势也曾有人尝试创新古文，可都因不具有这种能力而作罢。柳冕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说：“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未由也已。” 而柳宗元做到了。唐人论文，分文与笔为二事。赵璘《因话录•南部》下说：“韩文公（韩愈）与孟东野（孟郊）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诗），时号孟诗韩笔。”刘禹锡《祭退之文》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是说韩愈能文，刘禹锡善论，韩与刘对阵，无不败北。笔是一种书写绘画的文具。用之书写，记事，亦谓笔。《史记•孔子世家》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孔子著写的《春秋》是儒家传世的经典，其书写、修改的文字，就是孔子善长文学的徒弟子夏也不能对之有一字的评赞。这里的笔，也就是后人对古代散文的称谓。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无韵之笔的散文，和有韵之文的诗赋，各有其长，运用得当都可载道明道。任何事情都不能绝对化，对文学样式更是这样。骈体文到唐时已存续了二百多年，其间显然有它的道理。古文质朴，可上古有的古文已经死亡了，并不适宜千篇一律地拿来用。批判继承是常理，可一概否定也是不可取的。《柳集》里除表状外，收文章有350多篇，其中骈文有35篇，占十分之一。其间骈文杂糅，柳文几乎充斥着骈文的影子。柳宗元善长韵文，他对骈体文的态度是可取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柳宗元是有唐骚赋第一人。宋代晁补之《续楚辞》序说:“宗元窜斥，崎岖蛮瘴间，堙厄感郁(堵塞郁结)，一寓于文，为《离骚》数十篇。”柳宗元作的骚赋哀婉悠长，不论天高旷远，都能笔随情至，酣畅淋漓，是无病呻吟的骚客文人无法企及的。章士钊说，盖子厚以骚赋起家，词条丰蔚(茂盛，盛大)，感情洋溢，笔无投而不可，同代人或后者，望而生畏，于柳殆(几乎，都)不得不敬鬼神而远之。宋人严羽《沧浪诗话》也称赞说:“唐人唯柳子厚深得骚学，韩愈、李观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讽》，不足为骚。”严羽论唐人独柳宗元深得骚学应是历代学人的共识;章士钊说柳宗元的骚赋，文人只能敬鬼神而远之，也绝非危言耸听。柳赋典雅精美的辞章，深邃悠远的韵情，没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技巧是无法做到的。

骚曲源于战国时的楚国。本是一种歌曲，通篇用韵，而且都是周、秦时的古韵，典雅难作。辞赋源自屈原。屈原是公元前战国时楚人，他是我国最早的大诗人，他的代表作《离骚》、《九章》等篇都是在遭放逐时写的。这种文学样式，以楚地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风土物产，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这类作品，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气息，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多用“兮”字来助语势。到西汉初时它被称为“楚辞”，又因《离骚》名世，亦称“骚体”。后来作诗的人多仿效《离骚》，又把诗人叫骚人。屈原《离骚》是其骚体的代表作，作于顷襄王十一、二年被放逐时，已过五十岁，是哀怨讽时之作。司马迁《屈原贾平列传》说:“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后来班固“赞序”也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王逸《章句》也说:“离，别也。骚，愁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哀怨是楚骚的遗风。章士钊说:“然骚之为骚，非以怨诽驱之而行，即失其所以为骚。”可观柳赋却哀愤而不屈。柳宗元与屈原有相同的人生经历，有宁死不屈的理想追求，其情哀怨而愤，其文讽时而不媚，哀怨泣鬼神，情思恸古今。其情发自心底，其文随境而生。华章出自然，真情悠久长，只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人生磨难才会写出千载不朽的东西来。

柳宗元精通韵文，创造了有唐以来骚赋没人能及的高度。而起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的骈文也是一种韵文，是由辞赋逐渐演变来的。骈字的本意，是两马并驾一车。引申出并列、对偶，用之为文，称骈文。骈体文章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和声律，其中多有用四字六字句相间成文，旧称四六文，由于多用四言六言的句子对偶排比，也称骈四俪六。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称骈体文为“讹滥”，所谓讹是追求诡异新巧，指颠倒字句，违逆古文；而滥是说浮靡。这是说骈体文的讹滥的文风把文章创作引入了歧途。但骈文并非无可取之处，虽不善于叙事，可骈体文声韵并茂，讲究对称美，文章华彩，有声有色，很适宜渲染煽情，对文人很有吸引力。骈文到唐代走进了死胡同。柳宗元《乞巧文》说:“骈四俪六，锦心绣口。”这种这单纯追求韵律，空于形式的骈文，到柳宗元时已成了“夸谈雷吼”，“使甘老丑”，即被时人讥笑为“老丑”的靡靡之音。可骈文是当时的官方文字，不论是朝廷的文告，还是官府的文书，都是用骈四俪六形式书写的。柳宗元以后的令弧楚、李商隐都是写骈文的高手，此风一直延续到宋代。

唐代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而柳宗元对之持较温和的态度，并非一概否之不用，而是化腐朽为神奇。正如章士钊所说:“为子厚者，上综三古，下笼百家，笔之所投，无往不利，骚赋功深，正以助古文之渊懿(yì深远美好)。”而韩愈《答李翊书》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两者相比，差异可见。《柳集》里以骈文标目的，有十几篇之多。《南霁云睢阳庙碑》是最出彩的一篇。此文与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是一对姊妹篇。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韩愈与张籍读李翰《张巡传》，“韩以文章自名”，作《后序》，这是一篇传论体。元和三年，柳宗元应南霁云儿子南承嗣之请，作上文，并有别于韩愈用韵文骈体。两人都记张巡、许远、南霁云守睢阳的事，并为其正名。虽文笔不同，却如比翼双璧，文采飞扬。当时睢阳只有守兵近万，却御敌十三万九月之久，城陷三人都被害了。此举奠定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基础。韩愈《张中丞传后序》说:“守一城，捍天下，一千百就尽(将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一天天增加)之师，蔽遮江淮，沮遏(遏制)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赞曰:“睢阳所以不阶王命，横绝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奋百代而特立者也。”对此，瞿兑之《骈文概论》说：“这是胡等伟绝的议论，从空而降，又是何等横恣的笔力，恐怕韩的那些散文碑志，也不过如此。”柳宗元用韵文为烈士作碑，其典雅气势可彰，其胸中之愤得发。何义门《读书记》道此心境说:“柳子方为僇人(lù罪人)，假(假借)以发愤慨，四六使事，复不觉其讦(攻击或揭发别人的阴私、短处。)露耳。”骈文典重。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一篇千字碑文，按世采堂本标出的用典注解就有四十余处。读过，让人有些目不暇接的感觉。可细品起来，韵味无穷，又读之上口。每一用典，都不是硬塞进去的，而是恰到好处的融在语境里，加之音韵唱和，使文字更鲜活，形象更亮丽，文章更风采。有些东西，看怎样使用，放在什么场合，不存在千篇一律的模式。在中唐和以后，能如柳宗元那样使用骈俪，恐怕还没人能出其左右。

说杜甫为中唐人，也不为过。他有一篇《戏为六绝句》的诗，是作文艺术批评的。杜甫是诗人，他不赞成一味贵古贱今，尤其是全盘否定韵文骈俪。诗其二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shěn讥笑)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里的王杨卢骆，是唐初的所谓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都是写骈文的高手。可他们除骈文外别无所能，与柳宗元不可同日而语。杜甫认为，四杰的为文是初唐那个社会的“当时体”，不能一味“轻薄”地讥笑它。被讥笑的象江河一样传留着，而讥笑的人却被泯灭了。这应该有一定的道理。直到清代，还有个叫李兆洛的人，编选《骈体文钞》三十一卷，给世人看。柳宗元反其道而行之，用被世人看轻的骈体著文，反倒写出惊俗的华章来，让从不让人的韩愈也折服再三。

历史有时很奇特，有唐三百年，虽诗盛文茂，可畸形佛老却罩住了整个社会的思想，唯独从荒蛮贬境冒出柳宗元这枝奇异的时代奇葩来。苏轼《韩文公庙碑》赞韩愈说：“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里八代指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其实，这样评价倡导古文运动的韩愈应不算过分。而对柳宗元宋人石介说：“李唐元和间，文人如蜂起。”“子厚称绝伟。”王安石说：“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 清代林纾《春觉斋论文》说：“子厚之文，古丽奇峭，似六朝而实非六朝；由精于小学，每下一字必有根据，体物既工，造语尤古，读之令人如在郁林、阳朔间；奇情异采，匪特不易学，而亦不能学。”还说柳宗元至贬死，“凡诸所见，均蛮荒僻处之事物，而能振拔于文坛，独有千秋，谓得非人杰哉？”又见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飧军堂记》题下有蒋之翘注说：“森严钜丽，是大手笔。”柳宗元用他耀世的文章和诗篇，冲开了笼罩文坛的阴霾，为古文运动做了奠基性的贡献，也实现了他“文以明道”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