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为何拒为人师

郭新庆

师说源自春秋。《论语•为政》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述而》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些都是讲为师之道的。孔子是我国师之始祖，他开办私塾，创立了规模教育的先河。孔子有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那个时代，这样的办学规模可为宏大啊！古时把有专门知识技艺的人也称为师。《孟子•梁惠王》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是说技艺要靠师传的。今人师傅称谓在古时是人对老师的尊称，就是皇室子孙自小也都要拜师傅学知识和统治术。古人教育分门派。汉王充《论衡•量知》说：“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师法相承，有渊源可寻，为之师承。所谓师法讲的是师承之道，其要旨是老师传授的学问和技能。《荀子•修身》说：“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是说老师授师法（学问和技能），犹如让瞎子看见光色，聋子听到声音。《荀子•劝学》又说：“君子曰：学不可以己。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是说，人的学问和技能都是要靠受教育、求学问取得的。学生是踩着老师的肩膀成长的。社会是靠师承向前发展的。柳宗元刚贬来永州时，作《答问》说：“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zhì被东西绊倒）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愚蠢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贤不肖明白。”这表面责其年少不经师之“愚蠢狂悖”，实则讽说那些不“恭客之教”无以“承厚德”的世之小人。世间无师自通者寡，师通者众。知识是一个不断积累传承的过程，唯有先觉者传授才得以光大。柳宗元在《与李睦州论服气书》里,讲述了自己无师难通精远的两件事：“愚幼时尝嗜音(音乐),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大)师，而偶传其谱，读其声,以布其爪指。蚤(早)起则嘐嘐(jiāo象声词，鸡鸣声)譊譊(náo拟声，形容争辩的声音)以逮(dài到，及)夜，又增以脂烛(点灯)，烛不足则讽(背诵)而鼓(弹奏)诸席。如是十年，以为极工。出至大都邑(大城市)，操于众人之座，则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浊之乱，而疾舒之乖(不正常,不合情理)欤?’卒大惭而归。及年已长（少长），则嗜书(书法)，又见有学书者，亦不得硕师，独得国故书（名帖名书），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从前)之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书之工,能为若是。’知书者又大笑曰:‘是形纵而理逆。’卒为天下弃，又大惭而归。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仅仅)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穷岁月)，愈远而不近也。”这是说，不经师难知书，不通师难至远，其道自显矣。

《柳集》有多篇谈论师说的文章，柳宗元自始至终一直辞拒为人师，究其原因，元和八年（公元８１３年）在永州作《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述说最详。韦中立，史无传。宋刻百家注本韩醇注据《新唐书》年表说他是唐州刺史韦彪的孙子，于元和十四年中进士第。《柳集》卷二十三有《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说：“京兆韦中立，其文懿（yì美好）且高，其行愿（质朴，老实）以恒，试其艺益工，久与居，益见其贤，然而进三年连不胜（三年举进士不第）。”元和八年，韦中立从京城赴永州向柳宗元求教，回京后又写信要拜柳宗元为师，为此柳宗元回信说他“不敢为人师”的原因：“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饭没煮熟），又挈挈（qiè孤独得样子）而东，如是者数矣。” 《师说》是韩文名篇，大约写于贞元十八年（公元８０２年），时年三十五岁。韩愈这时正走背字，仕途一直不顺。他写这样的文字明显有与当时世族之家相抗衡的意味。那些所谓士大夫之族，自持门第，不学无术，目空无人，又不用科举，就能享世禄为官。韩愈曾三次上宰相书求其门不入，让他羞愧、愤恨。韩愈论师说，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开篇就奔主题：“古之学者必有师。”可到唐代，“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他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子。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

专攻，如是而已。”就连“君子不齿（看不起）”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都“不耻相师（拜师学习）”，可“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笑之。”当时人以利势交，投门第，谄为权贵门人，求官取利；而反之却以师人为耻，尤其是地位不及己者。韩愈一反当时俗尚，强为人师，根本不顾忌时议。他在《答刘正夫书》说：“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韩愈好为人师之举，在其师弟子间，动辄龃龉（jǔ yǔ争吵），以至遭大弟子李翱、张籍等人的公开抗拒。清人鲍倚云在《退余丛话》里说到这件事：“昌黎（韩愈）抗颜为师，以弟子畜（待）李翱、张籍，籍则自居诤友（直言的朋友）之列。韩《与东野书》云：‘习之娶吾亡兄之女’（指李翱娶其侄女为妻事），而翱《祭韩文》，直称韩十兄，然则不但不以师资师韩，并姻娅（亲戚辈分）行辈都不叙，其抗傲如此。”当时人以利交人，不尊师之风可见一般。柳宗元用屈原《九章•怀沙》“邑犬群吠，吠所怪也”来形容攻击师道的时风。他形象地用犬吠日、吠雪，说这些人象小地方少见多怪的狗一样。并感叹道：“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来到永州这些年，柳宗元无故“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所以，柳宗元愿“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和时人所笑，虽不为师之名，但却行师之实。青年袁君陈曾去信对柳宗元不愿称师名表示不满，柳宗元写《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解释说：“仆（我）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不敢让人求教的心愿落空），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jì教）之。虽若是，当时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这些原因，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都说过。

元和十四年（公元８１９年）春夏之交，秀才杜温夫曾多次给柳宗元写信，并寄自己写的十卷文章让柳宗元指教。后来他又亲自到柳州拜见柳宗元。杜温夫非常敬重和崇拜柳宗元，每致信都把柳宗元比着周公和孔子，柳宗元有《复杜温夫书》作答：“书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拟人必于其伦，生以直躬见抵，宜无所谀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岂得无骇怪？且疑生悖乱浮诞，无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对答。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柳宗元生性内敛，困境时也从不言人长短，对后进者更是循循善诱，可此书语势之激烈一改常态，他用“谀道（yú谄媚、奉承）”说此事，说他听后感到“骇怪（吃惊而奇怪）”。他认为把自己比之周、孔，是“悖乱浮诞（背理错乱的虚浮之言）”，是“无所取幅尺（即不伦不类，有失分寸）”，故而他不作回应。柳宗元说，他一小邦刺史怎敢与周、孔相比；你（杜温夫）离开我，路过连州见刘禹锡、潮州见韩愈，这不又得二周、孔吗？你要去京师，名声显赫的人何之千数，又要得千百周、孔？这是非常扰乱的念头啊！柳宗元这一年十一月在柳州过世，此书是他死前之作。厉声严语，可透出的是坦诚，彰显的是为人师表的人品。为此，章士钊说：“夫人之将死，气质不无稍变，其变也，大率缓而趋急，温而转厉。此书责备之严，气象之猛，过乎常度，殊失循循善诱之道，倘（tǎng假设）子厚平时为之，吾意将不若是。”柳宗元很赏识杜温夫，热情指导他，认真传授为文和做人之道，就连他对乎、欤、耶、哉、夫、矣、耳、焉、也等虚词运用不当都一一指出，其用心具体细微，一丝不苟。柳宗元说，其厉声严语，“非固拒生（古时对读书人的统称）者”。柳宗元慨叹道：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教育有很多方式，柳宗元说他表面好象不屑于去教诲他，其实这对他是一种更诚心的教诲啊！

柳宗元《师友箴》并序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吴文治校《柳宗元集•题注》[黄曰]子厚《师友箴》曰：吾欲从师取友，而天下无可者，必得仲尼、叔牙而师友之。退之《师说》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尔。由退之之说，则学者不敢持己之长，有所资于人；由子厚之说，则学者轻人之能，而终于自是。韩、柳优劣，由此而判。

文中叔牙即春秋时齐人鲍叔牙，也称鲍叔。他与管仲交好，知其贤，遂荐管仲于桓公为相。管仲助桓公九合诸侯，而成霸业。管仲曾对人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左传》庄九年、《史记•管仲传》都有记载。唐时轻师友，不是柳宗元时才有，盛唐之时也如此。杜甫诗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柳宗元提出以“中道”为求师取友的标准：“中焉可师，耻焉（耻于唯利是图的）可友，谨是二物，用惕尔后。道苟在焉，佣丐（佣人乞丐）为偶（良师高朋）；道之反是，公侯以走。” 《荀子•性恶》说：“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亦师亦友，即师友也。凡可以求教请益的人都可称为师友。《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写于《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之后。韦中立求柳宗元为师，《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不说求师而说求益友，是柳宗元自度其身份而内敛之辞，更是为师之道的更高境界和层次。古时所谓友，有师之半（即半个老师）之说，故而交友相师也。柳宗元《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说：“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正与此意相合。柳宗元在这里说：“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专注的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子，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说己不如韩愈是谦辞，说“人之所见有同异”，不满意严厚舆“以韩责我”才是本意。“韩退子长于笔，凡彼一波一磔，人都不敢妄加訾议（说怀话）。”（章士钊语）对为人师，柳宗元比韩愈高一筹。柳宗元处贬境，他“拒为师弟子名”，是为避“薄世笑骂”，而求为师之实。

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发奋读书，穷源竟委，成就了一代宗师。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为后学列了一书目：“本之《书》（尚书）以求其质（质朴），本之《诗》（诗经）以求其恒（永恒），本之《礼》（周礼、仪礼、礼记）以求其宜（合乎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决断是非），本之《易》（易经）以求其动（变化发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本原，根本）也。参之谷梁氏（谷梁传）以厉其气，参之《孟》（孟子）《荀》（荀子）以畅其支（使文章条理通达），参之《庄》（庄子）《老》（老子）以肆（放纵）其端（端绪），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史记）以著（显著）其洁（使用语简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以此用之求道，用之著书，清新明澈，言简骇人。对经史如此触类旁通，出神入化，史不见几人。韩愈、刘禹锡不及也。柳宗元在《答贡生廖有方论文书》说：“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崇（帮助，指教）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柳宗元不愿称师，可实际经其师教成名者众矣。柳宗元无师名而师道其名得传。他肃穆儒雅、亦师亦友的师道风貌并没有因之被历史遮住，时过千载还总是伴着清爽的和风从他的诗文里飘出，令今人感动，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