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集》碑铭传记里的失意人

郭新庆

刻石传世始于秦始皇。东汉而后，墓碑盛行。当时人时兴在人死时把刻有死者传记的碑石埋于墓葬中存祭。这种称墓志的碑石，上面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贯和生平，是后人佐证史料和墓葬断代的确证。

从现今考古发现得知，标明墓志铭的方形墓志，最早是南北朝刘宋大明八年(公元464年)一个叫刘怀民的墓志。到了唐代，随葬墓志铭已成风行的一种社会时尚，写作墓志铭的文字也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文体。

一般墓志铭分志和铭两部分，志多用散文记叙，而铭则用韵文。铭从金字旁，以示刻石镂金以铭也。古代常刻铭于碑版或器物上，或以称功德，或以申鉴戒。墓铭是对死者的赞扬、悼念和安慰之词。但许多时候只用墓志或只用碑铭。刻石作铭，是士大夫死后的一件大事，不惜花重金求名人显贵写墓志铭。唐时大僧长老死后也都会请名士大儒为其作墓志铭，以求扬名立世，弘扬影响。这同唐宋时习作送别赠言的序一样，都是风雅求扬名的东西。

明代大儒唐顺之《与王遵岩书》说：“屠沽（屠夫和卖酒的）乡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必有一篇墓志，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考中科举的读书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槨（棺材）之不可缺。”《柳集》有碑铭一类文章一百多篇，占全集百分之十以上，这都认证此种社会风气之盛。

柳宗元碑铭传记写了一些失意人，不少都是底层的小人物，其哀怨感人，寄托了作者深深的同情和不平。

《覃季子墓铭》记述了一个穷困一生的读书人。覃季子特别喜欢读书，虽家境贫穷，但为人耿介特立，气节不俗，从不接受别人的施舍。覃季子精通经史，熟读司马迁《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上下纵横贯通。他集数十家之说，作书《覃子史纂》。又取《鬻子》、《老子》、《管子》、《庄子》、《子思》、《晏子》、《孟子》及至唐代学家之成，其学术不仅包括儒、墨、名、法，还涉略动植物学，“凡有益于世者”，都收著于《子纂》里。可见学识之渊博。覃季子“笃于文，不以仕为事”。因其著书闻名，被黜陟使户部侍郎赵赞表荐做了太子校书的小官。后来不幸死于永州。将死时，叹曰：“宁有闻而穷乎，将无闻而丰乎？宁介而踬乎，将溷而遂乎？”意思是说，是希望出名但一生穷困呢，还是不求闻名而只求富有呢？是持正耿介而一生不顺利，还是糊里糊涂、趋炎附势呢？覃季子死后若干年，柳宗宗元遭贬来到永州，感伤覃季子书文不能大行于世，为他写墓志铭记之。其铭曰：“困其独，丰其辱。”这是说，覃季子为名望就得甘守穷困孤独，而想富有就得忍受耻辱啊！可见自古做人处世之艰难。这其实表达的是柳宗元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不俯仰时俗的心态。

《筝郭师墓志》作于元和十二年（公元８１７年）柳州刺史任上，墓志写一位弹筝的郭姓乐师。不知是其出家的原因，还是艺人低贱，他无名无字，故而柳宗元用“无名”述其艺：“无名生善音，能鼓十三弦。其为事天姿独得，推七律（七种音律）三十五调（曲调），切密邃靡，布爪指，运掌掔（wàn腕），使木声丝声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绎，学者无能知。”无名“生善音”，是“天姿独得”的“天与之音”。十三弦古筝，七律三十五调，急切稠密，深邃细腻，筝音婉转动人，连续不断。柳宗元懂音律，有很好的音乐素养。他在《与李睦州论服气书》里说：“愚幼时尝嗜音(音乐),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大)师，而偶传其谱，读其声,以布其爪指。蚤(早)起则嘐嘐(jiāo象声词，鸡鸣声)譊譊(náo拟声，形容争辩的声音)以逮(dài到，及)夜，又增以脂烛(点灯)，烛不足则讽(背诵)而鼓(弹奏)诸席。如是十年，以为极工。”

 筝郭师身世悲苦。自断奶就“不近荤肉”，因之亲近佛教。父母死后，他离弃兄弟，到清凉山去做和尚。后来被“嗜其音”的复州刺史吴王宙和道州刺史薛伯高等人强招，其间冒死“变服遁逃”，最后来到柳州见柳宗元时，已得骨髓病，每日仍笃筝鼓音至死。古时艺人受轻视，被称为下九流。就是居高位的，也不能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阎立本，唐代著名画家。其兄《新唐书•阎让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池，见有异鸟随水波飞跃，一时兴起，让侍臣赋诗，召阎立本作画。阎立本官已至主爵郎中，可身为画师，只能趴伏在池边，研弄丹粉。望着坐在舟上的人，他羞愧的直流汗。回到家，阎立本对儿子说：我少年读书，文辞不比谁差，只因以画出名，就遭此轻贱，你不不要学为父染习

它。柳宗元曾把《筝郭师墓志》寄示刘禹锡，刘禹锡甚为倾服，有书回柳宗元说：“能令鄙夫冲然南望（表仰慕），如闻善音。如见其师，寻文寤事，神惊心得，倘佯伊（抑）郁，久不能平。”，柳宗元同情筝郭师，为其作墓志，“人亡而器存”，知音相惜很是自然的事。

《志从父弟宗直殡》是为本家骨亲所作。柳宗直，柳宗元从父弟，柳宗元自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由礼部员外郎贬邵州刺史，十一月追贬永州司马，至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召至京，他一直随侍在身边。元和十年三月，柳宗元再贬柳州刺史，七月他又随来柳州。不幸在路上染疟寒。在柳州时，他曾随柳宗元“谒雨雷塘神所”，由于心情好，“还戏灵泉上，洋洋（得意喜乐貌）而归，卧至旦，呼之无闻，就视，形神离矣。”时年三十三岁。“从父弟宗直，生刚健好气，自字曰正夫。闻人善，立以为己师；闻恶，若己仇；见佞色谄笑者，不忍与坐语。善操觚牍（gū dú书札，即笔写的书面文字,这里指善写作）得师法甚备。融液屈折，奇峭博丽，知之者以为工（精巧细致）。作文辞，淡泊尚古，谨（谨慎）声律，切事类。撰汉书文章为四十卷，歌谣言议，纤悉（详细）备具，连累贯统，好文者以为工。读书不废蚤（早）夜，以专故，得上气病。胪胀（腹胀）奔逆，每作，害寝食，难俯仰。时少间，又执业以兴，呻痛咏言，杂莫能知。”柳宗元在永州曾作《柳宗直〈西汉文类集〉序》，可惜这四十卷《西汉文类集》和柳宗直“墨法绝代”的书迹都亡失了。柳宗直因柳宗元得谤所累不能为进士。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志不得申，又过早就夭亡了。柳宗元在《祭弟宗直文》哀痛到：“仁义正直，天竟不知。” “雷塘灵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觉，便为古人。”“死生同归，誓不相弃，庶几有灵，知我哀恳。”其哀痛之深可以想见。

《大府李卿外妇马淑志》这是请托之作，一般并不把这类应酬之事当回事，为此刘禹锡把它收在外集里，可此篇短短百十字的碑志好像并不尽然，柳宗元特用骚声铭之，其间透出的信息也较耐人寻味。碑志作于元和五年（公元８１０年）永州司马任上。马淑，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母亲刘氏是妓女。马淑为遗腹子，一小就随母在南康（今江西赣州市）作歌伎。文中李卿是李抱玉之子李幼清，曾为睦州刺史，有政绩。元和二年（公元８０７年），李幼清被镇海节度使李锜诬陷，流放循州（今广东惠州市东），路过南康时，因喜慕，收马淑为外妇。所谓外妇，是外室之侍妾。元和三年正月宪宗以群臣上尊号，大赦，李幼清量移永州。永州的文人多为李家的旧好，每日载酒与之欢聚，马淑自然于酒席间操琴讴歌助兴。“闻其操鸣弦为新声，抚节而歌，莫不感动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远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来永州二年，马淑就积疾而亡，年仅二十四岁。柳宗元为其铭曰：“容之丰兮艺之功，隐忧以舒和乐雍。佳冶凋殒逝安穷！谐鼓瑟兮湘之浒，嗣灵音兮永终古。”容貌丰腴美色悦目，技艺精湛新声感人。可美色新声解人忧者的心苦又有谁体味，苦心人示出的美色新声是用泪水合就的，那哀婉凄美的音声今天好象还能听到。

《柳集》有一篇《李赤传》，文章写的很奇巧，其实是一篇记实之作，柳宗元自己说：“李赤之传不诬（不是虚妄不实之说）矣。”“李赤，江湖浪人也。尝曰：‘吾善为歌诗，类李白。’故自号曰李赤。”浪人是行迹不定的人。唐朝江湖浪人大都是底层的读书人，在门阀当道，科举仕途无望，一些怀才不遇的年青人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只好浪迹江湖，行走山林，以此来排解胸中的郁闷和不满。从《李赤传》看，李赤是一个很有才情的读书人，他善为歌诗，把自己与李白相比，可见心气之高。李赤很受时人敬重，可却郁郁不得志。他“顾视汝之世犹溷厕（厕所）也”，就连帝王居住的“清都”（京城），也“无以异”。李赤后来陷厕污而死，从身上“取其所为书读之，盖与其母妻诀，其言辞犹人也（和平常人没什么不一样）”。有人说这是遭厕鬼之害。而宋人苏轼认为：“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厕鬼之罪也。”才情横溢的读书人，找不到出路，遭心疾而死，这是对那个不合理社会的一种控诉。柳宗元从来不信迷信，当然不会认厕鬼之说。柳宗元说：“赤之名闻江湖间，其始为士，无意异于人也。”李赤“以世为溷，溷为帝居清都”，说他对当时社会的看法是很明白的。“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可论及“是非取与向背（看法）决不为赤者，几何人耶”。可多数人“反修而身（违心地改变自己），无以欲利好恶迁其神而不返，则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柳宗元这是在指责那些违心屈势的人没有资格取笑李赤。

《柳集》卷二十《铭杂题》有一篇《东海若》，洋洋洒洒写了六百多字，可读来总有些让人莫衷一是，自唐宋以来很少有人深解其意，其实细细品之，所抒情怀与《李赤传》相近。海若是传说中的海神。文以海神得二匏（páo一种果实比葫芦大的植物），“取海水杂粪壤蛲蚘（náo huì人体内的寄生虫）而实之（填满实），臭不可当。”然后绑上石子投入海里。二匏对此态度迥异。一者“秽者自秽，不足以害吾洁；狭者自狭，不足以害吾广；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秽亦海也，狭亦海也，幽亦海也”。“终与臭腐处而不变也。”这明显是作者自喻。而另一匏哀而求怜而得幸。后半部写二人求佛功也如此。苏轼非常嗜此文，曾亲笔书之并题记曰：“轼久欲书柳子厚所作《东海若》一篇，刻之石，置之净住院无量寿佛堂中。元祐六年三月九日，与海陵曹辅、开封刘季孙、永嘉侯临会堂下，遂书以遗僧从本，使刻之。”章士钊说：“子瞻（苏轼）体子厚意，愿自安于粪秽，其他一不安而被超拔者（指屈膝求幸）。”

以寓意说事，隐晦言情，这是处贬境不得自由的痛苦和无奈。柳宗元这类文章写的过于晦涩难明，“客体满写，而主体轻轻掠过，使人默喻即足”（章士钊语）。

生死人生之大惑也。哀亲故友朋，其悲，其痛，其愤，悲痛万千。失意者怀志而亡，更是人生的大悲、大痛、大愤。有切腹之感的柳宗元书之，其声更烈，其音更惨，其情更深。常常让人难以注目终篇，这不是一般人所能书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