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柳宗元刺柳之历史意义的探讨

王一民

   柳宗元刺柳，经典史书上的说法是，《旧唐书》：“例移为柳州刺史。”《新唐书》：“徙柳州刺史。”《资治通鉴》：“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说得虽然比较低调，但还不失真。近几年出现一种说法，简单论定：“再贬柳州。”与历史真实大有出入，因而有作深入探讨之必要。

   《资治通鉴 · 元和十年》对这一事件的具体叙述是：“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己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这段话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应是指进行最高决策层中以裴度为代表同情柳宗元等人的一方，另一方是一些谏官和宰相中的武元衡，宪宗皇帝则更是对柳宗元等人深恶痛绝。二、量移，按《唐会要 ? 卷四十一 ? 左降官及流人》有详细的明文规定，先要有贬地地方官逐年审查并逐级上报朝廷主管部门审批，才能量移（由偏远地方酌量迁移至较近的地方）。而柳宗元等人是由最高决策层直接调至京城听候分配的。三、经过最高决策层反复研究、磨合、争取，最后宪宗、武元衡才改变了态度，同意任命为远州刺史。

   事件为什么是这样曲折发展，因为“（元和元年）八月壬午，左降官……柳宗元……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 ? 宪宗纪》）有了这条死规定，所以柳宗元等人十年不得量移，如果不是最高决策层直接干预，必将老死贬地，更谈不上升任刺史。这次召还，如按照裴度一方的意见，最少有刘禹锡会留在京师任职。《新唐书 ? 刘禹锡传》：“久之召还，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锡作玄都观看 花 君子诗，语讥愤，当路者不喜，出为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为言……乃易连州。”而最后，柳宗元等 5 人皆出任远州刺史，这当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裴度一方也主动调整了意见。

   据此，进一步推论柳宗元刺柳的性质。

   在唐代，刺史职位尊崇，在柳州这些未受藩镇干扰的地区，地方行政仍是州、县两级制，每年派人直接向朝廷汇报工作，审计预决算。《唐会要 ? 卷六十八》：“永泰二年四月敕，郎中得任中州刺史，员外郎得任下州刺史。”这说明刺史任职资格的下限是员外郎。员外郎是从六品的小京官，而刺史是四品大员，与六部侍郎同级别（相当于副部级）。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员外郎调任刺史都是提升。唐朝最盛时也只有 350 个州，许多郎官外调还难有任刺史的机遇。同时，在唐朝也少以刺史为贬官，贬为刺史的多为皇亲国戚、节度史、宰相、六部长官及其他高官。所以八司马最初贬为刺史，反对派一片哗然，说是不降反升，最后半道贬至员外司马才作罢。刺史代天牧民，是直接维系天下安危，独当一面，掌握实权办实事的重要官员。柳宗元贬为永州员外司马，是编制外不得参与处理实际政务的闲官，一下起复为刺史，按唐朝官制，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再贬”。不任命他们为朝官，是因为宪宗、武元衡对他们成见很深，不愿在身边经常见到他们（后文还要说及）。

   事情还不止如此，据《唐会要 ? 卷六十九》：“武德元年六月七日，诸州总管加号使持节，刺史加号持节”，现在论者往往忽视了“使持节”与“持节”的一字之差。据《柳文指要》转引《文苑英华》，柳宗元《谢除柳州刺史表》，表的首尾尚有一段话：“臣伏奉 三月十三日 制，除臣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谨遣军事十将刘伯通，奉表以闻。”非同小可，是以柳州刺史兼任柳州军区司令。“制 ” 即是诏令，说明是皇帝亲自任命的，“除”是委任，不是贬。考虑到前文所说，州一级行政机关在当时的地位，柳宗元在柳州任上，权力之大不言而喻了。唐制，刺史到任后，第一封表章要直接写给皇帝，皇帝很可能亲自审阅。当时柳州局势混乱，道路梗阻，柳宗元特派军官刘伯通带了一支小部队，专程将表章送达长安，兼有汇报军情，请示作战计划的作用。“军事十将”具体军阶无考，章士钊说是“高级军官”，理所当然。而且，这个刘伯通必定是掌握柳州全面军情，领会、表达能力强，堂堂仪表明朝仪识进退的干将，才能备皇帝或兵部相关官员咨询。即此也可印证，柳宗元在柳州神气十足、威风凛凛，不是一个灰溜溜的贬官。

   柳宗元《寄韦珩》诗，开头就说：“初拜柳州出东郊，道旁相送尽贤豪”，“拜”是个好字眼，拜将拜相，可见柳宗元底气很足颇为自得。如要皇帝说贬，他自己敢说拜，那可是个杀得头的罪名。“相送尽贤豪”也说明气象不凡，远不是第一次受贬出京时的凄凉。

   唐朝可是个讲究人治的时代，柳州偏僻小州来了柳宗元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任刺史，顿时民气大振，宵小匿迹。柳宗元“饥行夜坐设方略”，加上独当一面总揽军政大权，统一调动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柳州及其附近，就奇迹般地恢复了社会安定，政令大行。柳宗元不失时机密锣紧鼓，在柳州执行发展生产推行社会改革、城镇建设和张扬文教的各种措施。 4 年之后，柳州就成了全国知名的文明城市，吸引了衡湘以南许多人来柳州求学、观光，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文武全才的柳宗元。

   所以，柳宗元刺史，是荣膺重任，知难而进，功勋卓著的。

   还可以提供一些背景资料，使上述论断眉目更清晰，意义更明确。

   柳宗元 三月十三日 奉制， 六月二十七日 才到柳州，一路上地方官迎来送往，都愿与柳宗元结识。六月初抵桂州，桂管观察使崔咏，更是与他一见如故，请他留下暂住，代写了《为崔中丞请朝觐表》（给皇帝），《为桂州崔中丞乞朝觐状》（给中书门下）。内容其实是说到岭南工作已经 14 年了，请求调动回京。这样的文章只是一般应用文，他的幕僚何人不能写？我猜测，他是有意要推荐柳宗元自代，可能他自己另写了请自代状。这事后来虽未形成事实，但总可看出，柳宗元一路行来人气已经很旺。还有，柳宗元在永州结识的贬官吴武陵，稍后也复职回到京城，他一放下行李，就去遍访裴度、孟简等名公大臣，公开为柳宗元鸣不平，说柳州正在用兵，应该派武人去代柳宗元，让他回朝廷工作（事见《新唐书 ? 吴武陵传》）。也可见 10 年以来，逐渐澄清了对永贞革新、八司马的不实不尽之词，朝议民情的多数已转化为对柳宗元等人的同情和支持。

   本来，早在元和九年，朝廷开始对淮蔡用兵，用人之际，朝廷升任程异为盐铁转运副使，同情柳宗元等人的朝官，就已经乘机提出过，任命他们为刺史的动议。但当时武元衡二次入相，又执掌中书，成为事实上的首相。中书、门下一些左右谏官就秉承宪宗不赦之令和首相意志大加反对，使动议无果而终。这事新旧唐书刘禹锡传都有记载。到了元和十年，淮蔡局势更趋紧张，武元衡与裴度联手，坚持对淮蔡用兵。于是裴度等再次提出起用柳宗元等人的动议，并最终获得成功。众所周知，宪宗误听流言，在立太子问题上与二王八司马有个人恩怨。武元衡为何也一次又一次反对任用柳宗元等人呢？那是因为，永贞革新期间，刘柳总揽外事，与武元衡不睦，王叔文就把武从御史中丞贬为右庶子，从此有了嫌隙。这事也见于新旧唐书刘禹锡传。但最后，在大形势大背景下，宪宗、武元衡都顺应了朝议民情的多数，所以有人评论宪宗是半明半暗的皇帝，武元衡则在其他多方面不失为一个好官。

   岭南五管当时局势十分混乱，柳州是通向中原的门户，又是军事上最后一个桥头堡，地位重要，朝廷执政早在物色柳州刺史的人选。对柳宗元，执政双方虽各有爱憎情仇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是他们在永贞革新期间，都目睹了柳宗元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表现，都认为他有应对柳州当时复杂严峻局面的能力才干，不会坏事。所以柳宗元受命柳州刺史，不是偶然。同情支持他的一方，更是放手让他大干，争取立功，进一步转变宪宗的印象。柳宗元赴任离京前，宪宗照例接见了他，并且勉励他要把柳州治理得象京畿一样（见柳宗元《谢除柳州刺史表》）。这或许是宪宗例行公事随便说说，但在柳宗元听来却是喜忧参半十分震惊的。喜的是“不赦之罪”有了缓释，精神为之一振；忧的是工作压力有如万斤重担压在肩头，只可成功不可失败。所以柳宗元到柳州后，见到柳州山明水秀、民风纯朴，远不是传说中的荒僻恐怖，因而发出了“是岂不足为政哉”的豪言壮语。但随后接触实际，柳州经过连年战乱，街市残破、民生痛苦，又感到前途未卜，因而心情复杂，有“海天愁思正茫茫”之叹。秉性坚强的柳宗元，不计成败利钝、废寝忘餐投入治柳，终于在极短时间取得重大成就，令朝野刮目相看。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柳宗元《谢除柳州刺史表》文后评论说：“观此表全文，知唐制视刺史一职弥重，上云使持节柳州诸军事，下能遣高级军官如军事十将者，奉表赴京，足为子厚悉心治柳，终生以之张本。”

   元和十年底，武元衡遇刺后，裴度继任宰相，并直接指挥进军淮蔡，终于在元和十二年取得了彻底胜利。柳宗元稳定了柳州局势，免除裴度后顾之忧，间接支持了平淮蔡的战争，有资料说，元和十四年，朝廷已经有调动柳宗元回京任职之议，可惜柳宗元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令天下苍生同声一叹。

   柳宗元用为柳州刺史，于他来说虽不理想，以其才干，他应该任职中枢，策划朝政。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一任命已经是经过最高决策层中的积极力量裴度等许多人长期努力，争取宪宗解除禁令，才成为现实的。是晚唐史上一次比较开明、公正经过集体研究的决策，不但对柳宗元等人前途命运是一个大转机，对当时政治局面也是一个突破，一个进步，意义重大。

   作为一个政治家，柳宗元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天人相分、生人之意）、政治理论（民本主义），有经过考验的处理重大政治事件的才干和经验（永贞革新、治柳）。但是，统观他一生的政治业绩、成就，却不是完满成功的。他的政治理想未能全部实现，政治抱负未得大展。章士钊在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文后评论说：“子厚……自承视天下事太易，一振而蹶，至于沉痼不起，无非为以理逆势而一败涂地。”就是说永贞革新及柳宗元等人的失败，是由于时代形势的局限性，使主客观条件准备不充分而造成的，也有因为变起仓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不尽妥善的因素。我们今天研究历史，既不应以成败论英雄，而对某些失策、失算、失败，亦不必为尊者讳。

   永贞革新为时短暂，局势变化起伏既大且快，所以历史资料不足不全，且有许多互相矛盾对立的意见，对柳宗元一生事迹的评价也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商榷，刺柳的问题只是其一。笔者管窥蠡测，谨以此文引玉于柳学贤达，并希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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