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考释与比勘

卢燕新考论柳宗直《西汉文类》

卢燕新在《柳宗直﹤西汉文类﹥考论》（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哲社版）中认为：柳宗直《西汉文类》是今可考唐代为数不多的由唐人编纂且未选唐人诗文的总集，虽然该集已佚，但编纂者柳宗直兄柳宗元所为序文尚存，其他典籍亦保留有是集的相关资料，据此可以考知该集的编纂动因、选录内容及标准、编纂体例及批评特点。尤其重要的是，《西汉文类》纂于唐古文运动盛兴之际，该集所体现的文学观、选学观等与唐古文运动有着密切联系。

吴在庆考补柳文系年

吴在庆在《柳宗元文系年补考》（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柳宗元《道州文宣王庙碑》等文章的系年，诸家有所不同。其中或有均误系者，今据有关典籍资料重加考订，如《道州文宣王庙碑》乃改系于元和十一年。亦有考其准确作年者，如认为《大鉴禅师碑》应作于元和十年十一月至元和十一年正月之间。又有考定何者为是者，如以为《陆文通墓表》之作年，最早应是元和元年初。

陈松柏考辨柳宗元的永州婚恋

陈松柏在《柳宗元永州婚恋考辨》（原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中认为：因为柳宗元《马室女雷五葬志》中有“以其姨母为妓于余”句，既往的研究都把马雷五之姨当成了柳宗元永州所纳之妾，兹从八方面予以否定。细读《戏题阶前芍药》、《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表现了柳宗元对家庭、婚姻的相思、恋爱与焦灼，提醒了他的同僚与朋友，引出当年冬建房、乔迁、纳妾的一气呵成。

陈松柏释柳宗元元和三年之调适

陈松柏在《论柳宗元元和三年的调适》（原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元和三年是柳宗元生平至为重要的一年，有五大原因促进了他的转变：摆脱了赐死的阴影；缓解了亡母之痛；聚齐了一批同病相怜、相互慰勉的朋友；拥有了时不我待、急起直追的紧迫感；身体略有起色。为此，柳宗元通过游山玩水、重新确立目标、读书撰著、以赋明志等，实现了全面调适的成功。

陈松柏辨“其母微也，故为父子晚”

陈松柏在《 “其母微也，故为父子晚”辨》（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中认为：柳宗元的女儿和娘年仅10岁就去世了，围绕着“其母微也，故为父子晚”，争议颇大，至今仍是一大悬案。论文从三个方面略作辨析：1.梳理和娘短暂的生命历程；2.为什么“为父子晚”；3.柳宗元的忏悔。

尹占华再考《龙城录》为柳作

尹占华在《龙城录再考辨》（原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中认为：《龙城录》的作者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前人考辨的基础上，可以从五个方面证明《龙城录》确为柳宗元所作。一、《龙城录》中的人事可证为柳作；二、韩愈《答道士寄树鸡》诗仍然可证《龙城录》是柳作；三、苏轼等人的诗及《续前定录》可证《龙城录》非刘焘或王铚伪作；四、与史实出入不足以证《龙城录》非柳作；五、文笔不类等也不足以证非柳作。

罗宁考《龙城录》非柳作

罗宁在《﹤龙城录﹥是伪典小说》（原载《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1期）中认为：《龙城录》过去多被认为是唐代柳宗元的小说，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质疑，力证其伪。本文在前人基础之上，又指出其内容错谬且非唐代小说的六点证据，此书之伪可成定案。此外，本文还论述了《龙城录》的伪典小说性质，指出伪造《龙城录》的目的，部分正是为解决韩愈、秦观、苏轼等人的诗文典故问题而作。宋人指出《龙城录》的伪造者是王铚，本文也对此说法提供了证明。

刘鹏再考《马退山茅亭记》非柳宗元所作

刘鹏在《再论﹤马退山茅亭记﹥非柳宗元作》（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中认为：《马退山茅亭记》一文两见于唐代独孤及《毘陵集》和柳宗元文集中，历代学者曾有考辨，但究竟谁属莫衷一是。论文在前人考证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二人生平、文章内容、文集版本等七个方面的考证，明确《马退山茅亭记》一文并非柳宗元所作。

小池一郎论柳宗元的永州诗

小池一郎在《关于柳宗元永州诗的几个问题》（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10期）中认为：这几年来，笔者把《柳宗元集》(中华书局)卷四十三的诗翻译成日语。现在翻译完了大约三分之二，都是柳宗元在永州写成的。柳宗元在永州写成的诗中有些比较长的五言古诗，而其大部分有故事发展线索。山水长诗有根据时间展开的诗结构。植树诗也有比较长的句数，而且有作为故事的次第与结构。柳宗元为了获得长诗的故事结构，想出了各种办法。值得注意的是永州古诗长诗上有时出现停顿。这种停顿有三种。第一个是因为美丽的风景突然出现，诗的时间里暂时发生的停顿。第二个是柳宗元感觉到人生黑暗部分的时候发生的停顿。第三个是由于诗的主体瞬息转变而产生的停顿。柳宗元永州长诗中的停顿，把平常看不见的事情清楚地呈现给我们读者。长诗的停顿现象在永州短诗上也出现吗?笔者认为，即使有什么停顿，短诗写成的时候，其停顿也已经被克服了。不过，有些短诗的底流里还是残留着带来长诗上的停顿的主要因素。

万德敬考论柳宗元与裴度之交游

万德敬在《柳宗元与裴度交游考论》（原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一文中考论了柳宗元与裴度的交游。一代名相裴度为中唐时代缙绅羽仪。在柳宗元一生交游的二十多个河东裴氏人物之中，裴度与柳宗元关系虽然不算密切，但他对柳宗元的命运影响之巨，世人不察。围绕与裴度交游的其他相关人物，如程异、刘禹锡、武元衡、裴垍、吴武陵等，可以探析裴度对这些人的态度，从中发掘裴度与柳宗元以及柳宗元同这些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更好地解读柳宗元晚年的政治生命与文学创作。

张蜀蕙释柳宗元瘗旅文

张蜀蕙在《瘗旅文———柳宗元永州的死亡书写与疗愈》（原载《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1期）文中详释了柳宗元的瘗旅文。柳宗元南贬时期，写了不少墓志铭、祭文，目睹亲友、或贬居的同僚，甚或不知姓名的死者。他的哀文，识者咸知，“一篇短短招魂文字，妙在对崔简柩，滴自己泪”。有着屈原的影子，“此仿楚词招魂，末云死还生留，乐死而哀生”②。为死者描绘归居之所。凝视死亡环绕四周，吐着狺，终究猛地扑杀而来。在描述死亡近逼的过程，由一次次死亡的预示中，治疗逐臣难以愈合的心情。最后，柳宗元预示了自己的死亡，安排自己静静地躺在异乡的土地，由斯土斯民掩埋并记忆着。柳子庙，柳侯祠，从来不是对死去柳宗元的遗忘，是视死如生，如其生前的鸟语花香、斯土斯民的生活围绕着一个永远活着柳州、永州生民的世界，柳宗元所期盼与望想的正是如此，而非厚土祖茔、墓门紧闭、生与死永久分别的两个世界。

柳宗元的瘗旅文，既述志又招魂。柳宗元南贬后对死亡的恐惧和抗拒，与对亲友同道死亡的书写，可知柳宗元在一次次的书写中，经历死亡，想象死亡，透过对每一个死者的描述，肯定死亡虽然夺其志与命，但曾经于人世的经历是不会磨灭的。

王雪樵考论柳宗元于贞元十七年回过河东

王雪樵在《柳宗元回河东新考》（原载《运城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中认为：柳宗元是否回过河东，主流看法一直持否定态度。认真翻检《柳宗元集》，新发现《游黄溪记》有“北之晋”之言。分析该文语境，联系《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晋问》以及河东传说之描述，基本可以肯定柳宗元在贞元十七年(801)回过河东。

马晓斌论韩柳为互不相轻的典范

马晓斌在《互不相轻的典范——论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中认为：韩柳为互不相轻典范。元和八九年间，柳宗元受尽冷落，韦珩一信，带来韩愈的关注与温暖。重视使他热情洋溢，给予积极而又正面的回应。事实上，推让即礼让，在今天，有现实意义。文人互不相轻，有三点可取法韩柳：一是耐心倾听，二是取法乎上，三是不忘历史。

马晓斌释读韩柳《毛颖传》文

马晓斌在《小说也可有益于治理——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韩愈﹤毛颖传﹥研究》（原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中认为：柳宗元的韩愈《毛颖传》读后感，层次清楚、内容丰富。针对嘲笑人群，他肯定韩愈所写，尽管是小说或寓言，但有治理的功用。除此之外，柳宗元还研究了俳谐的规律与个性。于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张帅释柳文的建筑美学

张帅在《离世乐道的居所——柳宗元﹤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的建筑学分析》（原载《华中建筑》2011年第2期）一文中解读了《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的建筑美学。从周边环境、选址立基、人物、植物四个方面对该文进行了建筑学意义上的分析，通过汉字含意的深入解读，以及与今日建筑设计过程的比较，指向一种充满高尚情怀的人生境界的建筑学，以期对当代社会的营造活动有所启迪。

莫山洪释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记》

莫山洪在《汪藻与两宋之际的文章骈散互融》（原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汪藻以四六著称于世，其古文创作亦颇有成就。其古文能直抒胸臆，言事直接，锋芒犀利，短小精悍，实开南宋笔记小品文之先河。与洪迈所说不同的是，汪藻自己所上的奏章并没有采用四六形式，更多的是骈散结合，以散为主的形式。

尽管汪藻在四六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延续北宋以来的风尚，他的一些文章采取的是散体形式，尤其是私人记述类文章，都没有采用他擅长的四六，如其《永州柳先生祠堂记》。该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零陵之所以为人称道，实因柳宗元的缘故，柳宗元的文章，也以在零陵的创作最为有名，二者之间，幸与不幸，实难分辨。然柳宗元是有唐300年间为世所推举者，则无疑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汪藻也表达了自己对文章发展的一些简单看法。他对东汉以来文章多有否定，认为其“猥并之气未除”，而元和以来，文章“一返于正”，得力于韩愈、柳宗元，柳宗元虽陷永贞之祸，而能为世所推举，实赖文章之功。全文以散句行之，偶有对句，却极少，实在是散体的一大佳作。

莫道才论《乞巧文》构思了“四六”名称的雏形

莫道才在《“四六”指骈文之形成与接受过程考述》（原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中认为：柳宗元在《乞巧文》从句法来看，“骈四俪六”前后各两字是并列结构，但却是可以互相重组的词，也就是“骈”与“俪”、“四”与“六”可以重新组合为更密切的词。这是最早把“四六”与“骈俪”放在了一起，从而酝酿了后来骈文的两个名称“四六”和“骈俪文”，这也是“四六”第一次联系在一起使用。可以说，柳宗元在《乞巧文》中构思了“四六”名称的雏形。这是“四六”概念形成的重要一步。

雷恩海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对《文心雕龙》的认同

雷恩海在《论韩愈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认同与借鉴》（原载《湖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中认为：《柳子厚墓志铭》曰：“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偃蹇困窘，斥废穷极，“未能平其心”，而有其不平则鸣之作。困窘穷极的生存状态，道不行而意不通，易于造成作家的郁勃不平，从而能够激发作家的创作欲望;而且，表现悲苦之情的作品易于写得深刻沉郁、感动激发人。从创作心理上，韩愈肯定了悲苦之情对创作的促进作用。应该说，这一思想与《文心雕龙》有其一致性。

骆正军论柳宗元的婚姻情感

骆正军在《柳情深处难为水——柳宗元的婚姻和情感》（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中认为：柳宗元的婚姻和情感问题，探讨者较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柳宗元之不“再娶”，应该从内外因和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进行剖析。“找不到合适的意中之人”——实际上，这仅仅只是外在的客观因素罢了；其真正的内在的主观因素，在于柳宗元对前妻杨氏的感情既深又纯，无人能够填补她所留下来的“主妇空缺”。关键之处，在于其内心始终有一杆“杨氏之秤”作为衡量之标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柳子对前妻杨氏的感情，的确是深过沧海之水，纯胜巫山之云。

梁德林论柳宗元诗文的游戏色彩

梁德林在《柳宗元诗文的游戏色彩》（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中认为：柳宗元不仅积极为韩愈以文为戏的行为进行辩护，还有意与韩愈“角力”作文，他的部分诗文作品寓庄于谐，引人发笑，发人深思，具有鲜明的游戏色彩。

阮忠论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

阮忠在《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原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柳赞”与“韩辩。”：韩愈和柳宗元共处中唐，因命运的差异，少有机会共处，二人彼此的赏识，更多是声气相应的文章推许。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对柳宗元多有赞誉，侧重于柳的才性和文章之法。柳宗元生前为韩愈作过多次辩解，一则因韩愈为人师辩，且不像韩愈不避师名而为师，而是避师名而为人师；二则因韩愈以文为戏辩，认同文以为戏，以求为文的创新，彰扬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支撑了文以明道之外的新文学观。

龚玉兰辨韦柳诗风

龚玉兰在《韦柳诗风辨》（原载《学术论坛》2012年第2期）中认为：韦应物和柳宗元一直并称为“韦柳”，他们都承继了陶渊明的诗歌风格，形成了陶、韦、柳的范式体系。而“韦柳”的并立，形成了学界的误解，认为两人风格相似或相近，其实他们二人的生活旨趣、人生经历和诗歌追求并不相同。文章着重辨析“韦柳”并提的过程和原因，从“韦柳”的“本色”诗风中分析韦诗高雅平淡的风格、柳诗幽怨旨远的特点，并客观地评价“韦柳”在文学史上名家的地位。

四、教育与传播

洪迎华评尚永亮的贬谪文学研究

洪迎华在《评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原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中认为：十多年前，尚永亮先生以他的一篇博士论文《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初版，后经修订，以《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为题，由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再版），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使得贬谪与贬谪文学这一课题逐渐受到重视，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历十数年的辛勤耕耘和坚守，新近又推出了由他主撰的《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下简称新著），可谓拓荒之后的又一大创获。其开山之作曾选取中唐元和时期之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五大贬谪诗人为考论对象，透析元和贬谪文学的特质和文化精神；这部新著则将考察范围扩展到整个唐五代，予以掘进和突破，全面建构了唐五代贬谪文学研究的立体框架。

尚永亮先生多年以来对贬谪主题用力甚勤，亦显示出其治学在此方面行家里手的擅长。其分析元和逐臣在贬所这一异质文化环境形成的被抛弃感、被拘囚感、生命荒废感乃至性格变异，及其在逆境中突显的意识倾向和消解因素、脱离谪籍后所发生的诸种心态变化最为精彩。王兆鹏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评论说：“作者像是精神分析医生，结合诗人的作品，借助现代心理分析的理论，逐一剖析了元和五大贬谪诗人在贬所种种复杂的心态及其变化，心理分析的结果是那样的新颖透彻，又是如此的真实可信。他好像不是分析古人的心理，而是对熟悉的心理咨询者进行心理分析和诊断。”（《尚永亮先生〈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读后》，《博览群书》2003年12期）

尚永亮并不是简单地从这些层面概括立论，而是紧扣历史背景、出入具体作品，挟以同情之心、身临其境地体察各被贬者的感受和心态，其笔触亦常饱蘸情感。如其分析柳宗元《囚山赋》所表达的被拘囚感时写道：“这里，四周环抱，绵延逶迤的山峦，高低不平、极不开阔的地势，卑湿郁蒸、阴阳相隔的气候，荆棘遍野、虎啸豹嗥的环境，仿佛成了一张密不透风、令人窒息而又险怪百端、令人恐惧的大网，在这大网的笼罩下，诗人怎能不生被拘囚之感？而他在这大网中苦熬竟达十年之久，又怎能不使这被拘囚感浓烈至极呢？”

康震、李丽论柳宗元的文学教育实践与文学教育思想

康震、李丽在《柳宗元的文学教育实践与文学教育思想》（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文学教育是指培育、养成文学现象与文学主体的教育思想理念、教育实践活动。它对于文学主体的成长、文学现象的形成、文学风格潮流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柳宗元是中唐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教育家。作为一名文学教育的受教者，中唐时期良好的文学教育机制及其环境促进着他文学素养的养成与文学创作的成熟。作为一名施教者，柳宗元的文学教育思想与实践培育着中唐文学创作者的成长，推动了中唐诗文创作的发展，对于中唐若干文学现象的形成演变有积极促进作用。

骆正军论柳宗元的教育思想

骆正军在《略论柳宗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原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终唐一代湖南进士25人，其中衡湘以南16人，且基本都是中唐以后。他们的成名，与柳宗元的教育、指导及影响是分不开的。柳宗元师承尧舜，“延孔氏之光”；拒师“名”而重师“实”；因材施教，苦口婆心；“口讲指画”，心诚以行；借古鉴今，烛照后来等教育思想与实践，足以千秋垂范。

张雯述柳宗元文学理论在北美的传播

张雯在《柳宗元文学理论在北美》（原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中认为：北美学术界对柳宗元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等方面的翻译与研究数目众多，但是对其文学理论方面的关注却远远不够。从翻译者和评论者两个突破口描述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在北美的跨文化交流过程，展现北美对其接受现状。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台湾学者陈弱水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在著作《柳宗元与中国唐代思想变迁》中，他认为“虽然柳宗元坚决拥护儒家学说，但是他却并不是一个专注于抽象思想的怀疑论思想者”。柳宗元认为古文这种文体能够有效地传递思想，创作出文学价值卓越的作品。对于他自己独创的寓言、自传体、山水散文以及游记体裁的作品形式，使用古文能够有效地完成创作。

对于柳宗元最著名的文学理论作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陈认为大体包含两点。第一，文学自身并没有目的，而仅仅是一个阐释道的工具。柳曾经提出文学是“末”，但却是不容易被忽视的“末”，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和阐明“本”，即儒家思想。如果文学写作在这方面能够得到合理运用，那么它就不再是“末”。第二，柳强调修辞在写作中的重要性。柳的“文以明道”理论观点事实上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念。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认为，“道”与文是密不可分的，好的文章本身就是道的表达，只有掌握了“道”的人才能够写出好文章，古文值得学习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风格，还因为它传递了“道”。柳宗元的文学思想属于古文理论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与韩愈的观点相似，最核心的是：文学的目的是将“道”发扬光大，同时努力获取艺术价值。

同时陈也提出，虽然柳支持古文运动的主旨：写作仅仅是传递道的途径，好的作品的目的是更好地阐释道，他的文学实践有的时候是与自己的理论不相协调的。事实上他经常将写作视为一种自身独立的艺术形式。他的很多代表作，例如《永州八记》就和儒家思想关联甚少，还有一些说教性的作品，例如《非国语》本身的文体形式就是未经锤炼的。

严寅春 刘鹏述柳学书录

严寅春、刘鹏在《柳学书录》（原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中略述了今几十年来柳宗元研究的学术史，并详列柳学书录。他认为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自唐以来研究者代不乏人，研究成果也甚为丰富，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涌现了一大批柳宗元研究的专著。本文对5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汇录与介绍，为柳宗元研究者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