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关柳宗元的博士论文

从cnki的检索结果来看，近两年没有以柳宗元为专题的博士论文，但是有不少的博士论文，尤其是研究古代文学和古代史的多会论及柳宗元。柳宗元成为诸多研究者不可回避的研究对象。

1.赵目珍《唐《诗人主客图考论》》（华中师大，指导老师戴建业教授，2012年5月）

唐《诗人主客图考论》一文有三处论及柳宗元。

一是在论及“不一主体”观点时，援引苏轼对柳宗元诗歌的继承。认为苏轼早年致力于对雄迈豪放风格的创造，到了中年和晚年也开始向往陶渊明和韦应物、柳宗元的“枯淡”的语言风格，认为陶渊明的诗歌“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认为韦、柳的诗歌“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追求一种返璞归真、咸去浮华的自然之美。

二是在论及武元衡和刘禹锡关系时，《诗人主客图》作者张为将中晚唐诗人氛围六派，武元衡是其中的“瑰奇美丽派”之主，而作为挚友柳宗元、刘禹锡二人与武衡元多有联系，刘禹锡、柳宗元在御史台为官时都曾为武元衡的部属。

三是在论及武衡元之从弟武衡儒是否与柳宗元同时及第和同在礼部为官。《登科记考》卷一三，将武衡儒系于贞元九年（793)，与柳宗元、刘禹锡同时登进士第。又援引柳宗元文《四门助教厅壁记》：“至是，河东柳立始以前进士求署兹职，天水武儒衡、闽中欧阳詹又继之。是岁，为四门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师以为异。” 据此，则似乎武儒衡与柳宗元同年迁礼部。但按《新唐书柳宗元传》和《资治通鉴》中关于柳宗元刘禹锡条，作者认为：则柳宗元于永贞元年以礼部员外郎贬邵州。那么柳宗元在礼部任职的时间当在贞元十九年（803)七月至永贞元年（805)九月间。而武儒衡在礼部任时间在长庆元年（821)左右，因此二人不可能同年升任礼部。因此，柳宗元所云“与武公”同升于礼部"，乃是同年登第之谓，与在礼部任职无关。

2.陆丽明《《左传》与唐代散文》（中央民族大学，导师为黄凤显教授，2012年5月）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之一的柳宗元是这篇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作者主要论述了柳宗元对《左传》的批评和接收：

一是柳宗元对《左传》语言的继承和发展。柳宗元师法古人、闳通不拘，古人作文的立意、篇章结构包括语言文字都是他学习、借鉴和模仿的对象。《左传》长于叙事，精于语言，深受柳宗元喜爱。柳宗元对《左传》是非常精通的，而且运用自如，这种将《左传》语汇用于自己创作的现象，一方面固然是文学语言本身的传承性，是作者丰富自己散文语言的表现手段；另一方面可以表明，《左传》语言在作者心目中，是一种文学经典，将其语言引入作品，可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时有利于提高散文的典雅性，增强语言的厚重感和表现力。

二是柳宗元对《左传》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柳宗元一生涉猎经史百家，著作了大量的史传杂文，他的散文著作深受史学，尤其是《左传》史学思想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史传文学言志传统的继承，在他的传记文中，大都以传明志，褒距分明，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是非好恶。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沿袭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既忠于历史事实，又进行适当的提炼和加工，注重写人记事。他塑造了一系列性格迴异的小人物，他的传主，都是一些社会地位不高或被压迫剥削的人，有被拐卖的儿童，有小市民，有官吏，有种树为业的农民。柳宗元首创平民史传，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三是柳宗元将《左传》作为书写题材。

与大多文人一样，柳宗元也阅读广泛，熟悉古今文化，《左传》精彩纷呈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事迹成为他取之不竭的创作题材，柳宗元将之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表达、自身遭遇的反射或对统治者的劝诫。

柳宗元写《愈膏肓疾赋》，显然是想通过这一历史典故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是利用历史典故来寓意国事，于讽刺褒柩中达到让统治者警醒的目的。《六逆论》也取材于《左传》。他还列举了晋悼公、宋襄公等人的例子，说明如果不贤不圣，即使出身高贵，亲近的、故旧的都可能招来祸害，批判了封建社会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为低微的、亲近的革新派摇旗呐喊。

柳宗元还善于用《左传》经义作为文章的立论依据，比如《辩侵伐论》。《左传》一些鲜明生动的人物也被柳宗元引入散文创作中，如柳宗元的《犯朝日说》中的楚子就出自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柳宗元在化用这些《左传》人物典故时，往往是托古言今，借古讽今，增加文章艺术感染力。在引用时，柳宗元往往使用典实的正面意义，来显现作者自己的观点。

柳宗元善于截取《左传》人物的某方面事迹作为自己观点的论据，从而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比如《岭南节度乡食军堂记》中的华元就是《左传》中刻画的人物。宗元如实写出了这段典故，他的目的是通过评价华元是个贤能的人，借此赞扬岭南节度也具备各种才能和美好德行。

四是柳宗元对《左传》书写的模仿和继承。

柳宗元涉猎经史百家，十分重视古人的文章，他从中吸取不少有益的思想内容，也注意借鉴其文章技巧。《左传》在叙事选材上多选择故事性较强的材料來充实历史事迹，具有尚奇求趣的倾向。

柳宗元的散文，立意构思也颇为奇特，如《童区寄传》，全篇围绕区寄奇异的经历来写，构思极为奇巧。《骂尸虫文》借助尸虫，暗喻朝中逸害忠贤的奸侯，对他们的卑劣行径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柳宗元在行文用笔时，也颇为奇诡，比如《种树郭橐蛇传》是一篇相当奇特的散文，不仅构思精巧，而且手法奇特，开篇点出传主因“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蛇者”而得异名“橐蛇”，引起读者好奇；接着再写郭橐蛇听到对众人给他起的外号并不在意，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蛇’云。”如此之豁达，让人惊奇。

《左传》简洁、生动、婉转舒缓的行文也被柳宗元学习和继承。柳宗元主张为文“意尽便止”，不要含混、拖沓。他的散文简洁含蓄，生动明快，没有拖沓冗繁，没有多余的句子，甚至没有多余的字。

3.刘新征《皇甫湜研究》（华中科大，导师刘真伦教授，2012年5月）

皇甫堤是中唐古文运动重要参与者，而作为古文运动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的柳宗元，与皇甫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柳宗元主要出现在古文运动的背景下对皇甫湜的影响。

一是中唐思想方面。儒学不再是唯我独尊的主流思想，儒释道三者互相融合，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向，大有而呈三教合一之势。以柳宗元为代表，认为佛教思想也有与儒家思想相通之处，主张统合儒释。

二是古文运动的主张。柳宗元和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提出的“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的主张各有所表。文以明道的口号无疑是纯然功利的，但是不平则鸣的思想，则很明显地倾向于抒情和写实。它反映了已经逐渐认识到的文学的抒情的特点。而这个思想与文以明道思想的同时出现，正是韩愈与柳宗元不同于他们之前的文体文风改革主张的重要一点。

三是皇甫湜对柳宗元的赞扬与同情。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于柳州，同年归葬长安，皇甫湜即作《祭柳子厚文》，并临水路祭柳宗元。祭文中对柳宗元“声华籍甚”的文名和大起大落终于贬死蛮荒的不幸遭际深表同情。

4.李杉婵《朝鲜高丽朝假传体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导师李岩教授，2012年3月）

柳宗元在该文中的表述主要集中在柳宗元文《读韩愈所作毛颖传后题》上。作者认为韩愈的《毛颖传》在创作上确立了假传体文学，而柳宗元的《读韩愈所作毛颖传后题》，则是从理论上阐述和发扬了假传体文学，引起中唐众多仿作，影响较大。

韩愈《毛颖传》问世前后，文坛对韩愈作意好奇、“以文为戏”的创作态度己经大有非议之声。而韩愈自己也一时语软，认为俳谐文章不过是游戏娱乐之文，虽然对“以文为戏”的创作手法和文学审美娱乐功能己有模糊的认识，然而没有能够从理论上为之正名。

在舆论的訾议讥评之下，当时远谪永州的柳宗元力排众议，写下了《读韩愈所作毛颖传后题》一文，为韩愈“以文为戏”的创作进行了有力地辩护，并从文学娱乐功能的角度，认为《毛颖传》是有益于世之作，从而为“以文为戏”正名，进一步确立了 “以文为戏”的文学史地位。

柳宗元此举也被传为文坛佳话，宋人叶梦得称之为“韩撰柳题，犹伯牙鼓琴，钟期听之，宜其踊躍赏叹，不遗余力也”。

柳宗元的《读韩愈所作毛颖传后题》是一篇重要的文艺美学论文，它针对当时正统文士提出的“怪”、“戏”、“俳”等批评意见，以“前圣不必罪俳”为立脚点，从不同层面、多个角度对“以文为戏”的文学价值进行了全面阐发。

首先，柳宗元从肯定文学具有多种功能的角度，阐释了文学具有“俳”“戏”的审美娱乐功能。

其次，柳宗元从满足人类审美需求的角度，论证了“以文为戏”体现出的“怪”、“奇味”正是对文学风格多样性的积极探索。

再次，柳宗元从创作主体的角度，阐释了 “以文为戏”对创作者有着很高的要求，从另一个侧面突出了“以文为戏”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