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山水游记中主体情思的表现

 王志东

引　言

唐代散文大家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独僻一径，成就突出。其山水游记异于前人的一大特色是：善于在山水间抒写情志，不仅抒发对自然美景的喜爱和眷恋之情；又寄寓自己对政治、对现实、对人生遭遇的强烈感受，山水间回荡着丰富复杂的思想意绪。本文拟从山水游记发展的角度，以及他本人的生活经历、个性气质、创作实践等方面，来略论其山水游记中主体情思的表现。

一

在我国古代丰富灿烂的文学宝库中，山水游记源远流长，气象万千，而且饶有特色。回顾山水游记的历史，发现中国古代散文虽然历史悠长，内容丰富，但是在早期主要用于叙事和议论，极少描绘山水景物。到先秦两汉时期还没有独立的山水游记，当时的文人似乎并没有重视在散文中对山水景物作描摹，因为当时自然山水在人们看来主要是具有社会经济作用的物质资源。所以，在《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等只是单纯的为了利用自然景物而产生的地理文献著作。此外，从思想观念上，从精神寄托上，人们又认为自然山水是神的化身、君子的寄托，是思想统治、道德教化的象征物，于是就产生了《山海经》这样神幻怪特的山川景物记述，也产生了《封禅仪记》这种登山探路的工作记录。但还没有专写山水，专记游踪的文章。

山水游记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到了魏晋南北朝才逐渐兴起，中国山水文学的真正起源是从魏晋开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①，自然山水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进入了文学领域，出现了一些山水散文。因为魏晋以后，中国的政治、文化重心由北方转移到南方，江南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在这开发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南方山水风貌之美使文人畅神寄情其间，对自然美的领略，成为文人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于是形诸文咏。与此同时，由于玄学、佛学的流行，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了乐居山林的隐逸之风，自然山水在文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于是，欣赏自然山水便成为他们生活和创作的一部分内容。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已经稍有山水游记的意味,所叙之景优美而清新,其中写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②到了刘宋以后,这一类的山水游记又有所发展,如齐陶宏景《答谢中书书》、梁吴均《与宋元思书》、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等都可算作较早的山水名篇,文笔清丽、声色两佳，对山水景物有极其生动细腻的描绘。但这还只是模山范水之文,对自然景物只进行表面的描绘,往往缺乏作家自己的主观情致。北魏的郦道元是描绘自然山水的能手,他的《水经注》文笔深俏清绝,语言幽丽雅洁。运用散文的形式,将各河流经地方的风土人情、物产矿藏、历史古迹和有关神话传说等作具体生动的描绘 ,成就较为突出,对后来山水游记文学的发展有较深远的影响。但《水经注》毕竟还主要是一部地理志，其中有关山水的刻画都只是一些片断，不是一部真正的文学著作。

游记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是在唐代形成的。比如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元结的《右溪记》等笔致精炼，自成情趣。元结的《右溪记》以右溪山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全文虽然字数不多，但种种感受均来自山水，借右溪秀美的风景长期无人欣赏的事实，抒发了作者感士不遇的牢骚，摆脱了一味描摹山川景物的格局，展现了新的创作风貌。但这两人并未专力于山水散文创作，数量亦有限，所以他们的游记影响不大。

真正标志游记散文形成和成熟的是唐朝大散文家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在柳宗元手中，山水景物真正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反映对象，他独出机杼，刻意创新，以欣赏大自然的态度细致地描绘自然景物，精心创作出许多既融注了自己丰富深邃的思想感情，又充满了诗情画意的优美山水游记作品，最终使其成为完整而独立的艺术形式，从而在文学史上获得了独特的地位，被后世誉为山水游记的鼻祖。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共记三十余篇，全写于他遭贬期间，其中大多数作于被贬永州时期，最负盛名的《永州八记》是其代表，作者传景物之神，借物写心，使文章达到情景交融，文情并茂的效果，因而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

二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故有柳河东之称，他少年时即聪慧灵敏，早年为文“以辞为工”,以“务彩色,夸声音” ^③为能（《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且颇有奇名。约十二三岁时曾随其父到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有了初步的游历,经历过河北诸镇及李怀光的叛乱,立下了 “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③（《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的志向。贞元九年（793）,时年21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十四年,登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正字。韩愈说这时的柳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倬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④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贞元十九年（803）,年仅31岁的柳宗元在做了一段时间的蓝田尉后,被调回朝中任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韩愈为同官。贞元二十一年（805）,顺宗即位,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王伾政治集团的改革,被擢为礼部员外郎,跻身革新集团的决策层。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王叔文集团连续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如下令罢宫市、免进奉、擢用忠良、贬谪赃官,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但却遭到宦官、强藩、旧朝官僚和太子李纯等多方势力的联合对抗,“永贞革新”遂告失败。宪宗即位后,把革新派人物全部贬逐,王叔文被贬后不久被害,王伾则死于贬所。柳宗元和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先被贬为韶州（今湖南邵阳）刺史,行未半道,又加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是个编外闲员。柳宗元贬永十年,与元和十一年改贬为柳州刺史，故又有柳柳州之称。四年后他病死柳州,时年四十七岁。他在柳州为当地人民做了许多好事,比如兴办学堂、打井取水、释放奴隶和兴种柑桔等等,柳州人民在罗池为之立庙纪念。

   纵观柳宗元的一生，可以说是先大起，而后大落，面对人生道路上的这种巨变，他的内心十分痛苦和压抑。于是他带着这种复杂的情感走近南夷的山水，在行文时，将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和山川景物密切的交融在一起。

三

古人云:言为心声。在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中,表达的就是一种真性情,作者不是客观的为了欣赏自然而描绘自然,而是把主体的思想感情、生活遭遇和内心真实的感受寄托到自然山水中去,使自然山水人格化、情感化。在描绘自然山水时,通过细致的观察和深切的体验,作者将自然山水的真实状貌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令人宛然在目,同时又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渗透其间，令人备受感染。透过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我们不仅领略到山水之奇美,更能清楚的看到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深厚的主体情思。

﹙一） 寄寓主观愉悦之情

我们知道,柳宗元自永州革新失败以后,他从人生的成功状态骤然跌到了命运的谷底,从踌躇满志的京官一下子变为落魄南荒的罪臣，先后被贬至永州和柳州,在那里孤苦的度过了后半生。这不能不说是柳宗元政治生命中的一场大悲剧,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贬谪南方却使柳宗元接触到了大不同于北方特征的南方山川景物,那些独具情趣的南方风物触发了他的灵感，激发了他的创作情怀，使他写出了许多独具个性特征的山水游记。其中大部分作于永州。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柳宗元是一个在政治上曾一度大有作为的政治家,却被远贬南夷，心情是异常苦闷的。而他到永州是任司马的闲置官职,没有具体的职责，所以他就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为了排遣心中的郁愤，他便常常披榛策荒，登山临水,肆意遨游。这成为他消解痛苦的主要方法。永州澄静秀美的山水成了作者情感的寄托,他在山水之间找到了情感的共鸣,永州的山山水水对于柳宗元来说,仿佛是患难中的知己,他从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和解脱,化解了郁结心中的苦闷和困惑。作者通过游赏舒展了感情，从他著名的《永州八记》刻画的山水形态中，可以看出作者很强的主体情怀。

   永州的山川景物，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道。但这些偏居荒僻之野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彰显出别具特色的美，非常富有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一直为后人所称道。这体现了柳宗元在《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一文中提出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③的美学命题。它阐明了自然美与人的审美感受的关系,认为自然是自在的,无意识的客观存在,不能自彰其美,而需要人的发掘与宣传,将那些胜景传给世人。这一山水美学思想,让柳宗元在出游的时候,自觉的融入自然，积极的欣赏自然，用心的描摹自然。在赏读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时,总能感受到自然景物活跃着的生命力,无论是山水草木、虫鱼鸟兽,皆有性情,皆显示出勃勃生机。在贬永的十年里，柳宗元的游踪遍布了永州的山山水水，他登高山,钻密林,游溪涧,访幽泉,寻怪石,不避其远,不畏其偏,忘却了晨昏,忘怀了自我。古朴而又奇绝的山水驱使他用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③（《愚溪诗序》）。

在《永州八记》的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作者写了发现并宴游西山的经过，全文一派纵情游宴的欢愉情景。作者主要从“始得”二字着意,浓墨重染,淋漓尽致的表现了第一次发现西山和游历西山的满心畅悦。文章开头先叙述了自己被贬永州，以一个罪人的身份，带着“恒惴栗”的忧惧不安的心情，“施施而行，漫漫而游” ^③。作者每天与同伴登上高山，进入深林，去到迂回曲折的溪流的尽头，寻访幽泉怪石，拥有了“无远不到”的游历经验，还常常“倾壶而醉，醉则更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 ^③。接着作者提到“以为凡是州之山有异态者，皆我有也”，但却“未始知西山之怪特”。^③作者先采用曲折入题的方法写未得西山之游，在第二段，将笔锋一转，折入始得西山的惊喜与难得。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茨，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突出，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只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③

这里写柳宗元因发现西山奇特秀美的风景，情绪为之振奋，心胸也因之畅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灵感悟和深切体验。全段运用衬托、铺垫的手法，先点明是“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于是便不辞辛劳的登山探索，最后登上了西山的顶峰。在西山之颠，作者极目四望，展现在眼前的是“皆在衽席之下”的数州土壤，观赏到的是“尺寸千里”的浩大气象和绿水青山相互环绕与天际相交接的美好景象。作者领略西山“怪特”的非凡气概后，完全被吸引住了。自己仿佛被融入这雄奇美妙的壮景中，油然产生：“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只其所穷”，与大自然物我合一，浑然一体的感觉，达到了“登山则情满于山”^①的境界。于是满心欢跃的作者和他的游伴“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他们仍沉浸在与“心凝形释，万物冥合”的境界而忘记归去，可见他们玩得多尽兴。对于作者来说，西山是他亲近永州山水的开端，西山给这位沉重而充满忧患的政治家以安慰。他感受到并神往于西山的浩然之气，悠悠然任意驰骋，先前那种身为罪人的惴栗之感已然消逝。全文字琢句炼，神思隽永，他笔下的自然满溢着作者的情感，给人一种情思飞扬的审美体验，读过之后让人也受到了由衷的感染，很想跟着作者一览西山奇景。

   经过开心的西山之游以后，作者又时常与朋友寻幽探胜，发现了不少胜境，比如钴鉧潭、钴鉧潭西小丘、小石潭、袁家渴、小石渠、小石城山等。在《钴鉧潭记》中，柳宗元对钴鉧潭极其周围宜人的景色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并叙写自己因特别喜爱钴鉧潭清新秀丽的景致，所以不惜破费买下，并用心修整，“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 ^③，使之成为一个适合中秋赏月的佳境。这一妙景使得柳宗元“乐居夷而忘故土”  ^③ ，都想在那里安家了。我想，他一定找到了心之所在，忘记了内心的忧愁和自己的种种遭遇。而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作者运用合理的想象和夸张，运用以动写静和拟人、比喻等手法，将山水景物性格化。把小丘的嶙峋怪石和小丘周围的景物写的多姿多采，使其具有活跃的生命力和丰富的情感。比如静的山石被赋予了灵性，成为一群群鲜活的动物，有的像牛羊饮溪，有的如熊罴爬山，有的则如一群倔头倔脑的小动物顶着土冒出地面，争作奇状。如此俏貌传神的山丘令作者犹为钟情，便欣然买下，经过一番精心整治，小丘“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 ^③，姿态更加迷人。作者从小丘上举目远望，感到高山、浮云、流水、鸟兽均“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当作者“枕席而卧”，顿觉“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③在如此心旷神怡的境界中，作者与大自然相通相融，心默神契,“我”被遗忘了，“我”的处境也被忘却了。难怪作者接着写道：“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③，可见，小丘给了作者多少乐趣。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作者又发现小石潭这一胜景并陶醉其间，文章处处写景，而又处处渗透着作者的主观之情。小石潭及其周围的景物清幽美妙，潭水清凉明澈，游鱼活泼自在，潭中岩石奇异多姿，岸边竹树青翠茂盛，远处溪流则迂回曲折，犹如一幅富有诗情画意的山水画。而潭中那些自由自在的游鱼更好像置于画的中心：“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而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③这里写了游鱼的悠闲欢快以及与游人的亲切友好，怪不得作者会“心乐之”，由衷的感到自由快乐。

（二）流淌身世遭遇之慨

柳宗元在访山探水中搜奇觅胜,永州和柳州的山水的奇特神秘安慰了作者,冲淡了他心中的忧愁,给他带来赏心悦目的快感。钱钟书说:“山水之好,初不尽出于逸兴野趣,远致闲情,而为不得已之慰藉达官失意,穷士失职,乃倡幽寻胜赏,聊用乱思遗老遂开风气耳。”^⑤这里道出了自然山水对心灵创伤的消解疗效作用。然而自然山水毕竟只是一贴起镇痛作用的药剂，柳宗元在自然中得到的欢愉却是有限的,是暂时的。他始终不能忘怀自己在现实中的身份和内心的苦痛。因为有的时候,美好的自然景物,自由自在的花鸟虫鱼和丑恶的社会现实,以及失去自由如置囚笼中的自己往往会构成鲜明的对比,最容易触景伤情，生发幽怨伤感的情绪。正如他所说的“嬉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 ^③（《对贺者》）。因此，游赏山水时，不管他如何神与物游,如何陶醉,他心中的文化底蕴,他素有的政治抱负,他自身的个性气质,他的生活经验都使他不能忘怀于现实,而其山水游记除了表现对秀美景物的由衷赞美和眷恋之情，也借景抒写了自己的一腔怨愤，隐含身世遭遇的无限感慨。

作为一名政治家，柳宗元志于改革时政，希望兴利除弊，实现唐王朝的中兴，没想到出师未捷，却受到守旧派的联合攻击，遭到 “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⑥（《别舍弟宗一》）的下场。这对于以“辅时及物” ^③（《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利安元元” ^③（《寄许京兆孟容书》）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柳宗元来说是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严酷的现实和人生理想的幻灭将他拖向苦闷的深渊。柳宗元在永、柳两州度过了漫长的十四年,这对于一个正值壮年的政治家来说本是一个施展才华的好时光,但却被无情的剥夺和荒废了,可想而知,他内心该有多么的痛苦。而在贬所的生活又是极不如意的,环境的恶劣,生活的清苦,政敌的攻击,病痛的折磨等等,都使他难以自适。永州是一个蛮荒的地方,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描写道:“永州为楚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  ^③ 而当时他在永州担任的是司马的闲职,在编外,没有官衙可住,只好寄住在龙兴寺,生活很清苦。此时政敌们对他的造谣诽谤并没有停止,这对于生性“俊杰廉悍”^④（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坚毅执着的柳宗元来说,使他更为忧愤难抑,但在表现上又不能不小心翼翼。外在的打击使柳宗元抑郁幽愤,而他所承袭的道德传统又不断使他反躬自省,使他更陷于痛苦之中。他常以孝道自责,因为其母不适应南方的生活,追随柳宗元来到永州后不久就病故了,而他因朝廷法令的限制不能送母亲的遗体回故乡,只能目送灵车远去而暗自垂泪。再加上未有子息,绝嗣的忧痛与孤独使柳宗元难以自拔,他在给岳父杨凭的信中说道:“至今无以拖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于世者,惟惧此而已矣!” ^③（《与杨京兆凭书》）字字饱含辛酸、苦楚。此外,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柳宗元自身的健康状况极为不佳,“百病所集,痞结伏积” ^③（《寄许京兆孟容书》）;且在永州五年之间,他曾四次被天火所迫,有一次还差点被烧死。凡此种种,都使他经常处在惴栗和郁闷的状态之中,即使“闷即出游”,也只是“暂得一笑,已复不乐” ^③（《与李翰林建书》）。可见他心中郁积着沉重的悲苦和怨愤。元和十年, 在永州孤囚了十年的柳宗元接诏还京，他以为朝廷会给他特殊的恩泽,于是兴奋的唱道：“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⑥《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可是，入京后，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恩泽,反而又被黜为柳州刺史。官虽少迁，而离京城却越来越远了。“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⑥（《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的意外变故,使他遭受了很沉重的打击。“十年的生命沉沦已使人艰辛备尝,而甫被征还旋又遭弃的打击更使人锥心泣血”^⑦是的,岁月蹉跎与壮志难酬的悲哀,叫人哪堪忍受啊！而柳州山水特异,古树丛生,风物荒凉,气候湿热,疾病流行,社会动荡,使他精神更为压抑,身体状况大为恶化。总之,柳宗元在远贬南荒之后,种种痛苦接踵而至,并纠葛在一起,形成了他独特的情感内涵。他将这种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付诸笔下,融情入景,借景抒情,使山水景物皆着上“我”的色彩。

读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发现他笔下的山水景物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他笔下呈现的山水景物虽然是奇异美丽的,但却或处于荒野,或座落在偏僻的角落,总是不为人所知,遭人忽视的。比如马退山、小石潭、钴鉧潭、西山、小丘、袁家渴、石渠、小石城山、东亭等。马退山“势若星拱,苍翠跪状,绮布绣错”,景色极佳,“然以壤接荒服,俗参夷徼,周王之马迹不至,谢公之屐齿不及,岩经萧条,登探者以为叹” ^③（《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袁家渴涧水百态，草木葱茏，而“永之人未尝游焉” ^③（《袁家渴记》）;石渠风摇声激,妙趣无穷,却“未始有传焉者” ^③（《石渠记》）。他之所以描写那么多遭人忽略的美景,是因为它们的某些特征与作者自己是相契合的,柳宗元对它们饱含感情的游赏,其实深寓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作者是借弃地来象征弃人的,在他眼里,远离京华,遭人弃置的山水美景和自己怀才不遇、废弃不用的遭遇是相似的。人是被弃之人,景是被弃之景,人即使有锐意革新的雄心壮志,有拯物济世的才能而无处施展,景空有非同寻常的神韵而无人欣赏,那都是可悲可恨、可怜可叹的!难怪作者在《小石城山记》中会忍不住一吐胸中不平之气: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于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  ^③

这里作者借议论“造物者”的有无，为小石城山无人欣赏而鸣不平，也是为自己鸣不平，倾吐了自己被埋没、遭打击、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作者议论小石城山也就是在议论自己，含蓄而深刻，耐人寻味。而在《钴鉧潭西小丘记》的最后也有这样一段感慨：

噫！以兹丘之胜，至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③

为什么如此美妙奇异的景观无人了解，无人赏识，连农夫渔民也鄙视它,价钱便宜,却“连岁不能售”，长久的被埋没呢？或许是因为地处僻远，或许是因为其所处环境的荒寒孤寂，才不能得到别人的欣赏。这就使作者联想到自己的无端被弃置,由此可见,几句话背后蕴藏的悲怨是极为深沉的。然而小丘却是有幸的，有机会遇到柳宗元，得到他的赏识，而他自己却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空有满腔才华而无处施展，遭遇比小丘更凄惨。作者融主观于客观之中，以山水自喻，写景物实即写自己，表现出浓郁的主体意识，给人带来一种颇具悲剧色彩的审美感受。

   《愚溪诗序》也是一篇文情并茂的游记佳作，作者借愚溪发心中的一腔愤懑。愚溪是永州境内的一条小溪，本名叫做冉溪，作者将它改名为愚溪。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它的水流很低下，不能用来灌溉田地；二是它的水流浚急，到处是露出水面的石头，大船不好开进去；三是河道隐蔽偏僻，河床又浅又窄，蛟龙不屑一顾，不能兴云作雨。这愚溪对世人没什么好处，便以“愚”来命名。并逐一将其周围的丘、泉、沟、池、堂、亭、岛都冠以“愚”名，他说：“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③原来这一切源于与作者自己相类似。自己虽然能“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 ^③，但自己的行为却常常违背事理,做错事情,而被贬远州，从此无所作为，不能利世。正所谓“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 ^④（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除了这条小溪外,简直没有哪一个比自己更愚的了。“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⑥（《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柳宗元以溪喻人,笔带感情,借题发挥,把溪之愚和我之愚联系起来,不仅对当权者美丑不分,腐朽保守的本质进行了揭露,同时也隐寓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无端被弃置的悲怆哀怨的遭遇。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寄慨遥深,内容真实而丰厚，使自然景物与个体的主体情思契合无间。这正体现了他的“文以明道”^③（《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文学主张。他强调文章思想内容的重要性，反对“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用文锦覆陷阱” ^③（《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的形式文风，主张作家要认识现实，反映现实。同时也体现了刘勰提出的“为情而造文” ^①的创作原则。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曾提出过一条著名的创作原则，就是：“为情而造文”，还是“为文而造情”。^①刘勰认为“为情而造文”是《诗经》以来的优秀传统，有了真挚充实的思想感情，心中郁积着怨愤，为了“以讽其上” ^①而为文，也就是有感有为才作文。而“为文而造情”是心中没有真挚充实的思想感情，没有郁积幽愤，而只是为了卖弄才华，沽名钓誉，而矫揉造作的去作文，这样的文章只是形式主义的，而没有真正的反映现实。柳宗元正是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并依据自己的理论主张，真实的有感而发，显出自己的真性情，因为“他的人生悲恨是沉重的，在他心中时刻涌动着发泄的欲望，但艺术家的天性又使他特重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严谨性”^⑧，才创造出了这么多生动细腻而感人的山水名篇。

四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创作中最富艺术独创性的一部分，他创造性地继承前人在游记文学方面的艺术经验和优良传统，他大量的从事游记散文创作，为我国游记文学奠定了稳固的发展基础。刘衍的《中国古代散文史》这样评价道：“柳宗元是中国散文史上第一个山水游记的开拓者和奠基者。”^⑨他的笔下，他手法娴熟地将自然山水情感化、人格化，生动地表现了自己对自然美的深切感受，并首创了山水文学中具有形象性，抒情性的议论方式，创造了一种精炼、优美、自然流畅、富有表现力、具有独特风格的散文语言，大大提高和丰富了山水文学的艺术技巧，开创了具有独立意义的山水游记一体。此外其文体的完整，风格的独特等，都对我国游记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古代散文的一脉，后代优秀的散文大家，如宋代的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明代的徐宏祖，清代的姚鼐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他的影响。

结 论

综上所见，柳宗元山水游记中蕴含着丰富的主体情思，是其游记散文颇具风采的创作特色之一，是主体与自然互相抚慰的艺术结晶，它和谐快乐的情绪，深沉浓厚的身世之慨，成为中国游记史上一枝散发异香的奇葩。

注释

1 刘勰著 祖保宗解说 《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103页，520页，611页。

2 金启华 《古代文学作品选》(上)，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412页。

3 引柳宗元原文均出自：柳宗元 《柳宗元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224页，226页，86页，154页，98页，99页，100页，102页，103页，100页，154页，224页。

4 李道英，刘孝严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三册 隋唐五代)，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63页。

5 钱中书 《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1036页。

6 吴文治 《柳宗元诗文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38页，10页，34页，49页。

7 尚永亮 《论柳宗元的生命悲感和性格变异》, 《文史哲》2002年第4期。

8 尚永亮 《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00页。

9 刘衍 《中国古代散文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84页。  

参考文献

[1] 何书置 《柳宗元研究》，岳麓书社1999年4月版。

[2] 吕慧鹃，刘波，卢达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6月版。

[3 ]萧宿荣 《唐宋名家导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版。

[4] 唐道英 《唐宋古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

[5] 柳宗元 《柳宗元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月版。

[6] 吴文治 《柳宗元诗文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2月版。

[7] 尚永亮 《柳宗元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8] 尚永亮 《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9] 尚永亮 《寓意山水的个体幽怨和美学追求》，《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

[10] 尚永亮 《论柳宗元的生命悲感和性格变异》, 《文史哲》2002年第4期。

[11] 傅璇琮 《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游记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12] 傅璇琮 《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书信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13] 俞樟华，梅新林 《中国游记散文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14] 刘衍 《中国古代散文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版。

[15] 郭预衡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

[16] 霍然 《唐代美学思潮》，长春出版社1997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