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柳宗元对人性的追求

何生风

柳宗元在被贬谪到永州的十年中，他以深邃的思想和辛勤的写作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宝藏。后世的柳学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座宝藏进行了不断地发掘和提炼，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细读柳宗元的文章，可以感受到其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内涵，使人常读常新。然而，柳宗元在他的著述中最关注的是什么，他最想告诉人们的思考是什么？后人的回答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了。

被贬后的柳宗元，失去了直接参议朝廷政治的话语权。他自认为是一个罪人，一直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然而，他“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吾观古豪贤士，能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捽抑无告，以吁而怜者……”。（《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在永州之野，柳宗元身同流囚，他直接体会到了普通百姓对生活的追求和期盼。那么，这种对生活的追求和期盼的核心是什么？柳宗元认为就是对自由的向往——自由的生存，自由的环境，自由的发展等等。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这首诗是柳宗元结束永州十年的贬谪后在柳州重新做官时写的，后人评说此诗“风人骚思，百读而味不穷，真绝作也。”（《唐人万首绝句选》）但是后人似乎并没有真正读出诗人心底的感受。我们认为，“春风无限潇湘意”是柳宗元通过自己的人生经历表达了对生命意义的解读与感悟。柳宗元曾经认为“潇湘十年”是他人生中不堪回首的最痛苦、最无奈的岁月，然而重回官场后他才感到“潇湘十年”是生命中最宝贵的“春风无限”的时光。他在潇湘时过的是“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的自由自在的日子，如今却拘泥于“欲采蘋花不自由”的官场生活，诗歌中寄托了多少感慨与无奈。“春风无限潇湘意”可以说是柳宗元晚年对自由人性追求的诗意化的定格与升华。

一、        柳宗元追求自由人性的思想根源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根源。柳宗元是一个坚定的朴素唯物主义者，这种哲学思想是他追求是其追求自由人性的思想基石。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神秘色彩的哲学思想总是占主导地位。这种神秘哲学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成为现实社会的无形桎梏。因此，让思想冲破神秘哲学的樊笼，是追求自由人性的前提。只有实现思想上的自由，才会有形式上的真正自由。

   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天对》、《天说》、《非国语》、《贞符》等文章中，其核心观点是主张“天人不相预”。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变化是他自身运动的结果，还是有至高无上的神在主宰？这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一大辩题。柳宗元始终坚信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世间万物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质，它们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受什么神的意志所支配，它们“自动自休，自峙自流……自斗自竭，自崩自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非国语》），因此，在柳宗元的眼中，世上万物都是自由自在的，“果蓏之自为果蓏，痈痔之自为痈痔，草木之自为草木”。（《答刘禹锡天论书》）那么，作为万物之长的人类也应该是自由自在的。因此，柳宗元认为生命的本质意义就是对自由的追求和回归，生命的审美也只能在自由中得以展现。

柳宗元对佛学思想的研究对他自由人性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据统计，《柳宗元集》中与佛学有关的篇目约70余篇，比例高达10%以上。柳宗元为什么对佛学如此厚爱呢？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从来都没有沦落为一个佞佛、嗜佛的佛教徒；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不仅仅是将佛学当作情感的寄托。“统合儒释”、“佐世明道”是他研究佛学的目的。我们知道，柳宗元是一个虔诚的儒家学者，“好求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得。”（《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序》）他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主要是用于治国经世。柳宗元将儒家的“仁义忠信”视为理想的治国学说，正所谓“立仁义，裨教化”（《寄许京兆孟容书》），“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四维论》）， “以忠孝为干橹，以信义为封殖，拯厥兆庶，绥乎社稷”（《愈膏肓疾赋》）。柳宗元对儒家思想如此推崇是因为儒家的“民本思想”与他追求的让“生人”自由生存发展的理想方向大体一致。然而，柳宗元认为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术无可替代，但并不是完美的治世学说。“彼霸者之为心也，引大利以自向，而搂他人之力自为固，而民乃后焉。”（《晋问》）也就是说，儒家虽然提倡“民本思想”，但目的只是借“民力”独霸天下，而不是让“生人”得到自由的生存和发展。他感到儒家思想对人性束缚太多，不利于人的自由发展，“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或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也就是说，依据儒家学说常常让人“不知其适”，所谓“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送元十八山大人南游序》）。    

柳宗元深感佛学思想对追求自由人性有很大的启迪。“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玄举归泉寺序》这句话不仅讲明了佛学的本质意义就是对自由人性的追求，也告诉我们他研究佛学的出发点。“自有生物，则好斗夺相贼杀，丧其本实，誖乖淫流，莫克返于初。……而吾浮屠说后出，推离还原，合所谓生而静者。”（《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柳宗元认为佛教学说可以让生命回归“生而静”的那种自由本原。在《送僧浩初序》中，柳宗元说“且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他认为只有佛学才能使人超脱凡俗的束缚而走向自由。生命的自由在现实中往往只是一种境界，大多数人都难以顺心如意。柳宗元通过个人的遭遇，深切感到佛教学说对遭受苦难，失去自由的人来说是解脱的良药。“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独有得”是柳宗元对佛学独特的发现和心得。为什么到零陵才“独有得”，就是柳宗元经历了痛苦的贬谪生活，从佛学中感悟到了生命的自由本质，特别是当他身形受困时，佛学让他超越了肉体的痛苦，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因此，柳宗元在永州所写的诗文中时常勾勒出一幅幅空寂灵动、自由自在的画面，这些都是他对自由人性的感悟与诠释。

柳宗元对各种学术思想广有研究，只要是对其自由人性思想有益的观点，他都会汲取精华，比如，“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天爵论》）综上所述，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让柳宗元坚信世上的生命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都有自由自在生存发展的权利；对佛学等学术思想的探究，让柳宗元感悟到生命的自由是可以追求的，尤其是生命可以在不自由的现实中可以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而这就是自由生命的最终归宿。

二、        柳宗元对自由人性的环境构建

   在柳宗元的眼中，自由的人性绝不只是一幅理想的图画。渴望自由是人的天性，更是历代文人们的梦想。历史上许多文人极力讴歌自由的生命，追求自由的生活，像李白、陶渊明等；但是这些文人都止步于感性的表白，他们所描绘的自由生命让人无比向往，却又无从寻觅和实现，因而这种梦想是文学意义上的。柳宗元是理性的，他所追求的人性自由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而是从现实出发，具有可操作性，因而这种追求是经世意义上的。比如，柳宗元对佛教徒“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这种只图个人自由却悖逆人性的行为是坚决否定的。柳宗元认为“生人”的自由是由环境决定的，这一观点表现在《种树郭橐驼传》一文中，他说：“吾问养树，得养人术”，柳宗元认为人和树的生命意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那么，柳宗元认为的自由环境是什么呢？

    首先，统治者要树立让“生人”自由生长的意识，制定让“生人”自由生长的政策。在《种树郭橐驼传》一文中，柳宗元用形象的笔法演绎了“自由”的涵义：“橐鸵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柳宗元用“木”代表自然与社会中的万物，“顺天”就是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凭主观意愿办事；“致性”就是要让每个主体得体自由的发展，不能让外力强加其身。柳宗元极力宣扬“顺天致性”的自由思想的目的是什么呢？最根本的就是要让天下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过上自由而康乐的生活。在柳宗元之前，从没有哪一个文人象他这样“以人为本”，把天下的百姓自由生存和发展当作他们的一种不可剥夺也无法剥夺的权力。他又说：“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壅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这真是发聋振聩，惊世骇俗的观点，至今仍让我们感到警钟长鸣。在《晋问》一文中，柳宗元认为传统的“利民”这一民本思想不是真正地为老百姓着想，只有主张“民利”才是理想的政治思想。“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即由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谋求利益。柳宗元认为“利民”者是“彼霸者之为心也，引大利以自向，而搂他人之力以自为固，而民乃后焉”，就是说“利民”者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后面的。而主张“民利”者则是“有无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恬而愉”，就是说“民利”是将老百姓的“恬”、“愉”放在第一位的。

    其次，柳宗元认为营造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社会环境是实现“生人”自由的保证。柳宗元并不否认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他在《序棋》一文中用制作棋子的事情来阐述人的不同命运，”余谛睨之，以思其始，则皆类也，房子一书之而轻重若是。”棋子在开始时都是一样的，只是涂上颜色后就贵贱之别了。然而，造成这样的结果纯属偶然，“适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择者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贵焉而贵，贱焉而贱，其易彼而敬此，遂以远焉。然则若世之所以贵贱人者，有异房之贵贱兹棋者欤？无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择其善否者欤？”柳宗元认为人从本质上讲都是一样的，出现贵贱之分是社会的不确定因素造成的。在永州时，柳宗元听说役夫张进的尸骸因雨水冲刷而暴露野外时，心中十分哀伤，他追念张进生前的勤劳，在他的墓前伫立志哀，亲手重新掩埋建坟，并写下《掩役夫张进骸》）一诗，诗中写道：

生死悠悠尔，一气聚散之。

偶来纷喜怒，奄忽已忽辞。

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

一朝纩息定，枯朽无妍媸。

为役并非低贱，为贵也不是神赐，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为役和为贵在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死后更分不出“妍媸”。到柳州后，柳宗元在自己的执政范围内，坚决废除唐代法律允许的买身为奴的奴婢买卖制度。他不仅要求所有的奴婢都可以赎身，而且对那些无家人来赎的奴婢，自己出钱帮助赎出。柳宗元的这一举措充分表现了他人人平等的“中”、“和”的思想，表现了他追求人人都可以自由发展的美好理想。

再次，统治者要实行薄税轻赋政策。在《封建论》中，柳宗元指出国家政权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生人”的自由也只能在国家政权统治下去实现。赋税是国家从事管理的基本条件之一，有钱才有人办事。征赋纳税虽然不可避免，但不应该超过限度，成为“生人”自由生存和发展的绳索。在《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对“赋敛之毒”给“生人”带来的摧残作了形象的论述。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一文中，柳宗元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柳宗元认为民众只需用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就可以雇佣官吏，也就是说官吏不能过多侵占老百姓的劳动所得，这暗含了对中唐苛赋的批判，也暗示薄赋是社会和谐和“生人”得到自由生存发展的关键。

三、        柳宗元对自由人性的内心构建

柳宗元认为人们所面对的生存环境是难以选择的，也是无法按人的意愿实现的，就如他在《序棋》中所述的人都会在偶然中象棋子一样被分为红黑二色。在《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中，柳宗元说：“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伏，去来之不可常。或将大有为也，乃始厄困震悸，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劳苦变动，而后能光明，古之人皆然。”也就是说，人生的圆满与不足、幸福与灾祸是来去无常的，那些人生有为的人，往往要经历比常人更多的磨难。所以，人只有在有限的自由环境中去追求内心里更大的自由。

柳宗元认为战胜贪欲是获得内心自由的前提。人的贪欲最直接、最突出的表现是对金钱和权势的贪婪。在《蝜蝂传》、《哀溺者文》等文中，柳宗元对贪婪者的可悲下场作非常形象的刻画。“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这一段议论至今仍然发聋振聩。在柳宗元看来，人和动物一样具有本能的占有欲，但人绝对不能和动物一样地生存，否则金钱和权势就会成为累赘，使人失去自由。人的贪欲还表现在虚荣心上，虚荣心源自人的过于自负，不愿意与社会环境相和谐。在《鞭贾》一文中，柳宗元就刻画了一个因贪慕虚荣而自食恶果的“富家子”的可笑嘴脸。在永州十年，柳宗元从一个“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转变为一个“晓汲清湘燃楚竹”的“渔翁”，就是他追求内心自由的历程的形象写照。

柳宗元认为采取刚以柔通，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是获得内心自由的方法。处世上主张刚以柔通，外圆内方，是柳宗元从自己痛苦经历中得出的切身感受，也是他对实现自我和谐提出的最具体的修养方法。在长安时，柳宗元和刘禹锡等革新家，满怀“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理想，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这些改革新锐却显得恃才傲物，盛气凌人，党同伐异，排斥端士，他们以古代名臣贤相周公、管仲、诸葛亮等相互吹捧，结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正如柳宗元自我总结的，“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寄许京兆孟容书》）。遭遇贬谪的巨大伤痛，让柳宗元明白了仅靠美好的愿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不可能的。痛定思痛，他在儒家所提倡的“中庸”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易经》、《老子》、《庄子》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为人处世的刚柔观：

“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守而不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获其终”（《佩韦赋》）。

所谓“纯柔纯弱”，就是一味守柔而失之刚，结果只会削弱；所谓“纯刚纯强，必丧必亡”，就是执刚而失之柔，必将毁灭。所谓“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则是柳宗元提出的自我修养和处世原则，其中“和”是最重要的要求。

在“刚以柔通”的基础上，柳宗元进一步提出了“方圆说”。元和五年（810），柳宗元的妻弟杨诲之在去探望父亲途中顺路来永州看望柳宗元，停留数日。杨诲之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士人，声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荣”，柳宗元觉得他就象年青时的自己，担心他走自己的老路，会“不幸而及危乱”（《与杨诲之第二书》），便写了《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书》和《与杨诲之第二书》三篇文章赠给他，系统地表达了“圆其外而方其中”的观点，其中写道：“杨诲之将行，柳子起而送之门，有车过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于世乎？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则速坏；工之为功也，不攻，则速败。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柜而滞。方之所谓者箱也，圆之所谓者轮也。匪箱不居，匪轮不涂。”（《说车赠杨诲之》）“然吾所谓圆者，不如世之突梯（圆滑之意）苟冒，以务利乎己者也。固若轮焉，非特于可进也；锐而不滞，亦将于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环之无穷，不欲如转丸之走下也。”（《与杨诲之第二书》）

“方其中”是说一个人要思想刚正，就是要有坚定的人生信念和理想，“圆其外”指实现自己的理想要适应客观现实，象车轮一样四通八达。柳宗元认为历史上的圣人都是如此，“书之言尧，曰：‘允恭克礼’；言舜，曰：‘温恭允塞’。禹闻善言则拜；汤乃改过不吝；高宗曰：‘启乃心，沃朕心’；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诛纣，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宁’；周公践天子之位，捉发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与杨诲之第二书》）这样的人，才是一个自我和谐的人，才能获得自由生存的空间，否则，“秉其正以抗于世，世必为敌仇”《与杨诲之书》。在阐述“方圆说”时柳宗元还将其与“刚柔说”相通：“仆之言车也，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说曰“柔外刚中”，子何取车之疏耶？果为车柔外刚中，则未必不为弊车；果为人柔外刚中，则未必不为恒人。夫刚柔无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则出应之。应之咸宜，谓之时中，然后得名为君子。（《与杨诲之第二书》）

柳宗元对自己的这一观点作了总结性的表述：“吾以为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刚柔同体就是人的自我和谐的最高境界，也是在有限的外在自由环境里获得更多内心自由的明智选择。

四、结语

只要认真研读柳宗元的文章，就会发现“和”与“中”是贯穿在柳宗元文章中的思想，是他一生追求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柳文不甚言道，而重言中”（章士钊《柳文指要》）。

那么，柳宗元主张的“和”、“中”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呢？“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时令论》）这就是说一切行为都要按“顺天致性”，顺民致事的标准进行，从而达到“和”的目标，实现“大中之道”。而“大中之道”的最高境界就是“生民”能够得到自由的生存和发展。

柳宗元强调只有了解了他所追求的“大中之道”，才能真正了解他的思想。他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说：                                   

“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於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

柳宗元的意思是：近来谈治国之道的人很多，一般来说，合于“大中之道”的全没有啦。他们当中，有些人讲的是依据儒家学说，但迂回曲折，漫无边际，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有的虽然比较接近实际，但又苛刻死板，不能灵活变通，最终不合于大道；更严重的是，还有些人，喜欢奇谈怪论，搬出天命，迷信鬼神，自以为玄妙莫测，似乎到了最高境界，而结果终于不可捉摸。所以“大中之道”不能传播于天下而研究学问的人真正达到“大中之道”境界的就更少了。他接着说：

“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难明而习俗之不可变也，如其知我者困谁欤？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后之来者，则吾未之见，其可忽耶？”

也就是说：（《非国语》）写成后，连日闷闷不乐，原因是“大中之道”难以传播，而一般人的习惯看法不易改变。那么真正了解我的是谁呢？凡是今天懂得“大中之道”的人确实是能够了解我的。后来的人，我无法见到他们，但怎么可以忽视他们呢？

柳宗元将“大中之道”的自由思想当成他思想的核心，当成他生命的意义，还非常担心后人不能真正了解他。但后世的研究者却对此或视而不见，或论之不深，这实在是一大憾事。

获得自由人性是生命的最高形式，是生命的本质意义，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境界。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多是不愿意看见“生人”的人性得到自由的发展，因为，自由的人性会让统治者无法随心所欲，肆意妄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宗元对自由人性的倡导和构建，是他备受后人崇敬的根本原因所在。

追求自由生命是人的天性与本能，因而，对自由的追求与讴歌是历代文人的共同主题。但是，绝大多数的文人追求的仅仅只是个性的解放，自我的自由，他们所描绘的自由生活只是一座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而柳宗元则是站在“生人”的立场思考自由的生命与生活，这是一个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睿智思考与美好理想。当然，柳宗元的愿望在唐朝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却超越了时空给后人以永恒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柳宗元.柳河东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杜方智,林克屏主编.柳宗元在永州[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