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吴武陵交游考

马晓斌 

吴武陵（？—834），原叫吴偘（侃）¹，《新唐书·文艺》列传。父名不详，有兄，师从裴道明²。濮阳（今河南濮阳）人³，后居信州（今江西上饶）⁴；一说贵溪（今江西贵溪）人⁵。排行第二十一⁶。元和二年（807年）进士⁷。自谓“东吴王孙”⁸，有《吴武陵书》一卷⁹、《吴武陵诗》一卷¹⁰。任过多职。女儿吴汭湘¹¹；侄吴汝纳、吴湘¹²；汝纳亦进士¹³。

一

元和三年（808年），柳宗元到永州，已是第四个年头。其间，至少有三件事，对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其一，母亲去世。永贞元年（805年），她随柳宗元南下，只可惜，翌年逝世。为此，柳宗元歉疚万分，写下《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元和二年），追思母亲卢氏：“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把自己痛不欲生的感受充分表达出来；其二，王叔文死。王叔文，“二王八司马事件”之领军人物¹⁴，与柳宗元友好，少说也有十年¹⁵。在柳宗元眼中，他是“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¹⁶的志同道合者；而王叔文呢，则“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¹⁷，可谓相得益彰。不幸，元和元年（806年），在渝州（今重庆市）司户任上被诛。当时，柳宗元惊弓之鸟、不寒而栗的心情，可想而知；其三，居处失火。初来乍到永州，柳宗元借居龙兴寺。这种木质结构的房子，造成“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结果“累日茫洋（模糊），不能出言”¹⁸。总之，天灾人祸、种种打击，使柳宗元一度消极¹⁹。

可以这样说，吴武陵对柳宗元由消极而积极的转变，功不可没。当他“坐事流永州”²⁰，见到久仰其父、早闻其名的柳宗元²¹，由于立场、观点、遭遇、爱好等极为相似，两人很快成为同类人、合群人。让我们来看：早在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曾起草拜表《贞符》（论正确的吉祥）²²，指出，皇帝“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的过程（“累积”），必产生符合“生人之意（人民群众的生存需求）”的结果，这才是“光”“明”“正”“大”的吉祥，且“享年无极”²³。为此，搜集大量材料，准备“阔”论一番。但因被贬，此事搁置。一天，两人会面，吴武陵问：“董仲舒《策》中所说‘三代受命之符’，究竟是对，还是错？”柳宗元当即答道，天命论，肯定是错的，不但董仲舒鼓吹，连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班固也谈²⁴，实在低级（“甚失厥趣”），相比之下，我的《贞符》，更加深刻（“奥”）。于是，吴武陵寄希望于（“邀”）柳宗元，把两人的共识（“抑诡类”）公诸于世。这一鼓励（“奋激”），使柳宗元压抑已久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他下定决心（“自决”），拼死（“死无所憾”），也要呈上“无替厥符”的忠告。

《贞符》，大致可分八层：（一）生存造成竞争。（二）强者治理社会。（三）尧、舜、禹爱人民。（四）汉代闹出神权。（五）魏、晋、隋朝没救。（六）李渊息祸宁人。（七）传承到了顺宗。（八）歌颂宪宗李纯。最后一层，以四言诗表达，说：“神之曷依，宜仁之归”，把“生人之意”中爱人民、护百姓的精神实质，提到非常高的程度。

“生人之意”，也叫“民利”，在柳宗元那里，有具体内容，即，物为人用²⁵。这个思想，又与吴武陵有关。一天，吴子（吴武陵）与柳宗元有问答，吴武陵问，既然您是永济人，那么，其掌故，应有所知，不妨一谈；柳宗元答道，山西可不简单，它的山、河、刀、马、树、鱼、盐，有丰富蕴藏、蔚为大观。我的理想与此有关，希望人民过上物质丰富的生活。有趣的是，在《晋问》中，无论柳宗元怎样渲染与夸张，吴武陵都冷静、客观，给予批评与否定。比如，壮丽山河，是“备败而已，非以为荣观显大（微小景观）也”；森森刀枪，成了“是又不可为美观也”；恢恢骏马，“请置此而新其说”；严实木材，结论为“先生之所陈，四累（四层：患无德、患无土、患无人、患无宫室）之下也”；鲜活河鱼，也“一时之观，不足以夸后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粒粒咸盐，“近宝，则公室乃贫”。更有甚者，连晋文公的霸业，也被否定：“引大利以自向，而搂（利用）他人之力以自为固”，即，霸主，以自私自利为第一位；人民在他们的眼中，只不过是利用的工具，根本谈不上分享丰富的物质。既然如此，那么，什么才能让吴武陵满意呢？那就是“尧之遗风”，它包括俭、让、谋、和、戒、愉六个方面，当柳宗元讲完，就离席而立，拱手说：“美矣善矣，其蔑有加（无以复加）矣！此固吾之所欲闻也！”完全赞成柳宗元的理想政治与远景社会——以较高的精神境界与道德规范，去占有物质。

尊称吴武陵为“吴子”，并非一回，柳宗元还有《复吴子﹤松说﹥》篇。吴武陵发问：“松树皮上的奇怪纹路，和人间参差不齐的贤与不肖、寿与夭、贵与贱等，究竟是自然形成（气之寓）的，还是人为造成（为物者裁而为之）的？”看了这段话，柳宗元既感突然（“又何独疑兹肤之奇诡，与人之贤不肖、寿夭、贵贱参差不齐者哉”），又有点烦（“子胡横讯过诘扰扰焉如此哉”）。但不管怎样，吴武陵的文字，还是让他想起很多，说，树皮上的怪纹，与云的形状、风的流动以及草木的色香一样，肯定是自然形成的，由于它是“无情”物，所以“不足穷”；而真正应该“穷（探求）”的，是人为的参差不齐，即，任人不唯贤²⁶。柳宗元继续说，千百年来，那些所谓的“为天子求士者”，口口声声：“我知人（善任）、我知人（善任）”，但“披辞窥貌，逐其声而核其所蹈”，就会发现，他们“升”的，是告非“蒙（昧）、瞀（愚蠢）、祸（害群）、贼（不正派）、僻（古怪）、邪（凶恶）”来“罔（蒙蔽）人以自利者”；他们“降”的，却是凭“清（廉洁）、明（聪慧）、冲（平和）、淳（质朴）”而“不为害（于人）者”，一言以蔽之，无一例外地在滥用私情（“反戾”）。对此，柳宗元感到“可恨”，决心要批判（“病”）、要否定、要与之战斗。

可以这样说，李幼清的到来，使柳宗元对吴武陵的了解，深了一层；因此，他们之间的友谊，自然更进一步。李幼清，元和元年（806年），任睦州（今浙江建德）剌史，因不满贪赃枉法，痛骂时任诸道盐铁转运使的李锜，于是，被诬陷，元和三年（808年），量移永州司马。这么一个善良的人，却屡遭磨难，让富于同情心的柳宗元与吴武陵几乎听不下去（“不能忍”）。吴武陵先站起来，当场赋诗²⁷，表达内心无比的愤慨；一旁的柳宗元，看着吴武陵真诚的面孔、听见吴武陵有力的声音，心想，这个朋友真不赖：不但爱憎分明，而且说出了自己憋闷已久的心里话（“銜匿而未发且久”）。于是，决定，既有诗，必有文，立马把冤案的来龙去脉写下，作为吴武陵诗的序言²⁸。

因吴武陵的关系，柳宗元心情渐好，这从《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可以看出。王参元，河南濮阳人，鄜坊节度使王栖曜第五子，元和二年（807年）进士，和柳宗元、孟简²⁹、杨敬之³⁰等早有往来。他不但与吴武陵是老乡，且同年登第，故相知也熟。一天，吴武陵到柳宗元处，说，王参元写有《醉赋》及《对问》，非常漂亮，勾起柳宗元的兴趣；也巧，恰在此时，柳宗元又收到杨敬之（“杨八”）的信，说，王参元家失火。于是，柳宗元以骇、疑、喜、贺为四层，写出奇文，透露诙谐与幽默：（一）油、米烧光，没有饭吃，“始而骇”。（二）失火是灾，但祸中藏福，即，“或将大有为”，但又不能“必信”，所以“中而疑”。（三）仕途之所以坎坷，是因为家富而人不敢言善。柳宗元自我批评，我为避受贿嫌，竟十来年“不出诸口”。现在，天火使疑虑消失，王参元的真才实学，可以彰显，“终乃大喜”。（四）我既吊灾，也贺灾，因为，王参元所有的遗憾，已被快乐取代。

也许《﹤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序》，可以看作柳宗元与吴武陵之间默契、融洽的里程碑。杜周士，京兆（今陕西西安）人，贞元十七年（801年）进士，元和年间，为桂管观察使从事、留后，曾在永州，与柳宗元、吴武陵交，并且，向柳宗元讲述柳州少年区寄勇敢杀贼的故事³¹。这天，将赴京城，柳宗元、吴武陵送。吴武陵直率，先作诗，对杜周士，表达欣赏与乐观³²；而柳宗元“余犹吴也”四个字，就把两人的友情，既完全又充分地传递出来。柳宗元说，杜周士，从形象上看，够得上七尺男儿（“巍然”）；其内心，更是德字当头。具体而言，他，不但因正大光明的治理，获口碑载道，同时，文章也好。这样的人才，天子能不满意？所以，我写“序”，就想说明，与吴武陵是同一观点、不分彼此。

从来都是爱屋及乌，柳宗元也不例外，所以，当吴武陵请柳宗元为父亲十卷文集写“序”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柳宗元这样写，吴父，早有听说；他，年轻态、长胡子、脑门大，以忠义著称、以文章出名，只可惜怀才不遇（“伏其志”）。现在，除了读他的集子，还看吴武陵写的《墓志》及《传记》，有了系统而又全面的认识。在这里，通过“序”，使他不忘志向的品行，得以显扬；使他引据经典的辞章，得以呈献³³。

二

对于柳宗元来说，元和四年（809年），算得上是冒险与挑战的一年，因为，他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国语》³⁴。说其“冒险”，一点也不为过，你想，要与“咸嗜悦”³⁵唱反调，被“怒”³⁶、被“罪”³⁷，那是跑不掉的；事实上，与其说是同书、人的奋斗，还不如说是柳宗元考验自己、并最终“战”胜了自己³⁸。在这里，从才、学、识、德四方面谈：才，柳宗元说，我从“不敢”³⁹到“勇”⁴⁰，其间，少不了“狐疑犹豫”⁴¹，但是，经“累月”⁴²的努力，终能“别白中正（辨清、正误）”⁴³；学，要想反对“至比六经”⁴⁴的《国语》，谈何容易？若无“渐染砥砺”⁴⁵，哪有“鸣其音声”⁴⁶的一天；识，《国语》的缺点，在于“文胜而言尨(máng，杂)、好诡以反伦”⁴⁷，柳宗元说：“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⁴⁸，即，误导后生走上邪路。所以，必须“标表”⁴⁹；德，《非﹤国语﹥》开宗明义：“救世之谬”⁵⁰，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颠者众矣”⁵¹。于是，“为天下笑”⁵²又如何？只要“不憾而恧（nǜ，惭愧）”⁵³就好。

柳宗元很谦虚，并不认《非﹤国语﹥》为己有，而将功劳记在吴武陵身上，他是这样说的：“会足下至，然后有助我之道”⁵⁴。不是吗？在我看来，柳宗元、吴武陵，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友：吴武陵凡有所作，即呈“师”⁵⁵指教，柳宗元会“心朗目舒”⁵⁶；而柳宗元呢，也是“每为一书”⁵⁷，必请吴武陵过目，“大光耀以明之”⁵⁸的夸奖，让柳宗元难为情（“固又非仆之所安处也”）⁵⁹。现在，《非﹤国语﹥》写就，不但要“托（付）”⁶⁰吴武陵，而且，只有在“足下乃以为当”⁶¹之后，柳宗元才比较自信（“自是”）⁶²，确认做出了一些成绩（“则宜垂于后”）⁶³。

在这里，有必要把《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和《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的异同，作一比较。先说“同”，即，两信均“论《非﹤国语﹥》”，因此，毫无疑问，可以互参；再谈“异”，我想，至少有两点：（一）时有先后。从“吕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⁶⁴，可知吕温对《非﹤国语﹥》的肯定，当然在前，而《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于后。（二）主动与被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首字是“与”；而《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首字是“答”。可见，前者为主动行文⁶⁵；而后者被动，即，曾有来信（“如来言”）⁶⁶。除此之外，“吕道州”“若吾子”，颇堪玩味。吕温（772——811），字化光，一字和叔，贞元十四年（798年）进士，又登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校书郎，和柳宗元是同辈、朋友；而吴武陵，则属学生辈、下一代。现在，柳宗元说，吕、吴的共鸣，不谋而合，可以看出，他对吴武陵的重视程度，非昔可比。

著作之暇，要出去走一走。九、十月间，柳宗元、吴武陵等，来到钴钅母                                                                                                                              潭西边的小石潭。时值晚秋，“水尤清冽”。溪流、石底、竹树、小鱼，让这一行人找到了“乐”趣⁶⁷。

总之，元和四年，是柳宗元思想解放、活动频繁的一年，给人以积极向上、努力探索的鲜明印象。我们注意到，焦虑不复存在，只有深刻的思想；浮躁也无踪影，但听致远的踏声。

三

一转眼，到了元和五年（810年），柳宗元“筑愚溪东南为室”⁶⁸。在这里，心情不错，栽竹子、种柑橘、植草药⁶⁹，美化了环境。春天某月的二十一、二日，又与吴武陵、李幼清等，来愚池西面的愚丘游玩。到了中午，大家饮酒行令、非常快乐；唯独李幼清闷闷不乐（“心少欢愉”）、不吃东西。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来永州后，以往的挫折和磨难，带来负面影响；加之性格内向、不善交流，沉迷服气⁷⁰、相信不死。那可不行！柳宗元是有真爱的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而吴武陵也心直口快，在第二次聚会时，就当众宣读千余字文章，认为，那些仙人与方士，终究难免一死。二十六日，柳宗元想起吴武陵，甚感欣慰：他不仅身体健康、动作麻利，而且真诚实在、苦口婆心，可惜的是，没能攻克李幼清这座“城”。现在，要再接再励，继续围打，于是，有了《与李睦州服气书》⁷¹。

《与李睦州服气书》，共分五层：（一）服气理论是虚弱的。它甜言蜜语、自欺欺人，谁要上当，会殃及前途与命运。（二）服气是拿生命开玩笑。李幼清读了几本“气书”、背过一些“气诀”，就信以为真。柳宗元说，这与自己年少时学琴、学书差不多，有闹着玩的意味，最终的结果，是失健康、害性命。（三）生活在群体中，李幼清会快乐。柳宗元说，李幼清并非孤雁一只，在他的背后，有相互支撑的亲朋好友。大家想念、牵挂、关切、惦记，怕他服气上瘾。所以，融入群体，可以重拾快乐。（四）为敌人而停止服气。柳宗元认为，李幼清的服气，从客观上看，等于帮敌人害自己。所以，停止服气，与其为亲朋，不如为敌人。（五）美食能快乐。李幼清喝食之无味的稀糊，柳宗元不以为然，说，如果远离服气，将设宴款待。在柳宗元看来，难道还有比美食更好的东西吗？全信充满关爱，也风趣与幽默。

这年冬天，柳宗元写了一封家书，寄给父亲朋友、自己岳父杨凭⁷²。信中，柳宗元谈了很多，既有目前读书，又有文坛评价；既有心理剖析，又有生子愿望；既有“荐举”批判，又有民苦关注；既有生活狼狈，又有衷心祝贺。可谓内容丰富、娓娓道来。就在这样一个倾诉亲情、直抒胸臆的场合，柳宗元也不忘吴武陵，说：（一）吴武陵是青年才俊（“吴武陵来……才气壮健”）。（二）吴武陵前途远大（“可以兴西汉之文章”）。为的只是，让杨凭知道这个人⁷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