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永州官职俸禄及称谓考

（一） 柳宗元在永州的官职及薪俸

柳宗元在永州的官职全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司马的官位六品上，这个官职多由“内外文武官左迁右移者第之”（ 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四）。“员外置同正员”即编制之外的虚职，是个“闲员”，与正员官有别。当时朝廷有员外及摄试官不得干预政务的明确规定，唐五代诸多贬谪大都包含投闲置散之意。柳宗元与初贬邵州相比，邵州虽然是个下州，但刺史的官位正四品下，柳宗元由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外放为远州刺史，官位不降反而升了一点。被贬出外品秩不降反升者，在唐五代时期此类贬谪为数颇多。因唐人重京官轻外职。“永贞、元和年间的‘八司马’及白居易、元稹之贬，品级均较贬前为高”[1]，柳宗元贬为远州刺史，只能说是被斥出朝，远迁异地。柳宗元“未至，再贬为永州司马”，柳宗元虽称“永州司马”，却既无官舍，也没有安排实职，“俟罪非真吏”（《陪韦使君祈雨口号》）。据载，左迁官在贬所亦有诸多限制：“不得补职，不得流连宴会，不得擅离州县”（《唐会要》卷41）。故柳宗元自述道：“余时谪为州司马，官外乎常员”。[2]

柳宗元虽为司马，但有官俸可享。据《唐会要》卷91《内外官料钱上》录建中三年五月中书省门下奏：“刺史八十贯文；别驾，五十五贯文；长史、司马，各五十贯；录事参军，四十贯；判司，三十贯；……县令，四十贯；丞，三十贯；……其中州中县已下，三分减一分。其额内厘务。比正官减半。其州县官除差充推官巡官及司马掌军事外”。[3]永州属中州，“中州中县已下，三分减一分”，即为上州、上县同名职事官的2／3。由此推算，柳宗元在永州为司马的月俸大约在三十贯文左右。按照当时零陵郡的生活条件，有“僮”、“役夫”、“女隶”供驱使，有“禀食”可请，有官俸购置小块土地，修缮寺亭。但其地位已接近普通百姓。[4]

（二）柳宗元的称谓辩

关于柳宗元的称谓，主要有“柳河东”、“柳柳州”之称。为何没有“柳永州”称谓？尽管他的文学作品主要创作于永州,这值得思考和辩析。

“柳河东”之说。柳宗元，字子厚，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祖籍晋之解县，属河东郡。柳宗元说：“河东，古吾土也”[5]。从籍贯看，柳宗元是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故逝世后其挚友刘禹锡为他编成的文集题为《柳河东集》。柳宗元的祖上历代宦游，早离故籍，至于柳宗元的母亲和他本人，就连在永州、柳州任上死后也是移柩回归至长安万年县栖凤原先人墓侧安葬。这说明，人们称柳宗元为”柳河东”，故为河东三著姓之一的柳氏祖籍的地望而称呼。这与中国的姓氏文化和民族习惯相关。以地望来明贵贱，仍然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被保留下来。[6]

柳宗元的祖上迁居河东，一度是当地的望族。在北朝，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元稹《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柳宗元也自豪地说:“柳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 当时的柳氏一族，是与皇族有着亲密关系的权臣贵戚。仅高宗一朝，柳氏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多人。由此可见，柳宗元是以柳(姓)河东(氏)而自豪。 然“人或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朝，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史者，间十数岁乃一人”(柳宗元送澥序》)。武后时期，柳氏一族中道衰落，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降到普通士族官僚阶层。柳宗元的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都只做过一般的县令。其父柳镇，虽然是明经及第，颇有政能文才，因没有门荫特权的倚仗，只能由府县僚佐地位逐步迁升，到晚年才靠军功到长安受任正七品官衔。因此，柳宗元经常带着自豪而惋惜的心情，去追诉河东柳氏的陈年往事，赞美为“士林盛族”。这种强烈的宗族观念和光耀门庭意识，也成为他奋发有为的重要动力。因此，人们之所以称柳宗元为“柳河东”，无沦是从广义的姓氏文化的根源，还是从他祖籍的社会地位，或他个人的心理机质的倾向，或传统的尊称习惯，都有其必然的缘由。[7]

“柳柳州”之说。“柳柳州”之称，最早见于元和十年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衡阳分手时写的诗题:“再授连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赠别。”当时，为人正直、为官清廉的韦贯之出任了宰相，柳宗元少时的好友裴度等人已在朝廷逐渐有了些权力，并与韦贯之较接近，加之中央朝廷与藩镇割据势力的矛盾日益增大，唐宪宗为了缓和事态，维护朝廷内部团结，居然解除了对“八司马”不准量移之禁，当柳宗元等人高兴地回到久别十年的京城，以为又有了兼济天下的机会。不料，只因一句诗惹出了麻烦，“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禹锡《戏赠石花诸君子》），此诗被指责有讥讽新贵之嫌。成为新贵们告御状的把柄。唐宪宗本来就对当年王叔文集团心有纠，于是便很快作出了将王叔文余党们改放远州的决定。柳宗元们二月到京，三月十四日就被宣布五人全部出任远州刺史。柳宗元远放柳州为刺史，刘禹锡改放连州为刺史。柳、刘二人在再度被放行程中结伴而行，至衡阳分手时赠诗互答，柳宗元首先写了《衡阳与梦得分别赠诗》，刘禹锡作答诗《再授连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赠别》。柳宗元又写了《重别梦得》、《三赠刘员外》。柳宗元对刘禹锡的称呼为字（梦得)，或旧官职(司马员外)，刘禹锡对柳宗元的称谓则用了地名(柳州)。以地名相称，在当时是较普遍的一种称谓。如柳宗元的《寄许京兆孟容书》中的许京兆，《与杨京兆凭书》中的杨京兆，《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的吕道州等等，均为地名相称。人们将职位高的地名挂在其姓的后面，成为一种尊称。《庙书·本传》对于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后的政绩给予了记载，并“号柳柳州”， [8] 这一称谓也因此流传。

无“柳永州”之说。如果从历史文化地位看，柳宗元在永州的文学成就远胜于柳州时期。柳宗元后来担任柳州刺史，人们尊称为“柳柳州”，因为刺史的官职比州司马大。人们习惯于以官位高者称呼。而无“柳永州”之说正缘于此。其实，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就应该称他为“柳永州”。这一矛盾也延续和影响到了后人对他的评价。宋代以后。对其评价一开始就出现了抑柳和尊柳的两大阵营。抑柳者虽然也认可柳宗元的文学成就，甚至能不情愿地将其与韩愈并提，却始终把他当作有政治污点的人来对待而不肯让其入流;尊柳者当然把柳宗元看得很高，但对其晦暗的政治经历也有些讳莫如深。然宽容的永州人民不以政治升迁论人品。他们以一方水土育一方人的宽大情怀，不仅接纳了这位失败的政治家，而且成就了这位卓著的文学家。汪藻云：“零陵（即永州)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闻天下。先生焉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独非幸欤”[9]。因此，尽管柳宗元的其它称谓可以有“柳河东”、“柳柳州”，但要研究柳宗元就不可能绕开‘柳永州”这个特别的地域名词。

柳宗元的人生苦旅，反映了转型时代的政治风云。在政治面前，宗元是一位沦落者，在情感方面，他又是一个富有者。在他的人生困境中，母亲、兄弟相濡以沐，以生命相伴随。宗元笃于亲情，祭父母及宗直文，呼天吁地，声泪俱下，将其内心的悲痛、怨忧之情倾泄无遗。宗元又深于朋友之交，向友人推荐赞赏卢遵，言辞激切，感人至深。在考察以上事迹中，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了柳宗元及身边的人。了解了已离我们远去的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不无受到一些启迪。[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