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人格魅力（潇湘讲坛讲稿）

吕国康

在中国历史上，比柳宗元出名的大有人在；在中国文学史上，比柳宗元贡献大的人也为数不少，为什么柳宗元研究能成为一门显学？为什么有唐以来对柳宗元的评价争论不休？为什么柳宗元能成为永州一张响当当的名片？除了柳子是唐宋八大家之外，还在于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革新政治家、教育家。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柳宗元就是中国的脊梁之一。

南开大学孙昌武教授评价柳子说：“他的品德、意志、人格，他的才华、感情、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与良知，具有极大的魅力，成为不朽的榜样。特别是他后半生，身为流囚，仍奋斗不息，在极其艰难困顿条件下，凭籍自己坚韧的毅力和不懈的努力，实现了人格的一大转变：由政治斗争中怨抑退屈的牺牲者、失败者拼搏而成为思想战线、文学领域的创造者、胜利者，从一个供奉朝廷的官吏，成长为代表一代思想学术和文学创作成就的伟人”（《柳宗元研究文集》序言）。什么叫人格？人格就是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是一种非凡的精神力量。品德是人格之本，人格的魅力只有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真正拥有它。柳子被誉为一代宗师，是我国古代具有人格魅力的杰出代表。

柳子的人格魅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下面分三讲从六个方面做一些探讨，敬请收看。

第一讲

内容提要：柳宗元从小胸怀大志，要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因参加“永贞革新”被贬南荒，遭受残酷打击。但他追求理想，矢志不渝，忧国忧民，爱憎分明，敢为人民鼓与呼！

“少时陈力希公侯  许国不复为身谋”

理想是人生的路标，是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柳子刻苦攻读，自学成才，从小胸怀大志，想干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年轻时，他怀着“辅时及物” “利安元元”的理想积极投身“永贞革新”，“冲罗陷阱，不知颠踣（bó）”。“辅时及物”指辅助时政、惠及百姓；“利安元元”指以有利于民众的安居乐业。元元指民众，百姓。革新失败，遭贬永州，流言蜚语，刻毒攻讦。《旧唐书》说他“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堕素业。”就是说柳子由于自己不谨慎与王叔文这类小人相处密切，最终自作自受，毁灭了应有的前程。而韩愈为他鸣不平：“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尽管政敌落井下石，自己遭受残酷打击，但他正直倔强，刚正不阿，坚持真理，毫不妥协。他在《冉溪》诗中写道：“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lěi累）囚。”前四句抒发了希望建功立业、以身报国的抱负，自叙流落南荒、壮志受挫、形同囚犯的处境。“缧囚终老无馀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湘西，指潇水之西，柳宗元常常以湘代潇。后四句述说了卜居冉溪、愿学樊重种漆南园以利天下的心志。对奋斗目标及时作了调整。“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但愿秋风再次给予帮助，让苍鹰摆脱重重束缚振翅而起、云间翱翔。在《笼鹰词》中，更是借饱经摧残的苍鹰意象，抒发了冲破牢笼、展翅高飞的宏伟理想！

柳子改冉溪为愚溪。在《愚溪对》中，曾借梦中和溪神辩论，表达自己的意图。

先是溪神责问柳子：你为什么侮辱我，使我成为愚？有其实才有其名，例如恶溪、弱水、浊泾、黑水都是名实相符的。现在我很清很美，又为你所喜欢，我的功劳可以普及田地，力量可以运载渡船，你看中这地方，非但不感激反而诬枉我？

柳子回答说：你的确无愚之实质，但因我之愚而偏偏喜欢卜居于此，你怎么逃得掉这一坏名声？明王之世，智者用，愚者伏。你这地方离王都三千馀里，偏僻荒凉，只有犯罪受辱愚陋的人才适合伏身。你想得到智之名么？那么，为什么不去召呼聪明精悍、手握重柄、主宰天下的人来居住呢？

溪神说：这话倒也有理，但你的愚陋怎么会牵及到我头上呢？

柳子答道：我的愚即使涸（hé）尽溪流，也不够濡(ｒú)沾我的笔端，逢到冰雪严冬，人家穿皮裘我却穿单衫，大热天人家迎风纳凉我却靠近火堆。脚踏陷阱，头抵木石，跌倒在毒蛇蜥蜴身边，也不知道恐惧警惕。被提升，我不因此感到满足，被斥退，我不因此感到气馁。我冷漠昏愦(kuì)，始终不能自拔。我因此而使你受污辱，可不可以呢？

溪神闻而大为叹惜，以至涕泣交流，举手而辞。

柳子还在《愚溪诗序》中说：宁武子“邦无道则愚”，颜渊“终日不违如愚”，都算不得真愚。现在我出生在有道之世，行为却是违理悖事，所以，任何人都比不上我的愚陋。借一“愚”字发泄胸中之郁抑。他说“我虽然不合世俗，也还能稍用写文章来安慰自己，洗涤各种事物，囊括各样形态，而无所避忌。”改溪名以言志，抒写了愚不可及、矢志不渝的品格。

柳子在永州写的《惩咎赋》，直接谈及“永贞革新”，表面上是悔志，实际上是坚持理想毫不动摇。他说：假如说在有生之年我还有所悔，那绝不是继承前贤而正道直行。即使为了志向而死在蛮夷之地，也是死得其所，即使给予显扬和宠幸又有什么了不起？以大中之道作为我的准则，谅这天命又能拿我怎么样？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写道：只要谨守圣人的大道，以“大中”为处事原则，即使遭受到千万次的打击抛弃，我也不会改变内心的志向。我讲的这些，多半象在长安时跟您谈的那些，很愚蠢，至今没有多大改变。志向坚定，态度鲜明。大中，即大中之道，他认为大中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最恰当最正确的思想主张。大中之道即圣人之道，尧舜孔子之道。他在“永贞革新”后期为王叔文母亲刘夫人所写的墓志，称赞王叔文“意志坚定，光明磊落，正直无私，通达事理，有文武之才”。在改革面临失败的情况下，仍肯定王叔文的种种功劳与功绩。王叔文被赐死后，成为大逆不道的小人，柳子不仅保留此文，还认为“大夫你为忠君而死啊，这是有德行的人所赞同的。唉，真是哀伤啊！我恭敬地表达我诚挚的悼念之情！”。这说明他与王叔文志同道合，是对“永贞革新”的肯定，也显示了他的气节和胆略。

他被政治所抛弃，仍关注政治，追求真理。他精心写作的《贞符》、《封建论》、《天说》、《四维论》、《天爵论》、《非国语》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以大无畏的精神批判唯心主义“天命论”，否定“君权神授”，提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生人指人民；主张废天命而行仁义，“厚德简刑”，“利于人，备于事”等，强调了人民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强调了仁德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这是古代民本思想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主席1965年6月在与刘大杰的谈话中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毛泽东在上海》）。他的自然哲学思想，继承了荀子“天人相分”的朴素自然观，汲取了庄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和辩证观，成为古代哲学思想的新高峰。他不惧权威，公开批评《国语》。儒学经典肯定的是分封制，他在《封建论》中却反对分封制，肯定郡县制。博采众家之长，他为儒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反对章句师，探索圣人之道的经世致用，在儒学从汉唐经学到宋代理学的转折点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理论著作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宝库，为跻身杰出思想家、哲学家的行列奠定了基础。他为实现理想抱负呕心沥血，敢于批判，勇于创新，通过奋斗，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生活的强者，民族的脊梁。

“并时才力韩公笔  异代江山屈子思”

在贬永途中，柳子专程来到汨罗江凭吊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写下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赞颂了屈原的品格和坚贞不屈的精神。伤心人别有怀抱。柳子对屈原的高度赞扬，展示了自己与之灵犀相通的志向，抒发了对人生忧患的傲视和执意克服的精神。“其人其行，犹如屈原在世。其情其志，可与日月争光。”清代吴大受称赞柳“并时才力韩公笔，异代江山屈子思”（《愚溪柳先生祠》），意思是说柳子的文学才华与同时代的韩愈齐名，爱国爱民思想则与不同时代的屈原相媲(pì)美。他以屈原为楷模，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

柳子出生于唐王朝由盛而转入衰败的中唐时期。“安史之乱”“建中之乱”后，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社会弊端日益严重。柳的家庭、长辈亲历了动乱颠波，柳本人也亲眼目睹了种种矛盾。于是他渴望祖国的强大统一。贬永之初，四川的刘辟反唐，他忧心忡忡。唐宪宗派严砺率兵征剿，他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变化，留心着王师：攀上蓝天，横蹈空中，把关隘险阻视为平地。势如破竹般地攻克叛贼的层层 堡垒，一举歼灭贼寇。大获全胜后才放下心事。他想到自汉魏以来，每一个朝代都有铙歌鼓吹词，只有唐朝还没有。“思报国恩，独惟文章”。于是，柳子创作了《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其目的是“治兵振旅”，“有益国事”，表白了忠君爱国的拳拳之情，希望宪宗李纯发扬高祖太宗的文功武德，以重振朝纲，再创盛世。晚年在柳州，他心系国事，关注朝廷讨伐淮西吴元济等人叛乱的行动，得知力主平叛的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的消息，他大为震惊，写下长诗《古东门行》，对武元衡的遇害表示沉痛哀悼，歌颂了讨伐淮西战争的正义性，痛斥了藩镇割据势力的阴险毒辣和嚣张气焰，讽刺了主张对反叛势力妥协纵容的朝中显贵。经过三年多的讨伐，大将李朔率军雪夜袭蔡州，活捉了元凶吴元济，淮西之乱终于平息。柳子闻知后异常兴奋，写了《平淮夷雅》两首长诗，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这一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胜利。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百姓的疾苦，敢为生人鼓与呼。他在《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中说：我发现古代那些能够理解人生的艰难困苦、生老病死和痛苦无奈的豪侠贤能之士，总是给饱受苦难的人们以怜悯同情，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奔走呼吁；他们救济贫困，使饥寒交迫者有饭吃、有衣穿，扶助孤寡，使孤立无依者有依靠、有寄托；他们忧心忡忡，东西南北四处奔走。柳宗元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永州一位姓蒋的农民，一家三代人曾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毒蛇，为的是向官府用交毒蛇来抵赋税。这个农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被毒蛇咬死的，可是当建议他往后不再捕毒蛇而恢复交赋税时，农民竟悲痛地哭泣起来。毒蛇固然非常可怕，可是赋税比毒蛇更加可怕。《捕蛇者说》描写了蒋氏这一个在赋敛重压下艰难生存的捕蛇者的典型形象，揭露了“死者相籍”的残酷现实，刻画了征收赋税的官吏的凶悍，公开发出了“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呐喊！对农民的苦难萦怀于心的忧患意识，希望赋税改革的民本思想，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柳子虽然置身官吏的营垒，却并不粉饰官场，不官官相护，反而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予以揭露与谴责，对受害的穷苦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柳子忧国忧民、敢爱敢恨，对正直开明、卓有政绩的吕温、段秀实、薛存义等官吏热情歌颂，对救死扶伤、具有高尚道德的药商宋清充分肯定，对那些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追求高官厚禄和私欲无穷的官僚，则采用寓言的形式进行无情的揭露、讽刺和批判。

前面，对柳宗元的人生理想、处世哲学及爱国爱民情怀做了介绍，那么，永州十年，柳宗元是如何实现理想抱负、加强自身修养的呢？请收看下集。

第二讲

内容提要：永州十年，柳子虽身处逆境，却自强不息。他及时调整心态，刻苦攻读，笔耕不停，取得了超越时代水平的成就。他采取“内方外圆”的方式加强个性休养，讲究斗争策略，成为民族的精英。

“投迹山水地  放情咏《离骚》”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子政治失意，“辅时及物”的理想遭受挫折，他逐步调整心态，调整人生目标。一方面游览山水，一方面读书写作，这是刻苦自励和排遣胸中块垒的一种自适方式。他下定决心，“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寄许京兆孟容书》）激励自己发奋读书著述，以求名垂于后世。柳子在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改弦更张，以著书立说作为今后安身立命的支柱。这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也是他能够顽强地活下去的内驱力。其大量的文学作品、理论文章就是在永州写成的。

有一个成语叫“汗牛充栋”，形容藏书非常多。此成语出自柳子的笔下：“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陆文通墓表》）书存放时可堆至屋顶，运输时牛马累得出汗。柳子在长安时家有赐书三千卷，他心中十分挂念。柳子举家南迁时，因为路途遥远颠波，多有不便，所以只带了部分藏书。住在永州龙兴寺四次失火，又被烧毁损失了一些。因此，为了读书与写作的需要，他又广为搜求，不多久又积聚了数百卷。他在给朝中同事李建写信说：我最近寻求到经书、史书及先秦诸子的著作有好几百卷，常常等到恐惧、惊悸的情绪稍稍平定，那时就马上伏案阅读，从中很能看出圣人用心、贤才君子立志的分寸和方法。贫穷是读书人的常事，如今我虽然瘦弱饥饿，但也感觉象糖浆一样的甜美。作为“闲员”司马，无政务缠身，因而有更多的时间读百家书。由于遭贬的巨大打击，精神受到摧残，加上水土不服，柳子未老先衰，三十多岁就身患多种疾病。如“痞疾”，指慢性脾脏肿大症；“腿疾”，指腿肿的疾病；“心病”，指心脏病；“脚气病”，指因缺乏维生素B1而引起的疾病。尽管面临种种干扰，仍克服困难，坚持苦读，以读书为乐。贬永初期，柳子钻研过禅经，一方面求得精神解脱，一方面从佛学中吸取对儒学有用、相通的内容。在永州，通过钻研、扬弃，对佛教有了更深的了解，借他山之石，以儒统释，用以佐世，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他对佛教也曾提出过批评。如对僧尼“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家蚕桑”，既无家庭观念，又不从事农业生产表示不满，对禅宗谈空太过，造成离奇荒诞、戒律不存的弊病提出批判，对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学写文章学不成，就去当和尚，想借助寺塔来提高自己的地位；然而信佛当和尚又不真诚，就又借助文章这一形式来放纵自己的情感。鲜明地予以坚决反对。可见，柳子的读禅不是肤浅的生吞活剥，而是“深入理窟”，为我所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柳子有计划地研读儒家经典、史书和诸子百家的书。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自述，他所读的书包括《尚书》、《诗经》、《礼经》、《春秋》、《周易》等根本典籍，《谷梁传》、《孟子》、《荀子》、《庄子》、《老子》、《国语》、《离骚》、《史记》等重要著作。他指出“文者以明道“，即文章是为阐明道理服务的，反对片面地追求形式漂亮，文采华丽，音节动听。同时，也很强调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的《读书》诗，较为全面地描述了病中攻读的乐趣，大意是：

贬谪幽居丝毫不问世事，

每天默默地把唐尧、虞舜钻研。

从上下千年细察古今世事，

其间的苍海桑田变化万千。

遇到高兴的事便暗自窃笑，

感到悲哀时只好叹气连连。

裹书的帙套都已解散，

书卷的前后紧紧相连。

瘴气闷人扰乱心境，

记忆一天天衰减。

阅读时猛然觉得清清楚楚，

丢开书本却百事无缘。

从早到晚可以和谁去说话？

只是与典籍日夜相伴。

疲倦了便倒头而睡，

睡够了精神又渐渐复元。

伸着懒腰舒展肢体，

吟咏诗文感到心情欢愉。

读书得意是因为与书中之意契合，

并不是想成为说经的世儒。

把书中的道理阐述清楚就闭口，

心情闲散抛弃了拘囚的束缚。

那些心机巧妙的人会认为我笨拙，

那些聪明的人会认为我愚蠢。

阅读史书足以使自己快乐，

何必为追求名利而劳碌?

珍惜你大丈夫的六尺之躯，

不要被名利驱使而丧失了自由。

这是柳子读书的自画像、宣言书。身遭贬谪，幽名沉沦，远离朝廷，似乎不问政事，然而默默地读着圣贤书。从书中知道古今的兴替和社会变化的道理，思考历史长河的波澜起伏，千变万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悲伤，一会儿叹气，与书中人物命运同悲欢。克服了遗忘、疾病的干扰，一天到晚都与书相伴。读倦了就躺下休息，醒过来便吟哦朗诵。好一个书痴的形象。读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得意适其适，非愿为世儒。”作为崇尚尧舜之道的柳子，其思想体系主要是儒学，做追求创新的“文儒”，但对那些只会传授经学的儒生、庸俗的儒生是不屑一顾的。读书的收获不仅在于获得知识，更在于精神获得自由，抛弃了拘囚的束缚。后六句作了概括，反映了不为名利所驱、不为世俗指责的心态，体现了诗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高尚情操。

柳子系统地研读经典，领会它们的精神实质，并独立思考，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在《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中，要求广泛深入钻研前人著作，剔除其不正确成分，然后创造新的理论。他大胆挑战权威，敢于否定，即使是经典著作也并不盲从。他对《诗经》、《尚书》直至孔子、孟子、杨雄、董仲舒等人的著作或言论都批判过。《非国语》就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章短小精悍，观点尖锐，鞭辟入里，令人耳目一新。柳子自己也比较看重《非国语》这部著作，还征求过吴武陵、吕温的意见。他还谈到读书对写作的帮助：“我从小就学做文章，其间有幸接连中了进士科和博学宏词科甲乙两科，及至做了礼部尚书员外郎之后，就专门掌管大小官吏的章奏，然而却未能探究到写好文章的方法。自从贬官以后，闲居无事，阅读了诸子百家的著作，纵览古今上下，之后才稍稍懂得文章的好坏”。（《与杨京兆凭书》）。永州十年，通过刻苦钻研，柳子大大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学修养，形成了以儒家为主，融汇百家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写作技能日臻（zhēn）成熟，大量佳作传之于世。

内方外圆  外柔内刚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它强调一个人的性格是天生的，是很难改变的，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但一个人毕竟离不开环境的熏陶，性格的形成与生活密不可分，因此，人的性格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是可以变化的。柳子就是典型一例。他贬居永州时，经过深思熟虑对“内方外圆”发表了精辟见解，对青年加强个人修养，适应环境的变化，做到外柔内刚，具有启迪作用。

柳子在总结“永贞革新”的经验教训时，曾反思过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他说自已年少气盛，不识时务，性格傲慢，不能摧折，但从未承认参加革新是错误的。由于性格外向，意气用事，容易得罪人。他回忆道：年少时，我认为什么事情都很容易，不去身体力行于当世急务，只知道开口高谈阔论，闭上眼睛就睡觉休息，站起来就行走，卧倒在地而俯伏，不穷尽喜与怒的原因，不探究事情的曲与直之所在，冲罗陷阱，不知道跌倒挫折，很愚笨，也很狂妄，象这样非常厉害。经常受到别人的讥笑辱骂，不是在当面，就是在背后。韩愈也说他是“不自贵重顾藉”。意思是自己不太看重自己、顾惜自己。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是贞元十四年（798），柳子在长安刚通过吏部任命官职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不久，遇到国子司业阳城遭贬，太学生们阙下请愿。他毫不顾忌，公开与朝廷唱反调，给太学生写信，热情赞扬阳城，声援他们。二是刚到永州不久，他撰写《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对父亲柳镇的朋友褒贬不一，少有忌讳。他称已故宰相崔损“知畏瑾慎，为宰相，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是也没有为害什么。天子偏偏宠幸他，认为他是忠信长者”。称当时还在世、两次为相的郑余庆“开始天下人都认为他是仁厚长者，等到他做了大官，名声渐少”。我行我素，“面轻辱好讥议”，不晓得什么是得罪人，确实是刚有余而柔不足。柳子在永州，给内弟杨诲之写过两封信：《与杨诲之书》、《与杨诲之第二书》，还写过议论文《说车赠杨诲之》，重点阐明了“内方外圆”的处世哲学。杨诲之在元和五年（810）前往广西临贺看望父亲杨凭，途经永州，柳子接待他，并为他送行。这时，正好有一辆车从门前经过，柳子便指着那辆车告诉他说：“你知道这车之所以能担负重任而行于道路的原因吗？制作的材料良好，加工完备，外面做得光滑滚圆，里面做得方方正正，这就是原因。”后又给他写信，申述《说车》要旨。唐代世风不正，有“君欲求权，须方须圆”之说。元结曾说“宁方为皂隶，不圆为公卿”。意思是宁肯正直当个奴隶，也不愿圆滑谋取高官。柳子的方圆之说，曾引起诲之的反感与误解，回答说：“我不能唯唯诺诺，去迎合流俗来博得声誉。”故柳子解释道：“但是我所说的圆，并非像世人所说的圆滑虚伪以夸耀自己，为自己谋利益。本意是像车轮那样，不仅着眼于它可以前进，快而不停；亦在必时可以后退，安全不倒；希望如循环那样无穷运转，不希望像滚动着的弹丸一直向下滚去。刚健锐进，运转不息，附着地面，安全进退，这难道不是圆才能办到的吗？为什么要厌恶它呢？”他还认为性格纯刚纯柔都于己不利，刚和柔是一体的，应该随机而变，这样，才能符合圣人的大道。并劝告杨诲之要学会内方外圆的处世方式，方以守志，圆以行道。“方”就是要坚持自己的志向“大中之道”。还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诲之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在永州，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时自称“负罪臣”，“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披上一层保护色，目的是迷惑政敌，以利战斗。柳宗元坚持原则，对大是大非问题毫不含糊，决不妥协。从未做过奸诈虚伪的事。同时又讲究斗争策略，有时不惜委曲求全，恭和缣让，以实现圣人之道。柳子加强个人修养，思考问题日趋成熟稳重，十分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不仅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还与几任刺史的关系处理较好，被邀请参加宴游、祈雨等活动，使心灵得慰藉。

在永州十年，柳子寄情山水以排遣苦闷，通过溪水、鱼石来表现自己的喜乐哀怒。“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对历史、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哲学眼光洞释社会。在针贬时弊时，有时采用曲笔，如运用寓言形式进行辛辣讽刺，连《捕蛇者说》揭露“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矛头直指唐王朝，也套用孔子“苛政猛于虎”的大帽子，使政敌抓不住把柄。于是，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前面，对柳宗元通过立言来实现伟大理想，采取“内方外圆，外柔内刚”的方式加强了个性修养，讲究斗争策略。那么，柳宗元的一生在交友方面有哪些性格？在从政中又有哪些品德？请收看下集。

第三讲

内容提要：柳子一生珍惜友谊，忠信真诚。他与韩愈、刘禹锡感情深厚，肝胆相照，成为千古佳话。他关心青年，诲人不倦。他虽然从政时间不长，但勤政爱民，为官清廉，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吾友柳子厚  其人艺且贤”

柳子喜欢交友，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一生珍惜友谊，忠信真诚。他与韩愈同在朝廷为官，均是诗文高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永州，他与韩愈一起倡导“古文运动”，高扬“文者以明道”的旗帜，提倡文风文体改革，并身体力行，推动了唐代散文的发展。尽管两人在政治上并不是同道人，在天人关系上也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有友谊。柳子以“罪人”贬谪南荒，这时亲交故旧多已断绝关系，但韩愈对他的不幸表示惋惜、同情，并保持书信往来。有人向韩愈请教文章，他却极力推荐“拘囚”柳子。在诗中称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柳宗元字子厚，这两句意思是，同朝为官的都是才智出众之人，我偏偏亲善柳宗元与刘禹锡。我的朋友柳宗元，不仅才能出众，而且道德高尚。当韩愈写下讥评时弊的奇文《毛颖传》，被人指责为“戏谑(xuè)之言”，意思是开玩笑的文章，柳子却盛赞此文，写下《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给韩愈以支持。元和六年，韩愈任史官修撰，柳子致书激励，并提供史料，写成《段太尉逸事状》。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柳子病逝于柳州。时正从潮州（今广东潮州）赴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剌史的韩愈接到讣告，悲痛欲绝，立即写了祭文，并派专人到柳州吊唁，第二年又写了《柳子厚墓志铭》。对柳子的学问、文章、政绩作了充分肯定，尤其对柳子舍己为人的品质热情赞颂。柳子临终前曾写信给刘禹锡、韩愈托孤、编集，韩愈勇于承担责任，可见韩柳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它不是势利之交，而是感情深厚的君子之交、文学之交、生死之交。

柳子与刘禹锡志同道合，肝胆相照。两人同年进士及第，后同在朝廷为官，结为挚友。他们积极参加“永贞革新”，王叔文集团被称之为“二王、刘柳”，可见两人都是改革派的骨干。革新失败后，两人同贬湖南，柳为永州司马，刘为朗州（今常德）司马。两人书信往来，心心相印。经过十年磨难，元和十年正月，柳、刘满怀喜悦奉诏同奔长安，结果是大失所望。三月十四日，一同回朝的五司马改放远州刺史。柳子得柳州，刘禹锡先得播州（贵州遵义）。当时，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而播州路途遥远，行程颠沛。柳子考虑到其母在永州不幸病故的前车之鉴，毅然上疏朝廷，请求与刘对调。经多方努力，终于使宪宗收回成命，改任刘禹锡为连州（广东连州）刺史。韩愈对此事大发感慨，说：“呜呼！人在困窘时才最能表现出他的气节和道义。当今的人们平日里互相敬慕爱悦，相邀饮宴，追逐游戏，强颜欢笑以示谦卑友好，握手发誓以见肝胆相照，指天画日，痛哭流涕，表示死也不会背弃朋友，似乎像真的一样可信。然而一旦碰上小的利害冲突，哪怕只有毛发一般细微，也会反目相向，装出从来不认识的样子。你已落入陷阱，他不但不伸手援救，反而乘机排挤，往下扔石头，前面说到的那种人都是这副嘴脸。这种事情恐怕连禽兽和异族都不忍心去做，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当他们听到子厚的为人风度，也应该感到稍许有些惭愧吧。”（《柳子厚墓志铭》）人间真诚，无私无畏。柳子出于友情，敢于牺牲的优秀品格永垂青史。两人在衡阳依依惜别，互相赠诗，字里行间，有对共同命运的概括，对友人别离的感伤，对晚年“当为邻舍翁”的企盼。在任所，两人鸿雁传书，赠诗唱合，柳集中可查的达10篇之多。当刘禹锡的母亲在连州病重时，柳子曾三次派人前去慰问。柳子临终前，将自己的作品寄给刘禹锡，并写了托孤遗书。接到讣告，刘禹锡异常悲伤，惊号大哭，痛写悼文。后精心编辑柳集，抚养孤儿，有情有义，传为千古佳话。

柳子关心亲友，提携后学，接人待物，态度诚恳。他对堂弟宗直、宗一，表弟卢遵等进行谆谆教诲，体现了手足情深。对远道而来的韦七、柳谋、柳澥、吕让等青年后生，一一指教、勉励，寄予厚望，洋溢真挚的情感。早在长安时，柳就“名声大振”，当时许多人都希望和他交往。他热情辅导青年，“当初在京城的时候，那些年轻学者们到我家来，有时一天几十个人，我不敢有负他们的来意，有擅长的必定展露出来，他们有不到之处我也一定教他们、即使是这样，当时还没有做老师教学生的说法。”（《报袁陈秀才避师名书》）》。柳考虑自己的处境，政治斗争的复杂，再三表示不敢为人师，但从来没有放弃对青年后辈的教育。在永州、柳州十四年，前来求教者不少，“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子厚墓志铭》）。意思说，衡山、湘江以南考进士的人，都来请教子厚。他们当中写作诗文经过子厚讲评指导的，文章都合乎规矩，值得观摩。公元813年，韦中立不远千里从京师来到永州，向柳求教，后又写信要拜他为师。柳子虽回避师名，却热情指导，并回信传授写作经验，韦于819年进士及第。对于所有登门求教的青年学子，柳子都“口讲指画”，耐心面授，褒掖(yè)后学。对来信求学者，一一回函，予以鼓励，介绍为人为学为文之道，感情诚挚；对“好辞工书”者、阿谀奉承者委婉指出，循循善诱，不愧为青年的良师益友！一位叫杜温夫的青年，在元和十四年（819）专程从湖北荆州到柳州向柳子求教，并在两个月内三次写长信，还寄了十卷文章给柳子。柳子对他好学上进的态度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但批评了他的阿谀奉承，“把我说成是是周、孔一类人”，简直是胡言乱语，还对文章中所用的助词不符合文法一一指正。最后，还教育他为人处事要小心谨慎。

“惊风乱飐芙蓉水  密雨斜侵薜荔墙”

柳子努力实践“利安元元为务”的民本思想，勤政爱民，为官清廉。处事公道，不徇私情。早年在长安任御史里行，即在朝廷的监察机构御史台见习，公正廉洁，对跑官者坚持原则不讲情面。在“永贞革新”时，时年33岁的柳宗元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正六品上，掌礼仪、享祭、贡举之政。他“以文字进身”，可以推测，当时的诏命制诰是由他起草的。而起草这类文件，直接关系到政令、人事等重大问题的决策。除文字工作外，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还负责参与谋议、采听外事。可见他在革新斗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后来自认“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书》），也可证明。清代王鸣盛评价永贞革新：“改革积弊，加惠穷民，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十七史商榷》）。对革新的目标、性质及影响做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当代黄云眉、章士钊等人也为柳子做了翻案文章，对柳宗元思想、人品、才华给予极高评价，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

柳子认同“君子谋道不谋富。”（《吏商》）认为有德君子思谋大道而不思谋财富。他在给饶州刺史元洪的信中讨论赋税改革，认为为官者不只在于完成国家赋税，供给官吏薪俸，满足自己需要就算了；还特别要使人民生活富裕，人丁兴旺，并大兴教化等等，作为自己的重大职责。特别是在《晋问》中提出了“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的观点。他深刻认识到“利民”与“民利”的不同，认为执政者不仅要制订惠民政策，更重要的是引导老百姓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财富，获得利益。从“利民”到“民利”，变被动为主动，是一个质的飞跃。做为官员，柳子缺少的是奴颜和媚骨，然而精于政理，勤于政务。晚年，他任柳州刺史4年，“岂容华发待流年”，以“恪勤为公”为座右铭，努力实践大中之道。他以病弱之躯，投入繁忙的政务之中，“惠民善政，施德于民”。改革弊政，解放奴婢；挖井开荒，发展生产；兴办文教，传播儒学；讲究条法，社会和谐。“柳民既皆悦喜”。这可以看成在小范围内对“永贞革新”的继续。他为柳州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奉献了全部热情与心血，“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狂风吹乱了开满荷花的池塘，密雨打伤了爬满木莲的老墙。美好的事物无端遭受摧残，一颗耀眼的明星坠落在南荒，柳子年仅47岁便离开人世，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作为一个州的最高长官死后却无钱办理后事，全靠上级及好友桂管观察使裴行立捐款资助，八个月后才由表弟卢遵将灵柩从柳州送归长安安葬。柳子身后留下长子周六，才四岁；次子周七，是遗腹子；大女儿殷贤不到十岁；小女儿应比周六大些。还留下一个怀着周七的“外妇”。柳子病逝前，曾分别给刘禹锡、韩愈写信托孤、编辑文集，四个子女托付给表弟卢遵及刘禹锡、韩愈、崔群照顾。刘禹锡在扶母亲灵柩北归途经衡阳时，接到柳子的讣书，不禁五内俱摧：我吃惊地大声号叫，就像得了狂病一样。过了很久才问起原因，让我感到各种衰痛攻入我的心中。涕泪交流，魂魄也为之震惊激荡。刘立即派人给鄂州夏口的一个姓李的朋友送去一封信，请他协助办理柳子的后事。次年正月，柳子的灵柩运回长安落葬之前，他派使者黄孟苌前往祭奠，并写了《祭柳员外文》。刘对朋友坎坷悲惨的遭遇和早逝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极大的哀痛，对最高统治者发出了强烈控诉！八个月后，柳子的灵柩归葬长安万年时，他又写了《重祭柳员外文》。柳子的遗作由刘禹锡整理编成《河东先生集》刊行。“誓使周六，同于己子。”刘还将柳的长子周六（名告，字用益）抚养成人，在柳子逝世四十四年后，柳告进士及第，曾任官仓部员外郎。仓部为户部机构之一，主事者为郎中、员外郎，掌管全国仓储出纳的各种事务。韩愈写了《柳子厚墓志铭》后，又写了《柳州罗池庙碑》。前者对柳子卓越的文学才华和创作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他关心民间疾苦，交友注重信义的优良品德极力赞许，并为他贬后未能得到救助，以致流落穷荒达十四年，最后死在贬所的遭遇表示惋惜和同情。后者对柳子在柳州的政绩做了充分肯定。

早在唐代，柳州人民就在柳宗元生前喜爱的罗池畔修建罗池庙纪念他，清代改称柳侯祠。永州人民祭祀柳宗元始于北宋，在东山华严岩学宫东面建“柳子厚祠堂”，后迁建于愚溪之北，称柳子庙。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一千多年过去了，人民对柳宗元的崇敬和景仰之情并没有淡化，而是日益增长，这就是柳子的伟大人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