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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自新）柳宗元事迹 柳宗元研究：第十五期 加入时间：2013/1/11 20:24:00 admin 点击：5877 |
柳宗元事迹（布展内容） 蔡自新 前 言 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巅峰时期。到了中唐，“贞观之治”以后所延续的大唐气象，被“安史之乱”（755—763）浩劫搅得分崩离析。国家由盛转衰，是柳宗元（773—819）生活的重要时代背景，人们希冀变革，也成为中唐时代政治新主张。 柳宗元站在时代前列，集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他作为唐王朝政坛高层人员，意气风发地参加了唐顺宗一朝的“永贞革新”。然而，由于唐顺宗病重退位，这场变革最后消散在唐王朝皇帝更迭的政治恩怨之中。 柳宗元来到永州（805—815），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十年风雨漫漫路，山水文章铸辉煌。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迈入中国历史文化长廊，“成长为代表一代思想学术和文学创作的伟人”（孙昌武语）。 一、生平事要 柳宗元家族世系表（配图表，可以参考现有馆列图）。 柳宗元祖籍山西永济（配永济风光照）。 柳宗元生于长安（配长安地图，标注善和里），家学渊源深厚。父亲柳镇，学识渊博，十七岁明经及第，考取功名，一生在仕途上奔波。由于为人正直，大多是做参军、县令之类府县僚佐的小官。直到去世前五年，才到朝廷做殿中侍御史，官阶从七品上。 母亲卢氏的家教（配画）。卢氏也生于士族家庭，七岁开始读《诗经》、《孝女传》等书籍，很有文化根底。“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柳宗元《先太夫人河 柳宗元幼年曾随父游宦到了安徽宣城、河南以及湖北夏口等地。发生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开始的“建中之乱”，河北诸镇为取得节度使的世袭权而联合反叛，淮宁节度使李希烈接着起而反唐，年届七十六岁的大书法家颜真卿，作为朝廷使臣反对李希烈称帝竟遭到杀害。在“泾师兵变”中，唐德宗只带着几百人从长安皇宫仓皇逃走，国家形势岌岌可危，动乱延续了五、六年才算平息下来。“建中之乱”兵荒马乱的现实，对于刚刚领悟世事的柳宗元永难忘怀，为其后来考虑国家社会大事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唐地图可参考现有馆图，相关史料）。 柳宗元青少年时代刻苦好学，随父游宦的生活使他没有机会进入皇家官办太学或固定的学馆读书，但自学成才。13岁时曾经代崔姓中丞写了《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愤怒地谴责“逆贼”李怀光谋叛的“凶险之行”，表达了他渴望国家统一安定的心愿。21岁考取进士（同榜进士32人，其中有好朋友刘禹锡）。二月放榜，五月父亲柳镇病逝，柳宗元在家守制三年。24岁柳宗元与杨氏完婚。26岁考取吏部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后来下基层任蓝田县尉，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33岁升任礼部员外郎，官阶正六品。年仅33岁的柳宗元，已是台省的郎官、朝廷的要员。长安时期的柳宗元，不只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在长安文坛上的名声也越来越大。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记载，柳宗元在长安“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 永贞革新：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李适驾崩，王叔文一派拥护太子李诵继位为唐顺宗，其年号为永贞。但这时李诵已得中风病，失音不语。王叔文以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王伾以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贞元中，由于不任宰相，朝廷对翰林学士简拔尤重，相当于辅弼“内相”。“二王”任翰林大学士，与执宰相权的韦执谊相呼应，全面控制了朝廷大权。但是，由于王叔文集团所依靠的唐顺宗李诵是个重病缠身的人，新皇储的选择就决定着他们事业的未来命运。李诵的长子李纯，是王叔文革新事业的反对派。王叔文等人预谋排斥李纯，另立太子。皇位问题的积怨给革新派种下了祸根。 王叔文集团执政后，迅即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一是强化朝政，加强中央王朝的财权和军政大权，改变贞元年间大权旁落、政出多门的局面。二是打击弄权的宦官和跋扈的强藩，罢除为皇帝侍弄鹰犬、乱政扰民的“五坊小儿”，停罢“宫市”，给长期以来专权干政、权势显赫的宦官以一定打击。三是打击贪暴，进用贤能。四是减免赋税、革除弊政。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下令“天下诸道除正敕率税外，诸色榷税并宜禁断，除上供外，不得别有进奉”（《旧唐书·顺宗本纪》），等等。 按顺宗李诵在位的时间算，王叔文集团执政仅仅半年。他们敢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改革朝政，打击拥兵自重、骄横不法的强藩，压制干政弄权、蠹国害民的宦官，举贤用能，减免赋税，清除朝廷积弊，解除民间饥苦。“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顺宗实录》卷二） 柳宗元从监御史里行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这是中书省礼部的属官，正六品，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政。他以热情昂扬、凌厉风发的气概，积极参与永贞革新，施展“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抱负。王叔文集团中坚人物被时人称之为“二王、柳、刘”。刘禹锡当时也从监察御史台升任屯田员外郎，分管朝廷财政工作。柳宗元以其杰出的文才，负责诏命章奏的起草，必然牵涉到政令、人事等重大问题的决策。负责参与谋议，采听外事，收集各方面情况反映。柳宗元是早负高名的青年朝官，联络内外、引导舆论，并且以卓越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才干，参与朝廷的谋议决策。他后来回忆自己“以文字进身”（《上河阳乌尚书启》），“宗元无异能，独好为文章，始用此以进，终用此以退”（《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他不仅在颁布“永贞革新”诏诰制命等政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写了不少代表革新派主张的战斗文献（配二王、刘、柳的画像及《旧唐书·柳宗元传》等史料）。 这一年四月，李纯立为太子。六月，王叔文母病故停官守丧。八月，唐顺宗李诵被迫退位。李纯登基为宪宗的第三天，就开始对顺宗朝执政的革新派代表人物加以贬黜。王叔文贬为渝州（今重庆）司户，王伾为开州（今四川省开县）司马。这实际上是把他们交到了革新派的敌人韦皋手里。九月，革新派的其他主要成员均被斥出为远州刺史。在赴任途中，又加贬为远州司马。韩泰得虔州（今江西赣州）、陈谏台州（今浙江临海）、刘禹锡朗州（今湖南常德）、韩晔饶州（今江西波阳）、凌准连州（今广东连县）、程异郴州（今湖南郴县），柳宗元得永州（今湖南永州）。这就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中唐的一场轰轰烈烈但却十分短暂的政治革新，以其主持者的流贬而结束。 来到永州。永贞元年（805）岁末到达永州。赋闲的柳宗元融情于永州山水，开创了新的人生辉煌（配写意画）。 元和十年（815）正月，柳宗元等奉诏返京，结果不料远放岭外，任柳州刺史（柳、刘诗书法）。 柳州四年，兴利除弊，发展生产（配写意画），鞠躬尽瘁，元和十九年（819），柳宗元47岁死于柳州任上。 二、永州踪迹 唐代永州（文字，沙盘）。 柳宗元在永州的任职和住所。柳宗元在永州的职务全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永州是中州，司马的官位六品上，“员外置”就是编制之外的官员，也就是个“闲员”。柳宗元刚到永州时，他与母亲卢氏、从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一同寄寓龙兴寺，修缮寺舍，种植花木。龙兴寺座落在风景宜人的千秋岭，寺外树木葱郁，面临潇水。现为中山路的零陵区地税局院内。这座寺宇主要是木制结构的建筑，很容易发生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大火所迫”（《与杨京兆凭书》）。元和五年迁居愚溪之畔，构筑愚溪草堂等“八愚”胜景（配画）。 柳宗元在永州的游踪（配地图）。柳宗元在永州的具体行踪，可分为古零陵城东和城西两条线： 关于古零陵城东至今犹存的遗迹有法华寺、龙兴寺、南池、三亭、万石亭等。法华寺位于永州城内东山，又称高山寺。宋改名为“万寿寺”，后又改“报恩寺”；明改为“高山寺”，后毁于火；清代重修规模宏大。历经变迁，现存正殿一座，为佛地。元和四年，柳宗元在法华寺构建西亭，写有《构法华寺西亭记》《法华寺西亭夜饮》等诗文，（配法华寺照片及柳诗文篇目）。龙兴寺旧址现为零陵区地税局机关所在地。南池（柳宗元《陪永州 关于古零陵城西至今犹存的有湘江、愚溪、西山、钴潭、小石潭、小石城山、袁家渴、石渠、石涧、南涧、芜江、香零山、西岩（今称朝阳岩）、蘋岛、铁炉步、石角山、黄溪等，并有后人兴建的柳子街、柳子庙。湘口馆（柳宗元《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旧址在潇水与湘水汇合之处的蘋岛。愚溪——柳宗元的精神家园，愚溪，原名冉溪，或称染溪，是流入潇水的一条小溪。柳宗元定居冉溪后，将它更名为愚溪。买居愚溪之初，柳宗元在愚堂附近巧布丘、泉、沟、池、亭、岛，与溪、堂合为八景，号为八愚，并作《八愚诗》纪其事。其《愚溪诗序》云：“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柳宗元构筑的愚溪新居离愚溪入潇水的汇合口二三里路，背依苍翠葱郁的山峦，前有愚溪的潺潺流水，溪上有钴鉧潭、小丘、小石潭诸景，溪北岸就是湘桂古驿道。其地竹木环绕，花草缤纷，异石丛立，藤萝蔓缀，溪水清莹。愚溪草堂，是据刘禹锡《伤愚溪》诗“草堂无主燕飞回”之句而名。草堂庭院布置了嘉草异石，种植了花卉、药物和竹树，茅屋围以竹篱，台阶前栽种芍药，篱笆边有菊花，此外还种了仙灵毗、白蘘荷、海石榴、灵寿木、早梅、桔柚、红蕉等。愚溪草堂虽是小溪柴扉，因陋就简，都因居者生情，胜景荟萃，反倒美不胜收，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柳宗元言及愚溪的诗篇，还有《溪居》、《冉溪》、《夏初雨后寻愚溪》、《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雨晴至江渡》、《愚溪对》等多篇，足见柳宗元对愚溪是情有独钟。（配写意画、相关诗文篇目）。 柳宗元在永州的交往。柳宗元在永州交往较多的大致是五部分人：一部分是故旧同道，如过去的“同志”刘禹锡、吕温等人，姻亲杨凭、杨诲之父子，还有文学思想的同道并与柳宗元共同掀起古文运动的韩愈（关注政治，追求真理（柳著影印）；一部分是来到永州以后所认识的“闲人”，包括龙兴寺的和尚重巽，白衣秀才娄图南，同样遭贬来永州的谪吏吴武陵、李幼清、南承嗣等；一部分是向外希求援引的当政官吏，有京兆尹许孟容，谏官补阙萧以及李建、裴埙、顾十郎等；一部分是仰慕柳子名望而前来的青年学子，“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后人描述，“凡经其门，必为名士” 说明柳宗元与当时南方的青年学子交往较广，影响很大。（辅导青年，提携后学，配韩愈文《柳子厚墓志铭》）；还有一部分是朴实热情的田翁农夫，这是最能使他心情舒畅的一群朋友，“楚、越间声音特异，舌噪，今听之怡然不怪，已与为类矣”（《与萧翰林书》）。 柳宗元在永州的私人交往，实际上就是一种特定的人文环境。它对帮助柳宗元创造思想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柳宗元与朋友书文往返中，最多的当然是韩愈、刘禹锡、吕温、吴武陵，及其岳父杨凭、杨诲之父子等人。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文学群体，为拯八代骈文之衰弊，宗经复古，以秦汉文章为体式，倡导古文，实为创新，掀起了文学史称之为“古文运动”的文学革命。这次文学革命的影响旷日持久，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通过与田翁农夫、市民学子、和尚道士等下层社会人士的多方面接触，贴近了现实生活的实际，了解到普通民众的疾苦，加重了急于用世的迫切要求。柳宗元已经将这种亲近民众的生活体验，升华为民本廉政思想的创作倾向。 柳宗元在永州曾多次向在朝的当政者投送过书启。尽管这是急于用事的心情所迫，但他并没有奴颜媚骨地乞讨，更没有改变自己素有的心志，而且经过在永州与下层社会的接触表现得更为坚定。他坚决地表示，“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说明自己没有颓唐不振而空耗时日。 三、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理论建树（任继愈《中国哲学史》辟有专门章节）。 1、自然哲学思想是唐代哲学发展的里程碑。 唐代是儒家思想进一步被尊为正统的时代，也是佛教盛行的时代，但柳宗元没有被这些流行的思想所局限、困惑。他吸收历代哲人智慧，从而丰富和升华了他的哲学认识。柳宗元哲学思想的本体，包含有道家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和辨证观。“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天爵论》）。他针对当时流行的“天命论”神秘思想，提出了“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庞昧革化，唯元气存”（《天对》）的观念，肯定世界的物质性、空间的无限性和时间的客观性，把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柳宗元自然哲学思想上承荀子天人相分的朴素自然观，从王充、范缜元气一元的物质论出发，彻底批判了神学目的说。这对发源于古代神秘哲学，历经战国时期孟子“天人相通”，特别是从西汉以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传承演化的“天人相类”、“天人感应”正统思想，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同时，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倾向，则是儒学的用世，“以入尧、舜之道”（《非国语序》），仍然走到了儒家积极用世的圣人之道的营垒中来。这样，柳宗元对历代哲人的各种思想“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杂取各家，自建一体，形成了本原自然，积极用世的自然哲学，将前人的智慧结晶在新的层面予以淋漓尽致的弥合与创建，从而奠定了他在唐代哲学思想独领风骚的地位。 2、柳宗元“利安元元为务”的民本廉政思想，历代都作为资政的借鉴。 孙昌武说,柳宗元值得千年之后的现代人们纪念和表扬,也正因为他是有巨大实践意义和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的“民本”思想继承了先秦以来的“人本思想”,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是“生人之意”,为政之道是“利民”,官吏是“民之役”,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仍有着积极的意义。 他的《贞符》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认为其关键就在于能不能照顾“生人之意”。他的美政理想，“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所谓“元元”，即为云云众生也。“利安元元”，就是为大众谋利益。柳宗元之所以积极参与永贞革新，以及后来在柳州刺史任上劳于殒命，正是民本廉政思想的实际应用。在此基础上，柳宗元提出了“吏为民役”的政治主张。“夫为吏者，人役也”（《送宁国范明府诗序》），明显地表达了对老百姓的敬重之情。凡是真正去这样做的，柳宗元都给予充分肯定。他在《送薛存义序》中高度赞扬其同乡薛存义是“民之役”的民本廉政楷模，在零陵做代理县令两年任职期间，能“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由吏与民的关系，柳宗元进一步上升到君与民的关系。他在《天对》中所谓“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纣淫以害，师殛圯之”，即指出王位是用来保护人民的，商汤能施行“仁政”而处王位；纣王荒淫无道，残害民众，所以被推翻杀死。注意民心背向，乃政治安危所系，体现出“民为君本”的政治思想。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对儒家传统“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的继承。他将重视民生的民本思想，发展到民众有黜罚“怠事”、“盗货”的官吏的高度，闪耀出民主政治的光芒。他的民本廉政思想系统而深刻。他还开出了主张均赋、抑制豪强、厚德简刑等一系列政治救疗的单方，成为后来历代执政者的重要借鉴。 3、柳宗元提出 “势”的社会发展观念，开拓了通向历史唯物论的道路。 有关社会历史的看法，是他思想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哪怕是韩愈这样的好朋友，他也不会让步。在《贞符》等文章中坚决否定“推古瑞物以配天命”的观念，甚至表示“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用是自决。”如果能够阐明这个大的道理，并施行于人间，即使以自己的死作代价，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这样大胆地反对天命观，显然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识见卓越。他在坚决反对时行的唯心史观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势”的社会发展观念，并集中体现在《封建论》这样一篇史学论文之中。该文的中心议题是论述“封建制”的缺点弊病和郡县制的优越性，以及秦代统一中国后“废封建、设郡县”的合理性与进步性。因而，他于《封建论》中，纵论古今，论述了由原始人群过渡到分封制，再到郡县制，是历史发展必然的“势”，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的鲜明观点。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分封制的兴衰及其为郡县制所代替的客观必然，充分肯定秦朝建立郡县制的历史意义，从而批驳了“封建国祚长”，论证了“郡县享国久”，申述唯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宋代苏轼认为，“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志林》卷五）。清代林纾将《封建论》誉之为“古今至文”。 柳宗元运用“势”的社会历史观，还对历来被奉为经典的《国语》史著，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实践中开拓了通向历史唯物论的道路。 4、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宗教观，丰富了人们对宗教的认识。 儒道文化自古以来一直讲究修身养性，提倡自省；儒学还引导人们入世，不主张苦行，这是和早期佛教在印度流传时极不相同的地方。佛教的禅宗创始于北朝，它之所以成长为一个最有力的佛教宗派，在于它是纯粹本土化的中国佛教。尤其是到了唐代六世禅宗慧能时期，更提出顿悟说，只凭个人主观信仰和良心即可修炼向佛。这样，将儒道文化的自省修养穿上了佛教文化的外衣，彻底实现了佛教的中国本土化。柳宗元是一个颇具远大理想，积极用世的人。柳宗元宗教思想既包括有在极端困苦的处境中，从佛教那里寻求精神的安慰和解脱的企求，更主要的是因为“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他是为了“统合儒释，宣涤疑滞”（《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用以佐世。他读佛经也不是全盘皆收，而是有所取有所不取。他把佛学看成与庄、墨、申、韩一般的诸子学说，当成了一门学问来研究。柳宗元“统合儒释”“通其说”的取舍有这么几点：一是取“大中”，舍“大惑”。二是取“孝”，舍“无夫妇父子”。三是取“礼”“律”教化相通。他将已经中国本土化的佛教与传统的儒道思想进一步有机地融合了起来，做了以往很少有人做的一件大事。 5、柳宗元“文者以明道”的文学思想，与韩愈共同掀起了影响中国上千年的文学革命——古文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唐时期以柳宗元、韩愈为代表的文学群体，为拯八代骈文之衰弊，宗经复古，以秦汉文章为体式，倡导古文，实为创新，掀起了文学史称之为“古文运动”的文学革命。这次文学革命的影响旷日持久，一直延续到现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唐代古文运动，韩愈的倡导在前，柳宗元的实践最力。两人作为主要倡导和实践者，相互辉映，推动着古文运动蓬勃发展。唐代古文运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体改革，以先秦两汉的古文取代骈体文；二是文风的改革，用文质相符的文风取代华而不实的文风。这一改革最初起始于刘勰。经过漫长的酝酿，直到柳宗元和韩愈的出现，才使古文运动喷薄而出，在古代文学史的莽莽长路上，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狂飙。柳宗元、韩愈先后写下了八百余篇古文，熔叙事、说理、抒情为一炉，创立了有为而发、不平则鸣、言之有物、文从字顺、充实流畅的散文新风。他们不仅导扬了这场古文运动，而且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文学理论。柳宗元与韩愈都先后提出了“道”的理念作为文体复古的思想旗帜。柳宗元讲的是“文者以明道”，韩愈讲的是“因文见道”，以及后来的宋代欧阳修也讲“文以道俱”，苏轼讲“有道有艺”。这表明，“古文”之文体是这场改革运动的旗帜，“道”才是这场改革运动的灵魂。 6、柳宗元“顺乎天性”的教育思想，阐扬了教育的本质规律。 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借种树来说明人才培养的道理，以植树喻育人，批评了要求过高过急，拔苗助长，以致“木之性日以离矣”的错误倾向。柳宗元非常重视教师的言行对弟子的影响。他认为言教是必要的，主张“明而教之”，要把大道讲得透彻，教师必须阐明道理、以自己的榜样去教育人。要律人必律己，要勉人也必须先勉己：“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通过现身说法，去为青年人提供借鉴。柳宗元还主张因材施教。有擅长的一定要让他们展现发挥，有不足的也要培养引导。“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就是从长安南来的，也不乏其人。再贬放任到柳州后，从游者更多，而且“凡经其门，必为名士”（张敦颐《 7、柳宗元首倡“观游”是“为政之具”的旅游思想，奠定了其旅游之父的地位。 以异地游览、定时返归为特征的旅游活动，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审美心理的高尚追求。柳宗元在《零陵三亭记》中，更提出了“观游”是“为政之具”的崭新思想，以为政的措施将自然地理环境转化为经济地理环境，开发旅游事业，在给人以美的享受并满足其心理需求的同时，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 8、柳宗元“利民”、“民自利”的伦理经济思想，辨析了道德政治与经济社会有机统一的关系。 柳宗元在《晋问》中说得很清楚，“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也就是说，要放手让人民自身创造自己的利益。他通过与吴武陵的对话，构筑了一个“民自利”的经济社会模式：百姓安守纲常而欲望得到满足，服从教化而自己得到方便安宁，百物畅通无阻，老幼亲戚互助互爱，没有战争、刑罚的痛苦，没有赋税、劳役的负担。这其实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社会，伦理道德模式化的经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道德政治与经济社会是有机统一的融洽关系。这种伦理经济思想的闪光之处，一方面，柳宗元对那些破坏“民自利”伦理经济思想的行径深加痛斥。《捕蛇者说》通过刻画蒋氏这个捕蛇者的形象，柳宗元以孔子的“苛政猛于虎”来作为现时重赋的参照对比，得出“赋敛之毒甚于是蛇”的结论。另一方面，柳宗元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向人们倡导伦理经济思想。他不仅多次重申当政者要轻徭薄赋，以一再提倡民众自己要“俭仆”、“谦让”、“和睦”以及“淡泊自娱”等等。柳宗元认为，经商是“民自利”的一种社会活动，但商贾也要“明道”，讲究商业道德才能富国利民。他在《吏商》这篇文章中提出：“君子有二道，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诚者，利进而害退焉”。他还在《宋清传》中树立了“明而诚者”的商业典范，对宋清以诚信为本，是卖药的商人却无商人的市侩习气给以高度的赞扬。。 四、伟大的文学家 柳宗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韩柳文章李杜诗”，从宋人这一评价中可见柳宗元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论说文。这类文章集中体现了柳宗元对哲学、政治、社会、人生等问题的思考，具有很强的思辨和理论价值。在永州赋闲时期，他以“辅时及物之道”的雄图大略提出过对天人之道、经国大道、文以见道等问题的看法，论证古今，纵横捭阖，立意深远，识见超群。《封建论》力图从人类社会的本身去寻求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行文由辩难转而为正面论述，由对史实的剖辩转而从道理上进行分析，结尾仍以一“势”字篇首相呼应，收拢归源，气势磅礴，无可匹当。《非国语》是柳宗元在永州完成的一组别具风格的著作，一共有67篇。对《国语》中有关灾祥、福佑、命数、禄相、卜筮、谣应、神怪、妖异等方面的记载，进行揭露和批判，以抨击“天人感应”论为的，劝谕统治者不要去迷信上天，而要改革政治、奋发有为，发挥人治的作用。《捕蛇者说》表现的是关心民众、反对专制苛政的主题思想，反映了柳宗元对民众的真挚的同情，以及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使得民本思想这一主题，在文章中得到了极其鲜明的艺术表现。 游记文。柳宗元作为唐代古文运动领袖，山水游记及寓言到他的手里才成为独立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的领域中自《诗》、《骚》以来，就很重视描绘自然景物，注重借景抒情；但在散文的领域中，直到六朝以前，对自然山水的描写却发展很慢。先秦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等的主要写作手段是辩理叙事，笔触很少涉及自然山水，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虽然《庄子》的文章中较多的写到自然景物，但主要被表现在“悠谬之言，荒唐之辞”的寓言中，而不是游记文。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在人物形象、场面以及社会背景的描写上有了相当的进步，但也很少写到自然环境。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以形象生动、精炼准确的文笔描绘山川奇景，但《水经注》的贡献在于为山水作注解，写山画水一般持客观态度。柳宗元从前人那里汲取了艺术营养，根据自己在永州的生活体验，把山水做为一个重要反映对象，表达现实的感慨与人生理想，带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这是前无古人的。柳宗元创立了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游记文。几乎每篇都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崭新感受，从而丰富了人们描绘自然山水的艺术手法，开拓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的历史地位。 在柳宗元的笔下，自然山水是那么纯净，那么奇特，那么多彩多姿，那么富有灵性！水，有涧水，有潭水，也有溪水。这些水或平布石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石涧记》）；或奔流而下，“流沫成轮，然后徐行”（《钴潭记》）；或因地势、流速的差异，呈现出“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袁家渴记》）的特点。石，有横亘水底之石，有负土而出之石，有园林之石，“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永州 寓言。寓言也是柳宗元弘扬的一种新文体。现存近二十篇，就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寓个人的理想、愿望于故事之中，表达自己高洁的志趣和美好情操。如《牛赋》中，通过牛的“日耕百亩”、“利满天下，皮角见用”的描写，赞美了它的殷勤劳作，造福于人的自我牺牲精神，表达了自己要作有益于人的“牛”，这也是对那些热心于改革事业的朋友的讴歌。《瓶赋》里描写瓶盛清水是：“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用以象征个人廉洁奉公无私无怨的品质和勇于献身的决心。《愚溪对》则采用神话的形式，写出了个人虽遭贬谪处于逆境之中仍坚强不屈的性格：“何丧何得，进不为盈，退不为抑。荒凉昏漠，卒不自克”。这是他遭受挫折后处在冷漠孤寂中的自我慰藉和解说，反映出他开阔豁达的思想，也是他积极入世精神的曲折体现。第二类，有《三戒》、《罴说》、《鞭贾》、《哀溺文》、《招海贾文》等。这些作品，在讽刺和批判当时社会不良的人情风尚时，用语犀利清隽、幽默而略带风趣。《三戒》是由《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等三篇寓言所组成。在序中作者自己说明了创作意图：“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也就是说，柳子通过《三戒》中所写的麋扈葬身犬腹，小老虎吃掉大驴子、老鼠痛遭灭顶之灾等三个故事，对那些仗势肆虐，专横跋扈的藩镇，宦官及其豪门贵族，进行辛辣的讽刺，指出他们一旦本质暴露，其命运将同麋、驴、鼠一样，落个可悲的下场。第三类，勾划了高官显宦的丑恶嘴脸，抨击了那些阴险卑劣的政敌。柳宗元旨在对当时掌权的统治者进行抨击，表示自己被贬谪的不满，而又不能直言以避免继续遭到迫害，因此采用了较为隐晦的寓言笔法。如《憎王孙文》《骂尸虫文》《鞭贾》《设渔者对智伯》《谪龙说》等。 诗歌。柳宗元的诗歌不仅篇幅量大，而且艺术价值高，是其文学创作的亮点。可以分为饮酒参禅诗、山水田园诗、感时怀乡诗、交游赠答诗等四个方面（柳宗元的诗歌（《江雪》、《渔翁》、《田家三首》等配上写意画）。 辞赋。柳宗元的辞赋根据《柳河东全集》的记载有“九赋”“十骚”，若加上《吊屈原文》、《起对答》、《答问》等变骚体文章，那就将近有三十篇。学者给予了柳宗元辞赋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辞赋方面的成就更是唐三百年间首屈一指的”（马积高《赋史》）。 五、千年传承的柳文化 唐宋以来对柳宗元的评价。 将相一时，文章千古。韩愈是柳宗元的思想文学至交和战友。他接连三次撰写祭文，对柳子思想文学才华加以褒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柳子厚墓志铭》，说：“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还说，“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縵，而自肆于山水间。”全篇对柳子评价最高的有这么两句话：“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辩之者。”韩愈虽然对柳子“坐废退”的从政生涯表示惋惜，但仍然预言，柳子的思想文学成就必将流传久远，比做一时的将相要伟大。 宋人推广《柳宗元文集》。在两宋三百余年间，北宋人注重做柳文的收集和校订工作，南宋人则重在对柳文作音释注解。两宋之间，刊刻的柳集共有九个不同版本。南宋对柳文的注释工作，规模很大。有张敦颐《柳文音辨》，严有翼《柳文音切》，童宗说《柳文音释》，潘纬《柳文音义》，韩醇《柳文训诂》等。由于注释本出现较多，所以又有郑定《添注》，魏仲举《集注》，廖莹中《辑注》等。其中魏仲举的本子称《新刊五百家注音辨 以官方而言，宋代编修的新旧两部《唐书》，柳宗元其人其事有诸多正史流传。 柳文化是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柳宗元变革图新、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对周敦颐、王船山、魏源、曾国藩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毛泽东和章士钊两位现代湖南人。毛泽东多次亲笔题写柳宗元诗歌表达激赏之情。其诗作《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挽易咏畦（去去思君深）》等，可见柳宗元潇湘诗歌的影子。柳宗元《黔之驴》这篇讽刺寓言波毛泽东反复引用。1942年5月，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引用了这个寓言，教诲从鲁艺出去工作的干部，不要摆知识分子的架子，以为自己是“洋包子”而瞧不起本地“土包子”，要和本地干部加强团结，和群众打成一片，坚持群众路线。在同年9月《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文章中，把武装到牙齿、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比作大蠢驴，把生机勃勃、威力无比的八路军、新四军和革命者比做小老虎，并尖锐地指出庞然大物并不可怕，真正有本领有力量的是中国人民，强调力量对比不看表面现象，这又是一种寓意。毛泽东非常欣赏柳宗元的哲学思想。1963年在杭州一次会议讲话中说：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由于毛泽东的特别偏爱，文化大革命后期结合“批林批孔”全民学习柳宗元，让柳宗元作为法家思想家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由于领袖人物偏爱所造成的误会。因为，柳宗元实实在在是一个矢志儒、释、道、法兼容并蓄的大儒。 章士钊是一位跨越满清、民国和人民共和国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湖南人。他早年是反清斗士，后来在北洋政府担任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秘书长，当过农业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还当过律师，李宗仁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建国后担任过中央文史馆长。他一生不参加任何党派，一生经历颠沛坎坷，一生与柳文相依相伴，自言“余少时爱好柳文，而并无师承，止于随意阅读，稍长，担簦受学于外，亦即挈《柳集》自随，逮入仕亦如之，此集随余流转，前后亘六七十年，为问余所得几许？余颇艰于自断”。直至到老他仍然感到没有穷尽柳文的奥妙。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章士钊将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义整理成《柳文指要》。这部长达300万字的鸿篇巨著之所以能在文革期间出版，完全是毛泽东的关怀结果，也是中华书局在文革期间出版的唯一学术著作。 中国书友会、人民网文化频道和搜狐网读书频道曾经共同主办2007年度 “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中文作家”评选活动，排名前十位的都是古人，依序分别是李白、屈原、杜甫、曹雪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这里边柳宗元排名第七，是个十分耐人寻味的事情。而且，从排名第六到第九来看，恰恰验证了 “文章千古，韩柳欧苏”这一称道从古至今的颠扑不破。柳宗元加上屈原都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是湖湘文化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 二十世纪至今，柳子研究先后呈现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沉寂时期。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涤荡，凡属“之乎者也”的文学被统统靠边，思想遭到重新审视，二十世纪世纪上半叶并未产生多少对柳子作通论研究、整体评价的文章和专著，仅有的几篇论及柳子散文的文章也是或着眼于其山水游记，或专论其小说文学。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这是全面重新评价时期。其规模之大和影响之广，是空前的。重新评价的范围，涉及历史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学、哲学、文艺学、经济学、法学等各方面的专业研究工作者。 为五十年代重新评价柳子最早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是山东大学的黄云眉。他于1954年《文史哲》发表《柳宗元的文学评价》一文；接着，在1957年出版《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一书。这种文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很见成效，社会影响相当大，还引起日本京都大学清 关于王叔文党人的评价问题，新中国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予以肯定的意见。史学家吕思勉和岑仲勉，前者著《隋唐五代史》，后者著《隋唐史》，两书于五十年代初期出版，都从铲除宦官擅权的角度，肯定了王叔文党人。1959年出版的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指出：“二王、刘、柳是反对宦官专横、反对当权的官僚大族而进行变更制度的革新派”。这类见解以后逐渐为多数人接受。 关于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六十年代初出版的游国恩、萧涤非等五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大都从同情人民疾苦和强烈现实主义精神这两方面，去论述柳宗元文学创作的内容特色，并对柳宗元的散文的成就和历史地位作出了肯定。如前者认为，柳宗元“从创作实践上发展了古文运动”；后者也认为“柳宗元在散文的文学成就上”，“有高出韩愈的地方”。 作为历史上重要思想家的柳宗元，在建国后出版的各类思想史著作中，一般都列专章论述。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研究，最初以侯外庐等人的贡献最大。在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有专章论述《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和战斗性格》，认为柳宗元和刘禹锡“在中国唯物主义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不仅超过了荀子，而且也超过了王充和范缜”，“开启了宋代王安石以及明代王艮、方以智以唯物主义哲学而直接参与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的先河”。 1964年出版的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书中充分肯定了柳子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同时又认为，柳子“受佛教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较深，使他在当时思想斗争的主要战线上，主攻方向不明确，降低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水平”。 柳宗元传记专著：吴文治《柳宗元评传》，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吴文治另于1964年出版《柳宗元研究资料》共两册，至今仍是最有价值的一种研究资料。第二阶段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将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引入了研究领域。 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为第三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记住的“文化虚无”的特殊时期，也是柳宗元研究被扭曲而登峰造极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版过章士钊《柳文指要》这样前无古人的研究著作，“解柳全书”，这是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最高评价。但柳宗元也被神化为亘古第一的“法家思想家”。 从七十年代末以后至现在为第四阶段。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孙昌武《柳宗元传论》，这是继吴文治、顾易生之后的第三本传记著作。2002年永州学者也有了翟满桂的传记专著《一代宗师柳宗元》由岳麓书社出版。 柳宗元作品整理工作，吴文治以宋代“百家注本”为底本，进行校刊的《柳河东集》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集在版本校勘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部较可信赖的柳集。1991年，中国书店根据世界书局1935年本影印出版了《柳河东全集》，竖排版，笺注夹在文章之中。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国安笺释的《柳宗元诗笺释》，这是今人所作的第一部对柳子全部诗作进行注释、系年的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柳河东全集》今译本，含原文和译文，全书110万字，是一种极好的普及读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柳宗元全集》，该书只是纯原文，印制精美。 在柳宗元研究资料方面，吴文治、谢汉强主编的《柳宗元大辞典》2006年由黄山书社出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柳宗元研究不仅是一种学者的专利，而且步出书斋，成为一些与柳宗元有密切关系的地方文化。借古人、名人以提高地方的知名度，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唯太平盛世才有的文运昌兴。这样，在国内逐步形成了一些柳学研究的基地。 永州 1981年10月，湖南省文学学会古典文学研究会与零陵师专在永州联合主办了全国柳宗元学术讨论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柳宗元研究者的盛会，因而在柳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1988年，零陵师专成立了柳宗元何绍基研究室（简称柳何研究室）。永州市于1989年举办了又一次全国柳宗元学术讨论会。2001年4月，零陵师专成立专门的柳宗元研究室。2001年10月，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正式成立。2002年4月，韩国祥明大学韩中文化情报研究所与中国零陵学院柳宗元研究室签署协议，开展有关柳宗元研究的文化交流活动，成为中韩两国共同推动柳学发展的起点。 柳州 1985年8月，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在广西柳州成立。1993年8月，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唐史学会、山东大学、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柳州市社科联、广西社科院、广西社科联等单位发起，柳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以“柳宗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心议题的首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大会还成立了全国柳宗元研究会，作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所属研究团体。此会召开不久，柳州市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汇编成《柳宗元研究文献集目》一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永济 柳宗元的祖籍山西永济市于1998年10月，由市政府成功地主办了全国柳宗元学术讨论会。当地党政领导要求进一步活跃柳宗元学术研究，抓紧落实有关柳宗元文化建设。决定在投资3550万元复建中国古代名楼鹳鹊楼工程时，在占地总面积1470亩的景区内，建立一座柳宗元纪念馆。 台湾 最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是罗联添1981年出版的《柳宗元事迹暨资料类编》。段醒民1974年发表的《柳子厚家世考述》。诗歌方面，讨论《江雪》的文章多达十四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2月至4月间，在《中华日报》一连刊出六篇相关的论文。 日本 据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笕 柳文化在中国及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港澳台等海内外的影响。（国际国内柳学研讨会剪影）（音像）。 柳学研究成果（著作·刊物·论文等实物）。 附 录 柳宗元年谱、生平大事记。（触摸、声屏） 河东柳氏族谱（复印件）。零陵阳河柳氏族谱（复印件）。 柳宗元著作版本（实物、复印件）。中唐文物（实物）。 唐宋八大家简介（画像或雕塑）。 国际国内柳学研讨会剪影（音像）。 柳文化知识有奖问答（触摸、声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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