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　读　永　州

张泽槐

省委副书记文选德在永州考察时说：“张家界是一幅画，永州是一本书。”对于永州，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是一种富有新意的诠释。

永州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地方。隋朝以前，这里称为零陵。隋开皇九年（589）置永州总管府，从此永州、零陵成为一地二名。因潇水与湘江在城区相汇，永州自古雅称潇湘。这里有着秀丽迷人的自然风光。神奇的九疑山，险峻的阳明山，秀丽的舜皇山，早已闻名中外。朝阳岩、舜皇岩、紫霞岩、月岩等溶岩，气象万千，各具风姿，完全可以与桂林七星岩、芦笛岩相媲美。这里有着丰富多样的人文景观。道县玉蟾岩、宁远文庙、九疑山舜庙、芝山柳子庙、祁阳浯溪碑林、江永千家峒等，都在永州大地上见证着锦绣潇湘的变迁。这里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产生了舜文化、柳文化、理学文化、瑶文化、女书文化等民族文化，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这里有着为数众多的历史名人。三国东吴大将黄盖，唐代高僧、草书大师怀素，宋代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清代书法大师何绍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北伐名将蒋先云，国民党高级将领唐生智，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江华等等，都是在永州这块土地上诞生的。如果说永州是一本书，那么秀丽的自然风光就是这本书的封面；丰富的人文景观就是这本书的插图；而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众多的名人，则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走进永州，都会为永州的自然风光所陶醉，为永州的人文景观所吸引，为永州的历史文化所震撼。你会深切地感到，永州确实是一本书，一本永远读不够的书。笔者本文，意在对永州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做一个简介和导读。

玉蟾岩：远古文明的见证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永州是一个封闭、落后、荒凉、野蛮的地方，是没有开发的代名词。事实并非如此。旧石器晚期，永州境内已有人类活动。道县玉蟾岩的考古发现更是表明，永州是中国南方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在道县的寿雁镇白石寨村有个岩洞叫玉蟾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普普通通的岩洞，却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见证。1993年和1995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玉蟾岩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极有考古价值的远古文物，计有打击石器近千件，植物果核40多种，哺乳动物残骸28种。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4枚稻谷壳和一些十分原始的陶片。经科学测定，这些稻谷壳距今1.2万多年，陶片距今1.4万多年。同时，认定稻谷壳为人工栽培稻，并被命名为“玉蟾岩古栽培稻”。这是迄今为止，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栽培稻和陶片。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被列入我国1997年十大考古发现和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

玉蟾岩的考古发现表明，永州一带是中国最早进入稻作农业的地区和最早烧制陶器的地区。据世界农业史专家考证，人类知道原始农业技术，大约距今1～1.2万年。而早在1.2万多年以前，永州一带的远古先民，就已经掌握了水稻栽培技术和原始制陶技术，从单纯的采集和渔猎时代进入原始农耕时代。玉蟾岩的考古发现还表明，中国是水稻的原产地。此前，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公认水稻的原产地在印度，他们的依据是在印度发现了距今8700多年的原始栽培稻谷。玉蟾岩的考古发现完全可以推翻这一结论，使中国的水稻栽培史向前推进了8000年以上，使世界的水稻栽培史向前推进了4000年以上。

站在玉蟾岩前，我们为永州远古先民自豪，向永州远古先民表示深深的敬意。同时，我们默默地祝福，当代永州人一定会比远古先民做得更好，永州的明天会更好。

舜文化：中华精神文明之源

在永州南部的宁远、蓝山、江华、道县交界之处，有一座绵延起伏、方圆几百里的山脉，这就是闻名天下的九疑山。九疑山古称苍梧山，是南岭山脉萌渚岭的余脉。在方圆几百里的范围内，有一个独特壮观自然景象，就是所有山峰都无一例外地向九疑山的主峰倾斜，被称为“万里江山朝九疑”。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伦理道德的奠基人——舜帝，就长眠在这群山环抱中。

舜帝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因所在部落名虞，舜帝称为有虞氏，史称虞舜。又因舜的双眼有重瞳，故名重华。相传舜帝将部落联盟首领职位禅让给禹以后，就带着隨从到南方视察，最后长眠于九疑山。他长眠的地方　即舜陵，后人又称为零陵。《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把舜陵称为零陵，是为了纪念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相传舜帝逝世后，娥皇、女英，千里迢迢来到九疑山寻找舜陵。她们一路找，一路哭，泪水洒在竹子上，留下泪痕，使竹子成为斑竹。零陵的“零”字就是“涕零”即流泪的意思。毛主席的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即是用的这一典故。

舜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这种伦理道德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源头，也是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的源头。同时，舜帝“只为苍生不为身”的精神，成为后来历代帝王的楷模。为了祭祀舜帝，夏代就在九疑山的大阳溪修筑了舜庙。秦始皇、汉武帝先后设立零陵县、零陵郡以纪念舜帝。新朝王莽在九疑山修建“虞帝园”，将舜庙由大阳溪迁至玉琯岩。明洪武四年（1371），又将舜庙从玉琯岩迁建于舜源峰下。为了“法先王”，历代帝王无不推崇舜帝。他们或在都城遥祭舜帝，或遣使到九疑山朝拜舜帝。明代朱元璋还在舜陵置守陵户，定下三年一祭的制度。为了弘扬舜帝确立的伦理道德思想，春秋时期的孔子最先举起舜文化大旗。后经孟子补充完善，于是舜的人格、作为及其伦理道德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源头。与此同时，历代文人墨客也大力称颂舜帝的思想与功德，出现了大量的以此为内容的文学作品。所有这些，都从客观上强化了舜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文明源头的地位。

舜帝长眠九疑山，因此永州自古称为帝乡。如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在《舜祠》一诗中就有“帝乡三万里，乘彼白云归”的名句。唐代诗人李咸用的《潇湘诗》中也有“侬家本是持竿者，为爱明时入帝乡”。作为帝乡的人，对舜帝当然有着一股更为深厚的感情，舜文化在永州的影响也就更深更大更强。可以这样说，自从舜帝南巡后，舜文化就一直有形无形地薰陶和教化着永州子民。在舜文化的长期薰陶和教化下，永州人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性格特征——纯朴、正直、友善、重义。古往今来，众多永州历史名人的身上，都或隐或现地有着这种性格特征的影子。“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黄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周敦颐；在广西昆仑关血战日寇，“尽忠报国”（毛泽东语）、“取义成仁”（朱德语）的抗日民族英雄郑作民；有着松树风格的陶铸等等。在他们身上，更为突出地显现着永州人的性格特征。当时间的车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永州人民斥资3000余万元重修舜庙。2000年9月9日，永州6万多干部群众和来自中央、省直有关单位的领导，以及美国、泰国、日本等国和台湾、香港地区的舜裔宗亲会代表，在九疑山下的舜庙隆重集会，公祭舜帝。看到这些，长眠于九疑山的舜帝应当感到欣慰了。

舜帝已经死了，因为人总是要死的。舜帝又将永远活着，因为他创立的伦理道德思想延续了几千年，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将来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柳宗元：一座高耸的文学之山

永州的山水有一股灵气。这种灵气，时刻激发着人们的灵感。凡是幸运者，都能够从这种灵气中得到灵感，成就一番事业。柳宗元就是从永州山水得到灵感，成为一座高耸于中国的文学之山。

柳宗元（773～819）又称柳子，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世称柳河东。青年时代，他作为一个激进的朝廷官员，参加了王叔文集团开展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员外郎置同正员，即享受司马员外郎待遇的闲职，在永州一住就是10年。后来改任柳州刺史，4年后就死于任上，故又称柳柳州。他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是彪炳后世的一代宗师，是中国思想、文学史上的一位巨人。在他身后的一千多年，人们一直都在享受他的思想、文学成就。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政治上失意的柳宗元，没有了官务的覊绊，却有了寄情山水写文章的机会。透着灵气的永州山水，为他提供了成为一代宗师的创作平台。他在永州期间，游遍了永州的山水，而且将自己完完全全地融入永州山水。面对永州的山水，他无言地诉说着自己的理想抱负，诉说着心中的不平，诉说着改造社会的勇气和决心，并用犀利的笔触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成为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佳作。可以说，柳宗元最辉煌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永州这个地方写成的。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成就最高的是山水游记、寓言和传记文学。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刻画入微，寄托深远，“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人称“山水散文之祖”。其代表作为《永州八记》，突出了美好事物被弃置而不为人所爱的主题，给后世以极大影响。柳宗元的寓言讽刺文，把先秦诸子散文中仅作比喻之用的寓言，发展为更完事、更有文学意味的短篇，使之取得一种独立的文学地位并富有战斗特色。其代表作《三戒》、《罴说》等，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柳宗元的传记文学也有很高成就，其代表作《段太尉逸事状》、《捕蛇者说》成为千古名文。特别是《捕蛇者说》，以蒋氏一家三代宁可死于毒蛇也不肯死于苛政的生活事件，提示他苛政猛于虎的重大主题。柳宗元的诗，幽峭明净，自成一家。特别是他的写景小诗如《江雪》等，给人以美的享受，历来为世人所传诵。

永州山水成就了柳宗元的文学大业。永州山水又因柳宗元的辉煌成就而名闻天下。一千多年来，但凡读书人无不涉猎《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等柳子名篇。正因为如此，永州人始终都没有忘记报答柳宗元。北宋至和三年（1056），永州人在柳宗元住过的地方建起了柳子厚祠堂，几经重修后改名为柳子庙，现在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来，永州人还把柳子庙所在街道叫做柳子街，把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八记》遗迹保护下来供后人参观。前不久，芝山区又在柳子庙的对面建起了柳子碑林，集全国书法名流之墨宝。永州市社科联、零陵学院分别成立了柳宗元研究会、柳宗元研究室，全国性、国际性柳宗元研讨会先后在永州召开。

柳宗元与永州同在，柳文化将不断发扬光大。

浯溪碑林：巨大的书法艺术宝库

任何宝石，当它埋在地下还没有被人发现的时候，与其他普通石头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一旦被发现挖掘加工琢磨后，它的价值就会立即显现出来。位于祁阳县城湘江南岸的浯溪，就是这样一颗宝石。这里危崖兀立，怪石嵯峨，溪流潺潺，碧树凝翠。千百年来，浯溪静静地躺在湘江岸边，无人赏识。直到独具慧眼的元结出现，这一切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元结（719～772），字次山，中唐著名诗人、散文家、古文运动的先驱。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至大历元年（766）年，他两任道州刺史。其间，他曾三过浯溪地段。卸任后，“爱其胜异，逐家溪畔”。在这里安家后，一面营建，一面作铭刻石。他把那条无名小溪命名“浯溪”，意即我的溪，作《浯溪铭》以记之。接着将浯溪地段的中峰命名“峿台”，作《峿台铭》以记之；在南峰上建亭，命名“　廎”，作《　廎铭》以记之。第二年，元结请了三位书法家分别用玉箸篆、悬针篆、钟鼎篆手法，将三篇铭文刻在浯溪石上。大历六年（771）年六月，元结请来道义至交颜真卿，将元结撰于上元二年（761）的《大唐中兴颂》书成楷书大字，镌刻于浯溪摩崖之上。碑高、宽各450厘米，字径15厘米，为颜真卿一生中最大的书法作品，也是他晚年的成熟之作。后人评论，“鲁公遗墨此第一”，“为书法家规矩准绳之大成”。

随着《大唐中兴颂》碑的刻成，浯溪声名逐步远播，历代名人纷至沓来，其中很多人在这里留下了墨以刻石。如唐代的刘长卿、皇甫湜、李谅、韦词、郑谷，宋代的米芾、黄庭坚、秦少游、陈与义、杨万里、范成大、张孝祥、张栻、徐照、汪藻，元代的郝经、杨维祯、张养浩，明代的解缙、沈周、董其昌、张同敞，清代的王士祯、潘耒、袁枚、何绍基、吴大澂等等。越南使者来我国途经浯溪也留下了4块碑刻。通过一千多年的营建，浯溪碑林终于成为我国最大的露天天然石刻群。

浯溪碑刻始于中唐，盛于两宋，延于明清，终于民国。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浯溪历代碑刻的确切数量已难定论。据文物部门清理，现在尚存506碑。其中比较清晰的有373碑，包括唐代25碑、宋代159碑、元代9碑、明代76碑、清代104碑、民国1碑。这些碑刻，集中了唐代以来全国书法名家的作品，篆隶楷行草诸体齐备。像这样年代久远、数量繁多、规模宏大，且刻于自然石上的石刻群，实属全国罕见。无论从书法、金石角度看，还是从文学、史学角度看，浯溪碑林都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之瑰宝。

浯溪碑林的形成，首先归功于元结。没有元结，就没有浯溪碑林，浯溪也可能至今还是一块没有开发的弹丸之地。每当我们置身浯溪碑林，在亲身感受碑林巨大艺术魅力时，应当向浯溪碑林的开拓者元结表示深深的谢意。

祁剧：发祥于祁阳的地方大戏

永州人喜欢艺术，而且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出生于永州的唐代高僧怀素是一代草书宗师。出生于道州（今道县）的何绍基则是清代行的行草大师。如果要评选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十名书法大师，他们两个肯定会入选的。但是，最能体现永州人艺术天赋，最能代表永州人艺术水平的，还是要数发祥于祁阳的地方大戏——祁剧。

祁剧旧称“大戏”、“祁阳戏”、“祁阳班子”、“楚南戏”等。新中国成立后，始称祁剧。祁剧诞生于明代中叶，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当时，目莲戏传入祁阳，与祁阳地方语言、音乐、祭祀、风俗相结合，逐步演变为祁剧高腔。以后昆腔、弹腔相继传入，成为祁剧三大声腔。到明嘉靖年间，祁剧已初具规模。清康熙年间，出现了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祁剧戏班——老春华班。此后，祁剧逐步流传到湘南、湘中、湘西、赣南、闽西、粤北、桂北、黔东乃至新疆、云南一带，成为中国南方最大的地方剧种之一。在长期流传过程中，造成剧目、唱腔、脸谱、服饰、应工、表演风格的差异，形成了两大流派：以祁阳、永州为中心的湘南各地祁剧叫永河派，以邵阳为中心的湘中、湘西各地祁剧叫宝河派。祁剧的传统剧目和现代编创剧目共有1000余个。主要剧目有：《目莲传》、《精忠传》、《观音戏》、《西游记》、《薛家将》、《粉粧楼》、《柳刚打井》、《断桥》、《孟丽君》等。

在长期演出实践中，祁剧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在剧目上，高腔以《目莲》为主，内容主要是忠孝节义、因果报应；人物是人、鬼、神、佛同台；场景是天堂、地狱、人间交错。昆腔多为歌舞昇平戏或才子佳人爱情戏，文辞典雅、表演细腻，唱腔婉转，优美动听。弹腔多演历史故事，褒忠贬奸，扬善惩恶，人物性格生动鲜明，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表演手法千姿百态。在语言上，祁剧道白以祁阳话为基础，结合中原音韵、湖广音韵等自成体系，演出范围广但观众都能听懂，尤其是小丑道白生动而丰富。在音乐方面，声腔分高、昆曲牌体和弹腔（南路和北路）板腔体；伴奏乐器主要有祁胡、月琴、三弦、曲笛、唢呐等管弦乐器和高音战鼓、大小锣、钹等打击乐器。在服装方面，原为短袖平靴，后为适应舞台造型，旦角加长了水袖，生、净改用了高底靴。在脸谱方面，使用红、黑、白3种基本颜色，交替配合，神态百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发展，随着电影、电视、录像、卡拉OK等文艺形式的出现和普及，随着人们对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提高，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祁剧这一流传了500多年的优秀地方剧种逐步走向衰落。无论在永州，在湘南、湘中、湘西，还是在其他省，都有很多祁剧演出团体撤销了。有些祁剧团如祁阳祁剧团等虽然保留下来了，但也步履艰难。对于这种现象，惋惜者有之，埋怨者有之，提出振兴祁剧者亦有之。事实上，任何文艺形式都有其自身的规律，都有一个发生、发展、衰落甚至消亡的过程，都要为更先进的、更符合时代潮流和人民要求的文艺形式所代替。历史上的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有过自己的辉煌，但最终都衰落了，都被新的文艺形式代替了。就是我们的国粹——京剧，大概也摆脱不了这样的结局，何况祁剧！因此，对于祁剧的衰落，惋惜、埋怨没有用，要振兴似乎也不可能，重要的是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历史上的永州人可以创造祁剧引领风骚五百年，今天的永州人和今后的永州人，也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再领风骚。

女书：尚未破解的千古之谜

永州有很多尚未破解的谜。这些未解之谜，是永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永州尚未破解的最大谜团为女书之谜。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在永州南部江永县的部分地方，流传着一种特殊文字，当地人称之为女书。女书有着极其鲜明的特征：第一，女书仅限于妇女使用，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妇女文字。这在我国乃至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第二，从形体和外观上看，女书是一种由右向左略有倾斜的长菱形字体，有着近乎汉字的笔画、近乎汉字偏旁的构件，又与汉字有着极大的差别。第三，汉字是一种意音文字，女书则是一种纯粹的表音文字。第四，女书只能用来记录当地的土话词语，而不能用来记录汉语及其他民族语言的词语。第五，女书的传承方式也很特别，先由母亲或其他女性长辈教会一部分字，然后在参加读纸读扇活动中进一步提高水平。特别是女书作品绝大多数都成为随葬品，很难代代相传，是文学作品中的“草本植物”。

长期以来，外界不知女书为何物。直到民国时期，才有关于女书的记载，但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方面的重视。1954年，江永县文化馆周硕沂发现了这一举世罕见的妇女文字，并将两篇女书原件寄给湖南省博物馆，可惜也没有引起重视。1957年，周硕沂被打右派，收集的女书资料全部散失，女收又一次与外界擦肩而过。直到1982年，中南民族学院都是宫哲兵在周硕沂的帮助下，到江永对女书进行调查研究，才将女书公诸于世。

女书的发现，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此后，国内外学者、专家纷纷到江永县考察研究女书。1991年11月，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在江永县召开，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60余名语言学、文字学、历史学、民族学、妇女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聚集江永，对女书进行实地考察、研究。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扩大了女书在全国的影响，推动了女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对女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交，很多方面甚至已经取得了可喜的突破，但仍然有太多的女书之谜有待于破解。第一，女书是怎样起源的？是什么时候创造的？为什么能在这么狭小的范围内保存这样比较完整的文字系统？这是尚未破解的最大谜团，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第二，女书为什么只在妇女中流传？在女书流传的地区，为什么男性对女书不屑一顾却又不加干预，从而使女书得以流传？第三，女书与汉字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女书是与汉字同时产生发展的，还是先于汉字而存在？女书是借源于汉字，由汉字发展而来，还是完全独立于汉字之外的文字系统？在一般情况下，表音文字都是拼音文字，为什么独有女书这一表音文字不是拼音文字？第四，如何确定女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女书仅仅是一种方言文字吗？很多学者都持这一看法。也有一些很多学者认为，女书是一种瑶族文字。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女书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国的文字，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书同文”后，由于江永一带交通闭塞，从而有幸保存了这一古老文字系统。所有这些，似乎都有一定道理，又似乎不足为据。彻底解开女书之谜，现在看来为时尚早。　

（此文系《湖南通讯》约稿，刊载于《湖南通讯》2003年第五、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