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酒文化

张泽槐

在湘南特别是永州一带，嗜酒之风的历史源远流长。无论是城里还乡下，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到处都可以使你体味到一种浑厚的酒文化的积淀和强烈的酒文化的氛围。凡是到过永州的人，都对永州的酒文化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映象。

永州人如何看待自己的酒文化？

永州人喜欢喝酒，这是肯定的。永州人把酒看成自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在城里，大小小的酒店，从高级的到中低档的，总是经常满座。经济繁荣时期是这样，经济萧条时期也是这样。这几年，永州的经济可以说是到了谷底，但从酒店的情况来看，人们仍然是照喝不误，酒店的生意照样兴旺发达。在农村，无论是办喜事还是办丧事，无论是来了客人还是自家人在一起吃饭，无论是家境富裕还是家境贫寒，无论是中餐还是晚餐，人们总是离不开酒。可以说，这里的人们确实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时，酒在永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还有其特殊的功能。永州人把酒看成最重要的社会交往工具之一。以酒会友，是永州人的普遍习俗。这里有无酒不成敬意之说。凡是待客，是绝对少不了酒的。在农村，熟人相逢，或客人来了，是一定要喝酒的。不管你酒量大小，都得把你灌醉，主人才会感到自己尽到了地主之谊。在城市也差不了多少。凡是到永州来的客人，主人都要频频劝你喝酒，直到你不能再喝为止。主人为了陪酒，把自己醉得一踏糊涂的事，在永州经常发生。所有的酒场上的豪言壮语，在永州都可以找到。有一句最流行的酒场用语：宁愿伤身体，不愿伤感情。在永州，这一句话体现得最充分。为了陪好客人的酒，如果主人的酒量不行，主人一定会请来几个能喝酒的酒坛高手来作陪，直到把客人陪得满意为止。

在外地人看来，永州人如此嗜酒，实在是不可理解。但是，只要你深入永州社会之中去，你就会了解到，永州人嗜酒有其深刻的地理根源、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从地理根源看，永州远离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可以说是天高皇帝远。不管在任何朝代，酿酒都是要征税的。永州这一带地处偏僻，人口稀少，难以管理，往往可以逃避税收。这是永州一带无论过去和现在，农村都保持着酿酒习惯的重要原因。由于可以酿酒，喝酒当然也就不成问题。从社会根源看，永州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这里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人们的交往方式也就相对简单有效，没有了城里人那繁琐的、虚伪的客套。人们碰到了一起，就以酒为媒，交流思想和感情。喝酒也就成永州人的一大消遣。从经济根源看，自元朝以后，永州经济一直处于相对不发达状况。清代以后，更是饱受战乱之苦，老百姓的生活穷困潦倒。他们根本无钱来买白酒，要喝酒，唯一的来源就是自己来酿酒。这样相沿成习，从而也就造成了永州农民家家都会酿酒的局面。在现代社会里，永州的经济发展落后于很多地方。在经济发达的地方，他们与上下左右各方面的联络渠道和联络方式很多。而在永州这样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要与各方面联络，拿不出像样的东西，也没有钱买像样的东西去送人。因此，穷人自有穷办法，那就是以酒待人。只要客人来了，就宁愿伤身体，也要把客人陪好陪满意。这大概是永州这一带人们普遍嗜酒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酒在永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是益增强。除了一般性的社会交往功能外，酒还成为农村做思想工作的工具。在很多时候，大队（行政村）、生产队（组）的干部对上面布置的任务，如果思想不通，乡（人民公社）、村干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到村组干部家里去喝酒。只要你不怕醉，尽情地喝酒，一醉方休，问题一般都得到解决。不然的话，你想耍权威，批评他们，那么就肯定会把问题搞糟。一次，县级永州市的一位领导，带着一帮人到大庆坪乡处理一起纠纷，开始有点插不进手。后来，就到纠纷双方村支部书记家里去喝酒。在第一个支部书记家，这位支书首先就摆上四大碗酒，对这位领导说道：“某书记，你只要把这四碗酒喝下去，什么问题都好解决。”这位领导的酒量也可以，当着他们的面，一口气就把酒喝了下去。支部书记见状立即说：“某书记够朋友，我们信得过，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在另外那位支部书记家里也是一样。之后，这位领导把两个支部书记叫到一起说：“现在酒也喝了，你们就都要听我的了。”双方支部书记都满口答应下来。只经过不长时间的协商，问题就顺利解决了。在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镇党委书记到一个村去催收欠款，中午在村支部书记家里吃饭，支部书记频频劝酒，他说下午还有工作，不能再喝了。支部书记就说：“赵书记，你管放心大胆地喝，喝醉了就放心大胆地睡觉，工作有我们去作。等你睡醒来了，什么工作都做好了。”镇党委书记只好放开肚量喝，结果喝得酩酊大醉。等他睡到下午5点多钟醒为的时候，支部书记来到面前对他说：“赵书记，请你检查，我们村所有的上交任务都已经完成了。”像这一类例子，在永州一带农村，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也正是这种酒的功能的延伸，进一步助长了永州的嗜酒之风。

永州人嗜酒，但由于经济落后，却又喝不起好酒。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永州喝酒是不讲究酒的档次的。这并不是永州人不愿意喝好酒，而是永州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太落后了，喝不起好酒。解放前，农村喝的酒，全部是农民自家酿造的。很多农民家里都有酿酒的器具。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做上几缸甚至十几缸酒，以备待客和自用。解放后也是如此。直到改革开放前，也只有为数很少的富裕人家，才有能力到商店去买点儿散装白酒。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农民自家仍然酿酒。但是自家酿造的酒，往往是供自己家里喝，也用来招待一般的客人。一旦来了贵客，那是一定要到商店去买瓶装酒的。农村的人现在还讲究不了什么名酒，他们也还没有能力来买各类名酒。他们就认定一条，到商店买的瓶装洒，总比自家酿造的酒要高一个档次，要体面一些。他们可能并不清楚城里人的讲究。其实，商店里的绝大多数瓶装酒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喝了以后还有可能引起中毒，因此城里人倒还是喜欢喝点儿农村自家酿造的土酒。

在城里，喝酒就要讲究多了。城里人不准许自己酿酒，这可能是历朝历代的规矩。这样，城里人无论是自己喝酒还是招待客人，都得到商店里去买酒。当然，酒的档次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一方面是年代不同，买酒的档次也有所不同。在70年代以前，人们往往是到副食品商店去打点儿散装的白干。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便开始买瓶装酒。不过，那时的瓶装酒，品种不多，价格不高。著名的茅台酒也不过就是8、9元钱。其他像汾酒、竹叶青、白五加等，也都在几块钱一瓶。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散装白酒就逐步绝迹了。买酒的当次越来越高，同一品牌的酒，价格往往上涨了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到了90年代初，每瓶茅台卖到了300多元，五粮液卖到了200多元。然而事情就是这样，酒越贵越是有人买。在经济景气的时候是这样，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是这样。有的单位明明没有几个钱，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但为了招待客人也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花大笔的钱来买高档酒。

永州人嗜酒，一个非常直接的结果，就是把永州培育成了闻名全国的酒类消费市场。全国各地凡是有点眼光的各类酒的生产经营者，都会非常重视永州这个永不疲软的酒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名气较大的酒类生产厂家，纷纷到永州来作酒的批发广告。他们或是直接在永州设立办事处，或是在永州聘请代理商，而且舍得花钱在永州作广告。在永州城区，每过几天，人们就会看到大街上出现的热闹场面：一辆彩车在前面开路，后面则是十辆几十辆彩车，再后面就十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浩浩荡荡，招摇过市，高音喇叭声、小姐们的口号声、路人的议论声混成一片。这些都是全国各地的酒商们为了在永州酒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而采取的广告攻势，这也是近十多年来在永州城区形成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文原载于永州新闻网）

允许农民进城

──一次户籍制度改革的尝试

张泽槐

1988年3、4月间，祁阳县委、县政府决定，允许农民有条件地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可以简称为“农转非”。所谓“有条件”，即每一个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需交纳一定数量的城市增容费。允许农民有条件地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实际上就是集中突击办理“农转非”。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举。而在今天看来，则可以称谓一次户籍制度改革的尝试。我作为当时的祁阳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参与了这一决策制定、实施和遗留问题处理的全过程。

3月下旬的一天，郑纯发同志找到我，对我谈起可不以在户籍管理问题上做点文章，以筹措建设资金，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我对冷水滩的准备允许农民有条件地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情况早有耳闻。同时，冷水滩市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市长助理王建民，同我都是从零陵地委政策研究室出来的。我们经常互通信息，他们想放开农民进城的举措，我也早已知道。因此，当郑纯发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时，我当即表示赞同并坚决支持。然而，放开农民进城与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是相悖的，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必须取得县级领导班子的支持。于是，郑纯发同志先后找了多位县级主要领导同志征询意见。在取得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后，于三月下旬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对放开农民进城问题的讨论研究。会上，多数同志认为，放开农民进城是一项改革户籍制度的尝试，我们又是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可以试一试，从而表示支持。但是，也有少数同志感到事关重大，有违国家法规与政策，搞得不好，会出大问题。通过讨论，会议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同意放开农民进城。凡是农村户口，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申请转为城镇户口。办理城镇户口后，享有同原有城镇户口人员同行的权利与义务。为示区别，原有城镇户口本是红色封面，新办理的则是绿色封面的。

第二，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每个需交纳3000元城市增容费。城市增容费也叫城镇基础设施配套费。交纳城市增容费及其数量，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后，其粮食供应方式也由原来的吃农村粮改为吃国家粮，即由国家定量供给。而国家粮与农村粮之间，在价格上是有差异的。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后，粮食补贴方面的开支势必增加财政负担。而这个负担，只能转嫁到转城镇户口者身上。会前，县财政、粮食部门已经做过初步测算，办理一个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交纳2000元，按当时的银行利率，其每月利息可以确保支付粮食差价。二是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后，势必增加城镇的就业、就学压力。这样，政府就必须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学校与教师，从而间接增加了财政负担。而这部分负担，也需要分摊到这些人身上。三是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城镇的基础设施包括水电路讯等，都需要增加投入。综合这些因素，有关部门拿出一个方案，每办理一个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交纳城市增容费3000元。交纳的城市增容费，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第三，办理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的工作，由县财政局、公安局、粮食局具体负责。

县委常委会议以后，郑纯发书记将情况向零陵地委、行署领导作了汇报，并且得到了他们的默许。随后，县政府向全县发布了关于办理农村户口申办城镇户口有关问题的通告。通告一出，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奔走相告。不少经济比较宽裕的农民，一些配偶与子女在农村的党政干部、教师、企事业单位职工，纷纷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以申办城镇户口。此事之所以在全县引起巨大反响，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制的户籍管理体制有关。在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之间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之间泾渭分明、壁垒森严。农村户口吃所谓的农村粮，即改革开放前以生产队为单位解决粮食问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由农民自行解决吃饭问题；农村的人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参军、考上大中专学校以及国家招工除外；初中以前，只能在农村学校就读。而城市户口则由国家定量供应粮食，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补贴；有就业能力的人，基本上可以得到在国营、集体企业工作的机会；城里小孩在城里上学，享有优于农村的教育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城镇户口实行严格控制。虽然每年也有少量的政策允许的“农转非”指标，也只是用于少数党政干部而且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的配偶及其子女，其他普通老百姓则是既不可望，更不可及。这次县里出台的举措，使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看到了希望和机会。只要能够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普通老百姓也可以由乡里人变成城里人，享受城里人的福利待遇。特别是有了城镇户口，就有了就业保障和就读城里学校的特权。因此，这一举措对农民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在经过短暂时间的准备工作后，从4月1日开始，祁阳县正式办理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的有关手续。一时间，县委、县政府机关和公安、粮食、财政等部门热闹非凡。前来咨询有关政策的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不少农民纷纷带着钱来到祁阳县城，申请办理城镇户口。而邻近祁阳的祁东、常宁等县的农民，在听到消息后，也纷纷前来祁阳申办城镇户口。到4月10日止，仅仅10天时间，全县就办理了1500多“农转非”手续。

然而，祁阳突击办理“农转非”的工作兴起很快，发展迅速，但结束也快。4月10日，零陵地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冷水滩、祁阳立即停止办理“农转非”，并对已经办理的情况进行清理，等候处理。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起伏，原因在于一些外地县市的领导在省里告状，说零陵地区允许农民进城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规与政策，严重影响了其他县市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秩序，要求省里立即出面进行制止。于是，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要求零陵地区立即制止集中突击办理“农转非”，并组织检查组到零陵地区进行检查。在这种情况下，零陵地委、行署领导感到事态严重，立即通知有关县市停止这方面的工作。

在接到地委、行署的通知后，祁阳县委、县政府坚决贯彻执行，立即停止了相关工作，并接受省、地检查组的检查。经清理，这次集中突击办理“农转非”，祁阳共办理了1400多个，收取城市增容费400多万元。事后，按照省、地研究的意见，对已经办理的“农转非”人员实行清退，所收款项一律返还。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真正清退的只是极少数，多数人员仍然保留了城镇户口，并且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安置，不少人被安置到了国营或集体企事业单位工作。

在清退工作告一段落后，县委、县政府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遗留问题的处理情况以及应当记取的教训，向省里和地委、行署写出了检讨。这份检讨也是我动手起草的。

回顾这一历史事件，感到我们当时的作法确实值得反思。作为一级党委、政府，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即使是在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的条件下，也应谨慎从事。另一方面，感到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也确实值得反思。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种城乡二元体制已经不相适应，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1988年3、4月间的那次尝试，说到底是对现行户籍制度改革是一次有益的尝试。类似这种尝试，现在全国各地仍在继续，今后也不会终止。

（本文为祁阳县党史征文，原载于祁阳县党史委主编的《岁月回眸》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