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用虚无主义对待上古历史与人物

张泽槐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思想大解放运动。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始于春秋，盛于战国，止于两汉。这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对于中国实现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二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始于戊戍变法前后，盛于五四运动时期。直到现在，这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尚未结束，仍然在不断深入之中。这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对于实现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两次思想大解放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史为鉴。所不同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以上古之史为鉴，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对中国上古史及上古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的研究，理所当然地也促进了对舜帝及其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与孟子更是言必称尧舜，对研究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西汉史学大家司马迁则是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研究之集大成者。五四运动时期则是以西方之史特别是希腊之史为鉴，而且言必称希腊；部分学者则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掀起了一股疑古思潮，对中国上古历史及上古人物进行全面否定。这股疑古思潮，自康有为举起大旗，到顾颉刚集大成，对中国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的研究，乃至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一、先秦两汉时期对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的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即由奴隶社会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周王朝的统治逐步衰落，礼崩乐坏，诸侯兼并，群雄并起，战乱不断，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在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其经济利益和社会政治利益都面临着重新洗牌。因此，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思想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发表自己的见解，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当时社会，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政治主张，无所禁忌，无所不谈，从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所谓的诸子百家，如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李斯为代表的杂家等。

面对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局面，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都希望社会政治局面稳定下来。诸子百家的政治主张，绝大多数都在于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为了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诸子百家都需要一个政治参照物。政治参照物不可能凭空想象，只能从此前的社会历史中去寻找。这样，就在客观上促进了对上古历史的研究，从而也促进了对舜帝及其思想的研究。由于尧舜时期是上古社会中最为稳定和繁荣的时期，尧舜是最具影响和最具人格魅力的上古帝王，诸子百家特别是墨、儒等家，选定上古社会中的尧舜时期作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将尧舜作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上古帝王，对尧舜及其所处时代大加褒扬。而对尧舜研究得比较多比较深入的有墨翟、孔丘、孟轲、韩非等人。特别是孔子、孟子，对尧舜推崇备至，而且到了言必称尧舜的地步。

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相传原为宋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在春秋战国这一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墨子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一般庶民参与政治的要求。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民反对战掠夺争的意向。他的“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是对当时权贵“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的否定。他提出 “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企图用上说下教的方法说服当时的王公大人，以改善劳动者、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必使饥者得食，寒蝉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墨子在《尚贤》、《尚同》中，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他提出这一政治主张的依据是，“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这段话，也是尧舜禅让之事的最早版本。纵观墨子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就是代表下层社会提出参与政治的要求，使下层社会之人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享受应有的权力。

儒家创始人孔子与孟子，在舜帝研究方面做了诸多开创性工作。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为春秋末期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面对当时东周王朝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混乱局面，他大力宣扬 “仁”的学说，认为“仁即爱人”，提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已复礼为仁”等论点，主张建立和维护比较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但是，孔子的思想与政治主张并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到了晚年，他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易》等古代文献，并把鲁国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典籍。孔子整理的《书》，又称《尚书》、《书经》、《周易》，成为以后的儒家经典。《书》以周王室的档案为基础，汇集了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是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重要文献。孟子（前372－前289），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提出“民贵君轻”说，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反对武力兼并；主张“法先王”，“行仁政”，缓和阶级矛盾。他的政治主张也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后来，他退而与弟子万章等著书立说，结集为《孟子》，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孟子本人也成为继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家创始人之一，人称“亚圣”。孟子对舜帝推崇备至，而且言必称尧舜。一部《孟子》，自始至终以诠释尧舜为主线，对尧舜的言行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而且带动了此后几千年对尧舜特别是对舜帝思想的研究与探讨。也可以说，《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研究舜帝及其思想的集大成者。

经过先秦两汉时期诸子百家的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基本定型，三皇五帝、虞夏商周的历史体系基本形成，为后世研究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献资料。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不断，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得以确立，中国能够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先秦两汉时期的诸子百家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的历史性贡献。

二、“五四运动”以来对上古史与上古人物的研究

“五四运动”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大解放的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有着极其相似的时代背景。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趁机侵略和瓜分中国，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广大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戊戌变法，意在革新图强，却以失败告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持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政治面貌。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亡我之心不死，封建制度亡魂仍然在不断地寻求复辟，军阀连年混战，老百姓苦不堪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纷纷走上政治舞台，掀起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揭开了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序幕，也迈开了中华民族从晚清以来的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的第一步。

在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等等，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与道路，提出不同的主张与学说，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从而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服务。为此，他们也需要寻找政治参照物，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依据与目标。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不同的是，在“打倒孔家店”和“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下，五四运动时期的政治参照物不再是中国历史上的人和事，而是把寻找政治参照物的目标转向了西方。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言必称马列。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致力于研究西方历史，特别是推崇希腊历史，可以说是言必称希腊，认为希腊是整个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是在希腊文明的影响和带动下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为此，这些知识分子中部分人，刮起了一股疑古疑经之风。他们怀疑和否定三皇五帝，怀疑和否定夏王朝和商王朝的存在，认为真正的中国历史应当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算起，即中国充其量只有二千多年历史，根本不能与有六千多年历史的埃及、五千多年历史的巴比伦、五千年历史的印度相提并论，也不能跟有四五千年历史的希腊较高低，因而根本不配称为世界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他们认为，西周以前的商、夏王朝是虚构的，炎黄、尧舜禹等上古人物也是虚构的。这股疑古疑经之风，对当时解放思想，摆脱孔孟之道的束缚，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对中国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的历史地位，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直到现在，这种负面影响仍然存在。

疑古之事古已有之。无论唐宋时期还是明清时期，都有学者对上古历史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但是，这些质疑都没有否定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只是对上古历史与上古人物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到了近代，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之苦。同时，西方列强为了瓜分中国，在文化领域实施“消灭中国的民族自信”、“否定中国灿烂文明”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革新势力大力推动维新变法，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戍变法”，其目的在于强国富民。而要推动维新变法，就必须与中国传统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作斗争。正因为如此，康有为等大力否定中国经史，否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掀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疑古思潮的序幕。这一点，却正好与西方列强的文化战略不谋而合，对以后的中国民族文化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到了五四运动时期，这股疑古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强化，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的疑古思潮，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疑经疑古的大合唱。如胡适认为战国时期的屈原不是历史人物。闻一多撰文《五帝均为女性说》，很多学者也竞相附会，引经据典，论证中国上古五帝都是女性。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学者则对西方历史特别是希腊史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不能相信孔子、司马迁，不能认同《尚书》乃至《史记》，认为中国上古历史及其人物都是人为编造的，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他们却可以百分之百地相信古希腊诗人荷马（约公元前九至八世纪），可以认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可以把这两部史诗当作古希腊的信史。他们忘记了，荷马史诗记述的事情，也并非荷马的亲身经历，而是约公元前十三至十二世纪的历史，也有的说是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五世纪的历史，距离荷马已经四至八百多年。他们还可以相信《圣经》中记述的世界和人类起源的传说，可以认同亚当、夏娃，却对中国同类的故事传说人物伏羲、女娲嗤之以鼻。这种全面否定中国上古史及上古人物的思潮，对以后西方学者怀疑、否定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和负面的影响。

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疑古思潮中，其代表人物则是顾颉刚。顾颉刚在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考据学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是非常受人敬重的学者。但是，他的疑经疑古观点，却对后世产生了诸多消极作用。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具体计讲，他认为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代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等。换句话说，中国上古史是后人一代一代编造出来的，上古人物也是后人一代一代编造出来的。这一观点，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上古史，推翻了中国上古的三皇五帝时代。按照这一观点，中国的历史只能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中国的历史跨度充其量只有不到二千多年时间。其他的《尚书》、《竹书纪年》、《山海经》、《史记》中关于上古史的记载，都是不可信的，都是后人编造的。顾颉刚还提出“大禹是一条虫”。既然大禹是一条虫，那么尧舜、炎黄、伏羲、女娲也就不知道会是什么东西了。这些荒谬的说法确实不值一驳，只能使人一笑了之。但不少疑古派学者却追随其说法，对古代文献重新进行解释，得出了诸多使国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如此这般，中国还称得上什么文明古国，更不配列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中，甚至比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也要短。我们不知道这种疑古观点的依据是什么，其目的又是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是毋庸置疑的，即中国历史包括上古史，绝非是后人凭空编造出来的，而是有所依据的。就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疑古思潮甚嚣尘上之际，在中国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从这些甲骨文的记载中，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准确的。这表明，孔子编《尚书》，魏国史官编《竹书纪年》，无名氏编《山海经》，司马迁编《史记》，都是有所依据的，绝不是凭空捏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大批重大成果。考古发现的各种成果表明，大约在1－1.2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先民，已经逐步地由渔猎、采集生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离九疑山仅百里之遥的道县玉蟾岩出土了距今1.2万年以上上的稻谷和距今1,4万年以上的陶片。这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稻谷和陶片。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出土了距今约1万年的文字符号，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了大型城址。北方红山发现了大型礼仪性建筑。如此等等。这些考古发现大约属于仰韶文化时期，亦即中国远古燧人、伏羲和神农时代。这些考古发现还表明，中华文明可以追溯到1万年之前。国家在“九五”期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取得了大批重大成果。这些考古成果和“断代”成果表明，夏代不再是所谓的传说时代。随着中国考古的进一步深入和考古成果的进一步应用，“三皇五帝”必将逐步地走进历史。

（本文为作者《舜帝与舜帝陵》一书《绪论》的第一部分）

国人看饼

张泽槐

中国人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国人常引以为自豪。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历史文化积淀，既是中国前进的动力，也是中国前进的沉重包袱。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包袱似有越来越沉重之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不同国籍的人同时看一个饼，会立即引起截然不同的看法。一般地来说，英国人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饼是否符合卫生标准，如果符合卫生标准，这个饼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吃，否则就绝对不要吃，以免吃了闹病。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饼是可以卖钱的。这样的饼有没有销路，如果有销路，就可以做很多这样的饼去卖钱。中国人则首先想到的是，饼是可以吃的。但是只有一个饼，只有把饼分得十分均匀，大家才不会有意见。否则，就可能引起争斗。这些想法，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思维方式。英国人传统，美国人开拓，中国人则非常保守。正是这种守旧思想，使中国人变得不愿开拓起进取，不愿艰苦创业，而只是想乐观其成。只要是分得均匀，即使再艰苦也无所谓，大家就不会有什么意见。但是，如果分得不均匀，即使物质再丰富，也会搞得不欢而散，甚至以武力来解决问题。这也可能就是明朝以后中国逐步落后的文化背景，也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道路上最大的思想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