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届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孙昌武

( 南开大学中文系 , 天津 300071)

摘　要 : 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对于现代社会有特定的意义 , 柳宗元值得千年之后的现代人们纪念和表扬 , 也正因为他是有巨大实践意义和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 他的“民本”思想继承了先秦以来的“人本思想” , 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是“生人之意” , 为政之道是“利民” , 官吏是“民之役” , 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仍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 柳宗元 ; 　民本思想 ; 　现代意义

一

我第一次来柳州是在 1983 年 , 参加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与柳州方面举行的学术会议 , 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在那之前 , 柳州已经开展了关于柳宗元研究和宣传的各项活动。重视地方历史上的文化名人 , 把研究和宣传历史名人纳入地方文化建设工作，柳州起步早 , 持之以恒 , 成就巨大 , 在全国是相当突出的。和另一些地方相比较 , 只是单纯地着眼经济目的 , 或为了开展旅游 , 所谓“文化搭台 , 经济唱戏” , 作些宣扬历史名人的工作 , 柳州的领导显然有更深刻的自觉 , 更高远的目标。

德国接近卢森堡边境有个小城特利尔 , 历史上曾是德意志七大城邦之一的首府 , 如今已经衰落了。这个城市直到今天引为骄傲的有历史上的两个人物 : 一个是天主教圣徒奥古斯汀 , 另一个是马克思。这两个人的思想都不是现在多数当地人所赞同的，但城市里十分完善地保留着他们的遗迹 , 有专门的博物馆 , 当地人以他们为自豪 , 把他们当作重要的文化遗产来尊重。这是重视文化积累的表现 , 是当地政府和民众文化素质的具体表现。

现代一位学术大师钱穆在他的名著《国史大纲》的扉页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 : “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对历史保持温情和尊敬。”表面上看 , 对待历史的态度 ( 具体到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 ) 和现实、和经济建设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 但实际上其间的关联十分紧密、关系是十分巨大的。因为从根本上说 , 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 社会要取得进步 , 人的素质是更深层次的基础。因为人的创造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文化素质。而尊重历史上的文化积累 , 发扬历史上的优良传统 , 正是发展文化 , 提高人的素质的必要前提。

二

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对于现代有什么意义 ? 就柳宗元来说 , 为什么他值得千年之后的现代人纪念和表扬 ? 这需要对于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有个清晰的了解。

按一般的说法 , “文明”和“文化”往往是通用的。但在科学上 ,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按夏鼐的说法 , 文明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 [1] , 而文化与政治、经济等等则是人们在物质和精神领域的创造。

人类在不断进步 , 文明是一种积累 , 这种进步的过程不是抛弃前人的成果“不断革命” , 也不是简单地革故更新、吐故纳新。这就是所谓新中国是从旧中国发展来的 , 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的中国发展来的道理。正是在不断的历史积累中 , 才创造出了今天的新局面。否定积累 , 形成断层 , 社会就会退步 , 就要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而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 不同时代的文化有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高级与低级、高雅与庸俗等等之分。人们都很清楚 , 人类发展到二十世纪 , 已经是文明时代了 , 仍出现了法西斯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文化大革命”的文化。

就是说 , 后起的文化不一定比前代的文化高明。而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 , 正是经济在快速发展 , 科技取得极大的进步 , 但文化建设远远跟不上 , 甚至出现社会道德水准、人的文化素质明显下降的局面。我们弄清楚“文明”与“文化”的区别 , 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目前文化建设的差距 , 意识到不改变这样的趋势 , 文化的问题就会拖整个国家发展的后腿。

另一点是应明确 , 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中确实有对于今天有巨大价值的、甚至是今人不可企及的东西。比如鲁迅说过 , 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 , 有拼命硬干的人 , 有为民请命的人 , 有舍身求法的人 , 他称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这样的人历代都有。他们的人品、道德、文章、才学都是后人的楷模。我们应当纪念他们 , 尊重他们 , 学习他们。柳宗元就正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从这样的意义上看 , 柳州的历史对现在的柳州是最重要的财富 , 是建设新柳州的可贵历史资源。柳宗元曾生活在柳州，这是柳州的幸运 , 是柳州人的骄傲。他的思想、业绩是今天柳州的宝贵遗产，当然 , 也是整个中国的历史遗产。但由于柳宗元曾在柳州做官 , 为建设柳州出过力 , 对于柳州人就更为亲切 , 因而对柳州人也就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三

谈论历史人物柳宗元 , 评价他的贡献 , 不能不谈到古代思想传统。因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成就 , 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他作为历史过程的一个具体环节 , 所作所为实际都是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的事业。所以评价历史人物 , 重要的是看他在历史上继承了什么 , 发展了什么 , 增添了什么。

柳宗元如所有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一样 , 思想境界极其开阔和丰富 , 善于多方面地汲取前人的优秀成果。柳宗元在政治思想上 , 在历史观念上 , 接受的主要是儒家思想。这也是中国古代儒、佛、道三大思想理论体系中的主导思想。儒家思想有其薄弱的、消极的方面。比如大家经常谈论的等级制度、专制思想、奴隶道德 , 还有对于宇宙客观规律认识上的忽略 , 特别是对于自然科学的轻视 , 等等。但是构筑儒家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有两点 , 对于整个人类历史都具有极高价值。一是重视理性 , 可以称之为理性主义 ( “主义”是一个外国词语 , 不可轻用 ); 再一个是重视人和人性 , 可称之为人本主义。这构成了儒家思想理论的两大支柱。有这两大支柱为支撑 , 儒家思想构筑了极具价值的一系列概念、观念、观点、理论 , 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极其积极的作用 , 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柳宗元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中 , 是个重要的、有贡献的人物。他作为一代文化伟人 , 成就是多方面的。如发展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的社会史观 , 等等。其中重要一个方面是他发挥了儒家的人本思想 , 并形成为理论 , 贯彻为政治主张 , 提升为历史观念 , 从而把儒家思想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

在春秋时代的政治家的言论里 , 已经可以清楚看到中国古代的人本观念。如鲁桓公六年 ( 前 712 ) ，楚武王侵随 , 季梁对随侯说 : “夫民 , 神之主也 。 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2] 又鲁庄公三十二年 ( 前 662) ，据传有神降于虢国莘地 , 史嚚说 : “国将兴，听于民 ; 将亡 , 听于神。神 , 聪明正直而壹者也 , 依人而行。虢多凉德 , 其何土之能得 ? ” [3] 就这件事 , 柳宗元在《非国语》里也谈论过 , 他更提出了“力足者取乎人 , 力不足者取乎神 , 所谓足 , 足乎道之谓也” ( 本文所引用柳宗元作品 , 均据通行本《柳河东集》 ( 据世彩堂本 ), 随文括注卷次 ) 的论断。《礼记·表记》纪录传为孔子的话 , 集中说明了殷周之际社会观念风气的变化 : “殷人尊神 , 率民以事神 , 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 , 尊而不亲。其民之敝 , 荡而不静 , 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 , 事鬼敬神而远之 , 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 , 亲而不尊。其民之敝 , 利而巧文而不惭 , 贼而蔽。” ( 《礼记正义》卷五四 ) 这是说，虽然周人继承的是殷人的传统 , 仍然“事鬼敬神”，但已经出现“尊礼尚施”的新观念 , 具体体现人文观念与道德的“礼”和“施”已逐渐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

昭公二十五年 ( 前 517) ，子大叔与赵简子论“礼” , 先是引用子产的话说 : “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 : ‘夫礼 , 天之经也 , 地之义也 , 民之行也。'天地之经 , 而民实则之……”论到“礼之大” , 又说 : “礼 , 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 , 民之所以生也 , 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 , 谓之成人。大 , 不亦宜乎 ! ” [4] 徐复观解释这一变化的意义说 : “周人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 , 来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 ,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正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现 ; 而此种人文精神是以‘敬'为其动力的 , 这便使其成为道德的性格……。于是天命 ( 神意 ) 不再是无条件地支持某一统治集团 , 而是根据人们的行为来作选择。这样一来 , 天命渐渐从它的幽暗神秘的气氛中摆脱出来 , 而成为人们可以了解、把握 , 并作为人类合理行为的最后保障……人们渐渐在历史中取得了某程度的自主的地位。这才真正是中国历史黎明期的开始。” [5] 这样 , 周人开启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和新途径。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发展这一重人生、重伦理、重现世的传统 , 并在理论上加以系统化 , 从而把中国古代传统的人本主义精神发扬到新的高度。道家的庄子学派批评说 : “以天为宗 , 以德为本 , 以道为门 , 兆于变化 , 谓之圣人。以仁为恩 , 以义为理 , 以礼为行 , 以乐为和 , 熏然慈仁 , 谓之君子……配神明 , 醇天地 , 育万物 , 和天下 , 泽及百姓 , 明于本数 , 系于末度 , 六通四辟 , 小大精粗 , 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 , 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 , 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 [6] 这里所谓“以天为宗” , 指的是儒家的天命观 ; 而“以德为本” , 则突出儒家思想以伦理为根本的特征。下面讲到“君子”的仁、义、礼、乐 , 则是“以德为本”的具体实践。“礼”也是孔子一再倡导的。《论语》记载 : “颜渊问仁 , 子曰 :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 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 , 而由人乎哉 !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 : ‘非礼勿视 , 非礼勿听 , 非礼勿言 , 非礼勿动。'颜渊曰 : ‘回虽不敏 , 请事斯语矣。' ”如果说“仁”是内容 , “礼”则是形式 ; “礼”体现为典章制度 , 仪表作风 , 它们是实现“人”的理想的手段。周予同指出 : “周室东迁 , 地上的周天子的地位大大动摇了 , 于是上帝这个影子 , 便不能不随之模糊起来。春秋时代的统治者中间 , 很有些人在思想上要摆脱旧的‘天'的观念的羁绊 , 表现出他们对于旧时的鬼神观念 , 即旧时那种愚民政策的工具的效用 , 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怀疑。孔子的‘不语' , 就体现着这股潮流 , 说明他也基本上不信鬼神……我认为 , 孔子说的‘天' , 同殷周统治者传统所谓的‘天' , 在概念上已经起了变化。孔子实际上把‘天'当作宇宙间一切都在变化的代称。” [7] 儒家把“天”的超越、绝对的权威转化到“仁”和“礼”的人事上来 , 从而把殷商对于“天”的宗教信仰转化为人文精神。胡适评论孔子所创建的儒家的贡献说 : “孔子时代提出一个‘仁'字的思想境界。‘仁者人也' , 这是最妥帖的古训……进一步的说法 , ‘仁'就是要尽人道 , 做到一个理想的人的样子……用那理想境界的人做人生的目标 , 这就是孔子的最博大又最平实的教义……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 , 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 , 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 , ———这是孔子的新儒教。” [8] 胡适主张最初的儒本是亡国的殷的遗民 , 因此有“亡国民族的教士阶层”的说法。对这一论断 , 学术界多有疑问， ① 但他指出儒家“仁以为己任”的基本精神 , 则是捕捉到问题的肯綮所在。朱自清总结殷周以来思想领域的演变说 :

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 , 该是“鬼治主义” , 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 , 君主即教主 , 可以为所欲为 , 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拘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 , 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 , 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 , 因疆域的开拓 , 交通的便利 , 人口的增加 , 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 , 他们的政治学说都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 , 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 ; 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 , 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做“德治主义”。 ( 原注 : 以上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 , 《古史辨》第二册 ) [9]

这种人本主义的传统在思想观念上起着抵制、消解宗教和宗教思想的作用 , 限制了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 , 使得任何宗教在中国都不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占有统治地位 , 任何宗教和宗教信仰都不可能超越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上。另一方面 , 则在政治上、法律上确立了理性和人道的根本原则 , 即使是任何专制政府和帝王 , 也要受这些原则的约束 ; 而整个古代社会的体制、律令等等 , 都要保证这些原则的贯彻执行。这赋予中国古代社会向前发展的持久保证。所谓“民贵君轻” , 所谓“民能载舟 , 亦能覆舟”，所谓“尊王贱霸” , 所谓非弑君而弑独夫 , 等等 , 成为普遍认可的训条。推翻残暴的统治者 , 改朝换代 , 从而也有了依据。柳宗元正是这种有巨大实践意义、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四

下面 , 结合具体作品 , 看看柳宗元对于发展民本思想传统的贡献。

第一 , 他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不是天命 , 也不是圣人 , 而是“生人之意”。这里的“生人”即“生民”、“民众” , 唐代避“民”字讳 , 改为“人”字。古代相信符瑞 , 一些自然界的反常现象代表天意 , 以示灾祥。柳宗元写过一篇《贞符》 , 借评论历代关于“受命之符”的说法 , 提出“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 ( 卷一 ), 意思是说 , 唐王朝得以建立 , 不是依靠天命赐予 , 而决定于民众的意愿即民心所向。这种说法当然有颂扬朝廷的意味 , 但更主要的是对当政者提出警示 , 即民意在决定王朝的兴衰成败。柳宗元另一篇重要文章《封建论》 , 论题是谈论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度孰优孰劣 , 实际是讨论统一和分裂两种制度的优劣 , 但内容远远超出了论题范围 , 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步的历史观和先进的政治思想。这里仅指出其一个方面 , 即文章开头关于人类从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的见解。古代传统上认为这个过程是由“天命”或“圣人”决定的 , 即所谓“古之时人之害多矣 , 有圣人者立 , 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 , 为之师” ( 韩愈《原道》 , 《韩昌黎集》卷一一 ) 。但柳宗元认为决定这个过程的是人为了求生存决定的必然的“势” , 而最后得到天下的 , 是“其德在人者”。具体分析历史演变 , 他说秦王朝以统一六国、一统天下的形式 , 不数载而天下大坏 , “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 , “咎在人怨”。就是说 , 国家机器虽然强大 , 官僚机构运转正常 , 但“人怨于下” , 即使“暴其威刑 , 竭其货贿” , 也无济于事。他更进一步从理论高度指出 , 秦王朝的颠覆是“失在于政 , 不在于制”。他明确分析了“政”与“制”的得失 , 见解极其精辟。他针对唐代的现实状况指出 , “夫天下之道 , 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 , 不肖者居下 , 而后可以理安” , 即政治清明 , 统治者贤明 , 才能够得人心 , 也才能够长治久安。他的《贞符》最后得出结论 :

受命不于天 , 于其人 ; 休符不于祥 , 于其仁。惟人之仁 , 匪祥于天 ; 匪祥于天 , 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 , 未有恃祥而寿者也。

这对于任何时代在上位的人都是极其精辟、透彻的警示之语。

第二 , 他提出为政之道要顺人之欲 , 随人之性。不仅要主观上“利民” , 还要客观上真正做到“利民”。

他有一篇名作《种树郭橐驼传》。这是一篇“寓言之传”。就是说 , 他的主旨不在传述传主的事迹而另有寓意。作品主人公是一位姓郭的驼背种树人 , 他种的树无不“硕茂蚤实以蕃” , 别的人向他学习 , 总达不到他那样的效果 , 人们问他诀窍 , 他回答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 , 只不过是“能顺木之天 , 以致其性焉尔”。再进一步讨论到为官之道 , 他发出一套议论 :

我知种树而已 , 理 , 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 , 若甚怜焉 , 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 : “官命促尔耕 , 勖尔植 , 督尔获 , 蚤缫而绪 , 蚤织而缕 , 字而幼孩 , 遂而鸡豚 ! ”鸣鼓而聚之 , 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 , 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 ? 故病且怠。若是 , 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 卷一七 )

这当然是柳宗元在借郭橐驼的口发议论。他借种树之道来比喻“养生之术”。而且他讲的不是贪官污吏的盘剥贪渎 , 而是讲“能吏”的“勤政爱民”给人的烦扰 , “虽曰爱之 , 其实害之 ; 虽曰忧之 , 其实仇之” , 这就更深刻地触及到专制政治的弊端。他提出的为政要让民众“其天全”、“其性得”的观点在政治思想上是极其深刻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论点。柳宗元是山西人 , 作有一篇《晋问》 , 借与友人吴武陵的对谈 , 讨论晋地的优势。文章采用的是所谓“七”体 , 即全文七个段落 , 逐层深入地阐述自己的主张。先是依次形容晋地山河险固、金铁坚利、名马强壮、巨材可取、河鱼伟观 , 然后指出这些都“不足以利百姓” , 第六项说到盐宝利民 :

吴子曰 : “魏绛之言曰 : 近宝则公室乃贫，岂谓是耶 ? 虽然 , 此可以利民矣 , 而未为民利也。”先生曰 : “愿闻民利。”吴子曰 : “安其常而得所欲 , 服其教而便于已 , 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 , 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德之者 , 不苦兵刑 , 不疾赋力 , 所谓民利 , 民自利者是也。”

这里把“利民”和“民利”区分开来。“利民”是统治者施行的“仁政” ; 而“民利”是“民自利” , 是顺应民众自己的意愿 , 得到真实的利益。接着第七段写到晋文公霸业 , “以民利自固 , 假仁义而用天下” , 吴武陵回答说“近之矣 , 然犹未也” , 引出作者说出“尧之遗风” , 吴武陵离席而立 , 拱手说 :

“美矣善矣 , 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闻也。夫俭则人用足而不淫 ; 让则遵分而进善 , 其道不斗 ; 谋则通于远而周于事 ; 和则仁之质 ; 戒则义之实 ; 恬以愉则安 , 而久于其道也。至乎哉 ! 今主上方致太平 , 动以尧为准 , 先生之言道之奥者。若果有贡于上 , 则吾知其易易焉也！举晋国之风以一诸天下 , 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赐。” ( 卷一五 )

这是对于“民利”的具体说明 , 要求做到“俭”“让”、“谋”、“和”、“戒”、“恬以愉” , 其核心是拱默无为、顺应民意的为政之道 , 这是和“搂他人之利以自固”的“霸业”不同的。这样 , 晋地的财富是不可依恃的 , 以靠强力争霸也是不足取的 , 天下太平的根基在从“利民”达到“民利”。

第二 , 具体讲到为官之道 , 是要体察民间疾苦，官吏是“民之役 , 非以役民”。

他在《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里说 :

吾观古豪贤士 , 能知生人艰饥羸寒 , 蒙难抵暴 , 抑无告 , 以吁而怜者 , 皆饱穷厄 , 恒孤危诒诒忡忡 , 东西南北无所归 , 然后至于此也。 ( 卷二四 )

柳宗元这里是说 , 自古以来真正的豪杰之士 , 都对于民生疾苦有深入的了解 , 而之所以如此 , 是因为他们自己有过艰辛困苦的经历。这里指出的因果关联得自他对于历史的深入体察。

柳宗元早年写过一篇《送宁国范明府诗序》 , 是为送别同僚范传正的兄范传真由京兆武功尉外调宣州宁国县令而作。当时的风气重京官而轻外官 , 由京城外调到南方作县令一般会牢骚满腹的 , 但柳宗元纪录下范传真这样一段话 :

“夫仕之为美 , 利乎人之谓也。与其给于供备 , 孰若安于化导 ? 故求发吾所学者 , 施于物而已矣。夫为吏者 , 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 , 可无报耶 ? 今吾将致其慈爱礼节 , 而去其欺伪凌暴 , 以惠斯人 , 而后有其禄 , 庶可平吾心而不愧于色。苟获是焉足矣。” ( 卷二二 )

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柳宗元的观点 , 纪录这些话更多的是勖励的意思。后来在永州 , 他又写了著名的《送薛存义序》。薛存义代理零陵县令两年 , 调任时柳宗元送行 , 说了这样一番话 :

凡吏于土者 , 若知其职乎 ? 盖民之役 , 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 , 出其十一佣乎吏 , 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 , 天下皆然。岂惟怠之 , 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 , 受其直 , 怠若事 , 又盗若货器 , 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 , 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 ? 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 , 如吾民何 ? 有达于理者 , 得不恐而畏乎 !

这短短的一段话 , 几层意思 , 十分深刻 : 一是地方官吏本应是民众的仆役 , 而不是役使民众的 , 这在专制时代是石破天惊之论 ; 他又说现实的状况是官吏不但在役使民众 , 更强夺民财 ,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一般人的家里 , 对他们早就会加以处罚了 ; 接着作者更进一步问 , 现在那些贪官污吏为什么平安无事、没能罪有应得呢 ? 他自己回答说 , 是二者形势悬殊 , 官吏高高在上 , 民众莫可奈何 ; 而最后作者指出 , 形势虽然如此 , 但道理在那里 , 民众终有不再容忍的一天 , 做官的能不惧怕吗 ? 这样 , 柳宗元不但肯定“官为民吏” , 而且强调民众赏罚、选择管理的权力。他是就薛存义作为官吏的身份发议论 , 没有向上追溯更高层的统治者的情况 , 但依理推寻 , 结论是明显的。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内容丰富 , 不只是以上几个方面。其他如他主张随时制宜 , 变革弊政 ; 刑政唯求其“当” ; 官员要忠于职守 , 既“守道”又“守官” , 等等 , 都是十分精彩又有价值的看法 , 这里不容赘述了。

五

上面说过 , 民族文明是一种积累 , 历史上的精神遗产是今天的财富。

柳宗元距离现在已经千余年了。这千余年 , 特别是近百年来 , 中国已经发生巨大变革。像柳宗元这样的古人的思想 , 今天还有没有意义 ? 为什么还能有意义 ?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里有更深刻的理由 , 就是尽管社会在发展 , 形势在变化 , 但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 , 形成国家体制 , 直到今天，一直在共通的状态下运行。虽然今天社会已经和古代大不相同 , 但国家政府的职能和结构是大体一致的。人的地位的不平等、权力的不平等、权利义务的不平等，仍是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 , 政府管理民众的基本体制没有大的改变。这样 , 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 历代优秀人物所提出的见解、理论 , 他们的品格、道德、文章 , 从而就具有了普遍的价值。

另一方面 , 像柳宗元这样的人 , 是学识渊博、聪颖绝伦的卓越人物。他们的许多认识是具有真理内容的 , 有些是超前的 , 是今人不可替代的。至于人格方面 , 更是无关于时代前后的。古代那些被鲁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的那些优秀人物的品质 , 那些坚持真理、舍生取义、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不畏强暴不贪名利等等行动 , 是中华民族历久不衰的精神遗产 , 永远值得珍视、宣扬、继承和发扬。

正因此 , 柳州市重视柳宗元是有远见的 , 是意义重大的。尊重、宣扬柳宗元 , 同时要更广泛地宣扬、继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应当由纪念、宣扬柳宗元 , 带动起尊重历史文化、发扬中华民族宝贵精神传统的潮流 , 给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宝贵的滋养和资源。这方面的工作日久天长、扎扎实实地做 , 一定会取得成效。

以上是个人的粗浅看法 , 谢谢大家 !

参考文献 :

[1] 夏鼐 . 中国文明的起源 [A]. 考古学论文集 : 下册 [M].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659.

[2] 杨伯峻 . 春秋左传注 [M]. 中华书局 ,1990:111.

[3] 杨伯峻 . 春秋左传注 [M]. 中华书局 ,1990:251 — 253.

[4] 杨伯峻 . 春秋左传注 [M]. 中华书局 ,1990:1457 、 1459.

[5] 徐复观 .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M].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35.

[6] 陈鼓应 . 庄子今注今译 [M]. 中华书局 ,1983:855.

[7] 周予同 . 《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 [A].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802 — 803 。

[8] 胡适 . 说儒 [A]. 胡适精品集 : 第 7 卷 [M].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8:60 — 61.

[9] 朱自清 . 经典常谈 [A].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 : 下册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620.

（原载《柳州师专学报》 2005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