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华 唐伟源

（永州市税务局， 425000 ）

   柳宗元，字子厚（ 773——819 年），河东（今永济县）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改革家。 幼年得益于母亲教导，早慧，十三岁能文，志向宏远。 二十一岁登进士第，三十一岁任监察御史里行。唐朝安史之乱后，由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土地兼并严重，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民不聊生，柳宗元对这种社会现实极为不满。顺宗即位后，王叔文执政，他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积极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 “ 永济革新 ” ，是这一改革运动的中坚人物，积极罢宫市、免进奉、擢用忠良、贬谪赃官。

   由于勇力革除弊政，打击权奸，大大地触犯了宦官和官僚贵族的利益，王叔文执政还不到七个月，就遭到宦官和旧官僚的联合绞杀，改革失败了，柳宗元也被贬为永州司马。

   元和以后，长期的贬谪生活使柳宗元充分地接触到了下层人民，亲身体验到了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在他的脑海中逐渐形成了先进的世界观，并创作出了大量诗歌、寓言、山水游记和传记文学作品，深刻的揭露了当时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

   阅读 柳宗元诗文作品，我们看到： 文化从社会存在发展的意义上说，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数千年历史演进的积淀及其发展轨迹，量化为传统文化，质化为文化传统。而税收是一个多元的历史范畴：税收是国家的职能 , 属于政治范畴 ; 其次 , 税收引导宏观经济方向 , 又与每一项经济行为息息相关 , 制约着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发展 , 因而融入了经济范畴 ; 而税收的历史记载、精神理念、税收思想、典章制度、政策法令、文书表格、行为规范、教育培训、媒体信息、文学艺术的反映，又融入文化范畴。

   一、 主张“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在《送薛存义序》中认为：官吏本来是民众的仆役，而不是去役使民众的，人民不是官吏的奴仆。他指出民众 “ 出其十一 ” 雇佣官吏来为他们办事服务，而有些官吏却不仅 “ 受其直怠其事 ” ，甚至还盗取民众的财富。民众对他们之所以不敢表示不满并罢免处罚，只是地位、权势不一样而已。由于官吏自以为权力和俸禄，来自朝廷和上司，因此只对朝廷和上司负责，一味欺压百姓，搜刮民脂民膏，想法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最高上司就选派他们的亲信担任各级官吏来管辖四方，逐渐演变过度到“ 无限政府”。

   所谓“无限政府”，最明显的一个外在特征是机构膨胀、官员冗多，机构和官员均呈直线上升的趋势，最终成为社会和人民无法摆脱的极为沉重的负担。从古至今，“无限政府”因为机构太大，都无法做到及时、足额地供给各级机构所需要的经费；因为官员实在太多，也无法作到 “ 高薪养廉 ” 。其并发症，就是经费全面短缺，是一种典型的 “ 吃饭财政 ” ，体现出来的财政税收秩序也是紧张和混乱的。各级官僚机构在预算外谋求收入，想方设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违反民意的行为层出不穷。官员们则谋求俸禄之外的收入，索贿受贿、贪污腐败之风屡禁不止。柳宗元在 《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对元饶“不唯充赋税养禄秩足己而已，独以富庶且教为大任”的政理思想予以肯定，赞扬元饶州大不同于当前官员。不局限于完成国家赋税，供给官吏薪俸，满足自己所需，而特别将人民生活富裕，人丁兴旺，大兴教化，作为自己的重大职责，这种政理观，实际上体现了以民为本的理念。

   二、在土地权利上主张实行平均主义。他提出要 实行“均赋” , 适当减轻贫户负担 , 增加富户赋税 , 以利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 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说： “夫弊政之大 , 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苟然 , 则贫者无资以求于吏 , 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 , 富者操其赢以市于吏 , 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 , 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 。 ” 已经认识到当时社会中贫与富的对立，而且试图探求贫富不均的根源。这一方面反映了自 “ 两税法 ” 实行以来只是改变了剥削方式，但并没有解决任何根本性的问题的现状；同时，也强烈反映了他对人民的同情而产生的土地权利的平均主义思想。 这在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王权统治下，能形成如此先进的民主政治思想，是极其难得的。这对当今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反对封建，倡导 “公天下”， 为公平的财政税收观奠定了基础。 古时所说的“封建”是“封诸侯、建藩卫”，若要理解为一种“社会”，“封建”就要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上去理解，其根本就是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

   而柳宗元 在《封建论》中 提出的反封建制的理由是∶ 由世族大夫的“世食禄邑”和由此而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是不依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势”的支配下，就是“圣人”也无力兴废，而完全取决于“生人之意”，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谬说。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可是封建制度却“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在这样的世道下，“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柳宗元质问：“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他坚定地指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种制度导致的悲剧在汉代及以后的朝代中也屡见不鲜，尤其以“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的乱世为甚。以此论之，封建制度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它的不完善和不合理性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悲哀。

   他以历史事实说明了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把社会发展由“家天下”走向“公天下”看作是必然之势， 即要 明确 君王与臣民、治者与民众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孕育了民权思想，从而为公平的财政税收观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反对借税制。 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赋役征收历来有 “ 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 ” 的弊端，在皇权专制制度下，必须确保皇室和封建国家的财政来源。因此并税、除费和简化税则，历来就成为税制改革的一种主体性的思路。唐中期的 “ 两税法 ” 改革是最早的一次 “ 并税式改革 ” 。唐初的税制包括“租庸调”分田租（土地税，征谷）、代役金（免役收庸，征绢）和户调（户税，征麻布）三部分，称 “ 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 ” 。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进行“两税法”改革，将租庸调正税和新出现的地税、户税合并在一起征收，即依据占有土地的数量来征收夏、秋两税，取消了其他杂税。实际上在“两税”中见不到的“租庸调”，一点也不少的都并入“两税”中全部征收了。晚唐藩镇割据，“两税”之外的各种杂税名目繁多，新法得不到真正的实施，造成唐王朝迅速衰落并改朝换代的悲剧。 在这种背景下，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再现了被残酷剥削的下层人物蒋氏的悲惨生活，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借税制改革剥削的残酷。蒋氏祖孙三代甘冒生命危险受毒蛇之害，只因捕蛇可以抵偿租税而不愿改业。它反映了这种 “ 并税式改革 ” 造成 农村一片荒凉和悍吏逼租的狰狞。使我们认识到封建社会制度是罪恶的根源，也充分认识到唐代赋税对下层人民的摧残程度 ! 具有深刻的思想政治意义。使大家认识到促进经济发展如何涵养税源，正确处理好“竭泽而渔”与“放水养渔”的关系，正确实行减免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也说明税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具有内在稳定器的功能。

   五、主张无神论历史观对经济决定税收观的影响。柳宗元在为《天问》而作的《天对》中，认为宇宙最初 “ 惟元气存 ” ，说一切现象都是自然存在， “ 无功无作 ” ， “ 非余之为 ” ，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在《贞符》中断言 “ 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 ” ，不存在 “ 赏功罚祸 ” 的天意存乎其间； “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 在《时令论上》、《断刑论下》、《非国语》、《天爵论》、《天说》等论文中，对于那些以宗教迷信作掩饰的观点和作法，都给予严厉的批判，并把自己无神论历史观作了系统的阐析。 这种 无神论历史观 的战斗性已卓绝于当世 , 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运用人定 历史观 去批判神定 历史观 和 君权神授说 , 这是柳宗元 无神论 思想最显著的贡献。他提出的“天人交相胜”和“数”、“势”的唯物主义命题 , 进一步批判天有意志能干预人事的神秘主义 , 从而使我们能正确 坚持 无神论 , 反对有神论，把想问题、办事情的立足点切实放在中国国情上，要客观地看待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的发展，积极探索经济现象间的内在规律。正确领会 经济决定税收，提高对经济工作的 驾驭能力。

   六、对创新税收文化的伟大贡献。柳宗元创造性地继承前人的成就，大量地创作寓言，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文学作品，运用寓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反映税收文化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他的寓言作品，寓意深刻，形象生动逼真，在我国寓言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税收文化的内容也不断地得到了充实和完善，处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在经济税收中越来越重要，税收信息已逐渐融入税收文化，成为税收文化中最有份量、最有特色的部分。充分掌握各种信息，精细化管理、利用，对于促进税收征管改革和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意义重大。因此，我们应积极探索税收文化理论，借鉴中国古代社会税收文化的历史，并使之成为科学体系。要善于捕捉社会各类信息，分析和预测对税收的影响度，及时反馈到税收决策机构，为科学调整税制改革，正确修改税收计划，组织税收征管提供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