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喜

   在黄庭坚之前的宋代文坛 , 对柳宗元传播接受产生重要影响人物的应该是柳开和苏轼。北宋初年的柳开作为宋代文学的奠基者，第一次大力倡导学习柳宗元，并且把柳、韩同流，对于柳宗元的传播接受有筚路篮缕之功。苏轼把柳宗元与陶渊明相提并论，全面阐述了柳宗元的文学风格 , 推崇接受柳宗元的诗文和人格，迎来了柳宗元传播接受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黄庭坚作为苏轼的弟子和朋友，他深刻领会着苏轼的柳宗元观，自觉接受并传承着柳宗元的诗文和思想。

   “江西诗派”是代表宋代诗歌最大的文学流派，对后世影响深远，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由于他对柳宗元的推崇和接受，启迪着同时代和后来的学习者，巩固了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于柳宗元接受史上的这一接力棒，他担当了承接和传递的作用。

一

   柳开（ 947-1000 ）是宋代的散文大家和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 , 他不满晚唐五代以来纤弱的文风，提倡文学复古 , 儒学复兴，柳宗元和韩愈的散文自小就是他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他说：“知为文之趣，自是属词必法韩柳。”（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七）在少年时代为了表明学习韩愈和柳宗元的志向，就起名为“肩愈”（比肩韩愈之意），字“绍元”（把柳宗元作为自己骄傲的祖先 , 包含着继承祖先事业的意思），他第一次把韩愈和柳宗元相提并论，在提高柳宗元的文学地位方面具有重要的开创之功。在柳开之后 , 穆修（ 979 － 1032 ）继续倡导学习韩柳的古文 , 以刊刻韩柳文集来对抗当时盛行的“西昆体”，并且在刊刻的文集中认为“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 唐柳 先生集后序》）。一般认为这是文学史第一次真正的韩、柳并提，它确立了韩愈和柳宗元在唐代文学中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

   黄庭坚是宋代文学的重要代表 , 在他所推崇的唐代文学作家中 , 应当属于杜甫、韩愈、柳宗元三位，对于杜甫和韩愈在其心目中的的重要地位，我们从他的“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 盖因后人读书少 , 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山谷集，卷十九）的著名论断中可见一斑，在此不再赘述。黄庭坚对于柳宗元在接受史上的重要贡献，首先在于继承了前人柳开关于韩愈、柳宗元相提并论的观点。他在《庚寅乙未犹泊大雷口》中说：“雄文酬江山 , 惜无韩与柳。”（《山谷集》，卷三）显示了韩愈、柳宗元在其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 表达了对他们的无限崇敬和怀念之情。其次，对于柳宗元名列“唐宋八大家”具有开创性的作用。黄庭坚主张“天下之学要之有宗师 , 然后可臻微入妙 , 虽不尽明先王之意 , 惟其有本源……有左氏、庄周、董仲舒、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韩愈、柳宗元及今世欧阳修、曾巩、苏轼、秦观之作，篇籍具在，法度灿然，可讲而学也”（《杨子建通神论序》，《山谷集》卷三）。在所罗列的学习和效仿的古代伟大作家中 , 韩愈、柳宗元赫然位列其中，并且在所列唐代作家中也只有韩愈、柳宗元两位，把柳、韩同流的原因在于“法度灿然 , 可讲而可学”；我们如果仔细研读这句话，还会进一步发现在这群所罗列的作家中，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与宋代的欧阳修、曾巩、苏轼等乃明代茅坤所标榜的“唐宋八大家”中的五位，已经具备了“唐宋八大家”的雏形，但我们必须知道黄庭坚（ 1045-1105 ）与茅坤（ 1512-1601 ）相距近五百年，这充分显示了黄庭坚敏锐的眼光和超人的胆识魄力，为柳宗元在后世的传播接受，奠定了基础，指出了一个方向。

   黄庭坚推崇柳宗元和韩愈，除了巩固和提高他俩的文学地位，还深入比较了他们的文学风格 , 寻找他们的文学渊源，如黄庭坚在比较他俩作品时说：“退之《进学解》拟子云《解嘲》；柳子厚《晋问》拟枚乘《七发》，皆文章之美也。”（《跋韩退之送穷文》，《山谷集》卷十一）黄庭坚的这种考据之法 , 经常有意思的把柳宗元与韩愈放在同样的位置 , 做到言韩愈时有意识地言柳宗元 , 言柳宗元时也言韩愈。在考察两人的诗文时 , ，黄庭坚也发现了柳宗元与韩愈有时存在着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文学风格，他指出：“人间爱憎常自不合，如退之、柳子厚论《鹖冠子》可知也。”（《跋法帖》，《山谷集》卷三十八）柳宗元和韩愈皆读《鹖冠子》，标准不同 , 评价有异。韩愈认为：“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当矣。使其人遇时 , 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余三读其词而悲之”（《读鹖冠子》，《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第 128 － 129 页），对《鹖冠子》持赞许和肯定的态度，柳宗元却认为《鹖冠子》“尽浅鄙言也”，“好事者伪为其书”（《辨鹖冠子》，《古文辞类纂》，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6 年， 150 页）。

二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一个符号，“渊明文名，至宋而极”（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 88 页），柳宗元在宋代崇高的文学地位是伴随着陶渊明的文学地位一起提高的，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的是苏轼。“柳子厚诗与陶渊明同流 , 前乎东坡未有发之者。（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 苏轼深刻阐释了柳宗元诗歌的审美风格，突破时空的限制 , 遥隔数百年把柳宗元与陶渊明艺术特色进行比较，并且把他们相提并论 , 开启了柳宗元传播接受的主流方向 , 成为柳宗元诗的“第一读者”（尚永亮、洪迎华《柳宗元诗歌接受主流及其嬗变－从另一角度看苏轼“第一读者”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5 、 3 ，第 70 页）。黄庭坚作为苏轼的弟子和朋友 , 继承和深化了有关陶、柳同流的观点。首先 , 把陶、柳同流，相提并论。苏轼说：“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 , 常置左右 , 目为二友。”（卷五五《与程全父书十二首》其十一）苏轼把柳宗元和陶渊明看作是可以神交的两位朋友；黄庭坚进一步探讨了柳与陶的艺术渊源 , 把柳诗作为学习的典范 “余友生王复观 , 作诗有古人态度 , 虽气格已超俗 , 但未从容中玉佩之音 , 左准绳、右规矩尔。意者，读书未破万卷：观古人之文章 , 未能尽得其规摹；及所总览笼络，但知玩其山龙 , …故手书柳子厚诗数篇遗之，欲知子厚如此学陶渊明，乃为能近之耳。如白乐天自云效陶渊明数十篇，终不能近也”（《跋柳子厚诗》，《山谷集》卷二十六）柳子厚深窥渊明诗之妙处 , 故学渊明并近渊明 , 白居易、王复观囿于规矩和准绳，虽学渊明而终不能近渊明。其次，黄庭坚继承了苏轼的美学标准 , 探讨了柳诗和陶诗共有的“平淡”的艺术风格。苏轼云：“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足也。所贵乎苦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 , 似淡而实美 , 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又论柳子厚诗》，《五百家註柳先生集 , 附錄卷二》）苏轼的崇尚以“平淡”为美的诗学标准 , 是继承了其师梅尧臣的美学内涵 , 但梅尧臣只是以陶渊明的诗为例来 论述在平淡之中所呈现的诗“味”，还没有把柳宗元与陶渊明合流。苏轼把陶、柳合流，具体论述了他们两者共有的“平淡”美。黄庭坚作为苏轼的弟子，结合了梅尧臣和苏轼的观点，在他们的基础上，把柳、陶同流，以具体的诗歌阐述了两者共有的“平淡”之美。他在《论诗帖》中说：“陶渊明诗长于丘园，信所谓有味其言者。吾尝见梅圣俞诵唐人诗云：‘乳雀青苔井 , 鸡栖白板扉'，圣俞甚爱此句。柳子厚诗云：‘渚泽青泉青'，渊明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此句殆入妙也。”（《山谷集》卷五）。第三、继承了苏轼的著名诗学观点：“诗需要有为而后作，当以古为新，以俗为雅，好奇新乃诗之病。柳子后晚年诗极似渊明，知诗病也。”（《东坡志林》卷九）这句话的重要意义除了把柳宗元与黄庭坚继续相提并论之外，就是著名的“以古为新，以俗为雅”理论，这向来被看作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作诗的法门，黄庭坚曾说 ：“昔得此秘于东坡，今举以相付。”（赵翼《瓯北诗话》）这一理论指引着整个“江西诗派”的创作倾向 , 也奠定在整个宋代文坛的创作基调，人们在反拨六朝以来浮艳文风的时候，便会运用这一理论 , 便会接受这一理论的模范执行者－柳宗元。黄庭坚虽然并没有超过前人的观点，只是兼顾了梅尧臣和苏轼关于柳诗和陶诗的看法，继承了“以俗为雅，以古为新”的诗学理论，但这对于提高柳宗元的文学地位，加深对柳宗元诗歌的艺术研究，起着一个总结前人开启后人的作用。

   综上所述，黄庭坚对柳宗元的散文的接受是继承了宋代初年柳开等人的观点 , 把柳宗元与韩愈同流 , 在此基层上把柳宗元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曾巩等列为学习的典范，具有了“唐宋八大家”的雏形；在诗歌方面，黄庭坚综合了梅尧臣和苏轼的观点，把柳与陶相提并论，指出了他们诗歌共有的平淡之美。由于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文学领袖，把柳宗元推崇到了一个与陶渊明、韩愈等一样所倾心师法的典范的高度，对于同时代和后来的学习者具有指向的作用。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黄庭坚只是继承和深化了前人的观点，他对于柳宗元传播接受的主要贡献在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在对柳宗元诗文的具体接受上 , 对此以后再述。

   作者简介：杨再喜（ 1969- ），湖南科技学院柳宗元研究所成员 , 苏州大学博士生 , 研究方向 : 古代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