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卫平

( 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 湖南永州 425006)

   摘 要： 柳宗元一生的经历起伏跌宕、曲折坎坷，可悲可叹、可歌可泣。他有过成功的辉煌，也有过失败的惨痛；有过得意的欢畅，更有过落魄的悲凄。但他一生中惟有不变的是永远追求理想、绝不轻言放弃的个性。这种变与不变，都源于一点，即愚性。愚性贯穿在他的全部人生之中，体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无论是为政、为官、为人，还是对敌、对友、对己，都愚性十足；作为一个文学家，无论是读书、著书，还是作文、写诗皆愚性当头。他也是一个思想者，总是执著地反思过去、思考未来、探求真理，有点愚不可及。要读懂柳宗元，从解读他的愚性开始，不失为一条途径。

   关键词： 柳宗元；愚性；执著；陆质新学

   柳宗元似乎有一种“愚”的情结，常自言为愚者。从他生活的环境和所写的大量的作品看，都与“愚”字密切相关。柳宗元好言愚，应该在贬谪之后，从他喜爱的永州城西郊外的那一条小溪开始的。那是一条与众不同很有个性的小溪：永州水系大都由南往北，它却由西而东注入潇水；溪面不广，却能“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水量不大，却蜿蜒曲折、奔突“峻急”；无人赏识，却美不胜收。柳宗元依据这些不从俗的自然特质，把它改名为愚溪。从此，柳宗元与愚溪结下了不解之缘，作品中也常有了愚溪这一形象。柳宗元最享有盛名的“永州八记”，居然有“四记”与愚溪有关。在愚溪边他又特意营造八个以“愚”字命名的景点，还郑重其事地作《八愚诗》以纪念。后来，干脆从城内搬迁出来，定居在愚溪边。得愚溪后，柳宗元的“愚性”也有了更多的表现。从以“愚” 命溪到定居愚溪，从“愚”溪到“愚”己，这种喜“愚”情结形成，看来是一种偶然，其实，是柳宗元借此向别人展示个性的最准确的一张名片。“愚”应该是柳宗元对自己一生最精炼的概括，是柳宗元的性格最准确的形容，是他失败与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渗透到骨髓又升华出来的一种人格描述。

一

   柳宗元文中多处出现的“愚”字，从内容来看，大大地超出了字面本身意义的规定，显然不是对智力高低的评判。柳宗元自己在《愚溪诗序》一文中，对“愚”作了很好的注释。他举出了三个貌愚而实智的古人作为陪衬，用意十分明显。愚公之“愚”，并非真愚，管仲以为是政治不明表现出来的一种无奈；宁武子和颜子之“愚”，孔子以为是睿智的巧妙的表现。柳宗元还用孔子“智者乐水”一语，对照自己喜水之情，进一步暗示出其所言之“愚”，并非真愚。那么，“愚”的内涵是什么？从柳宗元的为人处事来看，很容易得出：“愚”字是一种性格的形容，是一种无私、执著、坚定、原则和倔强的个性评定，是对现实缺憾强烈不满的表述。柳宗元的性格确实太刚直了，也太“愚”了。他在给朋友和亲友的书信中，常以“愚”自比，多次说自己不会圆滑，欠缺通融，劝人不要学自己。好友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言其“俊杰廉悍”、“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应该是对其性格作了一个盖棺定论的评价。然而，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因素是复杂的。柳宗元的愚性形成，原因更是多方面的。

   首先，家庭环境和个人遭际的影响。柳宗元出身于世代门阀贵族之家，有浓厚而良好的家庭文化背景，从小养成了鄙视庸俗的习性。愚性的形成是从家族和父亲的影响开始的，父亲对他的正直品格影响特别直接。父亲柳镇就具有一种愚性，当年柳镇的叔祖父就是因刚直不屈而得罪宦官，屈死在公堂之上，还蒙受了继续加罪的不白之冤。年幼的柳镇步行四千里，到京城告御状，终于昭雪冤案，表现出惊人的胆气和毅力。后来为官，官阶虽然不高，最高只做到朝廷殿中侍御史。可其为人正直，疾恶如仇的名气，远远超过了为官的知名度。其美名不但享誉同僚，连皇上都给予了肯定。朝廷在颁发的诏书称赞他父亲“守正为直，嫉恶不惧”。父亲的朋友也是一些是非分明、正直刚毅之人。他常以父亲引以自豪。在柳宗元的人生中，无论为官，还是为人；无论得势，还是遭贬，都明显的带上了父亲的性格烙印。家庭环境的不幸和个人遭遇的磨难，对柳宗元的愚性的形成关系极大。长期的家庭变故与残缺也促成了他的愚性定型，不幸的阴影总是伴随着柳家，似乎有意磨砺他的意志。在他科举仕途得意时，家中的不测接二连三。父亲和两个年轻的姐姐早逝，结婚仅三年的妻子随之而去。贬永州仅数月，连家都还没有安顿好，母亲就逝世于寄居的龙兴寺。后来，女儿和娘病死，家中多次失火，自己多病缠身，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如影相随。再贬柳州后，恶运仍未止步，先是一直伴随他的堂弟柳宗直到柳州后不几天就死去，接着另一位随他到柳州的堂弟柳宗一，在第二年也离开他去了荆州，孤独和思念总是在折磨着他，命运之神总是在捉弄着他。再加上长期被贬身份，所带来的世俗的冷眼热讽、政敌的排斥打击和朋友远离音书不通的孤独，更促使其愚性的形成。从特殊环境中走出的他，不因人生磨难而气馁，不因现实不平而妥协退让，骨子里自然地透出了一种抗争命运的刚强。

   其次，老师、学友和先贤的影响，对他的执着意识和执著性格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柳宗元年轻时，就学于唐代著名的儒学大师陆质的门下。陆质的儒学被世人称之为新学，《新唐书》称其为“异儒”。其所异之处，就异在其“名”虽属于汉代的《春秋》学一派，而其“实”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陆质新学讲究经世致用，把高高在上的《春秋》之学同现实政治紧密地联系一起。提倡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不死守章句，允许有主观评断和微言大义，借儒经之名，行批判之实，非常有利于现实的政治变革。所以王叔文为变法所搜罗的俊才，大都为陆质新学的门生。在王叔文集团的骨干人物中，陆质新学的门人至少有柳宗元、吕温、韩晔、韩泰和凌准五人。陆质新学的理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永贞革新的理论基础。陆质新学炼就他一双分辨是非的锐利眼睛和勇于批判丑恶的刚直性格。先贤的深刻影响不可低估。屈原是柳宗元最崇拜的，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古人之一。他常以屈原自况，明确地打出了学习屈原、效法屈原的旗帜。他遭贬的原因与屈原一样，是因正道直行、倡导变革而遭贬。而且贬往永州的路线，正好途径当年屈原理想破灭后投江自沉的湘水流域。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处境和共同的心境，形成了意识深处的契合，使他本能地将目光投向屈原，并以他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参照。他踏上潇湘大地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凭吊屈原，写了一篇情文并茂的《吊屈原文》，进行了一次穿越千年时空的对话。文中通过高度赞扬了屈原那种“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道以守义”的人品气节，展示了顽强地追求直道的执著精神。文中最后的“既媮风之不可去兮， 怀 先生之可忘”的情志的抒发，表现了自我心性的狷介刚直和对屈原模式的坚定持守。这种精神上的一致性，在《全唐书》的本传中得到了认可。纵观柳宗元的一生，可知他对屈原的学习和效法是自觉的，算得上屈原的真正知音和屈原性格的传承者。他敬佩屈原为追求理想“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对丑恶决不妥协的刚正，理想破灭也不忘“生人之患”的坚定信念。屈原的性格品德、为人处事深刻地影响着他，几乎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和一生立身行事的准则。在《柳河东集》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多少揭示出他的愚性的成因。如在评定古人的哀吊文章里，几乎毫无例外地将视线注视到那些刚直坚贞、壮志难酬、以志节著称、颇有“愚性”的先贤。在《吊乐毅文》中，既肯定了乐毅卓越战功和“专直”的性格，又慨叹“不虑后而为防”的流亡不幸遭际。在《吊苌弘文》中，除充分表彰苌弘“坚刚以为式”的忠勇正直宁死不屈的品德之外，还称赞了比干、伯夷等正直之士的种种“愚性”行为。再者，文化氛围的影响，也有助柳宗元的“愚性”的形成。柳宗元生活在社会混乱而有识之士猛醒的时代，安史之乱带来的社会之痛，激起了大批敢作敢为的有志之士改革的决心。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政治革新、古文革新和诗歌革新相继出现，给沉寂的中唐带来了勃勃生机。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之一的柳宗元，所倡导的文学主张，正是关注现实、文以明道、不平则鸣，要求参与者为布道而付出，以文彰明人生理想。这些举措也多少有一些“愚性”的色彩。

二

   柳宗元的愚性在三个方面有非常突出的表现：政治理想的追求、人生价值的确立和哲学思想的见解。

   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柳宗元，其愚性，首先表现在理想的设计和追求上。一是设计理想过于崇高和超前。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时局发生逆转，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国运难以挽回地将走向衰落，盛唐气象早已成了过眼烟云般的美好回忆。年轻时的柳宗元和他的同道志向高远，一心要行“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期待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再创盛唐辉煌，何其难也。他勇敢地向中唐两个最大痼疾——藩镇和宦官发起挑战，这是一场力量悬殊、没有悬念的较量。可以说，柳宗元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环境下追求着一个过于美好的理想。也许理想过于崇高，失败成为了必然。二是在为理想而奋斗时，表现出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由于柳宗元设计的理想蓝图过于超前，大大地增加了实现的难度。但他仍坚持理想，不改初衷，始终保持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式的执着，真正实现了“许国不复为身谋”的许诺。即使失败了，也不轻言放弃。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 周 君巢书》）。虽然有不少的论者对柳宗元写了许多求荐书信颇有非议，但这恰好说明了他对理想追求的坚定和执着，是常人所认为的“愚”。在为官之道上，透出的也是愚性。他提出了官为民役、而“非以役民而已也”的主张，要求封建官吏做老百姓的公仆，而不去做欺压和剥削人民的老爷。这是一个理想化色彩非常浓的为官理念，被前人称为“空谷足音”的见解，在今天也是一个要求不低的为官标准，能身体力行的寥寥无几，超前性显而易见。他仍然坚持去做，可见愚性十足。在柳州为官四年，是他对自己的为官之道进行一次次实践的四年，也是无怨无悔地尽一个仆役职责的四年。当时的柳宗元，家中不幸接踵而至，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表现出超人的坚韧的意志和抗打击的能力，调整好心态，从失意、委屈、伤痛和悲哀的阴影中走出来，为偏远贫穷落后的柳州百姓尽职尽责。他的清正廉洁，可谓惊天泣神。据说死时的棺材都是朋友所送，成为了难得的造福一方的好官员，直至今天，还为柳州人民所称道。柳宗元能在艰难环境中不放弃理想，历史证明了他的愚性是正确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作为文学家的柳宗元，其愚性主要表现在对人生价值评价和追求上。古代文人实现人生价值主要有三个标准和三种选择：首先立德，其次立功，然后立言。变革的失败，人生的陡转，他一下子从权力中心跌落到人生谷底，成为了一个类似囚徒的贬官。随之而来的罪名横飞、恶语纷纷，更惨的是朝廷颁布的柳宗元等八人不得量移的一纸诏书，无疑等于宣判他的政治死刑。立德、立功已与柳宗元完全无缘了，剩下的只有“立言”一种选择。屈原的泽畔苦吟、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无疑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尽管他过去根本没去想到做文人，尽管选择为文著书立说实属无奈，这也成了他延伸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在这种角色的迅速转换中，表现出来的仍是愚性。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表露了对新的人生目标的期待。信中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永州十年，凭着自己的“愚性”，终于成就了不朽之盛事。他的诗歌既融各家之长，又能风格独特。在中唐诗坛上独具一帜，“绝妙古今”；柳子散文更是体裁多样、情感真切，规范中富有创意，形象里饱含哲理，终成八大家之一，称雄于唐宋文坛，为万世之楷模。以文学上的成功，弥补了政治理想的失落，在创作中显现出生命的价值，实为“愚性”之功。另外，从柳宗元创作出来的一系列文学形象中，也可以文证人，表现出明显的愚性色彩。在传记文中，他塑造刻画了许多有愚性的人物。如《段太尉逸事状》中段秀实，所体现的是一身正气、大义凛然、不畏权贵、为民请命的高贵品质；在游记文中，昂首特立，“不与培塿为类”的西山，深深地熔铸上了自己的愚性；在诗歌作品里，《行路难其一》中的夸父，为实现理想抱负，越北海，跨昆仑，赶超星辰，最后为追求而献身；《笼鹰词》中渴望展翅蓝天的笼鹰和《放鹧鸪词》中死不屈服的鹧鸪，身上都具有一种历尽磨难仍不言败的执著；《咏荆轲》中荆轲勇敢、刚毅和愚狂的性格，还有《江雪》中那不畏严寒、独钓寒江的渔翁，《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独立不移的柑橘等等形象，透出的无一不是作者不屈的愚性。

   永州十年，柳宗元不但文学上硕果累累，在文学史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而且，在思想史也成就巨大，完成一次由有理想到有思想的飞跃，成为了一个执著“愚性”的思想者。十年的赋闲，十年的孤独，使他有了坐下来冷静地总结、反思和梳理自己思想的时间。他以犀利的眼睛、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在混沌模糊的思想领域里，寻找和追求真理之光。他对许多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一是对统治者千百年来深信不疑的天命论给予了彻底否定。在远离文化和科研中心的南蛮之地，与刘禹锡展开了一场具有超前意义的哲学论争。中心论题就是以大量的论据和严密的逻辑，证明统治者的命根子——天命论的荒谬可笑。围绕这一中心，柳子写了大量哲学论文，既有洋洋洒洒的巨著《非国语》，又有笔锋犀利逻辑严密的《贞符》、《时令论》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荒谬的天命论，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地清算。一千年以后，毛泽东主席评价他的哲学思想时说：柳宗元的“胆子很大”。二是升华了儒学的仁爱思想。“仁爱”作为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被许多人不断地无限拔高，实际上存有很大的局限。历代统治者常常只说不做，或说多做少，只是以此作为欺蒙民众、自我标榜、自我炫耀的旗帜，作用十分有限。柳宗元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吏为民役”的观点，使仁爱变得具体可行，突破了原有的局限性。可谓振聋发聩。三是勇敢地提出“援佛入儒”之说，拓宽了儒学的内涵。正当众人为儒、佛的对立矛盾争论不休大动干戈之际，他却独具慧眼地发现并肯定了二者间的相融性和互补性。如对佛学的积善与儒学的仁爱的相通性的认识，表现出超人的见解和勇气。在一系列问题的思索中，又让我们看到了他在思想领域里，在探索真理时，表现出来的不从俗不妥协的愚性。

三

   柳宗元的人生历程，也是他的愚性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他的愚性，不但关涉着他个人一生的荣辱得失和沉浮变迁，也给中国的政治史、文学史和思想史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添上了浓墨重彩的几笔。同时，还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借鉴、思考和启迪。

   柳子的愚性，表现在他人生的各个层面。因为在政治上的执著，才使中国的历史上，在由盛而衰的转折时刻，有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永贞变革的悲壮失败，有了一次中国文人的强烈的忧患意识集中表现。在文学史上，因为他的人生价值追求上的愚性，在唐诗极度辉煌之后逐步走上衰落之际，他用具有独创意义的寓言小品、山水游记，风格独特的诗歌和以小人物为主的人物传记，营造出中唐文学的繁荣景象，特别是使贬谪文学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地位。在思想史上，还是他凭借愚性，在高深和神秘的哲学世界里，解开了一个个的世纪难题，使自己成为一个永远让人激动兴奋和说不完道不尽的孤独和大胆的思想者。还是用他的愚性，把我们民族仁爱的道德和“利安元元”的理念，演绎得那样的具体、生动、持久。

   柳宗元的“愚性”，与其说是柳宗元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一种是坚持正义、明辨是非和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一种追求美好理想和人生价值的执著精神，一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固守的精神和文化的家园，一种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研究柳子的愚性，可以使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崇高、伟大和具体。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柳宗元和他的“愚性”虽早已成为过去。但蕴涵其中的精神仍启迪着今天，昭示着未来，而且越来越让人感到生活中需要这种“愚性”。

   “愚性”也是国家和民族必不可少的性格。在世界一体化的格局中，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谁胜谁负，有无愚性成了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因为愚性可以改变逆境，创造未来，生长希望。中华民族今天和未来的宏伟事业的完成，需要柳子式的“愚性”；我们每个人的今天和未来理想的实现，同样需要这种愚性。其实，柳子愚性早已沉淀为民族文化的基因，同我们的湖湘文化、永州文化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了。认识柳子的愚性，持守柳子的愚性，发扬柳子的愚性，应该是我们今天研究柳宗元的意义之一吧！

   参考文献：

   [1] 翟满桂 . 一代宗师柳宗元 [M] 长沙：岳麓书社， 2002.

   [2] 杜方智 . 柳宗元在永州 [C]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3] 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 柳宗元资料汇编 [Z]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64

   [4] 胡可先 . 中唐政治与文学 [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0.

   作者简介：夏卫平，男，湖南科技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柳宗元和湖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