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丑。

   我们柳州这一块颇多争议的剑铭碑，我原来也持否定态度，直认为不足谈。主要从文理词意来看，说它“不通”：龙城柳，神所守。当然是指柳树了，但这株柳纵然有神公保护，也只是繁茂高大，怎么又会“多事”去驱鬼、福民、制丑啊，那还要神公何用？人们不祈求于城隍土地，却巴望于一蔸树，要它发挥植物以外的诸多功能，岂不滑稽。这必是本地烂秀才所为，当然寄托了他和众百姓的良好愿望。

   这铭文不算难懂：四民，士农工商也；丑，指恶物，妖魔鬼怪之类；九，数之极也，说包括各种各样凶恶之辈。

   这些话若由柳宗元凭空写来，当然不成道理，古文大家绝不会搞这种不哝不囔的东西。

   但使我想到柳宗元种柳的故事。他有《种柳戏题》诗：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我们可以想到柳宗元莅任之后，知道绿化环境的重要，于是栽竹、植柑，这些工程都是很大的。他看到柳江边很适合种柳树，便又大干起来，并不是因为自已姓柳才会这样作啊。我们可推想这次植柳的规模：它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柳江边将是一片绿色世界，遐尔闻名，成了人们游憩的好地方。柳宗元心想这是自己对柳州人民的最大贡献了，仅仅凭这点他自比于古代大贤召公。诗经《甘棠》篇说召公巡行南国，治政劝农，止舍于甘棠之下。民思其德，故爱其树。所谓召公之棠，勿翦勿伐也，这甘棠后来也因此称作“思人树”。柳宗元虽然谦虚地说：“惭无惠化传”，可还是体会到他当时下笔时喜悦的心情。我们推想如果只是种一两株树的话，用不着如此郑重地以诗纪之。从诗尾联看出，他对种柳之重视远在栽竹植柑之上。

   古人做了一件大事往往要立碑立碣纪之，记得在愚溪他就有“草圣数行留断壁”、造柳州东亭也“作石于中室，书以告后之人”。

   所以在这大片柳树种下之后，刺史于其旁立一碑碣，与民同歌，是很正常的事。

   柳宗元不愧是大诗人大文学家，从这柳树大骋才思，他说：我们柳州的柳树不是一般的呢，它有神灵守护，因此它也有了道行。你看它张张叶子，就象匕首（不有一种俠客用的柳叶刀吗，虽小巧然而锋利无比。）拔出来可以驱赶凶神恶煞；这片柳林，还会改变我们柳州的自然环境，全体民众，包括士农工商都得到它的福荫；它为我们造就一座平和宁静的州城，什么邪恶的东西都不敢来！

   这乃是柳宗元的“种柳歌”，又庄严又诙谐，立石在这柳林下便觉再适合不过！（谁叫你搬到别处去唸？）

   这“种柳歌”韩愈想也见过的，不然不会启发罗池庙碑文中一些“愿侯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的神话了，这已有不少先生提过。

  我们不知道以柳州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柳宗元之后这片柳林能保持多久？但由于柳宗元的文章道德加其业绩地位，这块碑被本地人宝爱并且神化了。以致有人拿作它用，如避邪、镇宅、石敢当之类。千百年来，绝不会有人随意丢弃或恶意破坏！这有的又为人说过，不赘。

  再说这块立在江边柳林的石碑，因为文字不多，一目了然。文与景合，不必另安题目，但被人挪个地方味道就不同了，几与“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差不多，看了使人失笑。于是后人便加镌“龙城石刻”四字，表明是柳宗元亲自在龙城刻的。如果我们说是柳宗元安的题目，那是唐突大儒了。

  石刻后有跋语：天启三年（1623）龚重得此于柳公井中。这井是否就叫柳公井且不管它，但得知此碑为柳州人爱惜，动乱年头，把它藏在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然而年久失传，不掏井还不发现呢。无独有偶，宋末郑所南将其著书封以铁函置寺井中，叫作《铁函心史》，直到明朝崇祯年间才被发现。

  这碑上的字句就是人们多年寻找,而不敢相认的柳宗元真迹！

  我们来看这块碑：运笔熟练，秀劲有骨。过去文人天天用毛笔，字写得好并不奇怪。而且文章书法的好丑，不能用秤称，也不能用尺量。说好说坏，并无唯一标准。章士钊先生说它“殊庸俗不见笔意”那是心中早想当然耳，既无佐证，一语便欲决断此碑命运，实难令人信服。

  从石碑上看，如：“鬼”、“九”、两个“元”字，左撇都略带勾，而“石”字则无，另外“刻”字太撩草，与整体风格不协，也看出龙城石刻这“题目”是另个人写的，跋语之字就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