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商贸

第一节　发展概况

先秦至今，永州商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先秦时期，设施境内的商业以自由商业为主。自秦至清，历代封建王朝无一不以“崇本抑末”为基本国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主宰和制约着境内的商业经济。到了近代，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仍未打破。新中国诞生后，境内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经历过不少折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无商不富终于成为全民共识。

一、古代商业

永州商业诞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起初只限于部落之间物物交换。到了商代，开始使用货贝。战国时期，开始用铜币取代货贝易物。由于永州一带所处的地理位置，当时已经成为楚国南境与百越交往的重要商业门户。

秦代，永州境内的交通条件大为改善。灵渠和五岭峤道的开凿，使永州一带成为北联中原，南通岭南的交通要冲，经商条件大为改观。但是，由于秦皇朝“重本轻末”，原来楚国所推行的重商政策未能继续执行，从而使便利的交通未能促进永州商业的发展。

两汉时期，汉王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境内农业和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商业也随之发展进来。从道县杨家乡出土的西汉银饼看，永州一带至少在汉代已经用银币进行商品交换。原零陵县境内一次出土“五铢”钱50余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汉代永州一带的商业活动已具较大规模。

三国至隋，永州一带屡遭战祸，经济长期处于萧条，商业也处于停滞状态。当时外销的大宗商品主要有大米、锡、杉木舟等。

唐宋时期，永州是湖南境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商业也有较大发展。零陵、冷水滩、祁阳、道县、东安、江华等地所产的葛布、细麻布、丝绸、草席、笔、箫、笛、覃、琴、等手工业产品行销全国各地。其中永州的细葛、江华的白苧、道州的细苧，均列为贡品。商业店铺增多，堆垛场即储运业开始兴起。

元初，永州惨遭两次战祸，商业元气大伤。元代中期，永州先后发生8次大的灾荒，民不聊生。朝廷滥发纸币，官府压榨有增无减，几乎所有工匠都被充为工奴，致使手工业纷纷倒闭，商业停滞，市场萎缩。特别是元末，“元宝钞”贬值，物价飞涨，永、道二州商人处境十分艰难。

明代，永州经济有所恢复，商业也有所发展。明初，朝廷为安定封建秩序，禁止奴婢，解放工奴。境内各县城关开始出现一批由师傅、帮工、学徒及家庭成员组成的手工业作坊，生产木器、棉布、麻布及丝织品，集市交易比较活跃。明中期，永州府有80多处集市，广泛交换粮食、药材、畜禽等初级农产品和麻布、丝绸、陶瓷等比较精细的日用手工业制品。零陵、祁阳等县生产的线綄、刻丝被列为贡品。府、县城商贾云集，营业兴旺，资本主义萌芽依稀可见。明后期，朝廷推行“一条鞭”法，赋、税、役合征，基本上货币化，所有鱼猎品和手工业制品都得折银纳课，加上永州境内的南渭王、永明王和祁阳王及其子孙，养尊处优，穷奢极欲，鱼肉乡里，使永州商业经济备受摧残。市场萎缩，由明中期的80处降至40处。

二、近代商业

清代至民国，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封建社会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转变。在这一重大转折时期，永州经济也经历一个大转折，近代商业随之兴起。

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王朝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商埠，浙、粤、桂和省内邻境商人来永州者日增。当地商人就近贸易较过去活跃。道州的绵纸，宁远的油纸扇，零陵的粗纸，东安的竹簟、丝绢、粗墨，江华的纹花布、八宝被，冷水滩的小布等，为境内有代表性的传统商品，畅销省内外。同期，府县城关和主要集镇开始出现牙行。。祁阳有牙行30个，为永州之冠；东安有36个，居第二。境内市场也增至62个。商业运输以水路为主，湘江流经的东安、零陵、祁阳和潇水中游的道州等州县城关，成为境内主要商品集散中心。咸丰五年（1855）四月，湖南巡抚骆秉章仿效清王朝副使雷以诚的筹饷办法，在全省各地征收商品过境税，“值百抽一谓之厘金”（按月征于坐商，设卡征于行贾），给境内商品流通造成极大危害。同期，清王朝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经费，铸“大钱”，发“官票”、“宝钞”，境内通货膨胀，不少店铺歇业。

同治九年（1870）前后，受太平天国重商政策和外资渗透的影响与刺激，境内城镇官办、民营的客栈、小吃店增多，农村专业性、节日性市场，包括集圩、庙会大批出现。宁远天堂的牛圩成为广西和湖南24县的耕牛集散地。江永松柏一带的鸟会，东安石期市、大庙口一带的春社，零陵普得桥一带的“二八”庙会，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季节性市场。定期圩也有所发展，祁阳有17个圩场，为永州之首。文明、归阳、白水、观音滩是祁阳也是永州的重要商业圩场。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组织——商会应运而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永州成为湖南最先成立商会组织的九大商埠之一。宣统元年（1909）二月至五月，零陵、新田、道县、祁阳、蓝山等商务分会成立。至此，永州境内商业体系雏形基本形成。

民国，永州境内由于军阀混战，物价较常年上涨2～3倍。1912年，永州官府滥发票券，滥征厘金纸捐，勒令商会承担军队供给，商人苦不堪言。在此期间，日、美、英、德在永州设立商业机构，推销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煤油、染料、卷烟等洋货。仅美孚、德士古、亚西亚三洋行在永州设立的商业代理机构，每年推销煤油总值50万银元。意、英烟草公司湖南分公司的卷烟，垄断永州市场30余年。民国21年（1933），经纪业在永州境内兴起。民国23年，永州境内有经纪业329家，其中祁阳167家，居永州之冠。其他经纪业较多的有：零陵58家，东安36家，道县25家。其经营的货物分棉、粮、茶、竹、木、果等植物，猪、牛、羊、鸡、鱼等动物，煤、铁、石灰等矿物，土布、纸张、烟丝、夏布、纱布等工艺品和杂货四大类。境内市镇增至106个，商店8152个。道县成为全省仅次于长沙的棉纱集散中心，年销量5316.5件。民国25年，永州各地先后成立同业公会，其中较大的同业公会有114个，有商会19个，商业网点500多个，为抗日战争之前的商业鼎盛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永州商业从急剧繁荣到急剧衰落。抗战初期，沦陷区部分工商企业、机关、学校迁来永州，境内一时人口骤增，从商者也急剧增长，达到8.11万人，为1931年的4.2倍；市场发展到204个，比1931年翻了一番。抗战中期，买办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境内成立复兴商业公司湖南分处冷水滩登记站，推行战时经济政策，同本地商会及同业公会一道协助政府评定物价，对猪鬃、茶叶、矿产、桐油实行统购统销，对盐、糖、烟、火柴等实行专卖，毫无顾忌地从事搜刮物资、囤积居奇活动致使不少商人破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运中断，出口商品受挫，大量农副土特产品滞销，价格低廉。同时出口货随之大减，日用工业品颜料、洋纱奇缺，土纺织随之复活，境内土布生产和销售出现空前的盛况。其中祁阳特别突出，尤以文明铺为最盛。民国31年，文明铺生产土棉布130万匹。民国32年，境内各县城屡遭敌机轰炸，各县商业中心转向农村集镇，而整个永州的商业中心为祁阳所取代。

民国33年，日军犯境，永州沦陷达一年之久。外来的和本地的资本家纷纷远走高飞，小商小贩失业，居民逃离城镇，三分之一以上商店停业。整个永州的商业中心从祁阳转到道县。农村生产停滞，市场自行关闭。据民国35年12月统计，永州（包括蓝山）仅民营商业就损失4279亿元。

民国34年8月，永州全境光复。湘桂铁路修复，冷水滩成为永州物资集散中心，道江镇的商业枢纽作用减弱。商业活动逐步恢复。民国35年，境内商业网点恢复到255个，将近光复前的一半。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国民党为搜刮财物，滥发金元券、银元券，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大批商店倒闭或歇业。

三、当代商业

1949年10月，永州解放。境内商业逐步得到恢复。1949年11月，永州专区国营贸易公司成立。1950年，专区贸易公司与工商科合并，建立百货、粮食、盐业、土产、木材等五个专业贸易公司和零陵县贸易公司。接着组织城市代销店，开辟圩镇市场。到1951年，国营商业网点发展到77个，从业人员1222人。1952年，境内县城商品销售总值1298万元，其中国营商业852万元，占65.56%，国营商业在境内的领导地位基本确立。

“一五”时期，开展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对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对生猪实行派养派购，对猪肉、煤油、茶叶、煤、盐、酒、烟等行业实行全行业改造，将主要批发商、零售商和棉布、屠宰等行业，纳入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5年，境内县城国营商业网点发展到91个、2107人。专区百货、花纱布、专卖、盐、土产、食品、油脂、畜产等8大公司系统，经营品种达4000多个，主宰了县城市场。供销合作商业，通过1953年的商品分工，1954年的城乡分工，1955年的商品分工与地区分工相结合，成为农村商业市场的主体。到1956年，境内共对6501户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国营商业为主体、供销合作商业为助手、农村集市贸易为补充的社会统一市场形成。1957年，商品购进总值5900万元，销售7800万元，为1952年的6倍。

大跃进时期，各县贯彻国务院《关于改革商业体制的规定》，将城市商业与农村供销合作社合并到一起。在农村实行“两放三包一统”，将农村贸易机构人员、资产、资金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1959年，境内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小商贩，98%的人员过渡到国营商店和供销合作社，市场也从1957年的211个下降到176个。1961年，境内商业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此后，贯彻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商业体制，在县城增设信托公司，在集镇恢复合作商店（小组），在区、社、大队分别建立联社办事处、供销合作社、分社、购销点，并开放和恢复农村集市贸易，使商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62年5月，境内圩镇恢复到200个，商业机构由1959年的128年增至1192个。

1962年年底，零陵专区恢复。专区的商业职能科室和各直属公司也相继建立。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中，各县城一些久负盛名的商店招牌被当作“四旧”废除，换成“人民”、“工农”、“东风”之类的政治性名称。高级烟、酒、化妆品、金银首饰、工艺品和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富禄寿、花好月圆、龙凤龟麟、长命百岁等图案、名称、商标、造型和命名的商品，均被列为有问题商品，连高跟鞋、舞袜、西服、朴克牌等也视为“封、资、修”货色，列入停售范围。有经营特色、方式多样的服务，被视为没有阶级观点。潜心钻研业务、努力提高技术的人，被斥为走“白专道路”。“青、黄、蓝”三色成为“无产阶级的本色”。整个商业系统被要求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把商店三尺柜台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前哨阵地”，把营业员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员”。1969年，对商业实行“工管”和“贫管”。全区108个农村商业核算单位，都建立了“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委员会”。农村供销社转为全民所有制，部分农贸市场被强行关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境内商业系统贯彻改革开放方针，对商业流通体制、商品购销政策、企业经营机制进行调整和改革。到1979年，恢复和发展了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1983年，借鉴农村改革经验，推行商业经营责任制。1985年，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推行经理负责制，完善企业内部责任制，进一步改革分配制度。1988年，在商业销售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物价指数也大幅度上升。当年两次发生抢购风，其中以4月份由肥皂、洗衣粉引起的抢购风为最盛。9月以后，贯彻中共中央“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城乡市场趋向平稳。

1992年，永州商业系统由点到面，推行工资、价格、经营、用工“四放开”，增销钢材、水泥、玻璃、建材、粮油、石油、液化气、烟花爆竹等10多类，数千种商品，新增公司（门店）73个，柜台312个，组建专店41个，开放区外窗口25个。企业普遍推行全员合同制和“三岗”升降循环制。组建了“万利食品工业集团公司”、“地区五交化联购分销集团”、“地区食糖联购集团”。地区商业局和东安、永州、双牌、道县商业局成立边贸公司，在越南河内、西贡、鸿基、海防、芒街等地建立销售窗口，并在中越边境的广西东兴、凭祥、宁明设立联系点。一些县商业企业也在广州、深圳、珠海、湛江、惠州等10多个城市建立购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