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现代经济概述

一、晚清时期

1840年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种大背景下，永州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特别是鸦片的输入，给中国人民，也给永州人民带来了严重祸害。尽管广大人民强烈反对和要求禁止贩卖与吸食鸦片，但黑市贩烟活动十分猖獗。在一些买办资本和封建官僚的庇护下，出售鸦片之店有恃无恐，妓院、黑店也多半设烟榻招徕生意。不少人因此倾家荡产，一些中小地主也由此破落。随着殖民经济的延伸，永州逐步成为外国列强倾销洋货和掠夺原料的市场。在外国列强大肆侵略中国的情况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却加紧镇压农民起义和大肆搜刮银两。咸丰三年（1853），朝廷开始征收商品过境税，“值百抽一，谓之厘金”。各地官吏纷纷效法，巧立名目，大肆搜刮，中饱私囊。咸丰五年，湖南巡府骆秉章“减浮折、核中饱”，“厘金所得，为数甚巨”，至咸丰七年总计拨过“藩库军需局湘平银一百零七万九千八百八十九两，足典钱一百四十七万一千零二十五串”（《清史稿》）。这不仅加重了永州人民的负担，而且严重地窒息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清末，不少城镇出现近代民族资本家举办的实业，而永州始终未能出现近代民族工商业，与全国经济发展的差距日益扩大。

二、民国经济概况

民国时期，永州经济始终处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之中。民国初，由于永州所处的军事位置十分重要，大小军阀在这里进行的拉锯式的战争不下几十次，致使经济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二三十年代，永州出现了近代民族工商业。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外地工厂迁至祁阳、零陵等县，使永州一度出现短暂的虚假繁荣。日寇沦陷期间到解放前夕，永州农业萧条，民族资本纷纷破产，货物匮乏，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农业方面，永州在民国时期较清代有较大发展。农业耕作制度有所变化。祁阳下马渡一带开始种植晚稻，开永州插双季稻之先河。农作物栽培方法和技术有所提高。如宁远农民种红薯，已经开始采取温床育苗的先进技术。商品生产性质的农事活动范围有所扩大。甘蔗、花生、向日葵、豆类、芝麻、柑橘、茶叶、油桐、油茶、棕榈、厚朴等经济作物和果木药材，种植面积日益扩大。猪、牛、鱼、鸡、鸭、鹅等养殖数量和农产品加工数量也日趋增多。但是，从总体情况看，当时的永州农业生产始终没有突破自给自足的藩篱，农民一直处于兵患、灾荒、瘟疫的威胁和残酷的封建剥削与压迫之下。特别是日寇沦陷期间，日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致使永州经济满目疮痍。1945年永州大旱，次年饥荒、瘟疫流行，成千上万的饥民觅食野草树皮，甚至充食观音土，情景十分悲惨。据当时报载，零陵县从2月到4月，死于饥饿和瘟疫者逾万人，祁阳饿死3140人，东安饿死1548人。实际上的情况，要比这些记载更悲惨。

工业方面，永州的手工业和采矿业的生产规模，较之清代有了扩大，并逐步形成了纺织、造纸、服装、首饰、陶瓷、砖瓦、泥木、民船、采矿、竹木铁器及粮油加工等行业。据有关资料记载，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永州各县先后出现过贫民工厂、工矿公司，有的县还出现了纺织厂、煤矿、电灯公司、制革厂等等。如1912年，湖南省矿务总局在江华上五堡设分局，雇用工人采炼锡矿。到1934年，其资产达到12.37万元。1936年，产锡106.3吨、钨5吨。1915年，新田道塘锑矿第一次开采，开办了12个公司，每天上山采矿的工人达500人以上。至1917年，共采炼出纯锑3000吨。1923年，有6万元资本的民营有耀电灯公司在永州创办，安装蒸气直流发电机组135千瓦由发电机直接配电供应照明，成为永州最早的发电厂。1923年，“新祁阳第一机织凉席厂”在祁阳创办。该厂有工人百余人，首次使用机械编织凉席，改变了旧的手工操作方法，使祁阳草席质量进一步提高，行销省内和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同一时期出现的近代私营工矿企业，还有岳道制革厂、观音滩煤矿、易家桥煤矿、东安锑矿、永明锡矿、零陵织布厂等。这一批工矿企业的出现，标志着永州近代工业的产生。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长沙等地一批大中型企业迁至祁阳县和零陵县，使永州近代工业规模迅速扩大，也可以说永州的近代工业得到了畸形发展。在外地迁来的这些工业企业中，既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其中官办的有国民党军政部第三被服厂，职工达6000人；湖南省建设厅水泥厂；湖南省湘江电厂祁阳分厂等。民营企业有新民机械厂、阜华机械厂、新中工程公司、一中铁厂、中国窰业公司等等。这批企业的迁来，不仅使祁阳、零陵成为战时湖南省机械、冶金、电力、煤炭、纺织、水泥、耐火材料等工业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而且一度刺激了本地工业的发展。1937年底，祁阳观音滩煤矿收归官办，先后建成6对矿井，并置蒸汽发电机组发电，用于抽水、通风、提升和照明。职工最多时达3000人，年产煤10余万吨。1939年，零陵祯丽染织厂在织布厂和几家手工织布作坊的基础上创办起来。1941年，零陵新新面粉厂建成。1942年，祁阳民生炼铁厂建成，资本达355万元；永明纺织厂建成，资本达594万元。但是到了1944年，永州沦陷，官办企业和外地民营企业纷纷逃迁搬走，本地工矿企业大多相继歇业。此后，永州仅剩下几家小厂和手工作坊。到1949年，永州工业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换算为1267万元，仅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4.11%。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锡锭120吨，耐火材料200吨，发电2万千瓦时，棉布56万米，日用瓷器14万件。

交通邮电方面，永州近代交通邮电业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零陵县设立电报局。1934年，为了军事需要，国民党政府在蔡家铺筹建军用机场。1935年8月21日，湘桂公路全线通车，在永州设有祁阳、零陵车场。同年底，零陵、道县、祁阳3县设立电报支局，东安、宁远、永明、江华4县设立报话营业处。1938年9月27日，湘桂铁路正式通车，在永州境内设有黎家坪、大村甸、黄阳司、冷水滩、东安等站。抗日战争时期，一批工厂迁至祁阳，一些抗日团体和慈善机构迁至零陵，国民党省政府部分厅局迁往宁远，省府也一度逃迁蓝山。这些因素的刺激，客观上加快了永州交通邮电业的扩展。但是，当永州被日寇占领后，本地交通邮电业遭到破坏，从此一蹶不振。1949年，永州除过境的湘桂铁路外，仅有三条简易公路，通车里程195公里，仅有货车6辆，载重21吨；客车1辆，座位30个。邮电局所107处，信箱、筒10个，邮路长2485公里。

商业方面，民国时期，永州境内的商道和集镇发生过历史性的改变。大体上可以湘桂公路、湘桂铁路的建成通车日期为线，在此之前，旧驿道为南北往来通道，行旅商贾，络绎不绝，集市圩场比较兴隆。在此之后，集市交易中心向公路、铁路沿线转移，黎家坪、冷水滩、白牙市、紫溪等成为新兴集镇，商旅云集，市肆林立。特别是上海、武汉失守后，工厂内迁，难民麇集，祁阳、零陵城镇因而人口激增，出现过畸形繁荣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永州民国时期的商业、金融、物价状况极度混乱破败，典型表现了外国垄断资本的经济侵略和官僚资本的残酷剥削。日、美、英、德等国垄断资本，通过在永州设立商业机构、寻找代理商、推销洋货等方式，摧残民族工商业。特别是资本的残酷剥削，进一步破坏了经济秩序，加重了百姓的负担。1912年后，永州各属官僚机构自行滥发票券，各钱庄、钱店也趁机滥发市票，严重破坏了商品流通和金融市场，形成一种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1918年6月，湖南银行在永州设立，“是年冬，发行永州银行票币共为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三百六十一元”。1936～1942年，湖南省银行发行纸币累计达1亿2千万元。由于滥发纸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1947年比1937年，平均物价指数上涨了“三千四百九十二倍”。特别是1948年8月后，国民党政府滥发了数百亿形同废纸的金元券、银元券，物价飞涨如同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到1949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物价上涨了2900多倍。此时，永州已是百业萧条，破烂不堪，广大人民生活的困苦悲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