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作民喋血昆仑关

郑作民（1902－1940），乳名文贝，又名治新、振华，新田县高山乡人，国民党中将副军长、抗日英雄。

初露锋芒

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二十八日，郑作民出生在新田县高山乡高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文贝。其父郑显松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民，靠抬轿子、挑煤炭、打短工支撑家庭，送子读书。文贝在兄弟六人中排行第四。三位兄长均未上过学堂，在家务农。他在十岁时送入私塾读书，因勤奋好学，深得先生厚爱。1918年，考入县立高小读书。1922年春，以优异成绩转入新田县甲种师范学习，且于此时改名郑治新。

在师范学习期间，郑治新开始接受新思想，并敢于反对不合理的事情。就在他进入师范不久，新田县士绅蒋宪、郭基、蒋先觉等人竞选举省议员，派师范学生到各选区监票。参加监票的学生，因对其中一些候选人的作弊行为不满，发生了抗议事件。当时，郑作民在下漕洞选区监票，发现蒋宪、郭基有涂票行为，当场将票箱砸烂，并将蒋宪、郭基的选票全部撕毁。郑汉新的这一惊人举动，立即令他名扬全县。但是，他也因此得罪了县里的士绅。1923年春，也就是他进入师范学习的第二年，他遭到当时东华镇镇长的报复。因不满新田社会的黑暗，他决定到长沙投奔已当上省议员的蒋先觉先生，另谋出路。

投笔从戎

郑治新到长沙后，一时没有找到工作。于是，他找到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新田老乡蒋先云。经几天促膝谈心，郑作民加深了对时局的认识，决定投笔从戎。1924年春，湘军宿将程潜在广州创办的湘军讲武学堂到长沙招生，郑治新改名郑振华考入湘军讲武学堂。到广州以后不久，郑振华即同陈明仁、李默庵、刘戡等人一道，编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第六中队学习。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他与同乡同学蒋先云契好，积极参加蒋先云等共产党人发起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

1925年春，郑振华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立即编入学生军，参加广东革命政府组织的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同年6月，他随东征军从东江撤回广州，参加平定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的叛乱。同年10月，郑振华参加第二次东征。1926年春，郑振华调任教导师五十九团八连连长。

1926年7月，郑振华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副营长的身份参加北伐战争，开赴江西战场。同年9月中下旬，他率第一营夜袭牛行以少胜多，立下战功，被提升为营长。1927年1月，郑振华所部移师浙江，先后参加了龙游、洋埠、游埠、兰溪、严州、桐庐、新登、杭州等地的战斗。稍后，郑振华又参加了上海北站的攻坚战。他率部猛攻北站，歼敌数千人，缴获大量军械物资。此后，随即转战皖、苏、鲁等省，参加了消灭山东军阀张宗昌的战役。

南征北战

北伐战争胜利后，郑振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郑作民，以示自己要做一个一片丹心为国民的民族之子的志向。1927年7月，郑作民升任总司令部补充十一团团长。不久，该团被撤销，他调任第二军一师三团团副。翌年，任代理团长、团长。

1930年，郑作民参加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军阀混战，即“中原大战”。这年冬天，他率部开往洛阳西工营房整训，他亲临校场教练。国民政府参谋部参谋总长朱培德到部队检查时，当面赞扬郑作民“言传身教”。1931年10月，郑作民升任九师二十六旅旅长。当时，蒋介石正在发动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战。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发动第二次围剿。同年十一月，蒋介石命郑作民参加这次围剿之战。

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武装侵犯上海。郑作民奉命率旅增援十九路军抗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部队奉命由沪杭铁路乘火车转津浦路到南京整训。日本侵略者出动部队，不准列车通过上海北站，强迫部队下车步行。经过多次交涉，几乎发生武装冲突。蒋介石急电郑作民要为国“忍让”，令部队下车，步行通过北站，再乘列车到南京。这一事件，对郑作民刺激很大。他极为忿懑地说：“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不能自由行动，真是岂有此理！不把侵略者赶出国土，死不甘心。”此后，郑作民所属第九师进行整编，接着奉命移驻徐州。

1934年2－10月，郑作民所在第九师两次奉命参加对工农红军的第四、第五次围剿。此后，厌倦了内战的郑作民，借口充实军事理论，进入南京陆军大学深造。学习期间，郑作民看到日军侵华野心越来越大，毅然放弃学业，主要向蒋介石请缨回师，走上抗日战场。蒋介石很快答应了他的要求，并委任他为第二军第九师代理师长。

矢志抗日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爆发。同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郑作民率师从泉州开赴上海。参战前，郑作民要求全师各级主官，必须指定依次代理其职务的1－2人，并当众宣布；各自写好遗嘱装入上衣口袋内，表示誓死抗敌的决心。在全师官佐会议上，郑作民宣读他分呈国民政府、蒋介石、黄埔同学会、总司令蒋鼎文的决心书，同时宣读给母亲的遗书：“男现率师重上战场，抱定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誓与敌寇战斗到底，把敌人赶出去……。”在上海，郑作民率师守卫广福镇到大仓一线阵地，参加对日战争数月，狠狠打击日寇。由于战功卓著，他被正式擢为第九师师长。

1938年，他又率部参加徐州会战。此前，李宗仁、白崇禧指挥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但是，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并没有改变徐州会战中的被动局面。日军在台儿庄受到局部重创后，卷土重来，徐州会战很快以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告终。当时，郑作民所部在鲁南地区作战。在徐州会战失败后，郑作民奉命率部担任后卫阻击，掩护大部队突围。郑作民出色地完成了后卫阻击任务，使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得以顺利突围。

1938年冬，郑作民奉命开赴湖北，参加武汉保卫战。他率部苦战田家镇要塞，鏖战47天，痛歼日军矶谷师团精锐部队。

喋血昆仑

1939年11月15日，日军约4万余人，在100架飞机、50余艘战舰掩护下，从广西钦州登陆，进攻桂南，企图打击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心脏地带──川滇。不久，南宁失守。12月4日，日军攻占昆仑关。昆仑关是贵州、广西两省的重要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守军浴血奋战，收复南宁，接着强攻昆仑关之敌。为加强作战力量，调九师前往增援。郑作民率部由四川酉阳经贵州都匀，奔走昆仑关。出发前夕，郑作民他在给家中的遗书中写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寇不赶出中国，中国就将沦亡。我身为中华男儿，尽忠不能尽孝。吾即战死沙场，也决不失半寸国土，誓与阵地共存亡。”郑作民率九师日夜兼程，于1940年1月初到达昆仑关附近，配合杜聿明指挥的第五军，向日军发起攻击。在强大攻势下，日军溃败，昆仑关得以收复。此后，九师奉命守卫昆仑关，阻止日军北犯。

1940年2月22日，日军凭借空中优势，攻占宾阳。然后集结重兵包围昆仑关。这时，友邻部队已奉命撤退，郑作民也接到了撤退命令。但是，郑作民认为，如果昆仑关失守，将严重危及黔桂两省，危及抗战的大后方。所以，他多次用电话电报向蒋介石陈述，力主死守昆仑关。然而，蒋介石又来急电：“该师自选捷径，立即撤至上林地区待命，违则军法从事。”在这种情况下，不撤是抗命；白天脱敌，乃兵家大忌。而日军最怕夜袭。于是，他决定黄昏前佯作全线出击，集中火力，迷惑敌人。与此同时，他从容布置3条撤退路线，以大中村为会合点，连夜向上林地区转移。在转移到大中村以后，日军加强了对大中村的轰炸，地面部队迅速将这一带包围。日军以师指挥机关为主要目标，不住地狂轰滥炸。郑作民不顾下属及警卫人员的多次劝阻，亦不加以隐蔽，怒火般地要与敌人拼命。但是，由于士兵伤亡越来越大，再坚持下去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后决定，亲自带领炮兵营、警卫营，钳制敌人主力，掩护全线撤退。然而，由于敌机轮番轰炸、扫射，整整一天，师指挥所无法转移。1940年3月3日黄昏，郑作民不幸中弹牺牲，所部将士亦大多以身殉国。郑作民壮烈牺牲后的第二天，第九师副师长带领30名敢死队员，乘夜摸入敌占区，抢回郑作民遗体，并将其运至广西柳州柳侯公园。装殓后，由师参谋长扶灵柩送回新田县。

名垂千古

1940年3月中旬，郑作民灵柩到达新田县。县长李光泽带领县政府及各机关单位暨各界人士，以及在城学校师生，集队出北门2华里，在大道两旁肃立、默哀、静候。灵堂设在北正街武庙，挂满了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及各界知名人士的挽联和悼词。其中有谢厚藩教授亲笔书写的长联：

二十年前是小小学生，二十年后为赫赫名将。突破徐州围，苦战田家镇，嗣后调经衡阳、耒阳，转向沅陵，久别相逢未极衷。行矣！毋怀乡里，毋怀故旧；

五六月前方匆匆训练，五六月后竟烈烈猛攻。来自酉阳县，奔走昆仑关，旋即扼守九塘、八塘，保障迁江，全师几尽无稍退。壮哉！可惊天地，可泣鬼神。

这幅对联，是郑作民一生戎马倥偬，转战中原，挥戈西南，为抗日救国而英勇捐躯的真实写照。

郑作民将军抗日殉国的消息传至延安，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祠堂召开有党、政、军、民参加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其题挽“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并电唁其家属。

郑作民牺牲后，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中将副军长。郑作民的遗体，葬于他的故乡新田县高山乡高山村。为追念他的功绩，又派专人到新田县高山村，将郑作民将军遗体另行装殓，迁至南岳衡山忠烈祠，树碑立传于忠烈祠右旁山上。国民党中央题词为：

马革裹尸还万里；虎贲忠烈壮千秋。

1942年12月，国民政府指令，将全国49名抗日殉难将领按名书立牌位，分别恭送入祀首都和各省忠烈祠。198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郑作民为革命烈士，由国家民政部发给烈士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