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

李达（1890－1966），号鹤鸣，曾用名立达、江春、李特、胡火等。零陵县蔡家埠(今永州市冷水滩区岚角山镇)人。李达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中国产党创始人之一，中途脱党，后来又重新入党。他脱党期间，却又倾注全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现代教育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达考入永州蘋洲中学。宣统元年（1909），考入京师优质师范。在赴京途中，他目睹汉口、上海、天津等地，到处都是外国的兵舰、商船、租界、军警、教学，悲愤满腔，立场要学好科学知识，复兴祖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李达一度感到兴奋。但不久，由于北洋军阀取代清廷的统治，他又极为失望，决心走“产业救国”的道中，发奋攻读自然科学。1913年，他考上留日公费生，到东京第一高等师范学习理科。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留学生奋起斗争遭到失败。李达痛感“实业救国”的幻梦破灭，但却找不到出路。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他在极端苦闷中看到光明，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中。于是，他毅然放弃理科学习，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

1920年夏，李达怀着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宏愿回国。到达上海后，他与陈独秀交换意见，决定组建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李达主编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号召“举行社会革命，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 ”。为办好这个刊物，他曾一个人担负写稿、撰稿直至审稿、校对、发行的全部工作。他还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1921年2月，他代理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积极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李达出席中共“一大”。当大会会场受到法国巡捕房的搜查时，他与夫人设法在嘉兴南湖租了一条画舫，把代表们移到画舫，在那里扮作游客继续开会，直到大会胜利闭幕。在“一大”会上，李达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

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社由李达主持。他亲自担任撰稿、译稿、组稿、校对和发行工作。10月，党为培养妇女，创办上海平民女校，李达兼任校长，并亲自为学员讲授马列主义理论。他还指导《妇女声》刊物的工作。

1922年7月，李达出席中共“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党面临的任务就是实现党的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实现这个最低纲领，党内开始酝酿国共代表作。他在《新时代》刊物上陆续发表《何谓帝国主义》、《为收回旅大敬告国人》、《马克思演说与中国》、《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旧中国不死，大盗不止》等论文，阐明党的“二大”精神。

1923年夏，李达由湖南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谈国共合作问题。李达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反对以整个团体加入国民党。为此，他与陈独秀发生激烈争执。他未能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以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回到长沙后，愤而中断同陈独秀主持的中央工作的联系，随即离开党的组织。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李达离开共产党组织后，仍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宣传，坚持为党工作，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李达由长沙赴武汉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和代理政治总教官，并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务工作与招生工作，与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分工讲授革命理论。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委托李达去做过唐生智的工作。随后，李达回到长沙，与谢觉哉、郭亮筹办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省党校，李达任教育长。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之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李达接到党组织通知，转移到家乡零陵，遭到湖南反动当局的通缉。李达在家乡无处藏身，于是转移到武汉，险遭桂系军阀杀害。1927年冬，李达潜往上海。李达到上海后，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继续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1928年，他与邓初民等创办昆仑书店，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并亲自翻译和撰写了许多理论著作。1929年，他连续发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认识》、《民族问题》三本专著，明确地回答中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

1932年，李达在北平大学商学院任教，兼任经济系主任。在险恶的环境中，他无所畏惧，勤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撰写《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两本专著。1935年，北平法商学院出版了这两本书，受到毛泽东的赞誉并向延安理论界推荐。特别是李达写的《社会学大纲》于1937年首次出版后，立即将此书寄请毛泽东指正。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读了10遍，作了详细眉批，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课书。毛泽东还写信给李达，热情地称赞他是“真正的人”。

李达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学大纲》之中。这本书，是他在多年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写成的。在这本书中，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理论要点：一是最明确地使用了“实践”的概念。李达说：“中华民族论的哲学，于思维中求真理的规律。反之，辩证的唯物论，则坚持实践。”“实践”的观点就是创造的观点，斗争的观点。这是有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哲学的观点。二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首先，他从人类认识史的角度，综合考察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容，认为这是人类认识的全部历史成果。其次，他从哲学科学的高度考察了唯物辩证法，较准确地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一般牲、对象的基本规律。三是对认识论的贡献。李达反复论述了人的认识路线，只能从物质到感觉再到思维的过程，从而划清了与唯心论的界线。四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李达详尽地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生产力是内容，生产关系是形式，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他还指出了革命的根据，在于经济基础的变化。他断言：“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乃是发生于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李达的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达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从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二是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向人民群众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李达这一“目的论”，与一切无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观念是如合符契的。三是最早阐述了《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为什么要写《经济学大纲》？就是为了要用中国人民自己的语言阐释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向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内涵。他的这本著作，就是严谨地遵循《资本论》的原理而阐发的。四是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基本问题：一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经济的共同点和差别；一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李达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是产品经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不但不会取消，而且要继续发展”。这一论点是很有见地的。当然他没有忽略计划经济，即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国家计划的领导下，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实行必要的交换。”李达这些在80年前的经济思想，就是在当前社会主义高地经济条件下，仍然有某种借鉴意义。这种借鉴意义在于，必须提倡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不能盲目和失控，必须在国家计划下实行宏观调控。

李达在法学思想方面也有突出成就。他不仅是我国早期少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他的法学著作《法理学大纲》，就是这一领域的显著成果。从这本书看，李达的法学思想大致有如下特点：一是大胆地富有新意地阐述了“法学的起点不是思想或意志，而是经济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法治思想，即法的关键点在于经济关系，而不是人和人的意志。二是坚持从对以往各派法理学的批判、评价入手，划清马克思主义法学同以往各派法学理论的界限，并吸收各派的精华，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打下基石。三是阐述了法学的起源、本质和作用，论述了法与国家、法与道德的关系。

参与湖南和平解放

1941年7月，国民党教育部电令解聘李达中山大学教授一职。在这种情况下，李达不得已困居家乡，继续从事著述。1944年10月1日，零陵沦陷。为免遭日军搜捕，他逃往阳明山避难，遇土匪抢劫。他在这几年中辛勤写作的手稿，连同珍藏多年的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全部被抢走。这无论对于他本人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直到日本投降后，他才回到家乡。1946年春，他在家乡创办辅仁小学，自任校长，学生实行免费入学。

1948年11月到1949年4月期间，李达冒着极大的危险，接受党的委托，说服程潜走和平起义道路，并先后两次密赴香港，与驻港的中共代表商谈湖南和平解放事宜。1949年5月14日，他受毛泽东的邀请到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任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他几十年来的表现，由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张庆孚等作他的历史证明人，由刘少奇作他的介绍人，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不要候补期。

著名的现代教育家

李达的一生，大多数时间在从事教育。从创办平民女学到主持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政，先后在教育战线度过了40个春秋。正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他的教育理念。李达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教育事业的改造与发展，立足于培养人才，重视提高教育质量，实行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科学知识三位一体的学习。其次是注重科学研究，提倡百家争鸣。还要依靠教师，实行民主办学。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继续从事理论工作和高等教育工作，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被推行为中国科学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他不顾年老多病，竭尽全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表大量文章、专著。他的著作，受到海内外广大群众的重视和毛泽东的好评。他在教育战线上，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教育路线，重视人才，尊重知识分子，关心群众，同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受到广大师生员工的爱戴。他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决不随波逐流。当林彪鼓吹“顶峰”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以高度的原则性，公开反对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为此，他受到林彪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含冤去世，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