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稀驻守深平城

利稀（前？－前168），西汉长沙国大将，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子。

秦朝末年，南海尉赵佗兼并桂林（今广西南部，郡治在今广西桂平西南）、南海（今广东，治所在今广州）、象郡（今广西中西部及越南北部，治所在今广西崇左），建立起南越国。汉高祖十一年（前196），赵佗受封为南越王。吕后当政时，关闭边界，切断南越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于是，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打与之相邻的长沙国的南部边境地区，即今之永州、郴州、桂林南部。西汉王朝命利稀为大将，击退了南越军队的进攻。此后，为了加强南部边境地区的防务，长沙国在以深水流域（今潇水流域，永州南部）为中心的边境地区，专门设立了一个军事防区，并部署了九支军队。这个军事防区的大本营叫“深平城”，位于今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一带。驻守这个军事防区的将领，就是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子利稀。公元前168年，在一次同南越军队的作战中，利稀不幸阵亡。利稀死后，葬于长沙马王堆，即后来所称的马王堆三号汉墓。利稀指挥作战所用的驻军图和地形图，也作为随葬品埋入墓中。

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考古发掘中，作为利稀随葬品的两幅地图一同出土。复原后的地形图，即汉代通常所谓的舆地图，上面画有山、水、村庄、道路等；驻军图，专家认为很可能就是《汉书·江都易王传》中所提到过的“军陈图”，上面除了画有山、水、村庄、道路外，还画有九支军队的驻所。由于驻军图中的大本营叫“深平城”，也有的将驻军图称为《长沙国深平防区图》。

这两幅地图的主区域为深水流域，即现在的潇水流域，包括营浦县（今道县）、舂陵县南部（今宁远北部）、炩道县中西部（今宁远县中南部）、龁道县西部（今蓝山县西部）。主区域画得非常准确。图中已经有了统一图例，县治用方框表示，乡、里用圆框表示，细而径直的线表示道路，粗细不等而有弯曲的线表示水道。山脉一般勾勒出逶迤弯曲的两麓，中间加画横细线；遇大山则按山体勾出其盘亘范围，中间细线画成层层重叠状。居民点和水道都有注记，居民点的注记在方框或圆框内，水道的注记都在下游将近与其他河流汇合处。地图的邻近区域为舂陵县北部（今宁远、新田、祁阳、双牌交界处）、炩道县东部（今宁远东部及新田一带）、龁道县东部（今蓝山中部）、南平县（今蓝山东部、嘉禾一带）、桃阳县（今广西全州）、观阳县（今广西灌阳）、桂阳县（今广西连州）。这些地方虽然仍在长沙国的范围之内，但可能已经不是利稀的驻防范围，所以中画出县治和一些道路，不画乡、里。远邻区已经不是长沙国的范围之内，属于南越王赵佗管辖的范围，因而画得非常简略，海岸线不画曲线而只画了一个半月形，水道全无记载，山脉道路完全不画。

这两幅地图的出土，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一，这两幅地图的出土，是中国乃至世界地图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它不仅为先秦古籍关于地图的记载提供了实物支持，而且把中国现存古地图的时间提前了1300多年，使中国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地图的国家。在此之前，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古代地图，凡北宋以前的已经全部失传；古时保存下来的古代地图，最早的只有西安碑林中的两幅石刻地图，距今只有800多年。

其二，这两幅地图的出土，对研究永州及其周边地区秦汉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地图上的内容既准确又详细，包括县治和乡、里所在地，河流水系的走向，山脉的分布，军队的驻地等等，都有明确的标记。这样，我们就能够得以窥见西汉初年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概貌，从而解决其历史地理上的问题。

其三，这两幅地图的出土，为舜帝葬于九疑山提供了考古学上的支持。舜帝是否南巡，是否崩葬于九疑山，中国古代典籍均持肯定意见。特别是西汉史圣司马迁在《史记·一旁本纪》中写下千古定论：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但是，历史上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出于打造地方文化品牌的需要，不顾史实，企图全面否定舜葬九疑的千古定论。甚至有人说舜葬九疑是司马迁编出来的，九疑山舜帝陵庙是宁远人在司马迁之后建起来的。这两幅地图的出土，彻底粉碎了否定舜葬九疑的观点。这是因为，在出土的地形图中，有一处九根柱子的标记，旁注“帝舜”二字。这清楚地表明，这里就是舜帝陵庙。按此地图标绘的位置，就在九疑山的玉琯岩一带。由于这两幅地图的主绘区是利稀的驻防范围，是利稀在实地勘测的基础上绘制的，上面所标绘的地名都是利稀到过的地方。他将舜帝陵庙用最显眼的方式标记在地图上，说明他是到过舜帝陵庙的。近年在玉琯岩的考古挖掘中，已经发现了秦汉至宋元时期的舜帝陵庙遗址，从而证实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地图标记的舜帝陵庙位置是准确的。仅就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好好感谢这位西汉早期长沙国的将军――利稀。是利稀帮助我们进一步证实，舜葬九疑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