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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明代永州社会经济的萧条 《永州史话》 加入时间：2012/7/5 17:24:00 admin 点击：3168 |
第八章明代永州社会经济的萧条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明王朝，进而统一了全国。朱明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些恢复、发展经济的措施，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宋元以来航海业的迅速发展，全国经济发展重心由内地向沿海转移，加上明初对永州一带农民的大迁徙，使永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在整个朱明王朝逐步落后于全国发展水平。 第一节 明代永州社会的变迁 永州行政区划的变更 明王朝建立后，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太祖废除了行中书省机构，在各省设立三司：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掌管民政、财政；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掌管刑狱；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掌军政。三司都直属中央。布政司下设府。原永州路改称永州府，道州路改称道州府。洪武九年（1376），将道州府降为州级，并将营道县并入，辖宁远、永明、江华3县，隶属永州府。这时，永、道二州在唐代分设以来，经过755年后，终于又合为一体。至此，永州府辖1州6县，即道州、零陵、祁阳、东安、宁远、永明、江华。崇祯十二年（1639），割宁远县的新田堡（军屯），置新田县，县名沿用至今。永州府的辖地也增为1州7县。明代的蓝山县则属于衡阳府的桂阳州。 “扯江西填湖南” 在元末起义军中，徐寿辉领导的义军是势力比较大的一支。后来，部将陈友谅杀害徐寿辉，在江州（今江西九江）称帝，国号汉。此后，他多次与朱元璋作战，屡战屡败。至正二十三年（1363），陈友谅在鄱阳湖九江口中箭而死。其子陈理继位，次年向朱元璋投降。相传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了防止原陈友谅统治的湖北、湖南、江西一带的老百姓起来反对他，就采取了一项大移民的措施，把湖南人赶进四川，把江西人迁徙湖南。这就是至今还在老百姓中流传的“扯湖南填四川，扯江西填湖南”。因此，原来居住在永州一带的百姓，大部被迫迁往四川一带，造成明初永州一带人口大幅度减少。后来虽然从江西迁徙一部分到永州一带，但是人口仍然远远少于唐宋时期。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永州府的人口为25006户，113590人，仅为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206853人的54．9％，为宋崇宁元年（1102）329875人的34．4％。到明万历六年（1578），永州府仍然只有23881户、141633人，人口只比明初增加28043人，增长24．7％，仍然没有恢复到宋、元时期的水平。 永州姓氏的变化 明代以前，永州境内的姓氏，大部分是秦汉以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从中原一带移民而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到永州一带为官而定居的。如宁远的部分刘姓，为西汉舂陵侯刘买的后裔。道县蒋居乡一带的蒋姓，系东汉桓帝时平都侯蒋嵩因镇抚南邦过营浦（今道县），落籍道州而繁衍起来的。宁远李姓，则分别于南齐永元二年（500）、后唐时期由陇西（今甘肃临洮）到南方为官而定居宁远的。通过明初的大移民，永州北部地区的百姓基本上迁徙四川，留下的姓氏很少，大部分是从江西洪都（今南昌），庐陵泰和县一带迁徙而来的。如祁阳、宁远唐姓，东安、蓝山、宁远的陈姓，祁阳的李姓，零陵、东安、宁远的张姓等人口比较多的姓氏，都是明洪武年间从江西迁来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扯江西填湖南”的说法。从明代以后直到民国，永州境内的姓氏基本稳定，变化不大。 第二节 永州经济的恢复与相对萧条 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元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告诫各地官吏：“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采取措施发展农业生产。他下令承认农民已经开垦的荒地归农民所有，免除3年的徭役和赋税。同时，派人到各州县丈量田亩，清查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要他们按田亩纳税，从而减轻了农民负担。永州、道州一带元末战争激烈，加上明初移民，到处田园荒芜。由于朱元璋采取奖励垦荒、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减轻赋税等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并将永、道两路建置合为永州府，使永州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洪武年间，重新修治灵渠，许多荒地得到垦辟，自耕农数量不断增多。宁远县境西北部有军队屯田，形成“新田营”，并逐渐开拓发展，成为后来的新田县（明崇祯十二年置）。农作物收成不断增加，鸡、鸭、猪、鱼等养殖业也发展较快。“洪武、永乐、洪熙、宣德之际，百姓充实，府库衍溢”，呈现兴旺气象。 明初，朝廷为了安定封建秩序，还采取了禁止奴婢及一切人身买卖，实行户匠制等措施，不仅使过去被元朝廷和贵族占有的大批婢妾、驱丁和工奴得到解放，而且也促使手工业在宋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具备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些经济特征。永州府及府辖县所在地，除官营手工业由匠户承担外，还出现一批由师傅、帮工、学徒及家庭成员组成的手工业作坊，生产竹木器、麻布、棉布及丝织品等。砖瓦窑业和建筑业也发达起来，当时的城墙、祠堂、庙宇、宝塔等建筑均用青石砖砌筑，房屋多系青砖墙体，青瓦屋面。尤其是明万历甲申年（1584）在永州府北门外建起的回龙塔，挺拔凝重，结构奇巧，在建筑史上具有独特的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特点。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使自给自足经济开始分解，集市交易日趋活跃。明朝鼎盛时，永州府范围内有80多处集市，大约“每隔二三十里”便有一处，不仅交换粮食、蔬菜、水果、禽畜、鱼、药材等初级农副产品，而且交换棉麻布、丝绸、染料、草席、陶瓷、器皿等比较精细的日用手工业制品。县城与集镇商贾云集，营业兴旺。崇祯十年（1637），明代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旅游了祁阳、零陵、道州、宁远、永明、江华、蓝山、东安等地，先后共一个半月，不仅寻觅游览了这里的名胜古迹，考察了这里的地貌、河流、岩溶，而且翔实、准确地记录了这里的交通、物产和商品交换。例如，他在《楚游日记》中写道：“余自潇入，又十里为永之西门浮桥”，“过媳妇娘塘（在祁阳县境内），江北岸有石娉婷立岩端，矫首作西望状。其下有鱼曰竹鱼，小而甚肥，八九月重一二斤，他处所无也”。祁阳“县东临江之市颇盛，南北连峙，而西向入城尚一里”。上述生动记述，为研究明代零陵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自明朝制定盐法后，官府“置局设官，允许商人贩卖，二十取一，用资军饷”，湖广总督吴桂芳奏请改食粤盐，得诏允许，永州百姓再度食用粤盐。 明中后期，永州农村两极分化加快，农民的赋税负担日益沉重。神宗万历九年（1581）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后，赋、税、役合征，基本上货币化了。地方官吏乘机滥征私派，巧取豪夺。永州百姓除负担朝廷赋税外，还要额外负担“湖广杂课”，所有渔猎品及手工业制品都得折银纳课。道光《永州府志》编者在抄录明《赋役全书·工商起运》湖广杂课征收条款之后，又加按语云：“麂皮、活鹿以外，又有生铜、熟铁、黄麻、鱼课等项，统谓之‘湖广杂课’，明时设有税课局征收，不在丁田之内。”明成化十五年（1479），岷王次子音被封为南渭王，分居永州，建府第于太平门内；明崇祯元年（1628），桂端王嫡四子由榔被封为永明王；明崇祯十一年（1638），岷王支子湮泞被封为祁阳王，居祁阳县。这些王子王孙养尊处优，鱼肉乡里，欺压百姓。“天启、崇祯间续增岷藩宗禄，又有南渭王宗室禄米，共为银三千六百余两，祁阳几及二千，东安、新田千有余两，宁远两千有余，道州、永明各数百两”（道光《永州府志·食货》）。每年永州百姓仅供岷藩宗禄米就折银近万两。明末朝廷对民力的过度摧残，不仅阻碍了永州封建经济的发展，而且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迫使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永州一带成为明末农民义军的活动场所。 第三节永州人民的反抗斗争 明中叶以后，政治日趋腐败，地主阶级对土地的攫夺恶性膨胀，“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明史》）。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不断加深，终于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明王朝被推翻。 在明王朝统治下的永州，由于全国经济发展重心向沿海转移，本地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加上统治者残酷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所受的灾难更加深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的反压迫和剥削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为了防范和镇压永州人民的反抗，明王朝在永州府和蓝山县设置了24处“千户所”、“巡检司”这类军事暴力机构（其中有14处设在蓝山、江华、永明3县少数民族居地），是湖广行省15个府中设“千户所”、“巡检司”最多的一个府。但是，永州人民的反抗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过。 洪武二年（1369），永州遍遭饥荒，李夜叉、邓四分别在江华、永明率灾民揭竿而起，开始了永州人民反抗朱明王朝的斗争。次年，宁远瑶族首领奉虎晚，聚集九疑山地区邓、盘、赵、张、郑、陆、刘、雷八姓瑶民起义，当地汉族农民急起响应，后与杜回子领导的起义戍卒会合，队伍号称数万。湖广行省平章杨、左丞周德兴移兵道州，搜山堵剿，“累年不克”。杨恼羞成怒，议将“县北十里外”十数万无辜百姓尽行杀绝。消息传出，各族人民极度愤慨。宁远九十高龄的老人欧善堂，率众面见杨，予以痛斥，迫使杨收回成命，十多万生灵“赖以全活”。此后十余年中，边境少数民族“寻起寻灭”，“叛服不常”，官府防不胜防。 明中叶，永州农民起义更加频繁。天顺时（1457－1464），苗、汉义军在宁远城头寨（县城东十二里处），痛击前来追剿的明军，斩杀衡州卫指挥王佐。成化十四年（1478），宁远、永明少数民族起义，分攻二县边境村落。正德（1506－1521）年间，东安少数民族义军攻入白牙市，宁远有苗族义军扑城，蓝山发生矿民暴动，新田农民义军在白面寨多次与官军交锋。景泰、天顺、成化年间，广西各族人民相继起义，尤以大藤峡的瑶壮人民起义声势最为浩大，他们与江华、道州的瑶族均有联系，“堕城杀吏”，“劫库放囚”，深得劳动人民拥护。 明后期，与全国农民大起义相响应，永州人民起义声势益壮。隆庆（1567－1572）中，江华“边民”与广西苗族串联举事，“掠岭东”、“犯锦田”（今江华码市），以后“退匿泷山，恃万峰叠险为乱”，直到万历初方被平息。万历十七年（1589）永州全境大旱，饥民遍野。翌年，江华人刘大汉“据蒋家河为乱”，自称元帅。他失败后逃亡，其子刘禾尚继起，“啸聚蓝山”三年多，并曾两度回师蒋家河。崇祯九年（1636），蓝山、临武矿民在瑶民李荆楚、临武矿工刘新宇号召下武装起义，联合莽山九峰瑶民万余人大举进攻郴州、宜章、桂阳等地。次年，攻占常宁、桂阳，在耒江口重创明军，击毙明指挥闵师孔。此后，伐木造舟，溯湘江而上，以凌厉的攻势取祁阳，逼永州，出东安入桂州。这时，队伍发展到4万多人。1638年，义军又回师湖南，围困永州，猛攻道州，阵斩永道守备沈至绪。明王朝命偏沅巡抚陈睿谟、总兵尹先明，集湖南、广东、广西、福建4省兵力1.5万人往剿，起义军多次受挫。同年7月，刘新宇在铜梁桥（今嘉禾县内）被俘遇害，李荆楚率3000余人退往蓝山境内高梁源与紫梁源，据险扼守。陈睿谟令广西将领成大用率2400人，制府副将徐元龙、参将施王政率3000余人，游击林宏率2000余人，楚将贡王猷、覃仰廷率1200余人，从7月22日开始，分4路围困起义军。起义军寡不敌众，高梁源先被攻破，李荆楚部将曾介奴、廖二庆阵亡。旋即明军集中兵力，围攻紫梁源，纵火烧山，义军大败，被杀2000余人，李荆楚及其部将金华美、周龙宇、陈龙、廖之庆等，率余部撤至蓝山毛俊及紫梁源深山。不久，李荆楚在毛俊遇害，金华美、陈朝龙、廖之庆在高梁源被杀。李荆楚原来布防的山寨相继被攻破。同年11月，600多名义军退往江华及广西贺县，又遭明军围剿，并于12月18日投降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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