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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哲学思想》第9-10章
 
张泽槐《周敦颐探秘》  加入时间:2012/7/3 19:01:00  admin  点击:3998

第九章 周敦颐与王安石

 

在周敦颐的一生中,还有一个人与周敦颐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而且对周敦颐一生及身后的影响很大,这个人就是王安石。周敦颐只与王安石见过一次面,时间是在嘉祐五年(1060)夏。即使按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记载的“语连日夜”,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过一天多一点。而正是这一天多时间,在周敦颐的官宦生涯与学术生涯中掀起了狂风大浪,在周敦颐与二程之间划出了一道巨大的鸿沟,对周敦颐的历史地位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周敦颐为什么要同王安石交往?他与王安石的交往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与王安石的交往为什么影响和怎样影响周敦颐?这可以说是周敦颐一生中最大的谜团之一。

 

(一)中国十一世纪的伟大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北宋抚州临川(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

王安石出身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同时,他也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在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举进士后,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嘉祐三年(1058)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开封,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任此闲职,固辞不就,遂改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因言忤旨意,难以在朝为官,于嘉祐八年(1063)八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英宗即位后(10631066),屡召王安石赴京,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恳辞入朝。

治平四年(1067),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熙宁元年(1068),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三司制置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但是,由于变法使朝廷垄断了商品贸易,不仅是官僚、大地主、还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社会原有秩序遭到破坏,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特别是曹太后、高太后的顽固阻梗。加上在实施过程中过分求大求快,许多官吏借机敲诈盘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上书直谏变法危害的贤良才能大臣均遭王安石罢黜或贬官或流放,导致税吏越发恣意妄为、胆大包天。此种情况愈演愈烈,导致变法的实际效果与主观设想相差甚远。这样,就使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罢去王安石相位,将他贬谪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王安石实际上难有作为,至熙宁九年(1076)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熙宁十年,王安石隐退江宁,过着闲居生活。

元丰元年(1085),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在苏轼的几番上奏下,大多数新法被废除。王安石在忧愤和遗恨中,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宁半山园。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死后被追封为 “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舒王”的封号。

王安石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又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因为提倡“新学”,他的思想学说,学者多称之为“荆公新学”。他继承我国古代“气”一元论,坚持朴素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自然观,把万物看成都是出于自然的。对于人类社会,王安石坚持“可革则革,不足循守”的历史观。相传他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论点。所有这些,都为他实行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安石还是一位杰出文学家,是北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文颇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之作,体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他的散文雄健峭拔,如《答司马谏议书》;诗歌遒劲清新,如《泊船瓜州》;词作风格高峻,如《桂枝香·金陵怀古》。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可以说,他的诗词文章,为唐宋时期超一流水平。欧阳修曾经这样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二)从拒不相见到“语连日夜”

 

周敦颐与王安石是同时代的人。周敦颐生于天禧元年(1017),比王安石年长四岁。但是,王安石的官场生涯却比周敦颐丰富得多,所任官职也比周敦颐高得多,在北宋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比周敦颐大得多。同时,王安石在北宋的学术界和文坛,都有着很高的声誉。对于这样一位当代大儒,周敦颐想去结交他,本来就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相反,如果周敦颐对于这样一位大儒,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千方百计地想避开他,那倒显得有些不正常了。然而,在周敦颐的一生中,能够接触王安石的机会只有两次,而真正见面只有一次。

1、鹤林拒见

周敦颐能够接触王安石的第一次机会,是在丹徒县鹤林寺为母亲郑氏守丧期间。当时,相传是王安石主动登门拜访,但周敦颐拒绝了王安石的拜访,导致王安石忿然而去。清邓显鹤编《周子全书·周濂溪年谱》对这次周敦颐拒见王安石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载:

(皇)四年(1037)丁丑。先生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母仙居县太君卒。

先是,舅氏龙图公卒,葬润州丹徒县,先生遂扶柩厝于龙图公墓侧。是岁居润,读

书鹤林寺。时范文正公、胡文忠公诸名士与之游,独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怀刺谒

先生,足三及门而不得见。荆公恚曰:“吾独不可求之六经乎?”

从这一记载看,当时周敦颐二十一岁,在丹徒县鹤林寺为母亲守丧。由于这时的周敦颐,已经在经学研究方面有所成就,并且小有名气。而鹤林寺当时的住持寿涯,则是当时高僧。周敦颐在鹤林寺守丧期间,当然会同寿涯密切交往并切磋学问。而周敦颐在这期间同范仲淹、胡瑗、胡宿等当代名流的交往,则是在寿涯的安排与引见下实现的,并非因周敦颐有多大名气而与之交往。当时的王安石年方十七岁,是主动登门拜访周敦颐的。他怀揣名刺即现在意义上的名片,三次上门给周敦颐投送名刺,要求拜访周敦颐,无为周敦颐所拒见。

周敦颐为什么要拒见王安石,《年谱》给出的解释是“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这个解释显然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当时王安石才十七岁,几乎还没有多大名气,而且与周敦颐素不相识,周敦颐就能断定他“少年不可一世”?同时,王安石是主动登门拜访,就不可能有那种“少年不可一世”的派头,否则就不可能登门拜访。联系到周敦颐任合州判官时,对少年才俊傅耆的爱护有加,他不可能对一个登门拜访的少年才俊王安石拒不相见。而且王安石是“足三及门”,周敦颐有什么理由要给一个“足三及门”的少年才俊吃闭门羹?这不是周敦颐的为人风格。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年谱》的这一记载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我们这样说,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证实。在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所载的《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根本就没有周敦颐在鹤林寺拒见王安石的记载。明邓显鹤编《周子全书》中的《周濂溪年谱》与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的《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都标明是朱熹的高足度正所编。但是,只要将两者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明版度正《周濂溪年谱》比宋版《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增加了很多内容。如果将对照的范围再扩大一点,元、明、清时期还有其他多种版本的《周敦颐年表》或《周敦颐年谱》,也都署名度正编,但都根据编者的需要与理解,或增加或删减了若干内容。度正曾对周敦颐一生的行迹与著述作了大量考证工作,既然宋版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没有周敦颐拒见王安石的记载,那么明版或其他版本的《周敦颐年表》的关于周敦颐拒见王安石的记载,肯定是后人加上去的。至于后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将在后面论及,此处从略。

2、“语连日夜”

周敦颐与王安石真正见面是在嘉祐五年(1060)。这一年六月中旬,周敦颐收到吏部通知,“解除周敦颐署合州判官职务,回京师另候任用”。于是,周敦颐收拾行装,于六月十九日离开合州,八月初到达汴京。他向吏部报到后,就回驿官休息待命。在长达七个月的休息待命期间,周敦颐看望了一些亲友,并拜会了自己在合州结识的少年才俊、新科进士傅耆。特别重要的是,周敦颐还拜当时的大儒王安石,并与王安石“语连日夜”。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所载的《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对周敦颐拜会王安石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载:

五年(1060)庚子,先生时年四十四……先生东归。时王荆公安石年三

十九,提点江东刑狱,与先生相遇,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肯定一件事,即周敦颐与王安石在嘉祐五年确实有过一次会面。同时,这段记载又带给我们三个疑点:其一,王安石是“与先生相遇”,还是周敦颐主动拜访王安石?其二,王安石为何与周敦颐“语连日夜”,他们到底谈了些什么?其三,王安石在与周敦颐见面后,能至于“退而精思,至忘寝食”吗?

应当说,自合州东归的周敦颐,这时已经四十四岁,他的官虽然不大,但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成熟,而且名声在外了。但是,这时的王安石三十九岁,提点江东刑狱,而周敦颐不过是合州代理判官,其官职明显比周敦颐高。同时,这时的王安石号称通儒,其学术影响已经明显在周敦颐之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周敦颐与王安石只是在街头偶然相遇,那么相互之间打个招呼是可能的,“语连日夜”就不太可能了。因为此前他们两人还没有见过面,相互之间不能说毫无了解,但无论如何谈不上是挚友,怎么可能偶然相遇就“语连日夜”,这太不合常理了。以此推断,此次周、王会面,应当是周敦颐主动求见王安石,而不可能是二人偶然相遇。

周敦颐求见王安石,二人“语连日夜”是有可能的。这是因为,王安石当时比较空闲,且有志不得达的心绪。嘉祐三年(1058)冬,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上万言书,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周敦颐求见他时,他可能正在知制诰的位置上。当时,两人都已经是造诣很高的哲学家,而且对诸多哲学问题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如对宇宙最高本体的看法,王安石说:“无者,形之上者也。自太初至于太始,自太始至于太极。太极生天地,以名天地之始。有,形而下者也,有天地然后生万物,此名万物之母。母者,生之谓也。”这与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而阴阳,而五行,而万物,基本路数是一样的。这些相近的哲学思想,使他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从而就有可能“语连日夜”。

至于说王安石在会见周敦颐后,“退而精思,至忘寝食”,这就很有可能是后人对周敦颐的溢美之词了。通过这次会见,两人之间交流了学术思想,对彼此都会有所增益,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对于当时已经号为“通儒”的王安石来说,不可能对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如此推崇。

 

(三)周敦颐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十一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这场变法与新旧党争交织在一起,持续时间之长,斗争情况之复杂,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召王安石入京,任翰林学士兼侍讲,次年二月升任参知政事。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全面推行新法。当时的士大夫们大都以为王安石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但是,新政的推行并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顺利,效果也远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好。期间,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进行了多次殊死较量。当时的大批名人都被卷入这场斗争之中。最后,王安石变法以失败而告终,新政没有能够贯彻到底,周敦颐所期望的太平盛世当然也没有能够实现。王安石本人也在推行新政中几起几落,落寞而死。

在这场赞成和反对新政的斗争中,周敦颐没有公开和直接的表示支持哪一方。实际上,他是赞成变法,支持新政的。这一点,从周敦颐当时的心绪即可以看得出来。据蒲宗孟《濂溪先生墓碣铭》记载,周敦颐在重病之际曾给他去过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

上方兴起数百年无难能之事,将图太平天下,微才小智苟有所长者,莫不皆获

自尽,吾独不能补助万分;又不得窃须臾之生,以见尧舜礼乐之盛。今死矣,命也。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周敦颐对王安石变法是赞成和支持的。首先,他肯定了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新政是“数百年无有难能之事,将图太平天下”。在当时,赞成变法、支持新政和反对变法、否定新政的两大阵营,可以说泾渭分明,没有什么调和的余地。而周敦颐对变法与新政的评价,说明他是持赞成和支持态度的,而且抱有很高的期望,认为变法和新政可以给国家带来太平盛世。其次,他为自己已经病重,不能亲自参加变法与推行新政,没有机会见到变法与新政所开创的太平盛世而抱憾终身。在人的生死问题上,周敦颐是非常豁达的,亦即是非常看得开的。他在给蒲宗孟的信中所说的“吾独不能补助万分一;又不得窃须臾之生以见尧舜礼乐之盛。今死矣,命也”,并不是对自己将死的哀叹,而是对既不能参加推行新政,又没有机会见到新政能够成就的像尧舜时代那样的太平盛世而抱憾。但是,命该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

王安石推行新政始于熙宁三年(1070)。这一年,周敦颐五十四岁,转虞部郎中,擢提点广南东路刑狱。他的这次提拔重用是否与王安石有关,尚不得而知。但从他巡部端州,果断处置知州杜谘强占端石开采权的事件,就可以看出他的行事作风颇有几分新政的气象。然而,由于母亲在丹徒县的坟墓被大水所浸,加上自己身染瘴毒,周敦颐于熙宁四年请知南康军。在办好迁葬母亲之坟后,周敦颐就辞职归隐九江。而周敦颐给蒲宗孟的信,很可能是在熙宁五年辞官归隐之后写的,也有可能写于熙宁六年春夏之交。当时,王安石的新政方兴未艾,是年三月,诏置经义局,由王安石主持修《诗》、《书》、《周礼》三经义,变法正由经济、政治政治领域进一步向思想学术领域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周敦颐写下如上面引述的深情倾慕和伤感不已的信,其称道和赞扬新政的心绪也就十分清楚了。

但是,周敦颐有没有可能写这样的信呢?换句话说,蒲宗孟在《濂溪先生墓碣铭》中所引述的周敦颐的信是否为周敦颐所写呢?蒲宗孟是周敦颐的内兄,周敦颐是否写过这封信,只有他最清楚。如果周敦颐没有写过这样一封信,蒲宗孟没有必要伪造。既然蒲宗孟引述了这段话,就一定是有所据。因为这是在周敦颐的墓碣铭里面引述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并非平时一般地说说而已。然而,朱熹以及很多理学家都认为,周敦颐不可能写过这样的信。朱熹在《再定太极通书后序》中说:“(蒲碣)又载先生称颂新政,反复数十言,恐亦非实。若此之类,今皆削去。”在后来刊印的蒲宗孟《濂溪先生墓碣铭》中,朱熹就强行删除了引述的这段话。稍后于朱熹的何子举还写了《周敦颐墓室记》专论其事,以周敦颐的学术、修养、气度为依据,断定决无此言。他这样说道:

左丞,党金陵者也。方金陵介新法,毒天下,薰心宠荣者,无虑皆和附二辞。

其所不然者,惟特士醇儒未可以气力夺。左丞所云“兴起数百年无有难能之事,吾

独不能补”者,得无影响借重,为新法厚自攀援者耶?

理学家们为什么要否定蒲宗孟引述的这段话?朱熹为什么要删除这段话?说到底,是因为这段话对周敦颐其人其学影响重大。否定这段话,就是要否认周敦颐同王安石及其新政的联系。实际上,在王安石变法的问题上,周敦颐去世前后一直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他同王安石及其新政有着一些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联系,并从内心赞成变法,支持新政。另一方面,周敦颐同旧党的关系也很深,并且远远超过同王安石的关系。如他的两位弟子程颢、程颐是旧党的头面人物,因反对新政而丢官的赵拤是最了解周敦颐的直接长官,鼎力推荐他做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的宰相吕公著是被目为“奸党”的三号人物。其他如苏轼、黄庭坚、孔文中等等,都与周敦颐有着良好的关系。这样,他支持新政,就会遭到旧党的反对;而联系旧党,就会遭到新党的怀疑。程颢、程颐从不尊周敦颐为师,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周敦颐支持新政。而王安石在执政后,则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位当年曾经“语连日夜”的老朋友,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周敦颐同旧党人物特别是其中的头面人物关系密切。这种矛盾尴尬的局面,也就注定了周敦颐终北宋之世而不显。

到了南宋时期,朱熹继承发展了周敦颐和二程的学术思想,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缜密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而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是二程的老师,当然也就成了朱熹学术思想的老祖宗。但是,南宋前中期,对王安石及其新政持否定态度。宋高宗还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王安石的“舒王”封号。朱熹为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得到正统地位,就必须使自己学术思想的师承上是正统的。而周敦颐与王安石新政有着密切联系,这显然是一个极其不利的因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釜底抽薪,否定周敦颐同王安石及其新政的联系。于是,一方面淡化嘉祐五年(1060)周敦颐与王安石“语连日夜”的事情,将其美化成周敦颐对王安石的开导,使王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另一方面,就是完全否定蒲宗孟在《濂溪先生墓碣铭》中引述的、周敦颐给蒲宗孟信中的一段话。朱熹等理学家的良苦用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用现在的眼光看,王安石变法本身并没有错,他那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历史地位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甚至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列宁称颂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周敦颐赞成变法,支持新政,并非就是坏事,他的理学鼻祖的历史地位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因为历史就是历史!

 

 

第十章 周敦颐与湖湘学派

 

湖湘学派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派。这一学派,源于周敦颐,创于胡宏而盛于张栻,流及明清而接续近现代,形成了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跨时代人材群体。有宋以来,湖湘学派人材辈出,影响深远,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与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湖湘学派的大本营岳麓书院有一楹联这样写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一楹联,上联的意思是湖湘学派与宋明理学鼻祖一脉相承,说明周敦颐在湖湘学派的源头地位。下联的意思是湖湘学派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与影响。那么,湖湘学派是如何创立的?湖湘学派与周敦颐是何关系?湖湘学派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如何?本章着重就这个问题进行探究与研究。

 

(一)湖湘学派的创立与兴盛

 

湖湘学派也称湖南学派,亦称湘学。湖湘学派的创立,是宋代诸多学派竞相发展的必然结果。两宋时期,出现了诸多学术派别。如二程为首的洛学,张载为首的关学,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学,朱熹为首的闽学等。相对而言,湖南学派出现的时间稍晚,却是后来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

1、胡安国为湖湘学派奠基

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谥号文定,宋建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绍圣四年(1097),胡安国进士及第,踏入仕途,先徙居潭州(长沙)城南,提举湖南学士,在官6年。以后还任过中书舍人等职。由于仕途坎坷,他在晚年干脆辞职退隐,致力于学术研究。宣和五年(1123),胡安国开始撰《春秋传》。北宋末年,黄河流域战争频频,中原士人纷纷南下,给长江流域的文化兴盛创造了机遇。胡安国也于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抵湘潭,至碧泉定居,遂落籍湘潭。在潭州湘潭建碧泉书院,前后居潭三十余载。在此期间,他著书讲学,从游弟子数十人,并潜心续撰《春秋传》。胡安国志在经世济民,感于时事,往往借《春秋》寓意,不拘章句训诂,使《春秋传》成为宋代理学家以义理治《春秋》的代表作。然后,他又在衡山之麓办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其中仅长沙人就有治《春秋》和《资治通鉴》的谭知礼,以孝友信义著称的黎明等,从而开始奠定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绍兴八年(1138),《春秋传》书成,30卷,进呈朝廷。宋高宗赞他深得圣人之旨,诏加宝文阁直学士。同年四月春,胡安国在湖南逝世,葬隐山,赐谥文定。所著《春秋传》,成为后世科举士人必读的教科书。此外,他还著有《资治通鉴举要补遗》100卷,《文集》15卷。胡安国是两宋时期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和政治家,对两宋之际的政治和学术领域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胡安国以其《时政论》、《治国论》、《春秋传》奠定了将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湘派风,一方面为理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治国宝典。

2、胡宏与湖湘学派的创立

一般认为,湖湘学派创立于胡宏。胡宏(11051155,一作11021161),胡安国之少子,南宋著名学者,世称五峰先生。字仁仲,崇安(今属福建)人。初以荫补右承务郎,不调。秦桧当国,意欲用之。但胡宏不愿与秦桧为伍,回信严辞谢绝了秦桧,表现了他不阿奉权势,不随波逐流,决心不去做官,只愿做一个有道德,有大节的,有助于治世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秦桧死后,胡宏又一次被召,他仍托病不出,以后竟终身不仕。

胡宏一生矢志于道,以振兴道学为己任。北宋五子六先生所开创的宋代理学曾经显扬于时,但是自程颐去世之后,其声势便日渐下降,虽有程门弟子杨时等数人继承师说,但他们基本上只能谨守师传,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经过靖康之乱的冲击,理学便走入低潮。在南宋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不少的理学传人虽然孜孜于其道,但并未出现冒尖人物。胡宏的学术生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的。他说: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后来,胡宏悠游衡山之下20余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知言序》),其成就卓著,终于成为南宋初期对振兴理学起了重大作用的关键人物。在当时,与胡宏同时从事理学活动的还有李侗和罗从彦等人,但他们的成就都不及胡宏显著。正因为如此,《宋元学案》的作者之一的全祖望评论说: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学统。(《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这个评论无疑是公允的。南宋大理学家张栻曾指出:《知言》一书,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约,其义精,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龟也(张栻《知言序》)。张栻把胡宏的学说看作是道学之枢要,治理社会之根据,这个评论大体上符合实际。全祖望和张栻的评价,充分肯定了胡宏的学术成就,肯定了胡宏的代表作《知言》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全祖望的评论也肯定了胡宏为湖湘学派的创始人。全祖望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

3、张栻与湖湘学派的兴盛

张栻(11339151180322)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张栻是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之子,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他“生于西蜀,长于南楚”。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杰”。

张栻的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永州度过的。绍兴二年(1132),张栻出生于汉州绵竹。绍兴八年,张浚落职,谪居永州。六岁的张栻从绵竹来到永州伴随其父,在永州度过了八年时间。绍兴二十年,张浚第二次贬谪永州,谪居永州第达九年。期间,张栻又随父亲徒居永州,并到衡山随胡宏求学。胡宏一见,知其大器,称赞道:“圣门有人,吾道幸矣。”绍兴三十一年,有旨令张浚自便,张寓居长沙城南。张栻则筑书院于城南妙高峰下,张浚题名“城南书院”,开始收徒讲学。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岳麓书院,聘请张栻主持教事。在此苦心经营三年,使书院闻名遐迩,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他还先后在宁乡道山、衡山南轩、湘潭碧泉等书院聚徒讲学,声名极一时之盛。乾道三年,张栻邀请朱熹来长沙,开展了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这次“朱张会讲”,是当时学术界的一大盛事,也使以岳麓书院为大本营的湖湘学派盛极一时。后人说湖湘学派创于胡宏而盛于张栻,此之谓也。

张栻理学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为万物本原,主张格物致知,知行互发。在知行关系上他认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论语解·序》)。黄宗羲评价张栻的思想:“见识高,践履又实。”(《宋元学案·南轩学案》)。陈亮则说:乾道间东莱吕伯恭(吕祖谦),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集》卷21)。在张栻的影响下,湖湘弟子把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他在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李肖聃《湘学略》说:南轩讲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静江和江陵),湘蜀门徒之盛,一时无两。《宋元学案》中介绍张栻门人及再传弟子,成器者达数十人。其中有开禧北伐功臣吴猎、赵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鲠之臣彭龟年,组织抗金、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于理财,整顿交子(纸币)卓有成效的陈琦,光于世学的理学家张忠恕等。他们都是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时的学生,被称之为岳麓巨子。他们真正践履了张拭的传道济民的理想,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湘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二)湖湘学派源于周敦颐

 

一般地讲,学术派别或因人名,或因地名。其如四川的蜀学,河南的洛学,陕西的关学,福建的闽学等等。而一个地方的学术,一般又是由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学术名家创立。如四川的蜀学由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创立,河南的洛学则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也有一些地方的学术,是由长期在这里为官为学的学术名家所创立。如闽学的开创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后随母迁居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县,晚年定居建阳考亭,他创立的学术便称为闽学。又如关学的开创者张载,祖籍是开封人,因父亲张迪客死涪州(今重庆合川),以后全家侨居陕西郿县横渠镇,便成了陕西人,他创立的学术便称为关学。而湖南的情况却又有其特殊性。先生在他的《宋学概要》一书中介绍湖南学的时候说:“真正湖南人创造的学问,在宋代不谓之湖南学,如周敦颐的濂学是;反之,称为湖南学的学者又多不是湖南人,前有胡安国父子,后有张浚父子。”那么,湖南学与周敦颐的濂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周敦颐的濂学对湖南学有何影响?

1、周敦颐的濂学即湖南学

宋代理学有四大流派,即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合称濂洛关闽。周敦颐的故里是湖南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按理说,他创立的学说就是湖南学,或称湖湘学、湘学。但是,他的学说却被后人冠以“濂学”。为什么将周敦颐的学术称为“濂学”?有的说是因周敦颐晚年的隐居地而得名。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周敦颐晚年隐居江西九江庐山莲花峰下,将流经庐舍旁的一条小溪取名濂溪,将庐舍称之为濂溪书堂。后人于是称周敦颐为濂溪先生,将周敦颐的学术称为濂学。他们所依据的是《宋元学案》周濂溪小传的记载:“以疾乞知南康军,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取营道故居濂溪名之。赵公(抃)再镇蜀,将奏用,未及而卒,年五十七岁,熙宁六年六月七日也,葬江州德化县之清泉社。”从这一记载看,周敦颐“取营道故居濂溪名之”的濂溪,只是周敦颐的书斋名,而书斋之名又来自营道故里的溪名。周敦颐的营道故里,确实有一条小溪叫濂溪,流入营江,再入潇水、湘江。而周敦颐葬地江州德化县清泉社,即今江西九江市莲花乡东城村周家湾,村前虽有小溪,流入湓浦,再入长江,但无论是小溪或湓浦,均不叫濂溪。即使在濂溪名声大噪以后,也没有谁叫它濂溪。这就说明,周敦颐号濂溪纯属书斋名,与当地任何山名、水名、地名都没有关系。而这个书斋名,明明是在标明自己的地望,所谓“不忘乡关也”。所以,无论根据学以人名或学以地名的原则,濂学本身仍然是湖南的学术,而不能算是别的地方的学术。

2、湖南学的源头是周敦颐的濂学

湖湘学派由胡安国奠基,胡宏创立,在张栻时达到鼎盛。他们虽然都不是湖南人,但是他们的学术源头是周敦颐的濂学。这是因为,无论胡安国、胡宏还是张栻,他们都与濂学有着师承关系。

胡安国的学术渊源如何?《宋史》本传载:“以程颐之友朱长文又颖川靳裁之为师。”而全祖望考证:“朱子所作《上蔡祠记》有云:‘文定以弟子礼禀学’,梨洲先生遂列文定于上蔡门人之目,非也。文定尝曰:‘吾于游、杨、谢三公,皆义兼师友。’又曰:‘吾丈人行也。’然则何尝自称弟子?《龟山行状》尝言文定传其学,而文定不以为然,曰:‘吾自从伊川书得之。’则于上蔡可知矣。”又据王梓考证:“至孝堂《斐然集》为《先公行状》云:‘元祐盛际,师儒多贤彦。公所从游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长文,及颖川靳裁之、朱乐圃,得泰山《春秋》之传。则先生为泰山再传弟子,可知其《春秋》之学所自出矣。’”从以上材料看,胡安国的学术渊源来自两个方面,即其义理之学出自程颐,《春秋》之学出自孙复。而程颐为周敦颐的弟子,胡安国与周敦颐之间当然也就有了传承关系。

胡宏为胡安国之子。他自幼从其父研习儒学,又在扬时和侯师圣那里学习了二程理学。《宋史》本传说:“宏字仁仲,幼事杨时、侯仲良,而卒传其父之学。”因此,他的学术渊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幼时事杨时、侯仲良”,二是“卒传其父之学”。作为胡宏第一学术渊源的杨时、侯仲良,他们都是二程的门人。特别是杨时,更是程颐的嫡传弟子。杨时先事程颢。程颢去世后,又事程颐,这时的杨时已经四十岁。杨时晚年好佛,大胆向佛学靠近,从而发展了二程之学。他的学术思想,实质上是后学称为程朱之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有了杨时等人“夹杂异学”,才有后来的朱熹集大成。胡宏比杨时小五十二岁。胡宏从学杨时,已经是杨时的晚年了。因此,胡宏从杨时寻里学到的,不仅是二程之学,而且有“夹杂异学”的杨时自己的学术。这样,胡宏之学出自杨时,杨时之学出自二程,二程之学又出自周子。周子之学因二程自南而北,二程之学又因杨时自北而南。胡宏之学的第二渊源是他的父亲胡安国。胡安国即是理学大师,又是经学大师。胡宏“卒传其父之学”,继承了父亲的理学与经学思想。从上述情况看,湖湘之学是胡宏对杨时与胡安国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胡宏的理学思想主要出自杨时,其中当然也不乏胡安国的影响,更有他自己的发展,其学说对嗣后的理学振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胡宏有关经世之学,则出自他父亲所传。胡宏继承他父亲的学术,强调行实,强调大节。他在《与孙正孺》书中说:“见处要有领会,不可泛滥;要极精明,不可模糊。直到穷神知化处,然后为是。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这种“以死自担”的精神,就是湖湘后学敢死国难的民族气节之所出。

张栻之学则出自胡宏,当然也就是源于周敦颐之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湖湘之学的渊源作如下整理,即周敦颐传学于二程,二程传学于杨时、侯仲良、胡安国,杨时、侯仲良、胡安国传学于胡宏,胡宏传学于张栻。长沙岳麓书院楹联中的“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就是指湖湘之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之间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

 

(三)湖湘学派的深远影响

 

湖湘学派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学派之一,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自宋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在这近千年的时间长河中,湖湘学派都在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湖湘学子都毅然决然敢赴国难,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

1、湖湘学派的学术风尚

大凡一个著名的学派都有一定的学术风尚,宋代湖湘学派也不例外。其学风主要有:

其一,尊奉理学。湖湘学派的主要人物,无论是胡安国、胡宏、张栻,其学术思想,都直接渊源于宋代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颢。胡安国认为自己的学问主要来自二程,以二程的私淑弟子自居。胡宏师从二程弟子杨时、侯仲良与胡安国,张栻则师从胡宏。这些说明,湖湘学派与周敦颐开创的理学一脉相承。胡安国在任湖南学政期间,经学请朱熹来长沙讲课。朱熹在就任湖南安抚使期间,又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经常和生徒讲论问答。特别是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教事期间,请朱熹来长沙,开展了举世闻名的“朱张会讲”,成为当时学界一大盛事。所有这些,都使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虽然以后也有心学、农学渗入湖南,但这一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

其二,重经世务实。宋代的许多理学家都有空谈心性,不究实用的倾向。湖湘学派虽然也是理学中的一派,却自创立之初就反对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胡安国提倡实际生产劳作,提倡学者不妨锄锄地种种菜;认为君子之学,最重要的就是一字,除经史之外,还必须致力于兵、农等经世实学。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对这类知识就多有涉及。由此,在知行关系上,湖湘学派阐述知行互发,特别注重的作用,强调践履,即实践,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因为湖湘学派重视务实,所以后人评价他们都是有用之才,而非迂谈道学者

其三,敢于担当。这一点,在胡宏与张栻身上都表现得非常充分。胡宏为了振兴理学,提出了“吾徒当以死自担”。《宋元学案》张栻小传称他“乐于闻道而勇于徙义”。在“以死自担”与“乐于闻道而勇于徙义”的学风影响下,造就了湖湘后学敢死国难的民族气节。德祐元年(1275),元兵南下,大军围困长沙,全城军民在潭州(即长沙)知府兼湖南安抚使衡阳人李芾的组织下,奋起抵抗,血战三月。“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序录》),就是对“以死自担”与“乐于闻道而勇于徙义”的最好诠释。

2、濂学与湖湘学派对后世的影响

湖湘学派研究传统理学,有历史局限性,但提倡修身为学,主张经世致用,重教化,讲名节,轻利禄,憎邪恶,对湖南的人文教化和道德风尚有深远影响。

湖湘之学传至张栻,可以说极一时之盛。到了元代,刘必大主持岳麓书院,不以科举为业,而是坚持“审问于人,慎思于已,明辨而笃行”的办学宗旨。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及其门生后学,以及东林学派,讲学于岳麓书院,风气大开,思想更加活跃。明末清初,王夫之集各家优长,湖湘之学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嗣后,继之者无不以王夫之的学术、人品为楷模,纷纷推究仿效。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及清末诸多为国家为民族探求真理前途的有为之士,乃至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早期毛泽东等人,都曾受到湖湘之学的影响,都从湖湘之学中得到过启示。而在自胡宏、张栻直至近现代的长期演变过程中,周敦颐学术思想的脉络仍然清晰可辨。

以一代伟人毛泽东为例。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其早期思想同样属于湖湘学派的思想。如早期毛泽东在致黎锦熙先生的信中说: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

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

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天下之事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这段关于“大本大源”的议论,虽然出自917年早期毛泽东之口,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到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某些痕迹,特别是能比较清楚地看到通过朱熹解释过的偏全之说的《太极图说》的痕迹。早期毛泽东尚且如此,湖湘之学对其他早期革命者的影响也就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