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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哲学思想》第7-8章
 
张泽槐《周敦颐探秘》  加入时间:2012/7/3 18:59:00  admin  点击:2789

第七章 周敦颐与释道

 

周敦颐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杰出思想家。周敦颐的学术思想,既是对传统儒家学说的继承、发展,又是儒、释、道融合的必然结果,也是周敦颐援道入儒、援释入儒,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与创新的结晶。那么,为什么宋代会出现儒、释、道的融合?周敦颐为什么要援道入儒、援释入儒,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道家思想与佛学对周敦颐又有哪些影响?本章将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与研究。

 

(一)宋代儒释道的融合

 

儒家学说创始于孔子,发展完善于孟子。儒家学说的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重视伦理道德教育。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正式成为官方哲学。这种官方哲学,与秦汉时期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是相适应的。

道家是以先秦老子、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道家之名,始见于汉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称为“道家”。传统的看法: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则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家学说的内容,以老庄的自然天道观为主,强调人们在思想、行为上应效法“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悖,长而不宰”。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以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与儒墨之说形成明显的对立。其后,道家思想与名家、法家相结合,成为黄老之学,为汉初统治者所推重。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黄老之学渐衰。后来,道家思想流入民间,对东汉末年农民运动中道教思想的产生有所影响。道教尊奉老子为教祖。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相传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中,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它是当时反婆罗门的思潮之一,以无常和缘起思想反对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行思想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佛教有小乘、大乘之分。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东汉以后,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道教产生,儒释道三教开始了互为排斥、互为渗透的进程。到了魏晋时期,黄老之学盛行,玄学兴起,儒学独尊的地位不断受到冲击,日益衰微,严重动摇了儒学的地位,儒释道三教渐成鼎立之势。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大盛,统治者顶礼膜拜,民间竞相效仿。北朝后秦文桓帝姚兴,迎请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来长安翻译佛经,并亲自参与。南朝梁武帝萧衍,著阐发《涅槃》诸经经义数百卷,并三次舍身为僧。于是,出现了“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的现象。这种奉佛现象,也可以说是南北朝人们在离乱中出于对思想的解脱。而儒家思想则在普天奉佛的声浪中走向衰落。

隋唐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纷乱,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但是,伴随政治上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恢复,与之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并没有同时出现,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依然存在。这种思想学术与政治分离的现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心与忧虑。中唐著名思想家韩愈,首先打出了维护道统的旗帜,力排佛老,大声疾呼要追根溯源,明确提出了以仁义道德为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为传授关系的儒家道统。为了排佛攘老,韩愈还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意思就是要强迫和尚与道士还俗,焚毁佛道经典,拆毁佛寺道观。但韩愈等人的主张并未为唐王朝所采纳,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的统治者并未感到佛道对自己统治的实际威胁;已经陈旧的儒家思想,没有办法既能对抗佛老又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特别是不能成为满足统治者精神生活需要的理论体系。这样,韩愈不仅没有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他本人还因谏迎佛骨招来了“夕贬潮州路八千”的厄运。也正由于如此,终大唐一朝,始终没能建立起与大一统政治局面相一致的新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也是晚唐与五代百余年中原大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宋王朝建立后,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宋初,统治者总结五代经验教训,在“矫累朝藩镇之弊”的同时,向往以清净无为为宗旨的道家政治思想,开始出现排佛崇道倾向。宋太宗赵光义授意编纂的《太平御览》一书,则明显地表露出排佛崇道倾向。《太平御览》共1000卷,55部,《释部》只有6卷,而《道部》有21卷。其中介绍各自经典的部分,《释部》不到三分之一卷,而《道部》则有上下两卷。有关信条、戒律,《释部》只在第六卷中引各种史书介绍释家戒律故事9条,而《道部》则有《斋戒》、《养生》、《服饵(上)》、《服饵(中)》、《服饵(下)》等专题5卷。编纂者的思想,自然反映了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也反映了宋初社会的思想。排佛崇道的结果,就是道家学说大昌。到了宋真宗时期,崇道思想甚至变成了一种作神弄鬼的迷信。

宋儒在排佛的同时,开始反思儒学。自东汉末年至五代的八百年间,儒学在与释道的较量中,为何不能取胜,反而不断衰微?一方面是儒学本身没有与时俱进,及时更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释道思想有其合理的成份。要实现儒学的复兴,必须汲取新的养分,来充实儒学,改造儒学,完善儒学。实际上,在一定情况下,对手就是最好的老师。东汉末以来,释道在与儒学的对立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形成三教鼎立的局面,这本身就说明释道有着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要复兴儒学,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研究对手,向对手学习。这样,宋儒不再像唐代韩愈那样,要简单地恢复尧舜禹汤文武孔子以来的儒家道统,甚至对佛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而是把释道作为汲取新的养分的首选对象。于是,不少学者如王安石、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等,开始把目光投向佛老典籍。他们大量阅读佛老书籍,吸收佛道中的有用成份,以“惟理是求”的原则,或援佛老入儒,或以儒释佛老,从而促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宋儒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出于儒而入于佛老,然后又出于佛老返归儒学,返求诸六经,完成了儒学融合佛老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佛道二教也在加强对儒学及对方的研究,使佛道儒学化。因此,佛道与儒学在宋代呈现出互为渗透、互为融合的态势。而儒学在吸收了佛老的精髓后,形成了一种既保留儒学精髓,又兼采他家优点与长处的新的统治思想,即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新儒学,这就是理学。这也是思想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周敦颐援道入儒

 

在宋代儒释道融合的历史潮流中,诸多大儒在对释道思想的研究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他们出入于佛老,或援道入儒,或援佛入儒,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与创新,为宋代新儒学──理学的诞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援道入儒方面,研究最深入、成果最丰富、最先取得理论突破的是周敦颐。那么,周敦颐为何要援道入儒?道家思想对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又有哪些影响呢?或者说周敦颐在哪些方面吸收了道家思想的精华呢?

1、崇道风尚为周敦颐援道入儒创造了良好条件

周敦颐援道入儒,既是改造传统儒学的需要,也是北宋统治者推崇道教的结果。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北宋建立后,鉴于儒学衰微,为了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推崇道教就成为北宋统治者加强思想调控的有力开关,利用道教为其政治统治寻找合法依据就成为宋代的基本国策。为此,宋初统治者大肆扶持道教,不仅修整北岳、西岳、四渎等道教寺观,祭祀名山岳渎和宫观,而且还大肆祭祀道教的民间诸神。特别是宋初道教的头面人物陈抟(?-989),据宋人笔记记载,赵匡胤登基前曾与陈抟等道士密切来往。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念头,就与道士为其制舆论有关。北宋王朝建立后,无论是太祖赵匡胤还是太宗赵光义,都特别礼遇陈抟等道教头面人物。赵光义还为陈抟赐号“希夷先生”。“希夷”一词出自道德经,“希”指视而不见,“夷”指听而不闻。到了宋真宗时期,宋初二帝开启的崇道之风发展到了高峰。宋真宗不仅利用道教,礼遇道士,粉饰太平,而且还导演了一系列诸如“天书”、“圣祖”下降的闹剧,使崇道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大中祥符元年(1008)春正月乙丑日,真宗召宰臣王旦、知枢密使王钦若等,说神人告知自己,将有天书《大中祥符》三篇下降,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道场建后一月有余,在左承天门屋的南角发现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上书“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二十一字。这不过是真宗自我设计的一幕粉饰太平的闹剧。“天尊降临”的闹剧也是如此。由于道教迎合真宗的帝王心态,所以从大中祥符到天禧年间,真宗成了道教狂,四处遣使修庙祀神、上神仙尊号、度道士等崇道活动异常频繁。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正是由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崇道之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

周敦颐生于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当时,正是宋真宗崇道的高峰时期。周敦颐的父亲周辅成也是一位崇道之人。他任桂岭县令才一年多,就辞职归隐营道故里,过起了品酒赏月、游山玩水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崇道时代与崇道之家,周敦颐从小耳濡目染,肯定会受到崇道风尚的影响。父亲去世后,周敦颐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郑向既是一位官场中人,又是一位饱学之士,而且深谙为官之道。在当时的政治风尚条件下,要想在官场立足和出头,除了要具备儒学知识外,了解和熟悉道家思想就成为一种必要。这样,就促使周敦颐在继续学习儒学知识外,必须研读道家经典,掌握道家思想知识。而舅舅郑向这样的名宦之家,为周敦颐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条件。他可以凭借舅舅家的优越条件,阅读到各种道家经典。这是周敦颐能够在宋儒中脱颖而出,在援道入儒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

2、周敦颐在援道入儒方面的突破

周敦颐研读道家经典,并非只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风尚,为了自己能够在当时的官场立足。他在研读道家经典的同时,将道家经典中的一些观点与传统儒家观点进行比较,吸收道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用以改造传统的儒家思想,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周敦颐在援道入儒方面的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他的宇宙生成论上,为宋代理学创立奠定了本体论方面的基础。

哲学本体论方面的不足,是传统儒学的软肋和弱项。这也是传统儒学在同释道较量中,逐渐衰微而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周敦颐在对传统儒学与道家思想的研究中,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对儒学与释道之学进行深入研究后,周敦颐援引道家本体论方面的思想,对儒家本体论进行重新构建,建立起自己的宇宙生成论。周敦颐的全部哲学思想,主要集中表现在《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中,而《太极图》起到为《太极图说》“立象”的作用。他的《太极图》,源于道家的《太极先天之图》。

图五:《太极先天之图》

图六:《太极图》

如果将周敦颐的《太极图》与道家《太极先天之图》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其一,《太极图》的名称系《太极先天之图》的简化。其二,《太极图》五个层次的安排,系《太极先天之图》的移植。其三,《太极图》第二圆的“阴静阳动”,是活用《太极先天之图》第一圆的“阴静”和第二圆下面小圆内的“阳动”。其四,《太极图》的第四圆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即《太极先天之图》木火水金土两旁“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下移。其五,《太极图》移《太极先天之图》第四圆的“万物化生”至第五圆。

周敦颐将《太极先天之图》作了一些改变,形成一个新图,即《太极图》,并非一个简单的改变,而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改变。如果将《太极图》与《太极图说》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奥妙。《太极图》第一圆只是一个单独的白圆圈,旁边没有文字标注。《太极图说》则有“无极而太极”。“太极”是阴阳未分之前,“无极”则是更加遥远的过去。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如何用简单的图式来表示呢?周敦颐沿用《太极先天之图》的第一圆,并且什么也不标注。这是因为,如果照样标注“阴静”二字,就不符合“无极而太极”的意旨了。《太极图》的第二圈是借用《参同契》的《水火匡廓图》意在说明阴阳的运行。于是,周敦颐将《太极先天之图》第一圈的“阴静”与第三圆的“阳动”移到这里,正好说明阴阳运行过程中的交互作用。《太极图说》则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则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联系《太极图说》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太极图》的这种安排,绝不是几个文字的安置和移动,而是一项关于宇宙生成理论研究的重大成果。《太极图》的第三圈借用《参同契》的《三五至精图》。原图据“三五与一,天地至精”的文意绘制而成,图式比较复杂,本身就体现了水、火、木、金、土五气互相联系、互相变化的关系。所以图旁无需再作标注。如果留用《太极先天之图》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与宇宙万物生成序列不合,所以不取。《太极图说》则说:“阴变阳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这样,宇宙生成由无极而太极,由太极而阴阳,由阴阳而五行的大体轮廓,也就比较清楚了。《太极图》的第四圈,即《太极先天之图》的“万物化生”。从“五气顺布”到“万物化生”,就生物来说,应该有一个性的分工问题,也就是《易经》的乾道和坤道。于是,周敦颐借用了《太极先天之图》置于水火木金土两旁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标注。宇宙万物到了生物即将出现的前夕,借用“男女”来来表示阴阳二性在生物起源中的作用,这也算是一种创造。《太极图》的最后一圈,沿用了《太极先天之图》的最后一圈,只是将上一圈的“万物化生”称至最下,说明宇宙生成发展到了物种的阶段。《太极图说》也只是简单地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综上所述,《太极图》、《太极图说》是援引道家思想而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一理论创新成果,最后完成了道家弟子千百年来对宇宙本体的探索。特别是“无极而太极”的著名哲学命题,将我国传统的宇宙本原学说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为理学的创立奠定了本体论方面的基础。

 

(三)佛学对周敦颐的影响

 

北宋初,儒学与佛教势同水火,两不相容。儒学大师们都不遗余力的排斥佛教,捍卫儒学独尊的地位。孙复、石介、欧阳修诸儒皆“为辟佛老之说,行于天下”。孙复、石介排佛尤为激烈。他们以佛教灭弃仁义、礼乐等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为借口,像唐代韩愈那样主张对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欧阳修较之二人则比较理智。特别是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僧人契嵩对欧阳修等人的斥佛曾指出:“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则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治心者,非佛亦不可。”(契嵩《镡津文集》卷八《寂子解》)意思是说,儒家长于治世而短于治心,佛学则长于治心。面对这样透骨的挑战,欧阳修无法作出圆满的回击。这也使宋儒必须思考一个问题:要想战胜佛教,取得排佛运动的胜利,仅用粗暴的方式不能奏效,必须从根本上通过宣传,让百姓懂得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都是通往“为善”的唯一途径。因此,进入北宋中叶后,宋儒对佛教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是士人习佛成风。二是简单的表面式的斥佛转向从学术上对佛教进行批判。三是大量汲取佛学内容来改造和充实儒学。

周敦颐生活的时代,正是宋儒从排佛向援佛转变的时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周敦颐不可避免受时代之影响。特别是他在润州丹徒县鹤林寺为母亲守丧三年。而鹤林寺的住持寿涯是宋代高僧,并与当时的社会名流有着广泛的交往。周敦颐守丧期间,与寿涯有着良好的交往关系。寿涯还安排周敦颐同当时的大儒范仲淹、胡瑗、胡宿聚会,足见他们关系之密切。周敦颐与寿涯之间有着这样的密切关系,而且当时周敦颐在学术上已经小有名气,他们就不可能没有学术交流。目前,尚未发现他们之间在学术有何交往以及交流情况如何方面的记载。但是,他们之间有学术交流应为正常现象,以至有人说周敦颐的《太极图》是寿涯所传,尽管这种说法已为学界所否定。后来,周敦颐曾经两次上庐山,而且两次都造访佛寺。第一次是嘉祐六年(1061),周敦颐赴任虔州通判,途经江州(今江西九江),好友潘兴嗣陪同他上庐山,曾夜宿牛牯岭兴国寺,与方丈常聪大师结缘。这兴国寺,原名东林寺,始建于东晋太和十一年(386),宋时才改称此名,为庐山三大名寺之一。这常聪大师,也是宋代高僧。第二次是治平二年(1065),周敦颐因虞州大火,移调永州通判,绕道江州,在好友江州知府程师孟的陪同下,专程造访庐山大林寺。这大林寺也是庐山三大名寺之一。大林寺的住持佛印,也是宋代名僧。

周敦颐在同这些当时名僧的交往中,他的学术思想在这些高僧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些高僧在佛学方面的高深造诣,也对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带来了一定影响。周敦颐的修养论,明显地吸收了佛家思想。特别是他的“无欲”、“主静”说,渊源于佛教的禁欲主义。而他的《爱莲说》一文,更显示了他的佛学因缘。由此可见,周敦颐是以儒家经典《中庸》和《易传》为核心,接受释道的影响,发展儒家原有的“太极”和“诚”这两个范畴,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个人修行等联系在一起的哲学思想体系。

 

 

第八章 周敦颐与程颢、程颐

 

在周敦颐的一生中,与周敦颐关系最为微妙的莫过于程颢、程颐兄弟。纵观周敦颐的一生,其最大的成功之处,是收了程颢、程颐两位弟子,而其最大的失败之处,也是收了程颢、程颐两位弟子。说收二程为徒是最大成功之处,是因为二程继承并发展了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到朱熹集大成,使理学成为宋、元、明、清四朝不动摇的官学。说收二程为徒是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因为二程功成名就,却从来不尊周敦颐为师,甚至对周敦颐颇有轻蔑态度,使自己与二程之间完全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

周敦颐的弟子肯定不少,然而值得称道的弟子也就程颢、程颐兄弟与张宗范而已。这三名弟子中,只有合州的张宗范对周敦颐崇敬有加。不仅周敦颐在合州为官时崇敬他,他离开合州后,张宗范还给周敦颐立生祠纪念。其崇敬之情,可谓无以复加。但是,程颢、程颐兄弟完全相反。终其一生,兄弟二人从来没有尊周敦颐为师,甚至连周敦颐的名字也很少提到。即使偶尔提到,也是直呼其名“周惇颐”,或以“汝南周茂叔”相称。程颢、程颐兄弟是最讲究和重视师道尊严的。而他们对周敦颐显然是一个例外,是一种大不敬的态度。反过来看,周敦颐对二程也是如此,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提及二程。终其一生,周敦颐对收二程为徒之事也闭口不谈。特别是周敦颐去世前,二程已经大名鼎鼎。然而周敦颐并没有将自己死后的墓志铭、墓碣铭交由大名鼎鼎的二程去写,而是交给自己的挚友潘兴嗣、内兄蒲宗孟,以至后来招致诸如朱熹、陆九渊等人的非议。这些问题,不由得使人疑窦丛生。那么,二程为什么对自己唯一的老师都不承认?他们提及周敦颐时为什么竟然直呼其名?他们是否没有拜周敦颐为师?或者是否其中还有着其他的难言之隐?

 

(一)程颢、程颐其人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原籍河南府,生于湖北黄陂县。宋代大儒,理学家、教育家。自幼聪颖,幼年习诵儒家经典,10岁能写诗作赋。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举进士后,历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由于程颢在地方上有一些政绩,神宗即位之初,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调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当时,宋神宗鉴于内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为,有时也召见程颢,但听了他的进言之后,以为不切实用,不感兴趣。这样,程颢知趣地请求退出朝廷,外补做官,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宗宁寺丞等职。又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宋史》本传称:“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高太皇太后听政。这时,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被起用,掌握了政权,程颢也同时被召入京,授为中正寺丞,但还未及上路,便病死在家,终年54岁。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为程颢之胞弟,人称伊川先生,北宋理学家和教育家。与其胞兄程颢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与其兄程颢不但学术思想相近,而且教育思想基本一致,世称“二程”。程颐幼承家学熏陶,18岁时,撰《颜子所好何学论》,得到当时掌管太学的大儒胡瑗之赏识,立即传他相见,又“处以学职”,年轻的程颐从此一举出名,“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众”。其政治思想颇受父亲的影响,推举其父反对王安石新法乃“独公一人”,又说其兄程颢对荆公(王安石)之说,“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极加称许。但是,如此“名声在外”的程颐,26岁时竟然考进士未中。这对他打击不小,于是从此绝意仕途,长期以“处士”的身分潜心于孔孟之道,从事讲学活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等人掌握了政权,程颐也有了出头之日。元祐元年(1086)除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但没有过多长时间,由于他在皇帝面前“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这就一方面使其名声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读书人纷纷向他拜师问学,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对他的不满,要求把他“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他主动辞职回乡。自元祐三年(1088)起,程颐便基本上脱离了政治生活,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尽管如此,绍圣三年(1096),新党再度执政,他仍被定为反对新党的“奸党”成员,贬到四川,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才被赦免回到洛阳。崇宁二年(1103),又有人参他著书诽谤朝政,皇帝命人审查他的著作,驱散他的学生。在此境遇下,古稀之年的程颐只好从洛阳回到程村居住,并于大观元年(1107)年病死家中。死后,洛阳地区凡与他有关系的朋友和门生都不敢去送葬,不可谓不凄凉。程颐死后不久,中书郎刘魁上书皇帝毁去“党人碑”,才使二程“平反昭雪”,于是在其故居立祀。

二程之家历代仕宦。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也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曾祖父程希振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曾任黄陂县令,卒于该县,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二程的父亲程珦又以世家荫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在地方和中央为官几十年,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退休。二程就是在其父任黄陂县尉时所生,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父程珦影响,以非王安石新法著称。

北宋以来,二程在哲学上、教育上有着很高的历史地位。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川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诏令两程祠以颜子(即颜渊)例修建,祭文称颂两程“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明成化二十年(1489),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另嵩阳书院亦为纪念二程所立。《嵩阳书院志·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清康熙二十五年,二程进儒为贤,位列孔子及门下、汉唐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匾额。

二程的著作有后人编成的《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经说》等,程颐另著有《周易传》。二程的学说后来由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合称“程朱”学派。

 

(二)程颢、程颐是否拜周敦颐为师

 

程颢、程颐兄弟从不正面提及与周敦颐之间的师生关系,不尊周敦颐为师。程颐作其父《太中公家传》中这样说道:“公在虔时,尝假倅南安军,狱掾周惇实年甚少,不为守所知。公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因与为友。及为郎官,故事当代举。每迁授,輙一荐之。”从程颐的这段话来看,他父亲程珦在南安军任副职时,赏识周敦颐的学问,与周敦颐成为好友。后来,其父为郎官时,还经常荐举周敦颐。然而,程颐在这里只说对了一半。程珦在南安军时,赏识周敦颐的学问并与之结为好友,这是真实可信的。但是,说程珦在升任郎官时,举荐周敦颐取代自己;之后每遇升迁,都荐举周敦颐,除了程颐的说法外,却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特别重要的是,程颐刻意隐去了程珦要程颢、程颐兄弟拜周敦颐为师的事。程颐为何要隐去这段历史,确实让人深为不解。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拜周敦颐为师,或者说周敦颐并未收他们为弟子。然而事实的真相如何?从诸多相关资料看,二程拜周敦颐为师,周敦颐收二程为徒,这是铁定的历史事实。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证实。

其一,朱熹的高足度正编辑的《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有记载。朱熹是二程的第四代弟子,度正则是二程的第五代弟子。而度正在搜集周敦颐的著述、考证周敦颐的行迹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周敦颐的生平行迹及著述情况有着重要的发言权。他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有如下记载:

庆历六年丙戌(1046),先生时年三十。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程公,假

南安,视先生气貌非常人,与语,果知道者。因与为友,令二子师之。及为郎,每

迁授当举代,以先生名闻。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1032),

伊川生于明道二年。时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耳。故《明道传》云:“自十五六

时与弟颐闻周实论学,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先生手以《太极图》授

之。”

这段记载,对二程拜师周敦颐的前因后果都讲得很清楚,并为后世所认可。其中引用的《明道传》一语,程颢虽然没有直接承认自己与弟弟程颐拜师周敦颐,但是从其“与弟颐闻周惇实论学”的说法,也可以间接证明二程曾经师从周敦颐。当时的二程,一个十五岁,一个才十四岁,不可能已经具备多么高深的学问。所谓的“闻周惇实论学”,其实就是听周敦颐讲课。直呼周敦颐之名,完全是把自己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确实是大不敬。退一步讲,即使是一般的听课,也是学生听老师讲课,讲者与听者之间也构成了师生关系。何况周敦颐还“手以《太极图》授之”!

其二,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等文献有记载。《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始刊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刊刻的地点在江州(今江西九江),是现存最早的宋刻本。该书保留了有关周敦颐的一些真实史料;资料收集广泛,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宋代诸儒对周敦颐思想的认同。同时,通过收集大量的《祠记》,反映了理学在宋代发展中的斗争。《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六《遗事》关于二程拜师周敦颐,有以下诸多记载: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状》曰:“先生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

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河间刘立之叙明道先生事曰:“先生从汝南周颐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

道,体道成德,出入孔孟,从容不勉。

程氏门人记二先生语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

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又曰:田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

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因见,果知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时好田猎,既而自谓

“已无此好”。闻周先生此语,后十二年暮归,在田间见猎者,不觉有喜心。

哲宗、徽宗实录云:伊川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于舂陵周茂叔。

上面这些记载充分说明,程颢、程颐兄弟曾经师从周敦颐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上面这些说法,既有二程自己所说,也有他人所述。特别是哲宗、徽宗实录,是记载二帝言行的,不会记载失实。即使《实录》记载失实或有篡改,也只会在一些涉及皇帝隐私或重大政治阴谋方面,而绝不会对二程是否拜师周敦颐这样的小事进行篡改。因此,《实录》所载不会有误。还有程氏门人所记二程“昔受学于周茂叔”之语,也应当是真实可信的。至于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和程颢“见猎心喜”二事,曾经散见于多种资料,其真实性也是可信的。

周敦颐在二程求学时,要求二程“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并特别强调颜渊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的精神。为此,周敦颐反复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教育他们像孔子、颜渊一样,从对学问的刻苦钻研中寻求乐趣,从德行的不断积累提高中寻求乐趣。周敦颐还提出“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多层次修养目标,提倡人的道德修养要不断依层次上进,直到使自己的思想与客观自然规律融合为一体,并从中体会到希贤、希圣、希天的乐趣。这样的乐趣,也应当包含在“每令寻颜子、仲尼乐趣”之中。周敦颐这样要求二程,确实是一位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与希望,而不是一般朋友之间的劝告。

其三,周敦颐的《通书》(包括《太极图》与《太极图说》)是由二程最早刊印的。周敦颐的全部学术思想,基本上集中在《太极图》、《太极图说》与《通书》中。周敦颐的著作最早编定成书,是二程在世之时,朱熹称之为“二程本”。当时的《太极图说》包含在《太极图》中,而《太极图》又附于《通书》之后。朱熹在《周子太极通书后序》中说:

故潘清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太极图》为称首,然而此图当为书首

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书后(原注:刑宽居之云)。

后来,通过朱熹的几次整理,最后将二程本《通书》调整为《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等三篇并列的著作。那么,二程为什么要刊印周敦颐著作?二程为何有周敦颐著作?如果二程与周敦颐没有师生关系,平时又没有什么交往,他们手里的《通书》又是哪里来的?不可能想象,二程是偶然发现了周敦颐的著作,突然心血来潮,于是将周敦颐的著作刊印出来,供儒士们学习、研究和参考。二程能够最早刊印周敦颐的著作,表明他们的手里早就拥有周敦颐的这些著作。他们之所以刊印周敦颐的著作,是因为周敦颐的这些著作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二程刊印周敦颐的著作,也是间接承认他们与周敦颐之间的师生关系,并以此作为不承认与周敦颐师生关系的一种补偿。

综上所述,二程曾经拜周敦颐为师,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二程在周敦颐那里呆了多长时间,却是难有定论。宋人饶鲁《金陵记闻注辩》载:

(程颐)又曰:古人有言,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若一日有所得,何止胜

读十年书也。尝见李初平问周茂叔云:“某欲读书,如何?”茂叔云:“公老矣,无

及矣。待某只说与公。”初平遂听说话,二年乃觉悟。

  按照这一记载,当时周敦颐为郴县县令,李初平为郴州知州。周敦颐是于庆历六年(1046)在江西南安军收二程为弟子的。当时程颢十五岁、程颐十四岁。是年冬,周敦颐升任郴县县令。程颐自己说曾经见李初平问周敦颐读书之事,由此表明二程也随周敦颐由南安来到郴县,而不是随父程珦留在南安。周敦颐任郴县县令四年,直到皇祐二年(1050)改桂阳县令。二程跟随周敦颐在郴县的时间有多长,是否直到周敦颐改任桂阳县令之前,尚不得而知。但是,二程能够随周敦颐由南安到郴县,足以说明程珦是完全把二程托付给周敦颐,不仅由周敦颐负起二程的教育责任,而且还要负责二程的生活。仅就这一点而言,就可以说明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二程拜周敦颐为师是毋庸置疑的。其二,拜师后的二程是随周敦颐学习与生活的,而不仅仅是周敦颐给二程讲讲课,二程的生活起居由父母负责,从而比一般的师生关系更为密切。其三,二程师从周敦颐的时间即使不很长,但绝对不会很短,更不是周敦颐在短时间内临时给二程讲讲课。

 

(三)程颢、程颐为何不尊周敦颐为师

 

自古以来,师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天所以覆万物,地所以载万物,君所以治万民,亲者则生身父母之谓,师者授道解惑。五者并称,古今使然。天与地可以并称天地,父与师则可以连称师父,且尊师于前。在民间,更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不尊重师父是与不孝敬父母相提并论的,称为忤逆不孝;欺师与灭祖也是相提并论的,称为欺师灭祖。作为理学重要创始人的二程,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与利害。然而他们偏偏不尊周敦颐为师,对周敦颐毫无敬意可言。就程颢、程颐自己非常注重的师道尊严而言,从不正面提及与周敦颐的师生关系,刻意回避与周敦颐的师生关系,已经可以说是大不敬。而在提及周敦颐时,不称周敦颐为自己的老师,却直呼周惇实其名,或称“汝南周茂叔”,这更是一种大大的不敬。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八《金陵记闻注辩》有以下几段记载,也可以说明二程不尊周敦颐为师:

先生固尝受学于濂溪者,然明道荐贤于神宗,以父表弟及弟为首,何为不

能显扬师道?

又尝言吾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乃不是四人,

何也?

师之所存,道所存也。二程所与门人朋友问难往之书,不一而足,何独简于

师门?

濂溪卒于熙宁六年,横渠卒于熙宁八年,二程之于横渠哭之甚哀,独于濂溪不

闻其哭诸寝门之外也。程子尝有言,师不立,服不可立也。颜子之于孔子,当斩衰

三年可也,况伊川以师道自尊,如是安有师存而遂忘之,师死而遂倍之者耶?

《金陵记闻注辩》的这些记载说明,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很多关于二程不尊师的说法。上面的这些说法,只是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程颢荐亲不荐师。熙宁二年(1069),程颢为御史(权监察御史里行),荐举数十人,以父亲程珦的表弟张载、自己的弟弟程颐为首,却没有荐举周敦颐。第二种说法是二程及人不及师。在二程接触的诸多大儒中,他们只讲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邵雍(字尧夫,号康节)、司马光(字君实,世称涑先生),而不讲周敦颐。第三种说法是二程重友不重师。他们与门人、朋友有很多书信来往,独不见与周敦颐有书信来往。第四种说法是二程哭亲不哭师。周敦颐于熙宁六年(1073)去世后,二程没有去吊丧而哭诸周敦颐的灵堂,张载于熙宁八年(1075)去世后,二程却哭得很伤心,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金陵记闻注辩》的作者饶鲁,是就当时金陵(今南京)一带流传的诸多关于二程与周敦颐之间的疑问,进行记录整理,并逐条进行解释或辩论。上述这些说法,可以认为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说法。

二程是特别注重师道尊严的大儒,为什么对自己的老师这样大不敬?其中肯定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有着他们的难言之隐。从多种文献资料综合分析看,在程颢、程颐与周敦颐之间有着三道无形的障碍,或者说有三道无形的鸿沟:一为政治鸿沟,二为道德鸿沟,三为学术鸿沟。

1、政治鸿沟

周敦颐与二程虽为师生,但他们的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理念并不相同。周敦颐是倾向变革的,二程则是倾向守旧的。具体讲,在对待王安石变法问题上,周敦颐同情、支持王安石变法,二程则是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头面人物。这种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的不同,是导致二程回避与周敦颐师生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敦颐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将在后面专门述及,此处从略。

二程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在政治思想上颇受父亲程珦的影响,比较守旧。后来,王安石主持朝政,实行变法,程颢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于是潜心于学术研究。直到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高太皇太后听政,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物被起用,重新掌握政权。这样,程颢也被召入京,授为中正寺丞。然而,这时的程颢已经病重,未及上路,便死于家中。

程颐年轻时一直未能为官,而专注于讲学授徒,在当时名气很大。然而,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是保守的,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他没有直接反对的机会,就支持父亲程珦出面反对。元祐元年(1086),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重新掌权。由于其兄程颢去世,从而给程颐带来了机会。他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然而,程颐以师道自居,对宋哲宗正色训诫,又主张一切都用古礼,从而引起了诸多朝臣不满。中书舍人苏轼认为他不近人情,每加讥讽。程、苏二人从此尖锐对立。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他主动辞职回乡。尽管如此,绍圣三年(1096),新党再度执政,他仍被定为反对新党的“奸党”成员,流放到四川,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才被赦免回到洛阳。

二程的坎坷人生经历,可以说都与北宋时代的新旧党争相关。新旧党争最后的结果是旧党胜利,新党失败。当时,旧党的势力非常强大。而新党为了变法,推行新政,其手段非常强硬,大批旧党人物遭到贬谪流放。由于旧党最后得势,当时对新党的反对之声呈一边倒的状态。人们谈及新党人物,都有一种轻蔑态度,唯恐避之不及。而周敦颐在政治上是同情支持新党的。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二程不承认自己同周敦颐之间的师生关系,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表示自己与周敦颐不是同路之人,最起码可以说是与周敦颐划清了界线。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予以证明。这就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极力地否定蒲宗孟所撰周敦颐《墓碣铭》中有关周敦颐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朱熹这样做,无非是为尊者讳,使周敦颐与王安石划清界线,使自己的祖师爷周敦颐免遭骂名。二程与朱熹的做法不同,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道德鸿沟

周敦颐和二程的道德伦理观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看到了伦理道德在维系封建统治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都主张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为“至圣”而努力。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又有着不同的看法与主张,从而导致了道德观念上的障碍与鸿沟。

在周敦颐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礼是最具实际性的规范。他在《通书·礼乐》章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先礼而后乐。”在这里,周敦颐从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对礼进行了解释。从理论上讲,周敦颐释礼为理,即治理的意思。理的本意为治玉,即对玉料进行琢磨加工,引申为治民,治理社会。从实践方面来讲,周敦颐释礼为君必君,臣必臣,父必父,子必子,兄必兄,弟必弟,夫必夫,妇必妇,亦即使君成其为君,臣成其为臣,父成其为父,子成其为子,兄成其为兄,弟成其为弟,夫成其为夫,妇成其为妇,做到尊卑有序。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稳定。但是,周敦颐并没有专门对妇女提出什么具体要求。

二程继承发展了周敦颐的道德伦理思想,并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程颐还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一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给广大妇女带来了深重灾难。自夏商周以来,随着男性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妇女的社会地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对妇女的歧视与压迫则呈不断加强的趋势。到了周代,就已经出现了“三从四德”之说。“三从”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子夏传》);“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周礼·天官·九嫔》)。“三从四德”的实质,就是要求妇女屈从男权,遵守所谓品德、辞令、仪态、手艺的“闺范”。但是直到北宋以前,社会对妇女的所谓贞洁问题、改嫁问题,上至皇室公主,下至农家闺秀,都还是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对妇女追求婚姻自由,也持比较同情的态度。然而,自从程颐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宋代以后,全国各地用无数妇女的血和泪所建的贞洁牌坊等,都是程夫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所带来的直接恶果,都是一种十分扭曲了的社会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带来的严重恶果。

更严重的是,程颐反对妇女改嫁,恰好是在自己与老师周敦颐之间划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是因为,周敦颐的生身母亲郑氏就是改嫁之人。郑氏先嫁卢郎中,并生有一子叫卢敦文。时任黄岗县尉的周辅成,在妻子去世后续弦,再娶郑氏为妻,并生下周敦颐。程颐反对妇女改嫁,而老师周敦颐的母亲就是再嫁之人,无论程颐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都是没有为尊者讳。对此,周敦颐会作何感想?程颐既然反对妇女改嫁,师母却是改嫁之人,任凭程颐怎么解释都是解释不清的,而且无论如何都是没有说服力的。俗话说,打人怕打脸。程颐反对妇女改嫁,正好是往老师周敦颐及师祖母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两记耳光。当然,程颐当时可能并没有想到这一点。而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自己还有什么脸面来认这个老师与师祖母?程颐作为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儒,他所倡导的道德观念,当然会很快影响到社会风气。当反对妇女改嫁成为社会普世价值时,程颐自己已经被逼到墙角,没有任何退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好选择不尊周敦颐为师。在这种情况下,周敦颐也被逼到了墙角,没有了任何退路,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不再提及自己有程颢、程颐这两个学生。因此,反对妇女改嫁这个问题,可能是程颢、程颐不尊周敦颐为师,周敦颐也不再认程颢、程颐为自己弟子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终极原因!

3、学术鸿沟

理学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从理学的酝酿、产生、成熟、完善,到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凝聚了宋代诸多大儒的共同智慧,决非一人之力,亦非一日之功。其中,对宋代理学创立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四大学派,即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此外,当然还有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之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也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中,濂、洛、闽三大学派还有着师承关系。然而,恰恰在濂、洛两大学派的师承关系上出现了问题。

程颢曾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的这句话,是一句大实话。二程的学术思想确实是有所受,而且是师承周敦颐,这是历代学界的共识。“天理”二字确实是二程所悟。作为哲学范畴,“理”并非由二程所首创。但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述出来,把“理”或“天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最高本原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化身,用“理”来代替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应该说是从二程开始的。同时,二程以“理”为哲学的核心和最高范畴,集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人性论、伦理观、历史观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这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由于二程长期从事讲学,程颐还曾被授“崇政殿说书”,因此二程门人如织,弟子众多,其中很多人如杨时、侯仲良等,后来都成为宋代大儒。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鸿沟与道德上的鸿沟,二程始终不尊周敦颐为师。那么,在学术思想上,二程当然也不能说自己源于周敦颐,或者说师承周敦颐。为此,他们在讲学过程中始终不提及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始终不介绍周敦颐的学术著作,以示自己与周敦颐没有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即使在一些问题上持与周敦颐完全一样的观点,他们也有意无意地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表达,以示自己与周敦颐无关。对于这一点,宋人饶鲁在《金陵记闻注辩》中,对当时有关周敦颐学术思想及其与二程关系的一些问题,做过专门研究。其中关于二程与周敦颐的学术思想,记录了以下几个问题:

考之二氏(二程)之书,则诚不能无少不同。周子曰无极,曰静虚;程子曰无

太虚,皆实理也,天下无实于理者。周子曰“静无而动有”;程子曰:言无则多

字,言有无则多有字,有无与动静同。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程

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周子谓一为要,程子谓主一无适为敬。周子谓无欲故静,程子谓敬而无失为中,

静中须有物始得。此其文义类多有不同者。

程子之书,其发天地之秘,尽事物之情,亦已至矣。独未尝一言及于《图说》

与《通书》者,固有深意也。事有发于毫厘之间,而其末流之差不倦寻丈之远者,

穷理之君子所当辩也。

最后,饶鲁以“余不能答,姑以质之同志云尔”作结。从饶鲁的这些记述看,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对二程与周敦颐之间的学术关系存有疑问。饶鲁虽然记述了诸多问题,却以“余不能答”作结。我们则可以从这些记述中看到,不管二程如何想撇清自己与周敦颐之间的关系,好像都是无济于事的。

二程有意无意地不提及自己的学术渊源,也就在自己与周敦颐之间划上了一道学术上的鸿沟,并在人们中产生一种错觉或疑问,即二程的学术思想到底是否有师承?是否真的只是“自家体贴出来”?久而久之,人们对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句话,只知道后半句“自家体贴出来”,而不知道前半句“吾学虽有所受”。正是因为如此,不仅历史上有人否定二程之学与周敦颐学术思想之间的师承关系,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如此。冯克诚、田晓娜主编的《中国通史全编》第七章,在《高度繁荣的宋代文化》中这样写道:“谈宋代理学的从来都把周敦颐列为首位,实际上,周敦颐虽然写过《太极图说》和《通书》,他的学术思想在北宋并无传人(原注:程颢、程颐全不传他之学)……在北宋学术思想领域内,周敦颐是全然没有地位的。”

周敦颐是否应该列在宋代理学之首位,他的学术思想是否有传人,程颢、程颐是否“全不传他之学”?周敦颐列宋代理学之首,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周敦颐最先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哲学命题,为宋代理学的创立奠定了本体论方面的基础。换句话说,在宋代哲学或理学的本体论方面,周敦颐是有很大贡献的。其次,周敦颐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过“理”的范畴,他的后学也并没有按他“无极而太极”的本意去研究宇宙的生成与发展,但他关于阴阳动静的运动观,却从另外的角度统括了理学,并统括了与理学相对的心学和性学,成为统摄宋代诸派之学宗。程颢虽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但在动静问题上却仍是周敦颐的“主静立极”之说。主张“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的程颢,其学说虽与程颐略有不同,但人的修养必须在动静上下功夫,却是完全一样的。朱熹更是认为:“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则又何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故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和朱熹理学相对立的陆氏心学,尽管在无极太极问题上形若冰炭,但在主静问题上却都是高度一致的。所有这些说明,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在宋代理学的创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影响。而且从时间上来讲,周敦颐学术思想形成在前,二程的学术思想形成在后,加上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因此将周敦颐放在宋代理学之首,他是当之无愧的。由于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他们的很多学术观点明显受到了周敦颐的影响,因此不管二程承认与否,他们与周敦颐之间的师承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同时,不管他们承认与否,他们都是周敦颐学术思想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