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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探秘》第10-11章
 
张泽槐《周敦颐探秘》  加入时间:2012/7/3 18:53:00  admin  点击:2754

第十章 岭南岁月

 

(一)吕公著力荐周敦颐

 

邵州历史上也是荆湖一带的难治之地。州学建成开学后,周敦颐尽管公务繁忙,仍然经常抽出时间到这里讲学。一天,周敦颐正在州衙批阅文件,忽闻钦差大臣宣周敦颐接旨。原来是宣布自己升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宣读圣旨后,在场官员纷纷走上前来,向周敦颐表示祝贺。周敦颐送走钦差后,便准备办理移交手续,返回永州,再到广南东路上任。

周敦颐这次升迁,得力于赵抃与吕公著的推荐。当时,赵抃已由成都路府召回中书。吕公著,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县)人,是北宋初期宰相吕夷简之子。从小勤奋好学。考取进士后,通判颖州,郡守欧阳修视为讲学之友。宋英宗亲政,封为龙图公学士。神宗登极,又召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经常陪侍皇帝,因此又简称侍从。赵抃与吕公著关系密切,经常在他面前谈及周敦颐的为人、为官与为学,认为人才难得,可堪重用。因此,周敦颐在吕公著心目中留下了良好印象。鉴于周敦颐在永、邵二州的政绩,吏部拟升任周敦颐为郴州知州。这就是明邓显鹤《周敦颐年谱》中所说“先生有知郴州之命”的由来。由于赵抃时在中书,吕公著时在侍从,二人觉得知州不足以尽用周敦颐之才,于是在神宗面前交向荐举。特别是吕公著,专门写了一道奏章保举周敦颐。其奏章全文如下:

臣伏见尚书驾部员外郎、通判永州军事周敦颐,操行清修,才术通敏,凡所

临莅,皆有治声。臣今保举,堪充刑狱钱谷繁难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后犯正入

已脏,臣甘当同罪。其人与臣不是亲戚,谨具状闻,伏候敕旨。

神宗接到吕公著的保举奏章后,改任周敦颐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为什么吕公著要如此倾力保举周敦颐?他与周敦颐确实不是亲戚,而且素未谋面,却敢于以“如蒙朝廷擢用,后犯正入已脏,臣甘当同罪”的态度,来保举周敦颐呢?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出于对赵抃的敬重。吕公著与赵抃同朝为官多年。赵抃刚正不阿,年轻时就有“铁面御史”的美誉,堪与包拯齐名。其后无论在朝廷为官还是在地方为官,赵抃都有着良好的声誉。周敦颐是赵抃的至交。赵抃反复荐举周敦颐,吕公著当然愿意鼎力相助。其二,出于对周敦颐的信任。在吕公著的心目中,周敦颐作为赵抃的至交,肯定也是一位好官。这一点,他不仅从赵抃那里有所了解,而且也在朝廷有所耳闻。凡是周敦颐工作过的地方,其人品、官德、学术,都给当地官员与百姓留下了良好印象。在吏部那里,没有周敦颐的任何不良记录。正是在这种比较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吕公著对周敦颐有了一个非常正面的评价,认为周敦颐值得信任,值得保举,相信周敦颐将来不会出问题。只有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吕公著才敢于以“臣甘当同罪”来保举周敦颐。

而吕公著保举自己的情况,周敦颐是从蒲宗孟那里得知的。当时,蒲宗孟正任集贤校理,职掌图籍文史,有机会接触各类奏章等文件资料。在看到吕公著保举周敦颐的奏章后,蒲宗孟深受感动。于是,他将吕公著的奏章抄录下来,寄送给周敦颐。看到吕公著的保举奏章,周敦颐陷入沉思。为什么这位吕公著,从来没有见过自己,居然敢为一位素不相识的人担保,不怕受到株连。想来想去,肯定又是那位不打不相识的老朋友、老上司、现在谏院负责的赵抃暗中帮忙。这让他感到,赵抃确实是一位“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实事求是的忠义之士。而吕公著这样的爱才之心,知遇之恩,确实应当好好感谢。于是,他提笔写下给吕公著的感谢信:“……在薄官有四方之游,于高贤无一日之雅……。

 

(二)广南东路行迹

 

路在宋代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相当于现在的省。当时全国分为十八路。现在的省,基本上都是以当时的路为基础设置的,如荆湖北路即今湖北省,荆湖南路即今湖南省,广南东路即今广东省,广南西路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等。路置都转运使、转运使、副使、判官等官职。这些职官的分工,史无明确记载。《宋史·职官七》在解释“中兴”之后诸职的设置时这样说:“有军旅之事,则供馈钱粮,或令本官随军移转,或别置随军转运使一员,或诸路事体当合一,则置都转运使以总之。随军及都运(按即随军使与都运使)废置不常,正使不废。若副使,若判官,皆随资之浅深称焉。”所谓“中兴”,是指南宋初期的情况,不一定能代表北宋。

周敦颐在永州办完移交手续后,随即赴任广南东路判官。这广南东路,三代时称为百越。秦汉时在这里设置南海、珠涯等郡。唐初置广州总管府统辖。贞观元年(627),改为岭南道。北宋期间,称为广南东路。其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今广东省,治所在广州都督府,即今广州市。当时,广南东路下辖一府十四州四十三县。一府即肇庆府;十四州为广州、韶州、循州、潮州、连州、梅州、南雄州、英州、贺州、封州、新州、康州、南恩州、惠州。绍兴三十二年(1162),有513711户、784774人。广南东路虽然地域广阔,州县众多,但当时的人口规模仅仅与周敦颐原来工作过的虔州相当。

周敦颐到达广州都督府时,已是隆冬季节。这时候,内地很多地方已经大雪纷飞,而这里仍然艳阳高照,温暖如常。周敦颐向转运使报到后,安排好家属,便着手接收移交。他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全路的钱粮,办好转运漕输事宜,以备朝廷随时调用。过了春节,即神宗熙宁二年(1069)正月,人们都还沉浸在节日欢乐之中,周敦颐就下到各府州县了解情况,查看下面的存粮存款与账薄上的数字是否相符,仓库里的粮食是否保存完好、有无霉变情况。他与周通经常冒着风雨,行走在山间和海边的羊肠小道上。当时,一些海边与山区县,既无办公署衙,也没有提供食宿的驿馆,他们只得到老百姓家里借宿。这一年,他的踪迹遍及广南大地。

就在周敦颐尽职尽责发行通判之职时,朝廷内部正在酝酿变法。新即位的神宗皇帝,感到“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改”,决心“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希望通过改革,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面貌。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起用曾经上过《万言书》、力主改革的王安石擢为参政知事,开始对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改革,颁布《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次年,又拜王安石为宰相,主持改革,陆续公布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等法。在这种新形势下,周敦颐认为新法切中时弊。于是,他下到府州县调查核实粮款时,大力宣传解释,积极推行新法。经吏部考核,周敦颐于熙宁三年(1070)转为虞部员外郎,提升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

提点刑狱,全称为提点刑狱公事,俗称“宪司”,主管一路司法,兼管财政等。参比清代官制,相当于各行省的按察使,正三品,仅次于巡抚下面的布政使(从二品)。其具体职责是:“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复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审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判官吏之事。旧制,参用文武。熙宁初,神宗以武臣不足以察所部人材,罢之。”比照这些职责,身为提点刑狱的周敦颐,所到之处,可以复查案情,提审囚徒,纠正错案,同时可以监督各级官吏。这很可能是宋神宗改善和加强各路提刑官队伍具体措施的体现。这时的周敦颐正好五十四岁。也可以说,提点刑狱是周敦颐一生仕途的顶点。

周敦颐是一个轻视名利,雅好山水,酷爱大自然的人。他在《同石守游山》的诗中这样写道:“朝市谁知世外游,杉松影里人吟幽。争名逐利千绳缚,度水登山万事休。野鸟不惊如得伴,白云无语似相留。傍人莫笑凭栏久,为恋林居作退谋。”这首诗,是周敦颐雅好山水的真实自白。在广南东路任职期间,无论是在通判任上,还是在提点刑狱任上,凡是遇到名胜古迹、风景秀丽的地方,周敦颐都要千方百计地抽时间游览一番。所到之处,或题名刻石,或作诗逸兴。

熙宁二年(1069)正月,周敦颐至广南端州,题名阳春岩。同年三月,题名七星岩。

熙宁四年(1071)正月初九,周敦颐领堤点刑狱职事,行部至潮州,有题大堂壁诗:“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释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至春州,有诗:“按部广东经数郡,若言岚瘴更无春。度山烟锁埋清昼,为国天终护吉人。万里诏音颁降下,一方恩惠尽均匀。丈夫才略逢时展,仓廪皆无亟富民。”至惠州,有《题惠州罗浮山》诗:“红尘白日无闲人,况有鱼绯系此身。阙上罗浮闲送目,浩然生意复吾真。”

熙宁元年十二月二十六,周敦颐按部连州,同尚书屯田郎中知军州事何懋之同游城西大云岩,并留题。这连州于隋开皇十年(590)置州,治所在桂阳(今广东连州)。唐宋时期称连州连山郡,为下州。北宋初辖桂阳(今连州)、阳山、连山三县。中唐时,文学家、诗人刘禹锡曾贬任连州刺史。他在这里勤政为民,廉洁自律,深受百姓拥戴。周敦颐按部连州时,在一处泉水边喝水休息。周敦颐有感于刘禹锡等先贤的为政清廉,提笔将这处泉水题名“廉泉”。至今,“廉泉”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还有传说周敦颐提点刑狱时,到过现在的澳门一带。周敦颐一生钟爱莲花。在虔州时还写下了千古名文《爱莲说》。他见这一带多池沼,认为可以发展莲荷。于是,每经过一处池沼,就撒上几粒莲子。澳门日光充足,雨量充沛,气温较高,非常适合莲荷生长。加上莲荷适应性强,又是多年生水生植物,莲荷终于在澳门一带繁殖开来。随着内地文化在澳门一带的传播,特别是随着周敦颐《爱莲说》的影响,人们爱荷植荷成风。一些山名、地名、街道名、村名等等,也与莲荷有关。久而久之,澳门人便将莲花视为澳门的象征,澳门也就有了“莲荷宝地”的美称。19991231,澳门最终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回归祖国怀抱。为了制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区徽,专家、学者从几百种图样中,最终选定的是有三片花瓣的莲花。这绝非偶然。

 

(三)智斗“杜万石”

 

周敦颐领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期间,所办的最为突出的事,就是禁止了官员垄断端溪砚石的开采,也就是处理所谓“杜万石”事件。

端州,隋开皇九年(589)置。以境内端溪得名,治所在高要(今广东肇庆)。唐宋时辖境相当今肇庆市、高要和高鹤西北部地。宋重和元年(1118)升为肇庆府。端州盛产优质砚石,由端州砚石制作而成的砚台称为端砚。端砚是有名的宝砚,与安徽的歙砚、甘肃的洮砚、山西的澄泥砚,号称中国四大名砚,而端砚居四大名砚之首。端砚石质坚实细润,造型精美,磨出来的墨汁,写字绘画,色泽光华,而且不损毛笔,最受文人珍爱。端砚有着悠久的历史。唐宋时期,随着书画艺术的蓬勃发展,端砚也走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诗人刘禹锡有“端州石砚人间重”的诗句。

由于端砚的珍贵,制作销售端砚就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当地百姓伐石制砚,成为重要的谋生手段,世世代代都是以雕刻端砚来维持生活。然而,由于当时没有相应的生产管理制度,滥采乱挖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一些官员,利用职权,纠工滥采,与民争利。时任端州知州杜咨,垄断整个砚石开采,而不允许民间开采。开采出来的砚石,全部归杜咨所有。工匠制作端砚,只能高价从杜咨那里购买砚石。雕刻好的端砚,又只能以低价卖给杜咨。而杜咨则以高价售卖端砚。这样,杜咨就垄断了整个砚石的开采、砚台的制作与销售,人称“杜万石”。端砚制作销售的绝大部分利润,都落入了杜咨的个人腰包。依靠制作端砚的百姓,其生活来源受到挤压,有的甚至无法生活下去。因此,当地百姓对杜咨恨之入骨。

宋熙宁四年(1071),领提点刑狱事的周敦颐行部至端州。当地百姓将知州杜咨垄断端砚一事向周敦颐告状,要求彻查,还百姓公道与生路。周敦颐化装来到端溪调查,了解到砚民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于是,他就找杜知州,要他退出强占的端砚石料,还利于民。而杜咨则强调端砚石料是国家的资源,官府有权可以开凿,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周敦颐认为,既然端砚石料是国家的,就应当允许百姓开凿;砚民制作的端砚,除了上交国家的以外,应当允许他们自销,不得垄断。杜咨又说端砚石的开采权退与不退,是地方行政长官的事,你周大人是管刑狱之事的,这端砚之事你管不着。这次谈判,无果而终。

事后,周敦颐了解到,杜咨之所以这样横行霸道,是由于他有一位亲戚在礼部任给事中。有了这位亲戚做后台,他才天不怕地不怕。然而,周敦颐本来就是一位不信邪的人。回到衙署,立即研墨展纸,起草弹劾杜咨的奏章。写到一半,他就停下笔来,写不下去了。他在思考一个问题,端砚石料的开采问题由来已久。垄断端砚石料,也不是杜咨一个人的问题。包拯任端州知州时,鉴于历任知州除了完成朝廷规定的端砚进贡数目外,还要向砚民索要大量端砚,用来馈赠权贵,为自己升官发财架桥铺路,致使民怨沸腾。为此,他上任后命令砚民只制作进贡的数目,余下的统统自行销售。他自己离开端州时,一块砚石也未带走,百姓一直传为佳话。然而,后来的知州们又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到了杜咨,更是将端砚石料的开采权全部霸占过来。即使我这次参倒了“杜万石”,将来还会有“王万石”、“李万石”。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源头上抓起,在治本上下功夫。于是,他重新研墨展纸,详陈历任知州包括现任知州杜咨在内,无不索取和强占端砚的开采,逼得砚民叫苦连天。为杜绝这项弊端,请朝廷下令:地方官不仅不能参与端砚石的开采,而且自取不得超过二枚。

朝廷收到周敦颐的奏章后,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立即批示下来。杜咨这才无可奈何地将端砚的开采权归还于民。砚民们听到这个消息,无不奔走相告。北宋时期,曾经有过一段明确“以提刑兼坑冶事”,但那是在熙宁二十以后的事。所谓“坑冶事”,亦即采矿与冶炼之事。而周敦颐干预端溪砚石开采事件,实际上开了“提刑兼坑冶事”的先河。周敦颐干预端溪采砚一事,还揭示了一个道理,即很多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弊端,归根结底是由制度缺失造成的;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从完善甚至改革制度入手,这样才是治本之策,才会收到好的效果。否则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第十一章 终老江西

 

(一)请调南康军

 

北宋时期,广南东路一带还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同时,这里的气候高温多雨,疾病多发,被称为瘴疠之乡。一般来说,内地人到这里,短时间内难以适应这里的气候。周敦颐的情况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官员。从熙宁四年(1071正月初九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后,更加“尽心职事,务在矜恕,以洗冤释物为己任,虽荒涯绝岛瘴疠之乡,皆必缓视徐按,不惮劳瘁,故深罪者俱无憾。”然而,这一带的气候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就在竭尽全力工作之际,这一年的八月初一,周敦颐病倒了。开始发寒,四肢冰冷,接着高烧,大汗淋漓,恶心呕吐,头昏脑胀。经过几天治疗,病情才见好转。

病情稍好后,周敦颐准备继续办理公务。就在这时,润州丹徒县一位朋友给周敦颐来信,告诉他母亲的墓庐遭水浸袭。这个消息,对周敦颐震动很大。他的母亲是一位良妻贤母,为抚育自己操碎了心。特别是母亲过早去世,自己对母亲还来不及尽一点孝道。如今母亲墓庐又遭水浸袭,亡灵不得安宁,这对自己来说是极大的罪过。自己身体状况不好,不能适应广东的气候,更有母亲墓庐被水浸袭,促使周敦颐决心离开广东。这时,他想到江西庐山南麓的南康军还没有知军,于是横下一条心,当天就写下一份请求调知南康军的奏章。朝廷收到周敦颐的请调奏章后,考虑到周敦颐的实际情况,加上当时南康知军出缺,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

南康军同周敦颐当年任职的南安军一样,为下州,北宋时属江南西路,南宋时属河南东路,辖星子(今江西星子县)、都昌(今江西都昌县)、建昌(今江西永修县)三县,崇宁年间有户70615、口112343,是兼及庐山与鄱阳湖的名胜区。这里位于庐山南麓、鄱阳湖西岸,离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书堂也不远。到南康军任职,既可以继续经营自己的书堂,使之更加完善,而且还可以将母亲的墓庐迁来此地,确实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因此,周敦颐在接到朝廷通知后,于同年八月初一,拜别同僚,带着家眷到南康军上任。这也是周敦颐一生中第四次进入江西。

到了南康以后,周敦颐办理了接交手续,工作了很短一段同时间,就着手母亲迁坟事宜。他将母亲由润州(今江苏镇江)改葬德化县庐山清泉社三起山,十二月二十六日下葬筑坟。具体地点在今江西九江市庐山区莲花乡东城村周家湾。这里地势高爽,视野开阔,座北朝南,东西北三面丘岗包围,墓前有淙淙小溪,依山傍水,气势不凡。

完成改葬母亲这件大事,周敦颐顿感身心轻松。想到自己从政三十一年,现在已经是五十六岁的老人了,不觉顿生退意。于是,他随即向朝廷写下了请求因病退休的奏章。紧接着,便向南京分司交还南康军知军的印信,回到南康等待朝廷的批复。清邓显鹤《周敦颐年谱》载:

八月朔,移南康。十二月二十六日,改葬郑太君于江州德化县庐阜清泉社三

起山。葬毕,曰:“强疾而来者,为葬母耳,今犹欲以病污麾绂耶?”上南康印

司南京而归。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周敦颐请求调知南康,其目的就是改葬自己的母亲以及自己归隐治病。从他于八月至南康,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改葬母亲,其间仅三个多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母亲灵柩由润州迁来江西德化,并安葬完毕,可见他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办理政务。那么,这段记载中所谓分司南京,又是怎么回事?梁绍辉、吕芳文先生在《周敦颐历任职务官衔及地域职权事迹考》中作了如下介绍:

分司南京,应即南京分司,但具体未详是何机构。《宋史·职官四》有“三京

留司御台”一条,其职责是“掌拜表行香,纠举违失”,抑或指此。又“留守、副

留守”条,有“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兼之”的记载,抑或指此。但

当时的南京不在今地,而是指应天,所谓“西京河南,南京应天(今河南商丘),

北京大名”。商丘与当时的都城天坛相距不远,周敦颐要上缴南康知军印为何不直

接去开封而非要去商丘呢?故“上南康分司南京而归”一语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归隐九江后

 

周敦颐是因病请求退休的。朝廷见到周敦颐的辞呈,不便强留,只得照准。朝廷准予周敦颐退休的批文,在熙宁五年(1072)正月底才到达南康。周敦颐收到批文后,办好各项移交手续。但是,他还有一件未了的心事,就是如何安置周通的问题。周通是自己的远房兄弟,为人忠厚老实,手脚麻利,做事勤快。自己在官场三十一年,周通鞍前马后,对自己的生活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到细致。自己归隐了,决不能丢下周通不管。让他继续留在衙门,下任是否要他,尚不得而知。让他留在自己家里,继续跟着自己,自己养不起他。按当时规定,周通已连续在官场服务了三十一年,现在也已五十出头,可以领到一笔生活费,用以安家。于是,周敦颐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周通。周通也清楚,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只好如此。在所有事项都办清楚以后,周敦颐于二月初一,就带着全家及周通,回到他于嘉祐六年(1060)在庐山莲花峰下购地修筑的濂溪书堂,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隐居生活。周通在濂溪书堂将周敦颐安顿好以后,恋恋不舍地回到营道老家,靠着周敦颐移交给其父的田产,与妻儿过着安宁的农家生活,并忠实执行着看守周敦颐祖坟的责任。

周敦颐为何最后归隐濂溪书堂,而不是归隐营道故里呢?对此,清邓显鹤《周子全书·周敦颐年谱》如是说:

自嘉六年(1060)筑书堂于庐山之麓,至是始定居焉。先生历官以来,所得

禄悉以先生平日俸禄,悉以周宗族,奉宾友,故贫不能归故里,榜其书堂曰濂溪,

志乡关在心目中也。

这是否就是周敦颐不能归隐营道故里的真正原因呢?当然不是。应当说,周敦颐从赴任虔州通判途中,于庐山莲花峰下购地筑屋开始,就已经有了离开营道故里的想法。当时,这里属荒山野岭,在这里购地筑屋,并非出于投资增值的考虑,而完全是为了将来定居。还有他任永州通判时,回营道故里展墓,并由永州府出具文书,处理营道故里的祖业,分明就是做了永远离开营道故里的打算。特别是当自己的母亲在润州的坟墓被大水浸袭,周敦颐将母亲灵柩重新安葬时,不是将新墓地选在营道故里,却选在了江州德化县庐阜清泉社三起山,亦即在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书堂旁边。周敦颐母亲当年曾有交待,死后要与胞兄同葬润州。周敦颐既不遵母亲遗嘱,又不将母亲灵柩运回营道故里安葬,而偏偏要安葬在九江,这更进一步表明,周敦颐将隐居于此,并为母亲守墓。至于“故贫不能归故里”之说,更是无稽之谈。有能力将母亲之墓由润州移葬九江,难道还没有能力使自己一家数口回营道故里?后人之所以要如此说,完全是因为离开父母之乡有违古训,从而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罢了。其实就周敦颐本性来说,他一生嗜好山水,讲求清静,有着道家的超尘出世之风与文人览胜寻幽之好,他是不会以离开父母之乡为意的,后人完全用不着为他离开父母之乡遮遮掩掩。

那么,周敦颐定居的濂溪书堂到底如何呢?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有过这样一段描写:

正过九江,必造焉。距州城十里,堂之左即先生之祠。乃塑像,紫衣方领,

赤舄,坐乎方床之上。又左则为光风霁月亭。自州城来者,先至焉。右则爱莲亭、

拙堂,后为一室,室之前刻有《爱莲说》、《拙赋》及《太极图》、《通书》、《墓碣》、

《祠记》。图书皆附晦翁解释于其下,不著何人书。或去永嘉陈益之书之。门外数

步,即发源莲花峰下先生寓名为濂溪者。溪之外不二十里,即庐山。正尝留诗。今

夔漕王忠甫尝为德化县,近因书道旧云好事者重修,书堂前诗不复存矣。

这是周敦颐去世一百多年后,度正所见到的濂溪书堂的情况,与周敦颐当时所筑濂溪书堂肯定有所不同。但是,度正的这一记载也为我们了解当时濂溪书堂的情况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周敦颐归隐濂溪书堂后,过起了悠闲的田园生活。他为官三十一年,先后四次进入江西,在江西的时间占了四成之多。江西人对他的为人、为官、为学,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敦颐归隐后,人们听说他居于庐山之麓的莲花峰下,很多人都前来要求他传道授业。这也正合周敦颐的心意。于是,他与当地饱学之士共同担负起教学责任。除此以外,他仍然以大部分精力与时间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或者与朋友往来,倘佯山水之间。有时,他也经常参加一些诸如种菜之类的体力劳动。他的这段最为得意的生活,在他《濂溪书堂诗》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元子溪曰,诗传到于今。

此俗良易化,不欺顾相钦。

庐山我久爱,买田山之阴。

田间有流水,清出山心。

山心无尘土,白石磷磷沈。

来数里,到此始澄深。

有龙不可测,岸竹寒森森。

书堂构其上,隐几看云岑。

倚梧或欹枕,风月盈中襟。

或吟或冥默,或酒或呜琴。

数十黄卷轴,圣贤谈无音。

窗前即畴囿,圃外桑麻林。

千蔬可卒岁,绢布足衣衾。

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

吾乐盖易足,名溪朝暮侵。

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

诗中的元子指中唐诗人、古文运动先驱元结。瀼溪源出江西瑞昌西北大瀼山与不瀼山之间,东南流入湓水。安史之乱时,元结曾招集邻里二百余家,自南猗犴洞奔襄阳,又自襄阳移瀼溪。后来,元结因抗击史思明有功,升监察御史里行,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迁“水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使,佐吕諲府为荆南节度判官,将荆南之兵于九江”。因此,周敦颐在诗中有“元子溪曰瀼”之句。后来,元结又两度出任道州刺史,写下了《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两首名诗,受到诗圣杜甫的高度赞誉。卸任后定居祁阳浯溪,开辟了闻名天下的浯溪碑林。元结的事迹,在儿少时代的周敦颐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现在所居濂溪书堂,堂前濂溪出于莲花峰下,也合于湓水,与瀼溪成了一对孪生兄弟。由此,他将濂溪与瀼溪联系起来,将自己与元结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效法元结的想法。这样,就有了诗中“吾乐盖易足,名溪朝暮侵。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感慨。

归隐期间,周敦颐还有另外两首诗,也反映了他的兴趣与追求。

思归旧隐

静思归旧隐,日出半山明。

醉榻去笼润,吟窗瀑泻清。

闲方为达士,忙只是劳生。

朝市谁头白,车轮未晓鸣。

夜雨书窗

秋风扫尽热,半夜雨淋漓。

绕屋是芭蕉,一枕万响围。

恰似钓鱼船,蓬底睡觉时。

旧隐濂溪上,思归复思归。

钓鱼船好睡,宠辱不相随。

肯为爵禄重,白发犹羁縻。

周敦颐归隐莲花峰下濂溪书堂,其目的是为了颐养天年。然而,老天爷却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本来,他在广南东路提刑任上那场之后,一直没有全面康复。加上为母亲迁葬,到“南京分司”上交南康军的印信,搬家等,没有好好休息,身体每况愈下。归隐之后,虽然心情愉快,但因年已将老,又不太注意营养,还要传道授业,到熙宁六年(1073)五月底,周敦颐病倒了。同年六月初七,黑云压住庐山,笼罩大地,一代圣哲周敦颐起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享年五十七岁。

就在周敦颐去世当天中午,一位钦差快马跑来,在濂溪书堂门前下马,大喊快快接旨。蒲氏携二子跪地接旨,是朝廷要周敦颐即来京师候旨听用。钦差见蒲氏与二子孝服在身,问明原委,也深为震惊,只好回京复命。为什么周敦颐归隐之后,还有圣旨召用?原来是他的老上司、老朋友、时任成都知府赵抃,听说周敦颐提前归隐,感到殊为可惜,于是奏请再次起用。皇帝看了赵抃的奏章,立即照准。再次起用的圣旨虽然迟来一步,但钦差临堂,也算是好友赵抃与朝廷为周敦颐送上最后一程。

周敦颐去世后,蒲氏与儿子周寿、周焘遵照周敦颐生前的嘱咐,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将他的棺椁埋葬在他母亲仙居县郑太君的墓侧──江州德化县庐阜清泉社三起山。从此,母子二人相依相伴,长眠于苍松翠柏之间。同时,周寿、周焘请父亲生前好友潘兴嗣作《周敦颐墓志铭》,请舅父蒲宗孟作《周敦颐墓碣铭》。二人在铭中,实事求是地盛赞了周敦颐的人品、官德、学问与业绩,特别是保存了诸多真实史料,为后世研究周敦颐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线索。然而,也正是由于请此二人作周敦颐的《墓志铭》与《墓碣铭》,引来了后世的不满甚至争论,特别是由此引起了朱熹与陆九渊之间的长期论战,甚至引起了周敦颐著作《太极图》与《太极图说》有无真伪的争论。详情将在下篇进行探讨。

那么,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书堂后来的情况?对此,20022月《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23卷第一期《周敦颐在江西若干史迹考》作了如下介绍:

周敦颐去世后,后人为了纪念他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特将他的居处濂溪书堂

改为濂溪祠。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改为濂溪书院,历元、明、清三个朝代,

盛极一时。到晚清时,濂溪书院移至城内世德坊,原赴被山洪冲毁。后来有人在这

里新建一个土坯庙,名叫华封寺,里面现在住着几个修行的尼姑。庙边有溪,名曰

濂溪港,港上有桥。寺的周围,现在都是密集的民房,北距九江市中心十华里,东

距周敦颐的葬地五华里。周敦颐守墓的后裔住在周家后湾,也在附近。

 

(三)后裔繁衍

 

周敦颐后裔繁衍,成为湘赣浙一带庞大的周氏宗族,其中有着诸多名人,如明清时期的朝廷大臣周希圣、周崇傅,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著名文学家鲁迅(周树人)等。

周敦颐的长子周寿,字季老,一字元翁,第百一,生于合州,缙云县君陆氏所出。元丰五年(1082)黄裳榜登第,初仕吉州司户,改秀州知录,终司封郎中。曾与黄庭坚为同僚,彼此码友善。黄庭坚称周寿“纯粹动金石,清节不污,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言语文章,发明妙慧。生有六子,从官居吴中。其后裔繁衍于江浙与江西一带。

周敦颐的次子周焘,字通老,一字次元,第百二,生于虔州,德清县君蒲氏所出。初授司法。元祐三年(1088),李长宁榜登第,为贵池令,迁两浙转运使,知成都府,终朝议大夫徽猷阁待制,赠宣奉大夫。苏轼知杭州时,与周焘同官,亲如兄弟,唱酬诗甚多,著有《爱莲堂诗文集》。人称“茂叔有子,良不诬也”。周焘生有三子,居于道州。其后裔迁居湖南、浙江、江西等地。其中迁徙浙江的一支成为周恩来、鲁迅(周树人)的远祖。

关于周恩来、鲁迅是否周敦颐后裔的问题,曾经有一些不同地看法。周遐寿(即周作人,鲁迅的二弟)写的《鲁迅的故事》第一部分第七十五节《四百年前》,认为自己的始迁祖逸斋公迁居绍兴城,是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历十四代至今,而逸斋公之前不可考。他虽然没有否定鲁迅是周敦颐的后代,但起码也不是肯定的。

那么,周恩来、鲁迅到底是不是周敦颐的后代呢?据《绍兴县志姓氏篇》及《诸暨丰江周氏宗谱》、《周氏破塘祖茔祭薄》等记载,自周敦颐起,至第九世孙周澳分成二系:一系为周德之后,传七世为逸斋公,迁居绍兴城内,再传十四世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一系为周完之后,传二十二世为周恩来。这样算来,鲁迅为周敦颐的三十一世孙,而周恩来为周敦颐的三十二世孙,比鲁迅小一辈。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词中说:“在血缘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出生在绍兴城的周家。”(《鲁迅研究资料》第九期第三页)

周恩来祖居绍兴保佑桥。他祖父在江苏淮安为官时,举家北迁。周恩来出生在淮安,十三岁到东北、天津一带读书,接着从事革命工作。他认鲁迅先生为本家,是青少年时听他祖父说过保佑桥与覆盆桥(鲁迅先生住处)的同宗关系。据《解放日报文摘》1982年元月16日刊登曾炎、虞珍摘编的《周恩来访问绍兴与鲁迅认本家的经过》,周恩来于1939年曾回到绍兴故乡,看了距鲁迅故居不远的“百步堂”老宅,还在祖坟上去过一次。他回到重庆曾家岩,曾和周恩霪(周恩来的堂弟)谈起故乡情况,说明和鲁迅是同族。1952年的一天,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到中南海周恩来家做客,当时周恩霪和两个亲属也在。周恩来亲口对许广平说:“我应该叫你婶母呢!”许广平笑着说道:“我可不敢当。”周恩来接着说明,已经了解到和鲁迅确属本家,不过是很远的关系,按辈份鲁迅长一辈。这篇文章还在附注里追溯了绍兴周家的世系,据说源出古代姬姓,后迁河南汝南,遂按国号以周为姓。传至宋代周敦颐,卜居庐山莲花峰下,世称濂溪先生,子孙繁衍,分徙各地。宋室南迁,迁居浙东山阴,元代祖先周茂曾被封为沂国公。周家“百岁堂”三门上有一副对联“濂溪绵世泽,沂国振家声”,即由此而来。

综上所述,周恩来、鲁迅确系周敦颐后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周敦颐故里道县的胡正耀、蒋聪顺先生为此作了大量考证工作,写成了《鲁迅、周恩来是周敦颐的后裔考》一文,后来发表在《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二期上,并为40多家报刊杂志转载或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