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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探秘》第8-9章
 
张泽槐《周敦颐探秘》  加入时间:2012/7/3 18:52:00  admin  点击:6754

第八章 通判虔州

 

(一)卜居庐山莲花峰下

 

嘉祐五年(1060六月十九日,周敦颐离开合州,一路东行北上,于八月初到达汴京。这也是周敦颐外放以来第一次进京。他向吏部报到后,就回驿官休息待命。他陪着蒲氏看望了一些亲友,并拜会了自己在合州结识的新科进士傅耆。特别是他还拜见了时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并与王安石“语连日夜”。周敦颐拜见王安石的情况,将在本书下篇予以详述,此处从略。在京候任期间,周敦颐获得了国子监博士的头衔。翌年三月下旬,吏部任命周敦颐为虔州通判。周敦颐时年四十五岁。

宋代通判是仅次于知州的要职,权力颇大。《宋书·职官志》载:通判“职掌倅贰郡政。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所谓“倅贰”,即是副职,一州的副长官。所谓“与守臣通签书施行”,即一州之事,无论上报还是下发文书,必须由知州与通判共同签署方能生效。所谓“得刺举以闻”,是朝廷赋予通判的一项特殊的监督职能,通判对一州官员政绩或错误,可以绕过知州,直接向朝廷报告。

周敦颐接到吏部任命通知后,随即整理行李,告别亲友,带头蒲氏、寿儿、周通启程赴任。他们一路风尘仆仆,于五月初到达江州。这也是周敦颐一生中第三次进入江西。周敦颐的好友潘兴嗣,听说他赴任虔州通判,估计要经过江州,于是提前赶到江州等候。第二天一早,潘兴嗣就来到驿馆,与周敦颐见面。这江州的南部,就是闻名天下的风景区庐山,历代骚人墨客如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曾不远千里来游,留下诸多名篇名句。周敦颐原本就想在江州休息几天,赏赏江州美景。见潘兴嗣来了,就要他陪着自己到处走走。

在潘兴嗣陪同下,周敦颐及周通一路朝庐山走去,不知不觉来到庐山的中心地带牯岭。随后,聊五老峰,看三叠泉,当晚在牯岭住了下来。第二天,他们又畅游了险奇秀丽的仙人洞,水平如镜的大天池,气势磅礴的龙首崖,飞泉流注的乌龙潭,最后来到香炉山。这香炉山是一座高而圆的山峦,山上郁郁葱葱,云雾缭绕,瀑布从高处直泻而下,无比壮观。潘兴嗣情不自禁地念起了李白那首著名的《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尽,疑是银河落九天。”周敦颐心想,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正领会李白这首诗的妙处,才能真正领略这瀑布的壮观景象。这天晚上,周敦颐一行住在东林寺。住持法号常聪,与周敦颐当年守丧时所居鹤林寺的住持寿涯相熟,有着渊博的佛学知识。当晚,周敦颐同常聪大师彻夜长谈,从东林寺的变迁,到佛学精义,再到儒释道的融合,可谓无所不谈。通过彼此交谈,都为对方的学识所折服,都产生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第三天早斋后,周敦颐一行辞别常聪大师,并朝着他指引的方向,一步一步走下山来。

当周敦颐一行下山后,来到一处芳草地。这里地势突见开阔。草地前面横着一条小溪,流水淙淙,清澈晶莹。溪边杨柳低垂,迎风飘荡。在溪的另一边,有一些突起的小丘岗。丘岗上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从丘岗过去,田野阡陌,禾苗葱茏。一些小小的村落,便围绕在这田野周边的绿树丛中。大家留连多时,都感到这里风光秀丽,是一个宜居之地。正在这时,一位老者赶着一群牛走了过来。周敦颐就走上前去,问这里叫什么地名。老者告诉他,这里前方有一座山峰,是庐山诸多山峰之一,叫莲花峰,因此这一带就叫莲花峰下。大家顺着老者指的方向望去,只见那座山峰高耸入云,峰尖就像一朵莲花蓓蕾,峰腰云遮雾绕,神秘莫测。

对于同一事物,人们站在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得到的感受就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尽相同。周敦颐一行当时的情景也是这样。潘兴嗣为这里的美景所陶醉,周通则围绕周敦颐与潘兴嗣二人走来走去,时刻准备为二人服务。周敦颐望着这片草地、这条溪流、这些丘岗和远处的莲花峰,却突然陷入了沉思。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想到自己在外为官已经二十多年,今年四十五岁了,即将步入老年行列,解官之后何以为家?这个问题突然在他的脑海中冒了出来。回道州的营道老家楼田村,当然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但是,自己离开楼田老家已经整整三十年。老家的田土与房产,已经交由仆人周兴管理,作为周兴代为父亲守墓的报酬。今后回到老家定居,把田产与房产要回来,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而周兴一家怎么办?周兴的儿子周通跟随自己二十多年,形影不离,任劳任怨,到时候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自己于心何忍!而如果在营道重新买田建房以安家,自己为官一世,为政清廉,积蓄无多,并非易事。这时,他远观莲花峰,近观芳草地,又看看老者逝去的身影,感到这莲花峰下山青水秀好风光,土地肥沃,民风淳朴,是一个可以安家落户之地。这时,他心中形成了一个想法,就在这里建几间房,买几亩田,作为自己安度晚年的地方。这个想法,立即得到了潘兴嗣和周通支持。周敦颐还与潘兴嗣相约,将来在这里共同传道讲学,歌咏先王之道。

对于周敦颐卜居莲花峰下一事,清邓显鹤《周子全书》卷首的《周敦颐年谱》作了如下记述:

道出江州(今江西九江),爱庐山之胜,有卜居之意,因筑书堂于其麓。堂前

有溪,发源莲花峰下,流合湓浦。先生濯缨而乐之,遂寓名以濂,与其友潘兴嗣订

异时溪上歌咏之约。

那么,周敦颐选定的新居之址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至今尚无定论,旧址无从寻觅。而周敦颐的墓葬所在地,为江州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栗树岭(今属江西九江市庐山区莲花乡东城村周家湾)。这里山前有小溪,流入浦江,地形也大体与道县楼田相似,但这条小溪却并非发源于莲花峰。而在莲花峰下的其他地方,虽然有莲花峰、莲花洞等地名,却又没有关于周敦颐故居的记载。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周敦颐的墓葬地,就是周敦颐原来的故居地。到底情况如何,也许今后的深入研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周敦颐与赵抃为何由猜忌成挚友

 

在卜居莲花峰下后,周敦颐继续踏上赴任虔州通判之路。

虔州是宋代的一个大郡,首府在今江西赣州,下辖十县,包括现在以江西赣州市为中心的赣县、兴国、宁都、于都、石城、瑞金、会昌、安远、龙南、信丰等广大地区,有户27万、口70余万。这里的社会情况历来比较复杂,素称难治之地。而对于周敦颐来说,这里的工作难度虽然很大,但最难处理的是他同顶头上司、知州赵抃之间的关系。那么,赵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同周敦颐之间又有什么瓜葛呢?

赵抃(?-1084),字阅道,号知非子,衢州(今浙江衢州)人。景祐年间(10341038)进士。任殿中侍御史时,“弹劾不避权贵,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与包拯齐名。宰相陈执中、宣徽使王拱辰、枢密使王德用、翰林学士李淑等,皆因违法乱纪被赵抃弹劾罢免。先后任睦州知州、梓州路转运使、益州路转运使、右司谏、虔州知州等职,位拜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改青州,最后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赠太子少师,谥曰“清献”。《宋史·列传·赵抃传》称:“抃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其为政,善因俗施设,猛宽不同。在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神宗每诏二郡守,必以抃为言要之。”从这些可以看出,赵抃为人正直,没有私心,疾恶如仇,敢于同贪官污吏作斗争,是有宋一代难得的好官。

其实,赵抃对周敦颐早就有所了解,而且在他心中留下了负面印象。周敦颐任合州判官时,赵抃为梓州路(后来改为潼川府路)转运使。合州当时属梓州路管辖,周敦颐当然也是赵抃的下级。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赵抃有一个信条:“小人虽小过,当力遏而绝之;君子不幸诖误,当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这一信条表明,赵抃对待人的前提,就是要看你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是小人,即使犯了小的过错,他也不会放过你。如果是君子,即使有错,也会宽容你、保护你。赵抃到合州视察时,有人诬告周敦颐不务正业,喜欢清谈,沽名钓誉。甚至还有人诬告周敦颐有违法受贿行为。赵抃本来想拿周敦颐开刀,由于告密的人拿不出具体证据,只好当面训斥几句了事。但是,赵抃从此对周敦颐有了负面印象,将周敦颐列入“小人”行列。反观周敦颐,始终如一,不卑不亢,处之泰然。对此,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先生前在合阳,或谮之清献(赵抃),清献临之甚威,先生处之超然。”

由于有过这么一段相遇,周敦颐已经领教过赵抃的厉害。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巧合,不是冤家不聚头。在吏部任命周敦颐为虔州通判时,赵抃已经先于周敦颐出任虔州知州。两个已生嫌隙的人,现在却又要在一起工作。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好友就劝他要求吏部另派地方,以避开赵抃。但是,周敦颐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自己堂堂正正,襟怀坦白,无需躲躲闪闪,而是要顺其自然。这说明周敦颐确实是一位有底气的人,也是一位有度量的人。于是,他毅然前往虔州。

周敦颐到了虔州,随即向赵抃报到。赵抃对周敦颐的到来,态度不冷不热。但是,周敦颐从赵抃的态度中明显地看出,他没有将自己作为“小人”来对待,没有在合州时那种“临之甚威”的感觉。对此,周敦颐既感到欣慰,又不明究竟。原来,赵抃赴任时路过南昌。一些好友来看望他,谈起前南昌知县周敦颐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是一位深得民心的好官。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抃感到,这些说法与自己在合州考察时听到的反映完全不同,很可能自己当时听到的情况不真实。于是,他又问了一些周敦颐的情况。赵抃是一个疾恶如仇、功过分明的人。如果自己过去真是冤枉了周敦颐,今后就要采取措施加以补救。当然,赵抃也不是一个轻听轻信的人。他不能因为几个人的反映,就轻易改变对周敦颐的看法。到虔州以后,他又陆续听到周敦颐在洪州分宁县、袁州卢溪镇、郴州郴县、桂阳县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周敦颐任袁州司里参军时顶撞自己的顶头上司王逵,任郴县县令时为知州李初平讲学并承办其丧事等情况,对赵抃触动很大。这样,他对自己过去的判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自己在合州时对周敦颐判断有误?如果真是判断有误,那就太对不起周敦颐了。但是如果真的判断有误,周敦颐当时为什么不为自己申辩呢?这些疑团,在他心里翻来覆去,不好定论。后来,赵抃收到吏部任命周敦颐为虔州通判的通知,决定对周敦颐好好地考察一番,看看情况到底如何。这就是在周敦颐报到时,他没有对周敦颐“临之甚威”的原因。

周敦颐就是这样,能够处变不乱,也能够宠辱不惊。他没有因赵抃对自己的态度发生变化而沾沾自喜,仍然同在其他地方工作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办事果断干脆,与同僚融洽相处,很快在同僚和百姓中树立起良好声誉与形象。同时,他仍然与过去一样,一边为政,一边讲学。他那渊博的学识,在虔州文人学子中很受推崇。所有这些,都在赵抃的仔细观察中。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赵抃终于确定周敦颐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也是一个可堪大用的人。自然而然,他也就把周敦颐列入了君子的行列。赵抃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既然周敦颐是君子,他就放下架子,整理衣冠,带着家人,亲自来到周敦颐寓所,拉着他的手说:“几失君矣,今日方知周茂叔也。”

不打不相识。从此以后,赵抃居然同周敦颐成了莫逆之交。他们在工作中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使虔州的工作迅速出现了新的局面。虔州是个大州,幅员广阔,情况复杂,各地发展水平也不平衡,素称难治之州。为了改变虔州的落后面貌,周敦颐认为必须发展教育,加强教化,提高人们的整体素质。赵抃采纳了周敦颐的建议,在虔州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并经常同周敦颐一起讲学。为纪念赵抃、周敦颐,人们在他们曾经讲学的清虚观旁边新建一所书院。由于赵抃死后谥“清献”,周敦颐号“濂溪”的缘故,从两人各取一字,将书院命名为“清濂书院”。这就是虔州(今江西赣州)濂溪书院的前身。

在工作默契的同时,赵抃同周敦颐的私交也不断加深。工作之余,他们经常在一起游山玩水,诗词酬唱。现在流传下来的赵抃与周敦颐题咏、酬唱的诗作就有八首,在周敦颐诸友中仅次于蒲宗孟。赵抃《次韵周茂叔国博见赠》一诗,对他与周敦颐之间由误会到至交的过程,做了比较详尽的交待。其诗如下:

蜀川一见无多日,赣水重来复后时。

古柏根深寒不变,老桐音淡世难知。

观游邂逅须同乐,离合参差宜再思。

篱有黄花樽有酒,大家寻赏莫迟疑。

赵抃在诗中,对周敦颐尽弃前嫌,将周敦颐比作古柏、老桐,并对此前误听误信进行反思,表示要毫不迟疑地同周敦颐赏花品酒。正由于赵抃与周敦颐之间建立起深厚私交,周敦颐对赵抃也愈加尊重。然而,就在他们携手同建虔州时,赵抃被朝廷召回,充任侍御史知杂事。这让周敦颐在虔州失去了一位知己。对此,周敦颐与赵抃都感到恋恋不舍,不忍离别。当赵抃收拾行李,启程赴任时,周敦颐送了一程又一程,不知不觉已经出了虔州境界,来到万安镇附近的香城寺。这香城寺依山傍水,松柏参天,郁郁葱葱。他们二人曾受邀请到这里讲学。故地重游,就此别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于是,周敦颐写下了《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一诗:

公暇频陪尘外游,朝天仍得送行舟。

轩车更共入山脚,旌斾且从留渡头。

精舍泉声清㶁㶁,高林云色淡悠悠。

谈终道奥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楼。

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们相处的亲密无间,别离的依依不舍。赵抃也深情地和诗一首:

顾我入趋阙去,烦君出饯赣江头。

更逢萧寺千山好,不惜兰船一日留。

清极到来无俗语,道通何处有离忧。

分携岂用惊南北,水阔风高万木秋。

从赵抃的和诗看,他怀着同周敦颐的一样心情离开虔州。从此以后,他们一个南留,一个北去,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的心却是息息相通的,一个观江南水阔,一个看北国风高,都在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发愤努力。特别是赵抃,心里一起舍不下周敦颐。他多次向朝廷推荐周敦颐,并在士大夫中宣传周敦颐的事迹。终其一生,赵抃都在关注和关心着周敦颐。后来周敦颐升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广南东路刑狱等,都是赵抃极力推荐的结果。周敦颐晚年归隐,赵抃正在成都任职。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周敦颐人才难得,现在归隐是国家的损失,于是又向朝廷推荐,对周敦颐予以提拔重用。朝廷采纳了赵抃的建议,决定重新起用周敦颐。当圣旨降临时,只可惜周敦颐已经撒手归去。

 

(三)撰《爱莲说》的来龙去脉

 

周敦颐在虔州还做了一件有着重要意义的事,就是写下了千古名篇《爱莲说》。这是一篇文字清新、思想深刻的哲学小品。全文只有119字。但其主题深刻而博大,对人们为人、为官、追求思想价值的升华,有着多方面的启示。因此,千百年来广为传颂,历久不衰,乃至被译成英文,在世界流传。特别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官宦士子为人处世的座右铭。其全文是: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

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能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

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

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

矣。

在这篇文章后面另有附记:“舂陵惇实撰,四明沈希颜书,太原王抟篆额,嘉祐八年五月十五日江东钱拓上石。”这说明《爱莲说》最初发表的形式是碑刻。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载:“先生时年四十七。行县至雩都(今江西于都县),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几圣希颜游罗岩,正月七日刻石……五月作《爱莲说》。”度正说周敦颐五月作《爱莲说》,所依据正是这个碑刻的附记。明邓显鹤《周子全书·周敦颐年谱》则这样记载:嘉祐八年,“先生年四十七。正月七日,行县至雩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几圣希颜游罗岩,题名,并有诗刻石。沈公者,邑令也,因建濂溪阁于善山,山顶有高山仰止亭。五月,作《爱莲说》,沈希颜书,王抟篆额,钱拓上石。”

按照《爱莲说》文后附记以及两个不同版本的周敦颐年谱,大体可以看出《爱莲说》的来龙去脉:嘉祐八年正月初七,周敦颐来到雩都县。当时正值春节期间。周敦颐邀雩都县令沈希颜及其客人王抟、正在雩都过春节的余杭县令钱拓,一起游风景名胜区罗岩。这次活动的具体组织者是沈希颜。他们在罗崖饮酒赋诗,并题名刻石。周敦颐在这次游览中赋诗一首《行县至雩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几圣希颜同游罗岩》:

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

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

沈希颜是周敦颐及其学术思想的铁杆“粉丝”,对周敦颐极其崇拜。为纪念这次聚会,沈希颜建濂溪阁于善山,并在山顶建高山仰止亭。同时,请周敦颐为濂溪阁撰文。同年五月,周敦颐写下《爱莲说》一文,寄送给沈希颜。沈希颜在收到周敦颐寄来的稿子后,与钱拓、王抟三人再次聚会,将周敦颐的《爱莲说》刻碑。《爱莲说》其文由沈希颜亲自书写,王抟篆额,钱拓上石。这个脉络可以说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事情到此并未完结,其起因是朱熹将《爱莲说》与“爱莲堂”相联系。朱熹认为,周敦颐写《爱莲说》,不是为了寄给沈希颜刻石于雩都善山,而是为了自己在庐山莲花峰下的新居“爱莲堂”。为此,朱熹作《爱莲说记》这样说道:

《爱莲说》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尝以爱莲名其居之堂而为是说以

刻焉,熹得窃闻而伏读之有年矣。属来守南康郡,实先生故治,然寇乱之余,访其

遗迹,虽壁记文书,一无在者,熹窃惧焉。既与博士弟子立祠于学,又刻先生像、

《太极图》于石,《通书》、遗文于版。会先生曾孙直卿来自九江,以此说之墨本

为赠,乃复寓其名于后圃临池之馆,而刻其说置壁间,庶几先生之心之德,来者有

以考焉。

朱熹首先肯定《爱莲说》为周敦颐所作。但周敦颐作《爱莲说》的动机是因为“尝以爱莲名其居之堂而为是说以刻焉”,并说自己“得窃闻而伏读之有年”,“复寓其名于后圃临池之馆,而刻其说置壁间”。那么,周敦颐是否“尝以爱莲名其居之堂而为是说以刻焉”?从表面上看,“爱莲堂”与《爱莲说》似有某些联系。按朱熹的说法,周敦颐是先有“爱莲堂”而后有《爱莲说》,并且《爱莲说》是为“爱莲堂”而写。实际上,朱熹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解或误导。其一,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的居所名为“濂溪书堂”而非“爱莲堂”。嘉祐六年(1061),周敦颐以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他“道出江州(今江西九江),爱庐山之胜,有卜居之志,因而筑书堂于其麓。堂前有溪,发源莲花峰下,泫合湓浦,先生濯缨而乐之”。这里所谓的书堂,应该就是朱熹所说的“爱莲堂”了。但是,朱熹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既周敦颐可能有“以爱莲名其居之堂”的动机,却并没有将书堂命名为“爱莲堂”,而是明确无误地命名为“濂溪书堂”。这一点,周敦颐自己的《题濂溪书堂》诗可资佐证。同时,与周敦颐同时代的人,唱和题咏均以“濂溪书堂”或“濂溪”为题。如赵抃有《题周茂叔濂溪书堂》诗,潘兴嗣有《和周茂叔忆濂溪》诗,孔平仲有《题濂溪书堂》诗,任大中有《濂溪隐斋》诗,苏轼有《茂叔先生濂溪》诗,黄庭坚有《濂溪词》。其二,周敦颐曾孙直卿送给朱熹的《爱莲说》“墨本”是碑拓本,文后还有附记:“舂陵惇实撰,四明沈希颜书,太原王抟篆额,嘉祐八年五月十五日江东钱拓上石。” 这说明《爱莲说》除雩都石刻外,并没有其他版本,也说明周敦颐在雩都之外并未刻过《爱莲说》。这样,周敦颐也就不可能有“以爱莲名其居之堂”之举了。其三,朱熹守南康郡时,“复寓其名于后圃临池之馆”,也只是凭自己的想像,将他修建的濂溪祠后圃的临池之馆,权且命名为“爱莲堂”。朱熹的这一举措,是出于对周敦颐的推崇,但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说,周敦颐在莲花峰下的居所名“爱莲堂”,更不能因此认为《爱莲说》是为“爱莲堂”而作。

正是由于朱熹的误解或误导,使后人对《爱莲说》是否为周敦颐所作产生了怀疑。清人宝庆(今湖南邵阳市)知府郑之侨作《爱莲说辨》,极力否定周敦颐作《爱莲说》。在这篇文章中有三个主要观点:其一,周敦颐爱濂溪而非爱莲花,说周敦颐爱莲实出于世人捕风捉影的误传与妄说。他认为,“世传周子以爱莲名其居之堂而为之说”,“将率天下后世而入于捕风捉影之为,斯亦人心之一大坏也”。这是对朱熹的毫不留情的批评。其二,周敦颐的一切修养学问,已在《太极图》、《通书》中说尽,无需再有《爱莲说》之类的言论。他认为:“周子‘无欲’二字,直是学人一粒种子,动静互为其根,而必云‘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也哉?”其三,《爱莲说》意浅气弱,绝非周敦颐手笔。他认为:“若如此《爱莲说》也,其意浅,其气弱而浮,其义纤巧讥讽而非道德之腴,学者诚由周子之书静参而细较之,类与不类,必有能辨之者。”郑之侨的看法,只是否定周敦颐作《爱莲说》的极端者。他之所以极力否定周敦颐作《爱莲说》,主要是怕人把《爱莲说》与寂心灭性的“禅机”联系起来。其实,《爱莲说》反映的是否佛家思想,或者是否与佛家思想有关,完全可以就其内容作具体分析,而不必一定要否定周敦颐作《爱莲说》的事实。即使周敦颐的《爱莲说》反映了佛家思想,或与佛家思想有关,也无损于《爱莲说》这篇传世佳作的光辉,更无损于周敦颐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因为,儒释道的融合,是宋代的大趋势,当时很多著名思想家都程度不同地吸收了佛家思想。

综上所述,千古名篇《爱莲说》确实为周敦颐所作。而周敦颐作《爱莲说》,是应雩都县令沈希颜之请,为雩都善山濂溪阁而作,而不是为自己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书堂所作。《爱莲说》的最初传世形式是碑刻拓本。朱熹说周敦颐“尝以爱莲名其居之堂而为是说”的说法没有充分依据,仅仅是个人臆想;“复寓其名于后圃临池之馆”的做法,只是出于对周敦颐的推崇。而郑之侨否定周敦颐作《爱莲说》,更是一种意气之争,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也无损于《爱莲说》的光辉。

 

(四)虔州大火

 

周敦颐的知交赵抃离开虔州后,虔州知州出缺。这样,就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新情况。一方面,周敦颐就以通判名义主持全州的政务,工作压力更大了。另一方面,有赵抃等人在朝廷中推荐周敦颐,他升任知州的机会就大了。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周敦颐在虔州的情况也是这样。

就在人们普遍认为周敦颐有望升迁的关键时刻,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治平元年(1064)冬,周敦颐下县巡查。虔州城里发生大火,烧毁民房千余间。发生这样重大的突发事件,作为主持虔州政务工作的长官,无论如何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样,不仅升职的希望化为泡影,而且还有可能受到革职或降级的处分。但是,这时的周敦颐,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的政治前途与命运,而是大火对虔州人民特别对灾民带来的巨大损失,感到对不起虔州人民。为此,他在给朝廷的汇报材料中,只汇报了大火的情况与灾情,没有为自己进行任何辩护。甚至连当时他不在虔州而在下县巡查的情况,都没有在汇报材料中出现。朝廷派员来接替他的职务,他也没有作任何解释。好在朝廷中有人了解他,特别是宰相韩琦与曾公亮极力为他辩护,因此免于革职处理,只是将他移调永州。

关于虔州大火发生的时间,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记为嘉祐八年(1063):“嘉祐八年(1063……五月作《爱莲说》。是岁虔州民间失火,焚千余间,朝廷行遣差替。先生季点外县,不自辨明,韩魏公、曾鲁公皆知之,遂对移通判永州。”这一记载可能有误。周敦颐是治平二年(1065三月十四日离开虔州的。如此,则虔州大火发生后,周敦颐还在虔州呆了一年时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学界多认为,虔州大火发生的时间为治平元年(1064)年冬。

虔州大火与周敦颐移调永州的事,很快传将开来,人们无不为周敦颐感到惋惜。特别是一些同僚与好友,纷纷前来安慰周敦颐。治平二年(1065)三月初,周敦颐打完移交,告别同僚与虔州乡亲,携带蒲氏、寿儿、焘儿(周敦颐次子,生于虔州)和周通,离开了曾经工作五年的虔州。走到洪州地界,只见两匹快马飞奔而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洪州知府程师孟和一位衙役。这程师孟是进士出身,曾任河东(今山西运城)转运使。为官清正廉洁,办事认真,在当时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特别是他曾出使契丹,为契丹主祝寿,因不满座位的安排,拒不入度,争执良久,从者改色,他处之泰然。经过抗争,终于使契丹调整了座次,不辱使命。这件事,在当时传为美谈。周敦颐在任合州判官时,程师孟亦在四川为官。由于钦佩周敦颐的人品、官德与学识,与周敦颐经常交往,建立起深厚友谊。这一次,他听说周敦颐在虔州遭遇突发事件,要对移永州通判,于是在洪州地界为周敦颐送行。周敦颐见是程师孟,心里很受感动。二人一边前行,一边畅谈离情别绪。程师孟还特别劝周敦颐,不要把虔州大火之事经常放在心上,并希望此去永州再立新功。在洪州与江州交界处,程师孟送别周敦颐,并写下《赠周茂叔通判虞部赴零陵诗》:

移官远过耒阳西,好景重重合尽题。

永水自然胜赣水,浯溪应不让濂溪。

沙头候吏瞻旗角,境上乡人待马蹄。

曾是忠贤流落处,至今兰芷尚凄凄。

  诗中耒阳即今之湖南耒阳市,位于永州之东。永水为永州境内潇水的一级支流,代指潇水。浯溪是指位于永州祁阳县的浯溪碑林,为唐代道州刺史元结卸任后所开创。濂溪本是濂溪故里营道县楼田村的一条小溪,这里则是指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新居濂溪书堂旁边的一条小溪。整首诗都在劝慰周敦颐,永州是个好地方,那里的永水、浯溪不会比江西的赣水、濂溪差。那里曾经是忠贤流落之处,至今仍然是人才荟萃之地。永州的官吏和百姓,对周敦颐的到来会翘首以待。字里行间,既透露出对朋友的宽慰,又表达了对朋友的期待之情。只有真正的知心朋友之间,才有如此肺腑之言。

 

 

第九章 永邵行迹

 

(一)赴永州途中

 

永州地处湘南,为中等州,辖零陵、祁阳、东安三县,据崇宁年间统计,共有8.9万多户、24.33万人,治所在零陵县(今永州市零陵区)。潇、湘二水在城北相汇,因而永州自古雅称潇湘。这里又是人文荟萃之地。境内有舜帝南巡时驻跸的东安舜皇山,有草圣怀素练字的绿天庵,有唐代道州刺史元结卸任后开辟的祁阳浯溪碑林。特别是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写下了《永州八记》等千古名篇,使永州名闻天下。同时,永州又与周敦颐的家乡道州相邻。按一般常识,到永州任职,对于周敦颐来说,应当是一件大大的好事。而实际情况是,周敦颐却迟迟未能到任。

自虔州至永州,本来有便利捷径可走,即从虔州直接过郴州,再到永州,一个月内即可到达。然而周敦颐没有选择近道,而是绕道上任。他于治平二年(1065)初离开虔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后,与朋友游庐山,在自己的濂溪书堂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同年十二月间过武昌,直到第二年才到达永州。这样一个月左右的路程,周敦颐为什么走了将近一年?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调整心态。当时,周敦颐是一位有着良好声誉的官员,又是一位有着很高声望的学者,本来有望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此次虔州大火,却一下子将这种希望焚毁了。虽然朝廷没有将他革职查办,只是移判永州,相当于平职调动,但毕竟对周敦颐打击很大,其精神和心理负担很重,需要时间进行调整和适应。而调整和适应的最好地点,当然就是自己赴虔州上任途中,在庐山莲花峰下卜筑的新居。这样,就需要绕道南昌至九江。其二,不愿移判永州。如果周敦颐出于调整心态的需要,调整那么几个月最多半年时间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拖延一年时间。那么,自己不愿意移判永州,就可能是最好的解释。这种不愿意,不是对朝廷将自己平职调动有意见,而是不愿意到永州去。永州与道州相邻,汉代、隋代及唐初同属零陵郡,永州首府所在地零陵县与道州首府所在地营道县,相距只有一百多里。这样,永州也可以称得上周敦颐的半个故乡。移判永州,对于周敦颐来说,也就多了一层心理负担。他担心自己移判永州,不仅不会有程师孟诗中所描绘的“沙头候吏瞻旗角,境上乡人待马蹄”场面,而且还有可能遭到永州官民对自己的冷嘲热讽。然而移判永州已属朋友关照、朝廷恩宠,他不好也不愿主动提出改任其他地方。因此,尽量拖延上任的时间,以期朝廷将他改调其他地方任职。

那么,这长达一年的时间,周敦颐是如何度过的呢?

周敦颐在洪州同程师孟分别后,于三月十二日到达江州(今江西九江),并在江州驿馆里暂住下来。一来,他想在这里好好休息几天,二来也想拜访一些老朋友。第二天,好友宋复古闻讯来访。二人见面后,不免一番寒喧客套,而更多的则是宋复古对周敦颐的宽慰。为使周敦颐尽快驱除虔州大火带来的心里阴霾,宋复古建议他上庐山大林寺看一看。周敦颐正有此意。三月十四日,宋复古陪同周敦颐与周通向庐山而行。快到中午时分,他们才到大林寺。大林寺与东林寺、西林寺合称庐山三大名寺。这大林寺依山就势,前高后低,三个大殿,石阶相连。整个寺庙小巧玲珑,风景幽美。寺里住持佛印与宋复古熟悉,年纪较轻,文学功底深厚,长于写诗,对佛学已经很有研究。他们见面后,宋复古将周敦颐介绍给佛印。当时,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已经名声在外,佛印对周敦颐也已经有所了解。吃过午斋后,佛印亲自作导游,参观了大林寺内外风景名胜。晚上,他们坐在禅房,一边品茶,一边探讨学问。从儒家的经史子集到佛家的经典,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他们无所不谈。谈到兴头上,周敦颐诗兴大发,顺手写下诗一首:

沼平乙巳暮春十四日同宋复古游山巅至大林寺书四十字

三月山方暖,林花互照明。

路盘层顶上,人在半空行。

水色云含白,禽声谷应清。

天风拂巾袂,缥缈觉身轻。

这次游庐山大林寺,确实使周敦颐的心情放松了许多。回到江州驿馆,周敦颐又在这里住了几天,探访了一些老朋友。然后,携带蒲氏与两个儿子以及周通,到莲花峰下的濂溪书堂住了下来。这一住,就住了八九个月。

到濂溪书堂半个月后,江南西路(今江西省)转运使李大临来访。李大临,成都人,嘉祐年间(10561063)进士,是饱学之士,曾任国子监直讲(国子监是供三品以上官员子弟读书的学府,直讲相当于今之讲师,必须年满四十,进士出身,经过试讲认可后方可委任)、睦亲宅讲书(睦亲宅,供皇族子孙读书的地方,讲书相当于今之教授)、秘书阁校理(秘书阁,宫廷图书馆。校理是校勘图书文字正误的官员)。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曾被仁宗皇帝称为“廉士”。周敦颐任合州判官时,李大临就与之有所来往,彼此间都有一定了解。周敦颐的为人、为官、为学,都为李大临所敬佩。他现在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听说周敦颐住在江州新建的濂溪书堂,特地前来拜访。对于李大临的到来,周敦颐很受感动,交谈之余,领着李大临参观了自己的新居及前后环境。李大临感到这里环境幽美,将这里作为老来归宿之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李大临在临别时,赋诗一首相赠。诗中对周敦颐“淡泊名利,雅好山水”表达了仰慕之情。其诗如下:

濂溪谒周虞部

檐前翠霭逼庐山,门掩寒流尽日闲。

我亦忘机淡荣利,喜君高躅到松关。

在闲居濂溪书堂期间,周敦颐的心情非常矛盾。在去不去永州赴任的问题上,他反复思考,犹豫不决。朝廷曾几次催促周敦颐赴永州上任,他都没有启程。朝廷虽然对此有些看法,但考虑到周敦颐的一贯表现,并没有对周敦颐严加责备以至撤职。这可以说是给了周敦颐 很大的面子。这年十一月,朝廷祭天地于圜丘,周敦颐得到了一次京官名号的升迁,由虞部员外郎升为比部员外郎。宋制员外郎的升迁,一般是按水部、司门、库部、虞部、比部、驾部、屯田、都官、职方依次进行的。其中有出身的自屯田员外郎起,无出身的由虞部起,因罪叙复的自水部起。周敦颐由于没有进士出身,从虞部起步,现在晋升到了员外郎的第五等。这次迁升对周敦颐来说震动很大。朝廷对自己迟迟不去上任不仅没有追究责任,而且还对自己予以升迁,可以说是特别恩宠,自己再拖下去就没有道理了。促使周敦颐最后下决心的,还是赵抃给周敦颐的来信。当时,赵抃正任成都知府。听说周敦颐因虔州失火对调永州,一方面对周敦颐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也为周敦颐久久不去赴任而担心。于是,他给周敦颐寄来信和诗,寄托他对周敦颐的思念与鼓励。赵抃的诗如下:

寄永州周通判茂叔虞部

君去濂溪湖外行,卒藩仍喜便乡程。

九疑南内参空碧,二水秋临彻底清。

诗笔不闲真吏隐,讼庭无事洽民情。

霜鸿只到衡阳转,远绪凭谁寄数声。

赵抃的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周敦颐的思念之情,但更多的是催促周敦颐尽快去永州赴任。诗中濂溪,是指周敦颐故里的濂溪,而不是庐山之麓的濂溪书堂。对于赵抃的用意,周敦颐当然心里明白。他再也不能继续在濂溪书堂闲居下去,否则对不起朝廷的恩宠,也对不起至交好友的一片苦心。在朝廷的催促和赵抃的鼓励下,周敦颐将濂溪书堂交付给人看管,终于重新走上了到永州赴任之路。他们乘船溯长江而上,于十二月下旬到达夏口(今武昌)。这时,要赶到永州过年已经来不及了,周敦颐只好同家人一起在夏口过年。在驿馆安顿下来后,周敦颐立即给蒲宗孟写了一封信,将全家近况和这次调动的原因告诉他。蒲宗孟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周敦颐的音讯,对周敦颐及妹妹蒲氏极为牵挂。除夕那天,蒲宗孟收到周敦颐的信,得知周敦颐对调永州,现在客居夏口,濂溪书堂已经建好,妹妹和两个外甥都很健康,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正月间,他也陆续成诗十首,连同写的信件,直接寄往永州通判公署轩周敦颐收。周敦颐一家在夏口,直到过了元宵才继续上路,前往永州。

 

(二)拒绝“乡关故旧”的求官之请

 

治平三年(1066)二月上旬,周敦颐到达永州。这里虽然没有程师孟诗中所说的“沙头候吏瞻旗角,境上乡人待马蹄”的热烈场面,但尚书都官郎中知军州事陈藻章,对周敦颐的到职非常高兴。他要周敦颐安顿好家眷,便接收移交,开署办公。不久,周敦颐又收到蒲宗孟的来信及所附的十首诗,读后心情颇为舒畅。这些表明,周敦颐到永州之初,诸事顺利,有了一个好的开头。

永州与道州相邻。周敦颐任永州通判的消息,早已传到故里。故里父老乡亲,都想前来看望周敦颐。最先到永州看望周敦颐的,是其同父异母兄长周砺之子仲章。从侄儿仲章那里得知,兄长周砺已经亡故二十多年,周敦颐好生伤感。当听到仲章已经二十四岁,并已成家时,周敦颐才略感欣慰。接着,周敦颐又问起其他伯叔情况,仲章都一一作了介绍。得知整个周氏家庭人丁兴旺,耕读传家,心里非常高兴。闲谈中,仲章对周敦颐说,叔叔现在身为永州通判,官比知县还大,家里一些堂兄堂弟都想请您高抬贵手,给他们一官半职。听到这里,周敦颐心想,这个口子决不能开。自己刚好经历了虔州大火,心理上遭受的严重打击尚未完全恢复。如果在永州不恪守官场规矩,不廉洁自律,再闹出点什么事来,那就太对不起朝廷,也对不起关心和支持自己的朋友。因此,他严肃地表示,决不能这样做,并要仲章回去多做解释工作。仲章住了几天后,要返回营道。为了堵住乡亲的求官求职欲望,周敦颐除了送一些银两布匹给仲章外,还特地写了一首诗,让仲章带回去,让叔侄兄弟们传阅。其诗如下:

任所寄乡关故旧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

事冗不知精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这首诗是写给乡关故旧的。诗的开头两句就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自己生来一副傲骨,决不会因为到本地做官,就改变自己为人为官的原则。“旧儒酸”,即儒家的优良传统。言外之意就是,大家不要以为我周敦颐在本地当官,就什么事情都好办,我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不管当官不当官都一样,该怎么办还得怎么办。特别是诗中用“老子”二字开篇,这确实不像向“故旧”说话的口气。周敦颐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口气?是不是周敦颐妄自尊大,冷血,没有人情味,不把乡关故旧放在眼里?周敦颐向来是一位坚持原则的人。步入官场以来,他经历了很多事情,办理了不少案件,从来不会拿原则做交易。这是周敦颐在官场有着良好声誉的重要原因。然而到永州为官,离故乡太近,亲朋戚友众多,想到自己这里来找路子的人肯定不少,有的甚至会使出各种招数,使人难以招架。而要处理好这方面的人情世故并非易事。特别是在本地为官,其难度更大。如果在人情世故上松一寸的口子,将来打开的缺口就可能是一尺甚至一丈。与其以后不好收场,不如事先把口子堵死。因此,周敦颐用“老子”二字开篇,就是要以“寄乡关故旧”的名义,来表明自己的心迹,彻底打消亲朋戚友前来求官求职的念头,以免今后难以收场。诗的第三四句,表明自己崇尚俭朴的生活,不追求奢靡。这也是周敦颐步入官场以来的一贯作风。诗的第五六句,表明自己要競競业业做事,清清白白做官,问心无愧。常言“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做官也是一样,只有清清白白,才能赢得老百姓的口碑,才会睡安稳觉。反之,如果为政不廉,贪污腐败,就会总是担心东窗事发,连做梦时都不得安宁。诗中“官清赢得梦魂安”句,同《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句一样,都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的最后两句,表明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论谁来找自己,都不会拿原则做交易。舂陵,本指汉武帝时期长沙王刘发第四子刘买的封地舂陵国,在今湖南宁远县北部的柏家坪镇。三国以后称舂陵县,也称舂阳县,属营阳郡(郡治在今湖南道县)。隋代撤销。唐宋时期,舂陵代指道州。唐代诗人、道州刺史元结作《舂陵行》,就是描写道州当时的情况。

 

(三)撰《拙赋》

 

周敦颐通判永州期间,还写了一篇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拙赋并序》,全文如下:

或谓予曰:“人谓子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赋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

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这篇赋只有40字,加上序25字,总共65字,可以称得上一篇超级短文。但这篇短文,却是体现周敦颐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具有辩证思维特点。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巧代表聪明能干,如巧手、巧匠、巧妇、巧干等。另一方面,巧代表虚伪,不诚实,如巧言令色、花言巧语、巧舌如簧等。拙,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拙代表真诚谦虚,实事求是,如拙诚相见、拙见、拙作、拙笔等。另一方面,拙也代表愚蠢,如拙劣、拙讷等。在这篇短文里,周敦颐所指的巧,是其虚伪、不诚实的一面;所指的拙,则是真诚谦虚、实事求是的一面。他从四个方面,将“巧者”与“拙者”进行了对比。在思维上,巧者花言巧语,千方百计吸引人们的眼球;而拙者忠厚老实,无需多言,信守“沉默是金”。在行为上,巧者煞费苦心,投机钻营,活得很累;而拙者没有私心杂念,处世泰然,用不着阿谀奉迎,活得自在、坦然。在道德上,巧者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是地地道道的“贼者”;而拙者正大光明,严于律已,是社会所推崇的“德者”。在最终结果上,巧者因多行不义必自毙,必然呈现凶险之像;而拙者无欲则刚,问心无愧,自然呈现吉祥之像。

周敦颐所奉行和向往的是“上下安顺,风清弊绝”的和谐景象。风清主要是指官场风气清正。官场风气清正了,各种弊端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抑制,不断减少乃至绝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端正官场风气,提倡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反对一切华而不实、投机取巧的行为。他写这篇短文的目的,就是要崇拙而去巧,颂拙而耻巧,形成一种风清气正的局面。由于这篇短文意义重大,后人为纪念周敦颐,在永州通判厅的后面建立“拙堂”,将《拙赋》刻于堂中石碑之上。后来,大学问家胡安国之侄胡寅任永州知府时,读了这篇《拙赋》,拍案叫绝,不仅认为做人要“拙”,而且认为为政也要“拙”。于是,他将“拙堂”改为“康功堂”,并赋诗一首:“政拙催科永陵守,实赖贤僚相可否。邦人复嗣海沂歌,仓廪虽空闾里有。貔貅未饱军须急,赤子如鱼釜中泣。若知王业在农桑,国势何劳忧岌岌。”诗中永陵即永州。

那么,周敦颐为什么要作《拙赋》呢?这同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是一致的。此外,也可能与此前他写给乡关故旧的诗有一定关系。当侄儿仲章拿着这封信回到家乡后,这封信肯定会在众多亲朋戚友中传阅。信中的口气、态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也会有一些人不理解,甚至认为周敦颐对自家人太绝情,太孤高自傲,不善于变通办事,有点傻里傻气。而在官员与同僚中,对周敦颐的这种做法,有认同的、赞誉的,当然也可能有不认同甚至讥讽的。对于这一点,周敦颐在《序》中已经有所指:“或谓予曰:‘人谓子拙’。”周敦颐作《拙赋》,就是对“人谓子拙”的回答,而且态度鲜明地表示,自己以巧为耻,以拙为喜为荣。在现实生活中,周敦颐所提到的巧与拙的现象普遍存在。时至今日,周敦颐的《拙赋》,对我们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防止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多一些周敦颐式的“拙”,少一些各种形式的“巧”,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中,风清气正就不会是一句空话。

 

(四)故里展墓

 

周敦颐通判永州,确实像他的至交赵抃所说:“君去濂溪湖外行,卒藩仍喜便乡程。”永州距周敦颐的营道濂溪故里只有一百多里。这给周敦颐回乡探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到永州上任后,也一直盘算着到故里去看一看。就在侄儿仲章走了不久,周敦颐家的老仆人、周通的父亲周兴,于七月初来到永州看望周敦颐。七月初六,周兴要返回楼田村,周敦颐就写了《与二十六叔等手帖》,告知二十六叔等人,自己将于“来春归乡,即遂拜侍”。

翌年,即治平四年(1067),周敦颐不失前约,率夫人蒲氏、儿子寿与焘及周通,于三月一日起程回营道老家。周敦颐是天圣九年(1031)离开营道老家的,当时才十五岁时。这次返乡,周敦颐已经五十一岁,距离家时整整三十六年了。同时,他已下定决心以后不再回营道老家了。这一点,他在赴任虔州通判途中卜居庐山莲花峰下,就已经将那里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了。自己在外为官,今后不知将差遣何处。在这次返乡后,再回故里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因此,周敦颐对这次返乡做了充分准备,把需要了结的事情都办完。

那么,周敦颐这次返乡的行程如何呢?他返乡办了哪些事情呢?对此,清邓显鹤《周子全书·周敦颐年谱》记载如下:

四年丁未,先生年五十一……先生素贫,初入京师,鬻其产以行,只存田十

余亩,畀周兴耕之,以洒扫父墓。至是,自永州移文营道,请使周兴掌墓田事。三

月一日,携二子归舂陵乡展墓。三月六日,同乡人蒋、区有邻、欧阳丽、理掾陈

赓游含晖洞,题名刻石。八日,营道令给吏文付周兴,俾掌墓田。十三日回永州,

过澹山岩,将家人辈偕游,侄立,男寿、焘,侄孙蕃侍。十四日,鞠拯、项隋、梁

宏暨前录事参军刘璞、司法参军李茂宗、零陵县尉周军来澹山,又与先生游,题名

刻石。

从这些记载看,周敦颐此次回营道故里,除了为父亲扫墓,探望叔伯兄弟及亲朋好友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自己的家产,使父亲之墓今后有人长期看护。周敦颐家产本来就不多。当年,他与母亲郑氏赴京投奔舅舅时,就是靠变卖家产来筹措路费的,结果只剩下十余亩田,交给周兴耕种,作为看护父亲之墓的酬劳。由于周敦颐已经下决心今后不再回营道故里了,因此要对家中的祖坟、祖业做一个永久性的处置。于是,他在动身回营道故里之前,就通过办理永州官方文书的形式,正式将这些田产永久性地交给周兴,其条件就是代为祭扫祖坟。为什么要通过永州官方下文?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了慎重,明晰产权;二是为了证明附带条件,颇有现在的公证性质。三月八日,营道县令将永州发来的公文交给周兴,嘱咐周兴好好管理这些田产,切实做好周敦颐祖坟的看护工作。至此,标志着周敦颐对祖坟、祖产的处置工作已经结束。

这里有一个疑问,就是周敦颐为什么不把看护祖坟、管理祖产的事情,交给自己的侄儿、同父异母兄长之子仲章,而要交给家中的老仆人呢?而仲章此时已经二十五岁,看护祖坟是他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而且他已经有能力承担起这份责任。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但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点:其一,尊重母亲郑氏的安排。当年郑氏携周敦颐赴京投奔郑向,就是将看护丈夫周辅成之墓与管理田产的事交给仆人周兴,而没有交给周辅成的长子周砺。周敦颐这次移文,正式将看护祖坟、管理祖业的事情交给周兴,也是遵从母命而已。其二,考虑周兴父子今后的生活出路。周兴长期跟随周敦颐的父亲周辅成,虽是仆人,情同兄弟。周兴对周辅成一家从无二心,周辅成也从来没有把周兴当作外人看待。现在周兴年纪已老,周敦颐应对周兴尽养老之责。同时,周兴之子周通,自康定元年(1040)周敦颐出任分宁县主薄起,就跟随左右,至今已经二十七年。周敦颐现已五十一岁,即将步入老年。他退休以后,也需要对周通进行安置。这样,将看护祖坟、管理田产的事情交给周兴,可以说是最好的安排。

周敦颐回营道老家期间,在乡人进士蒋瓘、举人区有邻、欧阳丽、理椽陈赓及庠生何宗道的陪同下,游览了道州城南四里的含晖洞。这含晖洞又叫金华洞,洞幽景奇。洞口上方,镌刻着“水天一色”四个大字,笔力苍劲,相传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亡命江湖时所写。唐宪宗元和九年(814),薛伯高出任道州刺史后,曾游此洞,为此洞的奇异风景所吸引,夸赞不已。于是,他请好友、著名文学家、诗人、时任朗州司马刘禹锡写下了《含晖洞述》,并将这篇文章刻于洞内。游览结束前,周敦颐在洞内一块岩石上题写了“治平四年三月六日,周惇颐与乡人蒋瓘、区有邻、欧阳丽、陈赓、何宗道同游此岩”三十一字。蒋瓘后来仕至朝议大夫,区有邻后来仕至大理寺丞。

与周敦颐游含晖洞相联系,人们会有一个疑问,周敦颐返乡时为何不游月岩?月岩比含晖洞离周敦颐故居更近,周敦颐为何舍近而求远?胡正耀先生在《理学鼻祖周敦颐》中解释道,当时蒋瓘等人本来是邀周敦颐游月岩的,但周敦颐这样说:“月岩不但风景好,而且富有哲理,很值得游览。因为我小时候在月岩读过书,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洞,在下都非常熟悉,不想再游。”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很是牵强。按一般的说法,周敦颐少年时期是在月岩读书悟道的,对这里不仅熟悉,而且会很有感情。这样一个值得纪念、回味的地方,对于已经决定不再回故里的周敦颐来说,肯定会到那里看一看,做一番告别。周敦颐不去月岩,一种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对月岩根本没有什么印象,更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换句话说,周敦颐儿少时代根本就没有在月岩读过书,悟过道。对于这一点,梁绍辉先生在《周敦颐评传》一书中这样写道:

不用说悟道、天启之论不能成立,即使“月岩书堂”、“先生读书于此”之类,

亦系子虚乌有。试想,月岩距故里十里之遥,且荆封草长,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母亲

因在此拔笋而戳瞎了双眼。险恶如此,一个十来岁的小孩能独自一人来此读书么?

况且“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一位县令的阔少,龙图阁直学士的外甥,家人能让

他随便往这样的地方跑么?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周敦颐本人的行踪得到证实。周敦

颐是颇喜题名刻石的,在永州、道州境内,先后有朝阳岩题名,华严岩题名,含晖

洞题名,澹山岩三次题名,惟独没有月岩题名。

梁绍辉先生的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但是不无道理。那么,是不是周敦颐回乡的时间太短,安排不过来呢?显然也不是。他在澹山岩题名的全文是:“比部员外郎、通判永州军州事周惇颐茂叔,治平四年(1067三月一日,沿牒归舂陵乡里展墓。三月十三日至澹山岩,将家人辈偕游。侄立,男寿、焘,侄孙蕃侍。”“沿牒”即请假。澹山岩又名澹岩、淡岩,在今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的建华机械厂内。从这一题名看,周敦颐此次回故里十三天,时间应当是充裕的。他于三月初六游含晖洞,初八完成与周兴的祖坟、祖业的移交,其后还有好几天时间。如果他真的曾在月岩读书悟道,就不可能不去月岩一游;如果去了,不可能不题名留记。但是,周敦颐最终没有去月岩,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月岩并非周敦颐读书、悟道之地。所谓周敦颐在月岩读书、悟道,只不过是后人的猜测附会而已。

周敦颐在故里办完事以后,带着家人及自营道返回永州。三月十三日,到了零陵县境内的澹山岩时,带着家人游览了澹山岩,并作了上述题名。第二天,新任永州知州鞠拯、郡人事项随、零陵县令梁宏暨前录事参军刘璞、司法参军李茂宗、零陵县尉周军来澹山,又与周敦颐游澹山岩。这里又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新任知州鞠拯带着州衙与零陵县的主要官佐前来迎接周敦颐?这不符合一般的礼仪规定。最大的可能,就是州衙已经接到周敦颐职务升迁的通知。这样,鞠拯亲到澹山迎接,并同游澹山岩,一方面对周敦颐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表示对周敦颐的尊重。

 

(五)“往权邵守”

 

周敦颐到永州第二年,即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迁朝奉郎、加封尚书驾部员外郎;同时,加封其父周辅成谏议大夫。从营道故里回到永州后,周敦颐接到吏部通知,要他“往权邵守”,即去邵州代理知州。摄官曰权,而摄同代。邵守,即邵州知州。那么,周敦颐是以什么身份去代理邵州知州?对此,曾有不同记载与看法。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只是简单地记载:“治平四年丁未,先生时年五十一……是秋摄邵州事。”从这一记载来看,周敦颐是以永州通判的身份代理邵州知州的。而清邓显鹤《周子全书·周敦颐年谱》载:

熙宁元年(1068),先生时年五十二……先生有知郴州之命,会赵清献在谏

院,吕正献公著在侍从,遂擢授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五月五日在永州,适零陵进

士、廉州判官蒋忱撰《九龙岩记》,零陵主薄张处厚书,尉韩蒙亨篆额,先生上石,

署衔即称新广南东路转运判官。

据此,梁绍辉、吕芳文先生在《周敦颐历任职务官衔及地域职权事迹考》一文中,认为周敦颐是以广南东路判官的名义代理邵州知州的。他们这样写道:

根据这条记载,在永州至邵州这段时间,周敦颐的官职一再发生变化。最初是

调郴州。从通判到知州,本已升了一级。但当时在皇帝身边的赵和吕公著觉得知

州不足以尽用,于是“擢授广南东路判官”,但并未到职。周敦颐是以广南东路判

官的名义代理邵州知州的。

但是,梁、吕二先生的看法不一定准确。理由有三:其一,邓显鹤《周敦颐年谱》所载是熙宁元年(1068)之事,而周敦颐是治平四年(1067)代理邵州知州的。也就是说,周敦颐代理邵州知州之事在前,而“知郴州之命”,“擢授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之事在后。因此,周敦颐不可能以广南东路判官身份代理邵州知州。其二,邓显鹤《周敦颐年谱》所载“五月五日在永州,适零陵进士、廉州判官蒋忱撰《九龙岩记》,零陵主薄张处厚书,尉韩蒙亨篆额,先生上石,署衔即称新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也是熙宁元年之事。这时,周敦颐正从邵州返回永州,准备到广南东路去上任,并非是以广南东路转运判官名义去邵州上任。因为同在邓显鹤《周敦颐年谱》载:“(治平)四年丁未,先生时年五十一……五月七日,往权邵守,同家属去永州百里,过洪陵寺,游九龙岩,题名刻石。”洪陵寺,在今湖南东安县卢洪市镇,位于九龙岩旁,已废。其三,邵州与永州均属荆湖南路,即今之湖南。广南东路即今之广东。周敦颐以广南东路转运判官身份,代理一下广南东路所属州知府的可能性都不大,代理其他路的州知府就根本不可能了。比如,现在广东省的省委常委或副省长兼任广东省内某市委书记或市长,这是有可能的;但兼任湖南省某市委书记或市长,是绝对不可能的。其四,周敦颐代理邵州知州时迁建州学。州学建成之日,周敦颐写了一篇《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在这篇《祝文》中,他自署“朝奉郎尚书驾部郎、通判永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权发遣邵州军州事上骑都尉绯鱼袋周惇颐”。这里明明写着是以永州通判之职来代理邵州知州的。周敦颐还请荆湖北路转运孔延之撰《邵州新迁州学记》。孔延之在《记》中这样写道:“吾友君惇颐茂叔,以驾部员外郎通判永州来摄邵事。”这充分说明,周敦颐是以永州通判“摄邵事”。在邵州州学于熙宁元年(1068正月初三迁建成功时,周敦颐尚未得到知郴州或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的任命通知。

从邓显鹤《周敦颐年谱》这两条记载看,周敦颐于治平四年五月七日,在前往邵州代理知州途中,游九龙岩而题名刻石。翌年,即熙宁元年(1068),周敦颐在接到吏部关于升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的通知后,于五月五日返永州,零陵进士、廉州判官蒋忱等人,在九龙岩迎接周敦颐,并将自己所撰《九龙岩记》,由零陵主薄张处厚书、零陵县尉韩蒙亨篆额,最后请周敦颐上石。蒋忱这样做,是由于廉州属广南东路,周敦颐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今后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综上所述,周敦颐无疑是以永州判官身份代理邵州知州的。邵州全称邵州邵阳郡,治所在今湖南邵阳市。南宋宝庆元年(1225),改称宝庆府。周敦颐代知州时,邵州辖邵阳、武冈二县,崇宁时98861户、218160人。他在邵州任职时间不长,约为一年。任职期间,最值得赞誉是的迁建州学。

周敦颐历来重视教育。在他从政几十年来,每到一处,都把办学作为重要事项。他到邵州后,第一件事就是视察州学。当时,这州学在牙城中,房屋低矮,地面潮湿,垃圾成堆。州学的左边是监狱,犯人的脚镣手铐声、狱卒的责骂声,令人胆颤心惊。右边是仓库,堆积着粮食与杂物,到处乱七八糟。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学生怎能安心学习呢?看到这种情况,周敦颐痛心疾首,下决心迁建州学。于是,他带领州衙的人实地考察,并认真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最后将州学选址在邵水东岸。这里邵水澄澈,逶迤南来,北合于资水,地势开阔,树林翳蓊,环境幽雅,空气清新,是一处理想的办学之地。州学建成后,一边将原来的师生迁来,一边招收新生。次年正月初三,周敦颐率州衙官员、文人学士、开明绅士与民众代表,到新建的州学举行“释菜礼”。“释菜”又称“舍菜”,意思是不穿华丽衣服,仅以瓜果香茶等素食作祭品,祭祀至圣先师孔子。这是古代入学礼师的一种仪式。周敦颐又自撰《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和《告颜子文》,以昭告先圣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