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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探秘》第6-7章
 
张泽槐《周敦颐探秘》  加入时间:2012/7/3 18:52:00  admin  点击:2871

第六章 十年县令

 

(一)郴县办学

 

庆历六年(1046)冬,周敦颐出任郴县县令。这是周敦颐步入官场后,第一次进入湖南。郴县是一个古老之县,始置于秦代,治所在今湖南郴州。唐宋时期,州郡连称。湘南当时有四个州,衡州全称衡州衡阳郡,其治所在衡阳县;永州全称永州零陵郡,其治所在零陵县(今永州市零陵区);道州全称道州江华郡,其治所在营道县(今道县);郴州则全称郴州桂阳郡,其治所在郴县(今郴州市苏仙区)。宋时,郴县属郴州桂阳郡,隶荆湖南路(后人简称湖南)。梁绍辉先生在《周敦颐评传》中说:“郴州宋时属桂阳郡,隶荆湖南路。”他所说的郴州“隶荆湖南路”,这是对的。但是,说“郴州宋时属桂阳郡”,则是一种误解。应当说,当时的郴州就是桂阳郡,桂阳郡就是郴州,是州郡连称,是一地二名。郴州桂阳郡当时辖四县,即郴县、桂阳、宜章、分宜。全州有3.93万户、13.85万人。按当时等级划分,四县中只有郴县为二等县(紧),其他三县均属四等县(中)。

郴县位于湖南东南部、五岭山脉的骑田岭北麓。由于这里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经济比较落后。过去流传一首民谣这样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虐疾的俗称)。”这首民谣可以说是当时郴州的真实反映。由于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社会治安也很不稳定,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周敦颐到郴县上任后,立即着手处理县里的政务。上任之初,周敦颐经常要以主要时间和精力,忙于处理各类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但又不得不如此。这让他感到很头痛。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郴县的社会治安状况有所改善。县里的官吏和老百姓,也对这位新来的县令另眼相看,赞誉有加。周敦颐也在忙碌了一阵后,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对过来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进行反思。这时,孔子的一句话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其大意是,审理官司,办理案件,我同人家也是一样,最重要的是如何使官司减少以至没有官司。孔子的话,使周敦颐陷入了深思。郴县有几万人口。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道德有上下,智力有高低,性格有善恶,行为有好坏,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作为一县之长,把发生在县境内的各类官司处理好,把各类社会矛盾化解好,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样做得再好,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即使今天把案件处理好了,明天又会出现很多新的案件。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兴师道,办教育,加强教化,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使大家懂得道理,相互尊重,遵法守纪,不做不利于别人的事,不做有害于社会的事。这样,人们就能和谐相处,社会就会安定太平,种田的安心种田,做工的安心做工,做生意的安心做生意,打官司的人就会不断地减少,到最后达到孔子所说的“无讼”的局面。

通过反思,周敦颐感到,办教育,兴师道,是治县之本。因此,决定把自己的工作重点,从审理官司转变到办学育人上来。他把县里主管教育事业的官员找来,商量如何兴师道,办教育,改变社会风气。郴县的王姓教谕(主管教育的官员)是本县人,已经五十多岁,是一位举人。对于周敦颐的想法,王教谕当即表示赞同,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治县之举和治本之策。同时,他又感到为难,因为县里财力困难,无力办学。过去,他已经多次对前几任县令提出兴办学校的建议,都因财力不足而不能实施。

为了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周敦颐同王教谕商量,把县里的开明绅士、富商大贾和文人学士请到县衙来座谈,请大家献计献策。听说周县令要办学,被邀请的人踊跃前来。在向大家拱手致意后,周敦颐就为什么要兴师道,办教育,向大家作了一番鼓动性很强的讲话。讲完以后,周敦颐将自己历年积蓄的一百两白银,当着大家的面全部捐了出来。周敦颐的讲话和带头捐款的举动,感动了参加座谈会的所有人。其实,对于办教育的重要性,大家都感同身受。兴学办教育,也是大家的共同愿望。只是在过去的几任县令,没有人像周敦颐这样来宣传发动和具体组织。现在周县令亲自出面组织,并且带头捐款,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纷纷积极捐款。有的捐十几两,有的捐几十两,最多的表示愿意捐二百两白银。就这样,修建学校所需资金,一下子全部解决了。

郴县人民对办教育、建学校的积极性这样高,经费不足的难题这样快就得到解决,这是周敦颐始料未及的。他确实被大家支持办学的热情感动了,对参加座谈的人说了诸多感谢的话,表示一定把学校尽快建好,并把大家热情捐建学校的义举刻碑,让后人都知道。座谈会后,周敦颐与王教谕趁热打铁,马上选择地址,做好准备,抓紧开工。学校的地址选在鱼绛山东北的大土岗上。这里古树参天,翳蓊蔽日,风景幽美,环境安静,离县城也不远。学校建设的具体工作由王教谕组织。这年七月底,学校顺利完工。周敦颐带人验收,很是满意。为此,周敦颐兴致勃勃地写了一篇《修学记,》记述这次修学义举。同时,宣布王教谕兼任山长。八月份,这所学校正式开学。

郴县办学是周敦颐在县令任上的一大政绩。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修学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特别是周敦颐所写《修学记》已经失传,确实是一大憾事。只有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有一句简单记载:“先生首倡县学,有《修学记》。”

 

(二)为知州讲学

 

周敦颐任郴县县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感人至深、值得称道的事情,就是他为知州李初平讲学,并在李初平去世后“经纪其家”。

李初平是武官出身,以战功升为知州。他曾两度出知郴州。他第一次知郴州是在什么时候,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周敦颐任郴县县令时,李初平是二任郴州知州,则是肯定无疑的。他为人忠厚,办事认真,平易近人,很受属下与百姓欢迎。周敦颐出任郴县县令后,李初平见周敦颐清正廉洁,工作认真,才华横溢,很是喜欢。特别是周敦颐“首修学校以教人”,全县官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社会风气逐步好转。对此,李初平非常赞赏,并对周敦颐另眼相看,不以下属对待。

郴县是郴州首县,为州府所在地。学校在鱼绛山建成后,来学校读书的人很多。周敦颐在公务之余,也经常抽空来学校讲学。每当他来讲学时,郴县及其他县的文人学子都闻风而至,整个学校座无虚席。李初平也经常来听周敦颐讲学。为了不惊动别人,他就悄悄地坐在后面听讲。这时的周敦颐,其学术思想已经成熟,讲学深入浅出,头头是道。他那渊博的知识,高贵的气质和风趣的语言,深受大家欢迎。

李初平在听了周敦颐几次讲学后,心里有了一个念头,就是想拜周敦颐为师,系统学习周敦颐的学术思想。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呢?这是因为,当时是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有知识,有学问,就会受人尊重。不学无术,别人是要看不起的。即使是少年英迈、19岁就举进士的名相寇准,也曾因为对经术研究不足,被张咏讽刺为“不学无术”。由此可见,当时官场与社会对经术的重视程度。李初平本是武官出身,书读得相对较少,经术的不足更是显而易见的。他以武官战功升知州后,虽然有了官职,但平时总是感到有点底气不足。在一班科举取士而来的上司或同僚面前,总有那么一点抬不起头的感觉。这样,在他心底早就有一种重新学习《四子书》(即《四书》)、《六经》的强烈愿望。然而苦于没有适当的人进行辅导,加上公务繁忙,总是不能如愿。在听了周敦颐的讲学后,感到周敦颐学问渊博,重新学习的念头又在脑海中浮现出来。一天,周敦颐来州衙禀报工作,李初平趁机提出想拜周敦颐为师的愿望与要求:“某欲读书,如何?”

对于李初平提出的学习愿望与拜师要求,周敦颐不知就里,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也不知道顶头上司的想法是真是假,第一反应就是推托不敢。李初平连忙进行解释,将自己的出身、如何听周敦颐讲学以及为什么要拜他为师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周敦颐听了非常感动。然而对于李初平的拜师要求,他婉言谢绝了。周敦颐为何要谢绝李初平的拜师要求?这是因为,官场自有官场的规矩。上司要求拜下属为师,这是上司的谦虚。而下属接受上司拜师,则是官场大忌,是不知天高地厚,是要受人指责的。

在谢绝李初平的拜师要求的同时,对于他的读书要求,周敦颐也说了个大实话。这个大实话,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是这样说的:“公老无及矣!某请为公言之。”一方面,周敦颐明确表示,你的年纪太大了,已经老了,来不及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学习是一个渐进过程和系统工程,需要长期不断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在年纪太大的情况下,要完成这种渐进过程和长期积累,无论从时间上看还是从精力上看,李初平都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周敦颐能够客观地说出“公老无及”,表明周敦颐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他不会说那种仅仅能够取悦上司而实际上办不到的废话,以免误导上司。另一方面,周敦颐也明确表示,“某请为公言之”,意即可以为李初平做一些辅导与指导。为什么周敦颐明知李初平“公老无及”,却还要“为公言之”?这是因为,在李初平身上,确实表现出一种愿意“朝闻夕死”的精神。这种精神,深深感动了周敦颐。他不能由于“公老无及”,就无视李初平的读书积极性,而是尽量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为他讲一些合适的知识。为此,他同李初平共同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尽可能多的知识。那么,周敦颐到底为李初平讲了一些什么内容,李初平到底学到了哪些知识?这一点,并没有详细记载。或者说,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李初平的虚心好学确实堪称楷模;周敦颐的精心施教值得赞誉。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教学过程中,周敦颐与李初平之间,建立起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与友谊。双方已经没有了无形的上下级之间的墙,而只有相互之间的信任与支持。随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李初平的学习也在一天一天地进步,知识也在一天一天地增加。然而,毕竟李初平的年纪大了,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正当他想继续学下去的时候,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李初平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去世时依然两袖清风,连办理丧事的钱都不够。他的儿子尚且年幼,他的夫人既悲痛又发愁。世态炎凉就是如此。李初平在世时,作为一州之长,可以一呼百应。当他去世后,就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关心其后事了。为此,夫人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周敦颐来到州衙,将李初平的后事处理全部承担下来,并且还亲自护送李初平的灵柩回老家安葬。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此后,周敦颐还经常对他们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对此作了如下记载:“先生时年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为护其丧归葬之,往来经纪其家,始终不懈。”

周敦颐在李初平在世时,尽量满足他的读书愿望;在他去世后,又全力料理他的后事,“经济其家,并始终不懈”。这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体现了一种高尚的精神。同时,这同他的哲学思想与为人处世之道是一致的。他一生倡导诚信,崇尚义气,光明磊落,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因为如此,他的道德情操得到了当时和后世的高度赞赏。比周敦颐稍后的大文豪苏轼(10371101),曾作《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诗,对周敦颐甚为推崇。诗人黄庭坚(10451105)在《濂溪诗并序》中说:“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这样的评价,对周敦颐来说,确实是恰如其分的。

 

(三)德被桂阳

 

按惯例,一个县令任职三年后,如果没有升迁,也需要改任。周敦颐自庆历六年(1046)任郴县县令,到皇祐二年(1050)时已经超过四年,于是朝廷将他改任桂阳县令。按等级划分,桂阳县是一个四等县。而周敦颐原来任职的郴县是一个二等县,而且是郴州的首府。一般情况下,像这样的改任,都是由条件较差的县调到条件较好的县,而周敦颐却是由一个二等县调到四等县。这对周敦颐来说,确实有点不公平。然而周敦颐并没有计较。在接到改任的通知书后,他就辞别同僚,前去桂阳县上任。

这桂阳县,即今之湖南郴州汝城县。汝城县建县于东晋穆帝升平二年(358),此后曾多次改名,唐代称为义昌县,北宋时称为桂阳县,属荆湖南路郴州管辖。直到民国二年(1913),恢复汝城县名。桂阳县地处郴州东南的大山深处,与江南西路南康军的大余(今江西大余)接壤。全县85%以上面积是山地,水田不多,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百姓生活也很困难。在这样一个地方,县衙的条件当然也就好不到哪里去。梁绍辉先生在《周敦颐评传》中说:“桂阳虽然是郡府所在地,但条件不及郴县。”这里所说的“条件不及郴县”是对的,但说桂阳“是郡府所在地”,则是有误。唐宋时期州郡连称,郴州全称郴州桂阳郡,其首府在郴县。桂阳县只是郴州桂阳郡所属的一个县,并非郡府所在地。

那么,桂阳县衙的条件差到什么程度呢?这一点,在清代邓显鹤《周子全书》卷首的《周敦颐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

时于桂阳县厅置木匦一。高四尺,阔视其高加尺焉,以官文书,上锓“皇

四年,桂阳县令周”十字,而书押于下。

这一记载表明,当时桂阳县衙连放置官方文书的柜子都没有。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制备了一个木匦,即一种匣子或箱子。这个木匦高四尺,宽度可以根据需要增加。从木匦上锓刻的“皇祐四年桂阳县令周”等字样看,这个木匦是周敦颐专门用来放置官方文书的。

周敦颐到桂阳后,正值这里瘟疫大流行。这对周敦颐来说,确实是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瘟疫不能尽快得到有效遏制,将给全县经济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当然也会给自己的政治前途带来变数。要使这场瘟疫尽快得到控制,需要大量医生和药品。而缺医少药,历来是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古代中国农村尤其如此。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一方面立即组织人员遍访良医,寻找良方,制备良药。然后,将这些救命药物,迅速发到疫区患者手中,从而活人无数。另一方面,组织乡里做好疫区隔离工作,防止疫情的蔓延扩大。通过全县总动员,疫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周敦颐总算松了一口气。在疫病防治工作告一段落后,他又深入穷乡僻壤访贫问苦,劝农兴学,洗冤泽物。同时,他还沿袭在郴县时的做法,在桂阳兴教办学,并经常为当地的文人士子讲学,以此来推进教化,转变社会风气。这样,经过几年治理,桂阳的社会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呈现出政治清明、百业兴旺、民风纯朴、文风鼎盛的局面。对此,全县士民感恩戴德。

为了纪念这位有德县令,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这里的士绅在周敦颐当年讲学的地方,建起了一座祠庙,对他进行祭祀,终年香火不断。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又对这座祠庙进行扩建,并改名濂溪书院。扩建后的濂溪书院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成为全县文人士子十分向往的神圣之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濂溪书院都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全力保护,使之免遭劫难。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懂得报恩的民族,中国的百姓是知恩图报的百姓。无论什么人,只要做了对民族对百姓有益的事情,整个民族都不会忘记他,全体百姓永远都会记得他。

 

(四)移知南昌

 

由于周敦颐有郴、桂两县政绩显著,当道诸公交相推荐。在周敦颐任桂阳县令的第三年,即皇祐五年(1053),周敦颐获得了一个大理寺丞的京官衔头。至和元年(1054),周敦颐由桂阳县令改知洪州南昌。县令也好,知县也好,都是一个县的一把手。之所以称呼不同,是由于宋朝制度有规定。当时,凡不是京官出任县里的一把手称为县令;而由京官出任县里的一把手称知县。周敦颐在郴、桂两县任职时,由于没有京官衔头,只能称为县令。改任南昌县时,由于有了大理寺丞的京官衔头,就可以称为知县了。同时,由于南昌属一等县,又是洪州的首府,加上周敦颐又有了京官衔头,因此他出知南昌县,实际上也是一次提拔,最起码可以说是重用。

周敦颐出任南昌知县时,已经38岁。这也是他生平第二次踏进江西的土地。南昌与分宁同属洪州。由于周敦颐在分宁任职时,有了“一讯立辨”和“老吏不如也”的美誉,因此他出任南昌知县的消息,立即在当地人们中引起了不少振动。度正的《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昌人见先生来,喜曰:“是初仕分宁即能辨疑案者,吾属所得诉矣。”于是更

相告诫:勿违教命!不惟以得罪为忧,又以污善政为耻。

从这些记载看,对于周敦颐的到来,老百姓是持欢迎态度的。特别是一些需要打官司的人,过去苦于有冤无处伸,听说对周敦颐在分宁时曾经“一讯立辨”,感到自己的官司可能有望解决了。还有一些干法犯科、侵吞他从利益的人,出于对周敦颐光明正大,明察秋毫,办案果断,公正廉洁的畏惧,相互告诫今后要小心点,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千万不要去闯祸。否则,栽到周敦颐手里就不好办了。

周敦颐上任后,立即深入基层,采风问俗,访问民间疾苦,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发展教育事业。为了解决有冤无处伸的问题,他组织人员认真清理历年积案,为含冤者洗清冤情,对作奸犯科者给予严惩。同时,加大打击匪盗的力度,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这样,全县迅速出现了社会安定的局面。

 

(四)结交潘兴嗣、任大中

 

在知南昌期间,周敦颐还结识了两位终生好友,一位是潘兴嗣,一位是任大中。潘兴嗣,字退之,新建(今江西新建)人,考取过进士,曾任德化县尉。为人生就一副傲骨。江州刺史许瑊,是他的同乡。他去拜见时,许瑊态度傲慢,坐在那里不答礼。他认为许瑊不屑与语,马上拂袖而出。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想当官,而是退隐在家,倘佯山水之间,读书著述而已。相传端州(今广东肇庆)的推官想请他出来,委以官职,他辞不受命。任大中,星子县(今江西星子县)人,也是进士出身,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一直隐居在家。这样两位愤世疾俗的人士,按理说是不愿意再入官场,也不愿同官场人物打交道的。即使官员相邀,他们也不一定会到场。然而事出意外,他们这次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主动来到南昌县衙,递上名刺(即现在的名片),求见周敦颐。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周敦颐在南昌的作为感动了他们,是周敦颐的人格魅力和为官之德感动了他们,也是周敦颐的才华与学术思想吸引了他们。南昌的老百姓都说周敦颐好,他们就是要通过拜访周敦颐一看究竟。

周敦颐接到名刺,也颇感意外。但是,他知道这两个人是当地名士,是当时南昌文人士子的代表人物,绝对不能怠慢。怠慢了他们两个人,也就等于怠慢了整个南昌的文人士子。于是,他亲自到县衙大门外去迎接。二人见周敦颐亲自出门来迎,心里已是几分喜欢。又见周敦颐风度翩翩,气质高雅,谈吐自如,不由心生几分敬意。寒喧客套一番后,周敦颐把二人迎进客厅。交谈中,周敦颐频频向他们询问各自的情况,以及南昌各地的社情民意,社会各界对自己有些什么反映与要求。二人如实以告。在话题转入学术思想后,周敦颐向他们简要介绍了自己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看法。二人表示对周敦颐的学术思想非常佩服,认为是对孔孟之道的继承与发展,将来一定大有可为。

通过交谈,周敦颐感到潘兴嗣与任大中都是博学多才,风流倜傥,不媚世俗的君子。潘兴嗣与任大中也感到周敦颐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官员与学者。就这样,他们心心相通,无话不谈。人们往往用一见钟情来形容爱情。实际上,人情世故中的一见如故,与爱情中的一见钟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周敦颐与潘兴嗣、任大中之间的友情就是如此。他们过去一直未曾谋面,而仅仅在一次见面后,就建立起一种彼此相互信任、心心相通的友情。此后,他们还有多次见面,彼此间成为莫逆之交,亲密无间。

周敦颐知南昌期间,不仅以勤政爱民闻名于世,更重要的是他为政清廉,在县衙官员中和全县百姓中树立起崇高威望。一次,周敦颐病倒了,而且病情来势凶猛,一天内曾多次昏迷。潘兴嗣闻讯后,立即赶来看望周敦颐。见周敦颐病情非常严重,害怕他一病不起。于是与周敦颐的随从周通商量,一方面延医治病,一方面做好准备,以防不测。在寓所检查周敦颐的物品时,只有一只半旧的木箱子。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一些书籍和几件衣服外,存的钱只有几十文,即几十个铜板。一个当了七八年知县的人,竟然寒酸到如此地步,确实让人不敢想象。在场的县衙属员、周敦颐的好友,都不约而同地说道:“真是一个廉洁的官员”这次偶发事件,充分展现了周敦颐人品官德的高尚。周敦颐在官员百姓与文人士子中享有崇高威望,就是因为他的廉洁与自律。一些有贪赃枉法行为的人之所以畏惧他,也是因为周敦颐的廉洁。把“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用在周敦颐身上,可能是再合适不过了。

后来,潘兴嗣将这次事件写入了周敦颐《墓志铭》。他这样写道:“在南昌时,得暴疾,更一日一夜始苏。视其家,服御之服,止一敝篋,钱不满百,人莫不叹服。此予之亲见也。”任大中也多次写诗,高度赞扬周敦颐为官清廉。其中《濂溪隐斋》诗这样写道:“溪绕门流出翠岑,主人廉不让溪深。若教变作崇朝雨,天下贪夫洗去心。”诗的大意是,从周敦颐门前流过的溪水,如果变成雨点洒落在大地上,都可以让一些贪得无厌的人洗心革面。从诗的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任大中对周敦颐的无限崇敬之情。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也对此作了记载:“尝得疾,更一日夜始苏。潘兴嗣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钱不满数百。”

当然,也许有人要问,从周敦颐出任洪州分宁县主薄开始,到南昌暴病时,已经为官十四年。按正常的薪俸收入,周敦颐也应当有一定存款,决不至于“钱不满数百”,甚至于“钱不满百”。那么,周敦颐的钱哪里去了?这一点,潘兴嗣在周敦颐《墓志铭》中作了交待。他是这样说的:“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余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这样的解释,如果是对于其他官员,也许不会有人相信。而对于周敦颐来说,这样的解释,却是足以令人相信的。这是因为,周敦颐有着一种非常高尚的人格魅力。

 

 

第七章 签判合州

 

(一)合州行迹

 

嘉祐元年(1056)秋,亦即周敦颐任南昌知县的第三年,吏部以太子中舍签书的头衔,将周敦颐调任合州代理判官。判官属“幕职官”,即州守的幕僚,其全称是“签署判官厅公事”。判官的职责,是“掌裨赞郡政,总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于其长而罢行之”。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为州郡政务出谋划策,归口办理文书的上传下达,并对文书提出办理意见,然后呈交州守来决定执行与否。从这些职责看,当时的判官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市州政府秘书长。合州属潼川府路,是一个四等州,下辖石照、汉初、巴川、赤水、铜梁五县,治所在今重庆市合川区。虽然合州为四等州,人口也不满十万,但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州府有兼管驻军的任务。因此,周敦颐当时的具体官衔为“署合州军事判官厅公事”。

在接到吏部任命通知后,周敦颐立即同新来的南昌知县办理移交手续,然后准备启程。他签署合州判官的消息也不迳而走。同僚们纷纷前来表示祝贺,同时送来各种礼品。周敦颐一面对大家的祝贺表示感谢,一面拒绝收受礼品。在大家的一再坚持下,周敦颐只好把送来的礼器先收下,然后贴上纸条,写明为谁所送,交由过去的心腹衙役保管,在他走后退还给大家。与此同时,南昌的黎民百姓听说周敦颐即将离开南昌,前往合州任职,也买来鞭炮准备欢送。为了不惊动当地官员和百姓,周敦颐决定在天未亮之前就离开南昌。周敦颐悄悄离开南昌,并且不接受礼品的消息,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备受赞誉。

周敦颐到了江州(今江西九江),与庐陵人蒋概、洪崖人彭德纯包了一艘船,准备由水路沿长江西行前往合州。有了蒋概、彭德纯一路同行,就可以沿途相互照应,省却了很多麻烦。临到上船时,好友任大中匆匆赶来为周敦颐送行。任大中本来想在南昌送周敦颐,没想到周敦颐已经悄悄启程。于是,他又赶来江州。周敦颐见他如此深情厚意,心里很是感动。二人叙了一番离情别绪后,任大中为了表示对周敦颐的离别之情,赋诗一首:“一帆风雨别南昌,路出涪陵莫恨长。绿水泛莲天与秀,蜀中何处不闻香。”

由于周敦颐雅好山水,他与蒋概、彭德纯溯长江西行,沿途观看风景。船到秭归,听说龙昌洞风景优美,就同蒋彭二人前往赏景。蒋概还撰文记其事。

同年十一月初,周敦颐到达合州。十一月十日,周敦颐开始正式办公。是年底,周敦颐转殿中丞,赐五品服。关于周敦颐转殿中丞的时间,历史上有不同看法。多数认为是嘉祐元年(1056)。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也记为嘉祐元年。同时,度正提出:“又傅耆嘉祐二年冬作先生书□□□□□,则转殿中丞赐五品服,疑不在元年。”

周敦颐在合州公务之余,喜游山水。嘉祐五年(1060)正月,周敦颐来到赤水县。县令费琦陪同周敦颐游龙多,唱和诗共八首。在一个地方一次写下四首诗,对于周敦颐来说,这是不多见的,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从周敦颐游龙多费多的四首诗,可以明显看出他的两种心境:其一,雅好山水。周敦颐推崇道家思想,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吸收了道家思想诸多合理内核。道家崇尚自然的处世观念,在周敦颐身上留下了深深烙印。这也是周敦颐雅好山水的重要原因。《书仙台观壁》有“到官处处须寻胜”句,正是这种雅好山水心境的表现。其二,主张入世。周敦颐长期工作与生活在州县官任上,他没有因官小而不为,始终诚诚恳恳的工作,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他也没有因挫折而逃避现实,像陶渊明那样去“种菊东篱下”。《游山上一道观三佛寺》有“是处尘劳皆可息,时清终未忍辞官”句,可资佐证。为纪念这次龙多之游,费琦令人将这八首唱和诗镌刻于崖壁。南宋宝庆元年(1225),眉山人李埴游龙多,“爱其幽胜,独恨山衷未有建炎、绍兴以前诸贤题詠”。绍定三年(1230),乡士赵飞凤“为梯涉险,至高崖危嶝斗绝荒阻之间,乃得濂溪周元公与令君费琦唱酬诗八首”。虽然“苔藓剥蚀,岚雾蒙翳”,“幸字画未至刓缺”,当即“刮磨表出之”。但李埴“恐久仍复堙废”,于是另外制作石碑,重新书刻于龙多的鹫台寺。

 

(二)撰《彭推官诗序》

 

周敦颐在袁州卢溪镇代理市征局时,经常讲学。袁州一带的文人士子闻风而来。讲学之余,因与文人士子谈及江西一带的律诗创作。这时,就有六七人吟诵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彭推官之诗。从这些诗来看,其用字的推敲与意境的开掘均巧夺天工,从而脍炙人口。过了不久,又听说洪州分宁县知县彭思永,上任不到一个月,而其才气已经传至几百里的范围。于是,有人对周敦颐说,这个新知县彭思永,就是原来所诵诗的作者、吉州彭推官的儿子。这彭推官是一个有德之人,勤政爱民,深受百姓拥戴。吉州与袁州相邻。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彭推官。讲学结束回到市征局后,周敦颐读到了更多彭推官的,有些诗还能记诵不忘。

过了十五年,彭思永官至太傅、刑部郎中直史馆,出任益州路转运史。这时,周敦颐也以太子中舍签书的头衔,署合州军事判官厅公事,简称合州判官。他赴任由水路逆长江而上。在过渝州(今重庆)后的第三天,到达温泉寺。当周敦颐与蒋概、彭德纯等人乘船游览时,忽然发现崖壁上刻有诗作。一看,原来是彭推官之作。读完之后,周敦颐命人将诗作抄录下来。益州路与潼川府路相邻。周敦颐到合川上任后,随即将抄录的彭推官诗作送给益州路转运使彭思永。彭思永接到周敦颐送来的抄件后,非常高兴,回信表示衷心感谢,并说要将这些诗作刻石,请周敦颐写个短序。于是,周敦颐写了一篇《彭推官诗序》,命人将彭推官的诗自己所作之序一并刻石,放置在温泉寺。

后来,彭思永与周敦颐的弟子程颢交情甚笃,叹其老成,并将自己的女儿程颢为妻。彭推官也因自己的儿子显贵,赠尚书。

周敦颐作《彭推官诗序》,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是,周敦颐为什么要拿彭推官的诗作文章?他所作的诗序本身又有何玄机?现在看来,周敦颐之所以要将在温泉寺见到的彭推官诗作抄录下来,一方面是出于对彭推官的敬重。在袁州卢溪镇代理市征局时,袁州、吉州一带的人推崇彭推官的诗,更推崇的是彭推官的为人与为官。这些都在周敦颐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方面,彭推官的儿子彭思永,现在已是一方大员。而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发现了彭推官的诗作,将其抄录下来,送给彭思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一种政治敏感性,即同彭思永这位地方大员交往的含义。而周敦颐所作的《彭推官诗序》,对他自己初仕分宁,及由洪州南昌县去合州任职的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这就为我们考证周敦颐的生平事迹留下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正因为如此,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对这件事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三)结识少年才俊傅耆

 

周敦颐本身是一名旷世奇才,而且又是一位爱才之人。他在合州判官任上,主动结识少年俊杰傅耆,充分显示出他的爱才之心。

周敦颐的夫人陆氏有一位五服内的堂兄,名叫陆承,在小溪县供职。这小溪县为宋代遂宁府的治所,至明朝洪武年间废县。嘉祐二年(1058),陆承解官东归,途经合州,顺道看望周敦颐及夫人。周敦颐留下陆承在合州住几天。期间,他们谈及当前的官务民事,诗赋文章,颇为投机。闲聊中,陆承向周敦颐提起一位叫傅耆的少年英才,认为这傅耆从小聪明,勤奋好学,熟读《六经》,文章诗词也写得很好。当时,傅耆已经被推荐到乡应童子试。如果有名师指点,将来一定是名有用之才。因此,他提议周敦颐关心一下这个人才。

傅耆,字伯成,遂宁人,不在合州的范围之内。对于这样的少年人才,周敦颐本来是可以不管的。即使有心去管,也有手伸得太长的嫌疑。然而,周敦颐就是周敦颐,他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凡是他认准了的事,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他没有顾及自己的身份地位与学术上的名望,主动给傅耆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努力读书,并希望他有机会到合州来共同切磋学问。

对于傅耆而言,像周敦颐这样的州官与著名学者,亲自给自己这样一个素不相识、名不见经传的小辈写信,实属天降之喜。在接到周敦颐的来信后,他反复拜读,非常感动。于是,他迅即给周敦颐复信。他在复信中这样写道:“执事以济众为怀,神所劳赍,故得高士与施至术,而心朋远寓名方,岂不盛哉。贱子闻之,弗胜喜蹈。”从这封复信看,傅耆对周敦颐充满感激与敬慕之情。信中所说“心朋远寓名方”,似指程颢、程颐。同时,傅耆在信中表示将前往合州求教。过了不久,傅耆告别父母,只身上路,来到合州拜谒周敦颐。

周敦颐见傅耆年少英俊,举止文雅,满心欢喜。通过交谈,见傅耆对《四子》、《六经》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更是感到高兴。于是,他将傅耆在自己家中安置下来,以便切磋学问。傅耆对《四子》、《六经》中一些不懂或有疑点的地方,都一一提出来请教,周敦颐逐个进行解答。同时,还将自己学术思想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向傅耆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对此,傅耆越加佩服。就这样,傅耆在周敦颐的家中一住二十多天。这二十多天,除了切磋学问外,他们之间更是建立起深厚的友谊。而这种深厚友谊,紧紧伴随了他们的整个人生。

傅耆回到自己家中以后,更加发愤读书。同时,与周敦颐保持密切的书信联系,畅谈自己的学习情况及对周敦颐的思念之情。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耆居里中亦常式,但违远高贤,倐已浃日,鄙吝之怀,又复萌矣。所幸曏接高论,固多余意。行思坐诵,默有所得,俾不遂溺于时习,而失于古道也。”对于傅耆的来信,周敦颐总是及时给予回信。对傅耆提出的一些问题,周敦颐总是非常耐心地指点。

周敦颐还经常将自己所写的文章,寄送给傅耆,要他提出修改意见。这一点,也可以在傅耆的信中得到反映。傅耆在一封信中说:“兼承宠示《说姤》,意远而不迂,词简而有法,以之杂于元次山集中,能文之士观之,亦不能辨其孰周而孰元也。若耆小子,屡得观雄文,以为模范,岂不幸之大乎!”信中所说元次山即元结。元结为唐代古文运动先驱、中唐诗人,曾两任道州刺史,卸任后定居祁阳浯溪,开辟了闻名天下的浯溪碑林。元结的山水游记如《右溪记》,则开柳宗元山水游记之先河。傅耆在给卢次山的信中也写道:“茂叔《说姤》,窃谓杂以之元结集中,俾识者观之,不能辨其孰周而孰元。来谕以谓辞淳义密,如轲之文,真知言也。”这里的卢次山,为周敦颐母亲郑氏前夫卢郎中的族人。卢次山曾给傅耆写信,说周敦颐的文章“辞淳义密,如轲之文”。因此,傅耆在给卢次山的信中有“真知言也”之说。后来,周敦颐以永州通判代理邵州知州期间,还将自己所写《同人说》寄送傅耆。傅耆在信中说:“又蒙寄贶《同人说》,徐展孰读,较以旧本改易数字,皆人意所不到处,宜乎使人宗师仰慕之不暇也。”《傅氏家集》曰:“濂溪在吾州尝以《说姤》示之,其后在零陵,又以所改《同人说》寄之,二说即所谓《易通》者,今不载于《通书》。”傅耆的信和《傅氏家集》,是周敦颐作《易说》的有力证据。

在个人努力与周敦颐精心指导下,傅耆的学业进展很快。嘉祐六年(1061),傅耆进士及第。这时,周敦颐已经卸任合州判官,回京候任。得知傅耆考取进士的消息,周敦颐非常高兴。于是,周敦颐写下手谒,亲自前往祝贺。其手谒全文如下:“从表殿中丞、前合州从事周惇颐,专谒贺新恩先辈傅弟。三月十二日手谒。”然而,无论年龄、学问、资历,傅耆都在周敦颐之下。周敦颐之所以这样写手谒,无非就是为了尊重傅耆。傅耆见了周敦颐的手谒,急忙迎出门来,并行跪拜之礼,以谢周敦颐的教诲。周敦颐连忙扶起傅耆,与傅耆步入房中叙谈。后来,傅耆官至汉州知州。他在官场的言行,深受周敦颐的影响,能够廉洁自律,关心人民疾苦,而且颇有政绩。

 

(四)撰《养心亭记》

 

周敦颐在合州还收了一位弟子张宗范,并为张宗范写了一篇《养心亭记》。

张宗范,合州城内人。其父进士,做过京官,因年老体弱,已经归养多年。归养以后,热心公益事业,非常受人尊敬,都尊称他为张大人。张大人早就听说周敦颐学问渊博,但无缘谋面。周敦颐任合州判官后,由于他是合州耆宿,曾去拜访过他。经交谈,他感到周敦颐果然名不虚传,是一位有大学问之人。为此,他请求周敦颐将自己的儿子张宗范收为弟子。周敦颐见他情真意切,又见张宗范很有风度,读书的基础也很好,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他要张宗范拜周敦颐为师。行过拜师礼后,周敦颐就将张宗范正式收为弟子,除了要张宗范参加听集体讲学外,每十天到张府去一次,专门为张宗范“开小灶”。在周敦颐的精心指导下,张宗范的进步很快。

张府是合州大户之一。周敦颐到张府辅导张宗范之余,也经常在张府内走一走看一看。这张府位于北山之麓,背山面水,占地二十多亩。在主宅区右侧,有一处小园林名“养园”。“养园”中亭台楼阁,小径池塘,游鱼名花,显得非常幽静。在池西假山旁有一座小亭,亭中有石桌石凳,以备游闲休憩。亭后树林掩映下的书斋,就是周敦颐为张宗范授课的地方。一天,周敦颐在小亭中为张宗范授课后,走出亭外,举目四望,赞叹“养园”的设计很好,整个环境很协调,是一个读书和修心养性的好地方。特别是这座小亭,更是全园的画龙点睛之作。

这座亭子是去年才建成的。听到周敦颐的赞扬,张宗范趁机说,这亭子至今还没有取名字,请先生为亭子命名。周敦颐想到张宗范的父亲尚在,不便在官场耆宿面前逞能。张宗范说,这也正是家父之意。于是,周敦颐就把这个亭子命名为“养心亭”。张宗范感到这个名字很好,并表示今后一定要在“养心”上下功夫。听张宗范这么一讲,周敦颐就说,你确实理解为师的意思了。看到教师心情这么好,张宗范进一步提出要求,请先生为“养心亭”写一篇序,待亭名和序刻好后,一同挂在亭子里,留作纪念。周敦颐想了一下,执笔醮墨,一挥而就,写下了一篇传世名文《养心亭说》,全文如下: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

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

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

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张子宗范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构亭甚清

静,予偶至而爱之,因题曰“养心”。既谢,且求说,故书以勉。

这篇文章,一共只有139字。但是,这篇文章却提出了两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论点。其一,修养至圣的观点。此前,天纵至圣的观点普遍流行。圣人都是天生的,是上天派来教化众人的。周敦颐则颠覆了这一观点,认为圣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靠后天修养而成。不养心、不修养是成不了圣贤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个人只要不断加强修养,就可以至圣。人皆可以为尧舜,此其谓也。其二,寡欲至无欲的观点。周敦颐认为,修心养性的关键不能止于寡欲,而是最后要达到无欲的境界。这里所说的欲,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欲望,而是指私心杂念、利欲薰心、损人利己等。一般意义上的欲望,如人有生存的欲望、饿了有想吃饭的欲望,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欲望等,都是正常的欲望,其存在是合理的、应当的。从修养来说,清心寡欲以至于无欲,是指去掉那些非正常的欲望。后世诸多学者对周敦颐寡欲以至无欲的观点持批判态度,就是因为曲解了周敦颐的原意。而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将寡欲以至无欲的观点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使之走向反面,也是人们对周敦颐的观点持批判态度的重要因素。

 

(五)陆氏去世与周敦颐续弦

 

周敦颐自庆历元年(1041)出任洪州分宁县主薄,到嘉祐元年(1056)秋出任合州判官前,先后在洪州分宁县、袁州卢溪镇市征局、郴州郴县、桂阳县和洪州南昌县度过了十六个年头。在这十六年中,周敦颐都没有带夫人陆氏随署生活。他的日常生活,均由仆人兼随从周通照顾。那么,周敦颐为什么不带夫人随署生活呢?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舅母需要照顾。周敦颐的舅舅龙图阁直学士郑向,是周敦颐一生中最大的恩人。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郑向于景祐三年(1036)去世后,周敦颐对舅舅无以为报,只能将报恩之心用于舅母身上。而周敦颐要在官场打拼,于是照顾舅母的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夫人陆氏身上,陆氏只好留在舅母家照顾舅母。第二个原因,这个时间段,正是周敦颐哲学思想的形成时期,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学术著作的写作,无暇顾及家庭之事。当然,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抑或是周敦颐真的到了“无欲”的境界,笔者没有深入考证。

在接到吏部关于以太子中舍签署合州判官的通知后,仆人周通提醒周敦颐已过不惑之年,却还没有子女。孔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面对周通的提醒,周敦颐这才想起陆氏来,感到自己长期致力于工作与学术研究,却忽视了对夫人陆氏的关照,感到非常对不起陆氏。于是,在去合州之前,他安排周通到京师去接陆氏,直接到合州会合。自己则乘船溯长江西行,先于陆氏到了合州。待一切安排妥当后,周通陪着陆氏来到了合州官署。陆氏见了周敦颐,喜极而泣。她满肚子的委曲,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

那么,这十六年来,陆氏是怎么过的呢?前十年,舅母在世,陆氏尽心侍奉舅母。后来,舅母去世了,陆氏不好再住下去,只好住回娘家。再后来,娘家父母也过世了。而娘家兄嫂各有其家,陆氏已是出嫁之人,变得无依无靠,只好一个人单独生活。其寂寞孤单,可想而知。特别难受的是,陆氏还要经常听一些风言风语,说是被丈夫抛弃的女人。想到这么多年来的苦处,陆氏就不禁泪下。然而,陆氏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正由于她的坚强,使她克服了种种困难,一步一步支撑到今天。也是由于她的坚强,她不愿意在周敦颐面前诉苦,因此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只想今后好好地陪着周敦颐,好好地操持这个家,为周敦颐的工作创造良好的家庭条件。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中的妇女就是这样善良,而陆氏就是千百年来千千万万善良妇女中的一员!

嘉祐二年(1057)十月,也是陆氏来到合州的第二年,吏部通知,周敦颐为殿中丞,仍佥署合州判官,并赐五品服。对于周敦颐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大喜讯。然而,一个更大的喜讯在等着周敦颐。过了八九日,陆氏生下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子。对于已过不惑之年的周敦颐来说,中年得子,这是上天送给的一个最大的礼物。升官加上得子,可谓双喜临门。平时一贯讨厌虚荣,主张节约的周敦颐,也在儿子三朝之日举行了一个小型酒宴,同僚与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合州铜梁县的知县吕陶,还特意写来一首贺诗《贺周茂叔弄璋》:

仁厚阴功素所施,熊罴佳梦此何迟。

蓝田宝璞真稀世,丹穴仙雏亦为时。

善庆源流归显报,崇高堂构袭初基。

他年若许林泉老,却看儿孙振羽仪。

在喜庆同时,周敦颐为儿子取名寿。这周寿,字季老,又字元翁。元丰五年(1082)考取进士。初任吉州司户,改任秀州知录,后封朝议大夫,官至司封郎中。与黄庭坚共过事,交情深厚。黄庭坚曾这样赞扬他:“纯粹,动金石,清节不朽,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归隐时,住在庐山莲花峰下,为父亲周敦颐守墓。娶郑氏,封汝南郡夫人,生有六子。其子孙后代,多散居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等地。周寿去世后,葬于江西九江清泉社三起山周敦颐的墓侧。

陆氏生周寿时,已经三十多岁,属于高龄产妇,产后身体一直比较虚弱。在周寿生后不到一年,陆氏竟一病不起,不幸逝世。后来,陆氏被封为缙云县君。陆氏之死,对周敦颐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想到陆氏为人善良温淑,同自己结婚后,不仅没有跟着享福,反而因侍奉舅母,过着孤单、寂寞、凄苦的生活。到了合州,本可以随署生活,过上比较安稳的日子,没想到病魔却夺走了她的性命。想到这里,他感到自己确实亏欠陆氏太多,愧疚之情油然而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处于一种自责与愧疚的阴影之中。与此同时,他还增加了一层忧虑,陆氏去世,小小的周寿还不到一岁,需要喂养。自己既要当爹,又要当娘,必然会影响到从政与做学问。然而命运该当如此,自己也无可奈何,只好顺其自然。好在周敦颐是一位很有修养、自控力极强的学者,悲哀不形于色。在处理完陆氏的丧事后,周敦颐又重新投入到公务与学术活动之中。

嘉祐四年(1059)秋,亦即陆氏去世的第二年,夔州(治所在今重庆奉节县)观察推官蒲宗孟慕名前来合州,专程拜访周敦颐。蒲宗孟,字传正,阆州(治所在今四川阆中)新井人,皇祐年间(10491054)进士,为太常丞蒲师道之子。学问渊博,能诗善文,声名在外。在接到蒲宗孟的名刺后,周敦颐不敢怠慢,立即请他在客厅相见。两人相见甚欢,一见如故。在客套寒喧一番后,二人谈起了合州与夔州的经济、社会情况及民情风俗。直到午时过后,周敦颐才同蒲宗孟回到寓所吃午饭。午饭以后,他们继续交谈。交谈的内容,也从经济社会问题转到了学术问题。从《六经》到《楚辞》、《史记》,从儒家到道家、佛学,从宇宙生成到道德修养,他们无所不谈。特别是周敦颐在宇宙生成论方面的见解新奇独到,有根有据,逻辑性强,无懈可击。这些见解,蒲宗孟此前闻所未闻。就这样,他们整整交谈了三天三夜。通过交谈,蒲宗孟对周敦颐的渊博知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他非常感慨地说:“世有斯人欤!”意即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奇才!

同时,通过交谈,蒲宗孟了解到周敦颐夫人去世经年,儿子尚在襁褓,生活、公务与学术研究都极为不便。自己的妹妹已经二十出头,有才有貎,由于在选择夫婿的问题比较挑剔,至今没有找到婆家。想到这里,他就有意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周敦颐。第四天早饭后,蒲宗孟向周敦颐提出这个问题。周敦颐开始有些犹豫,认为蒲宗孟的妹妹不仅是大家闺秀,而且还是黄花闺女,嫁给自己做继室,恐怕不会愿意。蒲宗孟看出了周敦颐的心思,就说只要你愿意,妹妹的工作我包了。周敦颐经蒲宗孟这么一说,考虑到自己的现实处境,必须要有人来照看家庭,哺养儿子,打点生活,于是就答应了下来。嘉祐五年(1060)春,周敦颐与蒲氏成婚,组成了新的家庭。据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载,蒲宗孟有二姊五妹。蒲宗孟有《别黎郎十娘诗》:“六娘周家归,晚方偶良姻。乃是我手娉,不见五六春。”据此,周敦颐继室蒲氏当为蒲宗孟的六妹。蒲氏也确实贤惠,把家里的事情料理得有条不紊。特别让周敦颐感到欣慰的是,蒲氏对周寿视同已出,尽心尽意,倍加爱抚。从此,周敦颐重新获得了家庭幸福,全心全意地投入公务与学术活动中。同时,蒲宗孟与周敦颐之间由朋友变为至亲,经常书信来往,相互切磋学问与唱和诗文。

后来,蒲宗孟擢著作佐郎,从事记录时事、审编日历等工作;迁集贤校理,职掌图籍文史。神宗时,蒲宗孟参与编修《两朝国史》。《宋史》中有《蒲宗孟传》。周敦颐去世后,应周敦颐次子、蒲宗孟的外甥周焘之请,蒲宗孟作《周敦颐墓碣铭》。但是,由于蒲宗孟晚年生活奢侈,治民惨酷,引起同僚与百姓的不满。正因为如此,后人对蒲宗孟为周敦颐作《墓碣铭》颇多微词,特别是为朱熹所不取。但是无论如何,蒲宗孟与潘兴嗣一样,是周敦颐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最了解周敦颐的重要人物,并为以后的周敦颐研究保存了诸多可信史料。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六)合州为周敦颐立生祠

 

嘉祐五年(1060)六月中旬,周敦颐收到吏部通知,“解除周敦颐署合州判官职务,回京师另候任用”。于是,周敦颐抓紧时间,办完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六月十九日,周敦颐离开合州,踏上回京师之路。他在合州工作近五年,在同僚与百姓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有着崇高的声望。回京候用的消息传开后,人们纷纷前来送行。送行的官员、文人学子和市民等,挤满了判官公署前坪。

对于周敦颐在合州四年的政绩,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这样评价:“在郡四年,人心悦服。事不经先生手,吏不敢决。苟下之,人亦不从。既去,相与祀之南禅。”这样的评价,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这是周敦颐敢于任事的性格特点所至。对于周敦颐这个特点,蒲宗孟的《濂溪先生墓碣铭》有过这样的反映:“自其穷时,慨然欲有所施,以见于此,故仕而必行其志,为政必有能名。”另一方面,是周敦颐职责所在。宋代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十分重视监察职司。州设通判,就有监察之意。州守行事,必须得到通判的认可。建隆四年(963),宋太祖曾下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许下行。”这就是说,州守行文,必须通判签字才能行将下发。否则,下发的文件将被视为无效,下级及有关部门可以拒绝执行。周敦颐在合州是佥署判官,系代理通判之职责,当然就会出现“事不经先生手,吏不敢决,苟下之,人亦不从”的情况。

而铜梁县令吕陶在欢送周敦颐回京时,写下了《送周茂叔殿承序并诗》,盛赞周敦颐。他在《序中》写道:

……舂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学博,读《易》、《春秋》探其原,其文

简洁有制,其政抚而不柔。与人交,平居若泛爱。及其判忠谀,拯忧患,虽贲育其

力,莫亢其勇。之深,流必长;趋之端,适必远。文而充之,斯民有望矣……

吕陶的序及诗,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周敦颐的为人、为官与为学。而合州的文人学子和官宦士绅,在周敦颐离开合州后,为周敦颐立祠纪念,或许更能反映周敦颐的政绩与治学。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这样写道:

既去,相与祀之南禅,正少时犹及见之。南禅滨涪江,为大水所漂,今不存。

淳熙八年(1181),签判何预祠之官舍。绍熙二年(1191)正请于□台,祠之郡学。

其后郡侯任逢,重加修葺,姚自年创田,以备释菜之用。今大帅曹叔远又仿书院之

意,增广其田,以备延请堂长及养门徒之费云。

这段文字,对合州立祠纪念和祭祀周敦颐的来龙去脉,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那么,合州最早立祠纪念周敦颐是在什么时候?“既去,相与祀之南禅”,也可以理解为周敦颐离开合州以后,合州就立祠纪念周敦颐。换句话说,就是周敦颐在世时,合州人就为周敦颐立了生祠。这一点是否可信?当然是有可能的。这是因为,周敦颐在合州收张宗范为弟子。而张家是合州大户,张宗范的父亲又曾经做过京官。周敦颐离开合州以后,出于对周敦颐的崇敬与怀念,由张宗范父子出面,组织立祠,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合州立祠纪念周敦颐,也有可能是在周敦颐去世以后。然而,在不少书刊资料中,对合州立祠纪念周敦颐作了诸多不切实际的描写,则是大可不必的。如胡正耀先生在《理学鼻祖周敦颐》一书中这样写道:

早饭后,张大人带着儿子宗范拜见了知州,说明来意。知州满心欢喜说:“这

位周通判持身严谨,考虑问题周密。合州在最近几年,社会治安好转,人民生活富

裕,与周判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本官早就想为他建祠纪念。因为这是代表民意的

事,衙门不好出面。今天张大人愿意牵这个头,本官不仅感谢,而且尽力支持。”

   “得到大人的支持,老朽就放手敢干了。今有一事相求,请以州衙的名义,

通知各界知名人士到州衙开会,共同商量建祠的事情。”

知州满口答应。

事实果真能够如此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判官是知州的属僚。请知州准许为刚离任的判官建生祠,还要“以州衙的名义”召开各界知名人士共商建祠的事情,这是官场大忌。除非这位知州吃错了药,或者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否则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同时,为离任判官建生祠,那么把知州放在了什么位置上?知州本身会怎么想?因此,合州如果真的在周敦颐离任后,建生祠纪念他,也只会是张宗范父子的感恩之举,而决非官方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