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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探秘》第4-5章
 
张泽槐《周敦颐探秘》  加入时间:2012/7/3 18:50:00  admin  点击:3024

第四章 汴京依舅

 

(一)郑氏为何携周敦颐投奔郑向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周敦颐本来有一个好好的家庭,过着比较幸福的官家子弟生活。然而,就在周敦颐十五岁那年,他的父亲周辅成去世,家庭顶梁柱轰然倒塌。这是对周敦颐的一个沉重打击,也是对整个家庭的一个沉重打击。周辅成在世时,这个家庭的结构虽然比较复杂,但以周辅成的地位与影响,当然可以正常运转。周辅成一旦去世,家庭中原来隐藏的一些矛盾与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正因为如此,郑氏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之余,不得不面对这些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那么,郑氏面对的是哪些矛盾和问题呢?

其一,如何处理与周辅成长子周砺的关系。周砺是周辅成与前妻之子。周辅成去世时,周砺已经二十四五岁。这时的周砺是否已经成家,尚无资料记载可以证实。中国人的传统里,喜欢几代同堂。特别是官宦人家,更是把几世同堂看成是一种荣耀。因此,无论这时的周砺是否已经成家,他都还是与郑氏生活在一起,并且是家庭的顶梁柱。那么,周辅成去世后,周砺愿意不愿意担负家庭主角,充当家庭的顶梁柱,维系这个大家庭的存在,确实是值得打个问号的。同时,作为继母的郑氏,如何处理与周辅成长子周砺的关系?对此,郑氏心中确实没底。

其二,如何处置卢敦文。卢敦文是郑氏与前夫卢郎中之子。郑氏与周辅成结婚时,卢敦文还只有两三岁,随母下堂来到周辅成家。周辅成任黄岗县尉,卢敦文随郑氏在黄岗县署生活。周辅成出任桂岭县令,卢敦文随郑氏在桂岭县署生活。周辅成辞职回故里时,卢敦文则随郑氏来到营道县楼田村。周辅成在世时,卢敦文生活在周家,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周辅成去世后,卢敦文就很难继续呆在周家。卢敦文的年龄同周砺差不多,这时应该也在二十五岁左右。那么,这时的卢敦文是否已经成家,尚无这方面的资料记载。然而,无论卢敦文成家与否,他要在周家继续生活下去,都面临很大的困难。湘南一带是封建宗法观念十分强烈的地方。作为一个随母下堂的外姓人,要在一个周姓大族中立足,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要在周姓以外的地方找一个立足之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三,周敦颐的教育问题。周辅成去世时,周敦颐已经十五岁。这时的周敦颐,已经有着超乎一般少年儿童的聪明智慧。可以预期,只要继续加强督促教育,周敦颐一定可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然而周敦颐的成长,是周辅成长期精心培养教育的结果。周辅成是进士出身,也是一名饱学之士。以他的学识水平,培养少年时期的周敦颐,当然还是绰绰有余的。同时,周辅成又在官场多年,对于官场中的很多规矩包括潜规则,都应当是了然在胸的。这些官场知识,对于将来要走向社会、走向官场的周敦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周辅成的去世,周敦颐不仅失去了一位父亲,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这种损失,是没有办法弥补的。郑氏虽然出身名门,是大家闺秀,但要担负起继续教育培养周敦颐的重任,显然是有困难的。

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郑氏不得不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做出抉择。摆在她面前的可走之路有三条:一是继续留在楼田村。她可以有留的道理,即周敦颐是周家之人,母子留楼田村,天经地义。但这样不利于周敦颐的成长,也不利于家庭成员的和谐相处。因此,继续留村决非长久之计。二是再次改嫁。在北宋时期,妇女改嫁并非不行,社会是允许的。但这时的郑氏已经四十多岁,并有两个儿子,无论如何是难以再嫁的。三是另选地方安家。这是一个最佳选择,可以避免很多矛盾。但是,如果要在当地另选地方难度很大,而且需要时间,这样就会影响周敦颐的学习。而唯一选择,就只有到汴京去投奔兄长郑向。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郑氏决定投奔郑向。于是,郑氏要周敦颐将父亲去世的情况告诉舅舅,并且表明投奔舅舅的意愿。郑向与郑氏毕竟兄妹情深,考虑到妹妹面临的艰难处境,决定将妹妹及两个外甥全部接到汴京来。于是,郑向写信告诉郑氏,要卢敦文陪同郑氏与周敦颐到汴京来,并把他们安顿在在自己家里。这样,郑氏与周敦颐又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二)郑向对周敦颐人生道路的影响

 

郑向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宋史》本传对他的主要事迹是这样记载的:

郑向,字公明,开封陈留人。举进士,为大理评事,通判蔡州,累迁尚书屯田

员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试集贤院,除三司户部判官,修起居注。迁度支员外

郎,为盐铁判官。出为两浙转运副使,疏润州蒜山漕河抵于江,人以为便。复为盐

铁判官,擢知制诰,同勾当三班院。使契丹,再迁兵部郎中,提点诸司库务,以龙

图阁直学士知杭州,卒。

从这些记载看,郑向在北宋确实称得上一位显宦。而对于周敦颐来说,继父亲周辅成之后,舅舅郑向是抚养教育自己最为得力的人物,也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那么,郑向对周敦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生活上关心照顾。周敦颐到汴京后,舅舅郑向立即把他安置下来。十五岁的周敦颐眉目清秀,聪明伶俐,郑向十分喜欢他,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看待。由于郑家的子侄均以惇字作为辈份,于是也用惇字为周敦颐改名。这样,周敦颐的名字也由原来的周敦实,改成了周惇实。敦与惇不仅同音,而且同义,都是淳厚的意思。但是,改敦为惇却体现了郑向的良苦用心,使周敦颐真正感到了家庭的温暖,真正把舅舅家当成自己的家。与此同时,也将周敦颐的同母异父兄长卢敦文改名卢惇文。舅母郑向夫人则竭尽全力安排好周敦颐的起居生活,为周敦颐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这样,周敦颐又可以专心致志的攻读经史了。当周敦颐20岁生日时,郑向按传统为周敦颐举行了冠礼,并为周敦颐取字为茂叔。从此,周敦颐正式步入成人行列。在周敦颐步入成年之际,郑向还为周敦颐安排婚事,娶了职方郎中陆参之女为妻,并于当年完婚,建立起小家庭。所有周辅成来不及考虑的事情,郑向都为周敦颐做好了。

其次,学术上精心指导。作为龙图阁直学士的郑向,本是一位饱学之士。而作为宋代显宦的郑向,当然也是一位识才之士。他一见到周敦颐,就喜欢上了周敦颐。这种喜欢,不仅在于周敦颐身材高挑,相貌堂堂,举止文雅,意气风发,更在于周敦颐的学习态度与学识水平。周敦颐在故里时,受父亲周辅成指导与督促,学业已有所成。当时,他已经熟读四书五经,并写得一手好文章。一进入郑府,郑向就详细地询问周敦颐的学习情况,并同他讨论四书五经中的诸多问题,以检验他的学识水平。出乎郑向意料,周敦颐的学习情况远较自己想像的要好得多,不仅能记诵儒家经典,而且对这些儒家经典有着自己的一些独到见解。这使郑向非常高兴,认定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有用之才,因此从一开始就对周敦颐另眼相看。同时,郑向也从与周敦颐的交谈中看到,尽管周敦颐对儒家经典学习得比较深入,但对于诸子百家却了解得不够。当时社会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朝廷推行以文立国,非常重视学术。也可以说,士子的学术水平,决定着他将来的仕途命运。而要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有所成就,仅仅熟读儒家经典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郑向在指导周敦颐继续深入攻读四书五经的同时,引导周敦颐遍览诸子百家,吸纳众家之长,融会贯通,以为已用。好在郑向家中各类书籍齐备,为周敦颐创造了良好的阅读条件。自从进入郑向家,周敦颐如鱼得水,成天遨游在书籍海洋中。遇到不懂的地方或是有疑问的地方,就向舅舅请教,同舅舅进行讨论甚至争论。这样,经过五年刻苦攻读,到周敦颐行冠礼时,他已经基本完成了知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为自己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对《易经》的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用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的话来说,20岁的周敦颐已经“行义名称,有闻于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舅舅郑向的悉心指导与帮助,周敦颐也有可能以自己的本事考上进士,进入仕途,做一名好官甚至高官。但是,要形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想,其可能性就会小得多。

第三,仕途上竭力帮助。郑向喜欢周敦颐,爱护周敦颐,帮助周敦颐,不仅仅体现在生活上和学术上的关心与帮助,在仕途上也表现了一种博大无私的爱。郑向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成为北宋一名显宦。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有着良好的声誉,经常现身说法,向周敦颐灌输自己的为人之道和为官之道。他熟谙官场规则,经常向周敦颐讲述官场内幕,使周敦颐了解官场的复杂情况。这些都在周敦颐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周敦颐日后的官场生涯。

郑向晚年为龙图阁直学士。宋时“学士之职,资望极峻,无吏守,无职掌,唯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学士虽是闲官,有时也有实惠。《宋史·职官志》文臣荫补例:“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子,承奉郎;孙及期亲,承务郎;大功以下,登仕郎;异姓亲,将仕郎。”郑向就是由于有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加之又在疏浚润州蒜山漕河及出使契丹等职事上有功,所以能够荫及异姓亲。就在周敦颐行冠礼这一年,即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郑向得到一次按叙例封荫子侄的机会。按常理,郑向会将这一机会给自己的儿子。但是,郑向没有这样做,而是将这次机会给了外甥周敦颐。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郑向对周敦颐的爱之深。可以说,郑向对周敦颐的爱,远远超过对自己儿子的爱,是竭尽所能。这次封荫,周敦颐得到的职位是试将作监主薄,亦即将作监的试用主薄。

那么,试将作监主薄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将作监,在北宋初年是游离于礼部与工部之间的办事机构。《宋史·职官五》:“将作监,旧制判监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土木工匠之政,京都修缮,隶三司修造案。本监但掌祠祀供省牲牌、镇、炷香、盥手、焚版币之事。”据此可知,这里所谓的“将作”,是指皇帝将有祭祀之类的活动,而“将作监”则是主管祭器的机构。至于土木工匠,京都修缮,另有“三司修造案”主管。直至神宗元丰年间,才明确将作监“监管营室、城廓、桥梁、舟车营缮之事”,并定员六人:“监、少监各一人,丞、主薄各二人。”但这是周敦颐去世十数年以后的事。古代,祭祀是一件大事。将作监这一机构事闲权小,人数也不多,但因事关重大,仍然属于寺、监衙门之一,为正式的国家机构序列。将作监的官员,也就自然而然地属于国家机构的官员。用现在的话来说,将作监的官员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而试将作监主薄,即处于试用期的将作主薄,或者说将作监的试用主薄。因此,得到试将作监主薄的职位,表明周敦颐从此进入了官场,开始了官场生活。

 

(三)鹤林居丧与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形成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恰好应验在周敦颐身上。

就在人们普遍认为周敦颐仕途顺利、前途光明之际,意想不到的事情接连发生了。当周敦颐行完冠礼、办完婚礼、出任试将作监主薄后,舅舅郑向以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出任杭州知府。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郑向上任不久,即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郑向是周敦颐的重要精神支柱和政治支柱。郑向之死,对于周敦颐来说,不啻于精神支柱和政治支柱的突然垮塌。由于郑向过去在任两浙转运副使时,见润州(今江苏镇江)漕河年久失修,污泥淤塞,于是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河道疏浚,将漕河之水导向长江,不仅使两岸旱涝保收,而且还解决了水上运输问题,当地人民无比感谢。听说郑向在杭州去世,纷纷要求将其葬于润州漕河之畔,以便春秋祭祀。周敦颐同舅母及表兄们商量好,答应了润州方面的请求,将舅父葬于润州丹徒县。

舅父去世后第二年,即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七月二十六日,周敦颐的母亲郑氏也因病去世。自汉代推行以孝治国后,历代封建王朝都将孝作为官宦仕子必须严格遵守的道德标准和强化吏治的重要手段,有“百善孝为先”之说。如果父母去世后,儿子无论是否当官,无论官职大小,都必须无条件地为父母守孝三年。守孝期间,无论多大的官职,一律自然消失。守孝期满以后,再另行安排。这条硬性规定,是谁都不能触碰的红线,是谁都不敢超越半步的雷池。如果违反了这一条,就会被世人指背。如果被朝廷知道了,官再大也会被罢免。周敦颐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对于母亲的去世,他悲痛欲绝,泪如雨下。但是,他还是按时将母亲去世的情况报告了吏部,请假为母亲守孝。他的试将作监主薄的职位,也因母亲去世而自然注销了。同时,母亲郑氏生前嘱咐,死后要与舅舅郑向葬在一个地方。为此,周敦颐遵从母亲遗命,扶柩南下,千里迢迢从开封来到润州丹徒县,将母亲葬于舅舅郑向的墓侧,使母亲能够同自己的兄长朝夕相处。

周敦颐为母亲守孝期间,住在丹徒县的鹤林寺。可以说,这三年是周敦颐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并对周敦颐一生的仕途和学术都有着重要影响。在这里,没有了官场的应酬,也没有其他纷扰,周敦颐就一边守丧,一边发愤读书,一边进行理论思考。同时,他还有机会结识了一批社会名流。通过与他他们的交往,丰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人生阅历。在这些社会名流中,对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和官场生涯影响较大的有三个人,即僧寿涯、范仲淹、胡瑗。

寿涯是鹤林寺的住持,又是一位高僧,而其真实身份却带有一些神秘色彩。清代学者毛寄龄考证,僧寿涯即麻衣道者,而麻衣道者又是五代末北宋初著名道士陈抟的师傅。如果毛寄龄的考证属实,那么涛涯原来是一位道士。然而北宋前期是一个崇道排佛的时代,和尚地位远不及道士地位高,寿涯为何要从一位道士变成一位和尚,则不得而知。然而周敦颐为母亲守丧寄居鹤林寺时,寿涯无疑是一位和尚,而且是寺庙的住持。周敦颐要寄居鹤林寺,需要得到寿涯的同意。另一方面,周敦颐当时已经是一位少有名气的青年才俊,其舅父又是一位有着良好声誉的显宦,而且去世后又葬在润州。因此,对于寿涯来说,周敦颐这样的青年才俊值得交往。两厢情愿,一拍即合,二人从此密切交往。周敦颐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也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同寿涯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当然可能进行一些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流,也有可能要受到对方学术观点的一些影响,甚至可能吸收对方学术观点的一些元素。正因为如此,后世有人认为周敦颐曾与胡宿师从寿涯,并认为周敦颐的学术思想源自寿涯。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的依据是寿涯的一段“先天地”之偈。这段偈语是这样说的:“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物主,不逐四时凋。”由于这段偈语中的“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两句,同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著名哲学命题有某种相似之处,后人于是据此得出周敦颐的学术思想源自寿涯的结论。这种观点,并不为多数学者所认同。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在《濂溪学案》中,批评这种观点是“不食其胾而说其味者”。但是,无论周敦颐是否师从寿涯,寿涯都对后来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周敦颐学术思想中的一些佛学色彩,可能与此不无关系。特别是周敦颐所作千古名文《爱莲说》,更是对佛家圣物莲花极尽赞美之辞,并将其同修身养性相关联,看来也是绝非偶然。

范仲淹(989105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希文,苏州昊县(今属江苏)人,大中祥符进士。仁宗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任西溪盐官时,建议修建捍海堰,以解除海潮对泰州、楚州、通州、海州等沿海地带的侵蚀。泰州知州张纶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组织修建了捍海堰,后人称捍海堰为“范公堤”。宝元三年(1040),西夏攻延州,他与韩同任陕西经略副使,改革军制,巩固了边防,成为一代名臣。特别北宋时期,官宦士子普遍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思想,既是北宋时期这种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又成为后世官宦士子追求的理想境界。但是,范仲淹的官宦生涯却比较坎坷。景祐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上《百官图》,猛烈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唯亲。吕夷简反咬一口,说范仲淹“挑拨君臣矛盾”,将他贬为饶州(治所在今江西潘阳县)刺史。第二年再徙润州,此后又徙越州(治所在今广西合浦)。范仲淹范在润州任刺史的时间到底有多久,历来说法不一,已经无从考证。但范仲淹在景祐四年(1037)到过润州,这是确定无疑的。他有一首著名词作《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暗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词中的情景,正是范仲淹贬谪中羁旅生活的反映。有人考证,范仲淹的这首词,很可能是作于润州期间。范仲淹与僧寿涯相识多年,彼此非常熟悉与了解。来到润州后,他们当然要聚一聚。这时,周敦颐正在鹤林寺为母亲守丧。由于这个缘故,僧寿涯介绍周敦颐与范仲淹相识。周敦颐对范仲淹的为官为人早就如雷贯耳,心中很是崇敬。范仲淹对周敦颐的情况也已有所耳闻。经僧寿涯介绍,他们终于相识。这时的周敦颐才二十一岁,血气方刚,才华横溢。而范仲淹已经四十八岁,比周敦颐大二十七岁。二人相见相识,周敦颐崇敬范仲淹的忧国忧民情怀,范仲淹则喜欢周敦颐的博学多识。此后,他们多次来往,周敦颐还经常向范仲淹请教学问之事。通过同范仲淹的交往,范仲淹的这种忧国忧民思想,在周敦颐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对以后周敦颐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周敦颐在江西为官时,好友潘兴嗣曾劝他同自己一起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周敦颐回答说:“束发读书,将有以设施可泽于斯民者。”意思是说,我从小读书的目的,就在于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得到好处。因此,周敦颐一生为官,不卑职小而不为,始终勤勤恳恳,尽职尽责。

胡瑗(9931059),北宋初学者、教育家。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世居陕西路的安定堡,学者称其安定先生。官至太博士。胡瑗对《易经》、《中庸》很有研究,并精通音律。景祐年初,仁宗皇帝闻其学,特予召见,授为秘书郎。同时,要他与阮逸共同校定了雅音。后来,他辞官不做,专门从事教学,从学者常有数百人。他和孙复、石介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并称“宋初三先生”。他讲学注重“明体达用”。所谓体,就是封建道德准则;所谓用,就是准则的应用。有人将他的这种“明体达用”,称之为开宋代理学之先声。同时,他讲学分为经义、治事两斋,严立学规,并以身示范。当时有明令以胡瑗的教授方法为太学法。周敦颐在鹤林寺为母亲守丧时,正好胡瑗也在润州。对于这样一位当时的学界泰斗,周敦颐当然不会放过请教的机会。在范仲淹的安排下,周敦颐终于同这位学界前辈相识了。胡瑗非常欣赏周敦颐知识的渊博和对学术问题的独到见解,周敦颐也为胡瑗的学识所倾倒。特别是对于《易经》中的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周敦颐经常虚心向胡瑗请教,有时甚至与之争论。在同胡瑗的讨论研究中,周敦颐学到了不少东西,对其后来哲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五章 崭露头角

 

(一)初入江西

 

仁宗康定元年(1040),周敦颐守孝期满,除去孝服,由吏部调任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县)主薄。周敦颐原为试将作监主薄,按惯例可以通过“秩试”,转为正式主薄,然后再逐步升迁。周敦颐因为没有进士出身的资历,不能直接转大理评事,但仍可降一级升转。然而由于龙图阁直学士郑向的去世,周敦颐失去了在朝廷的依靠,只好远调江西,从此开始了他以江西、湖南为中心的州县官生活。如果郑向在世,有郑向对周敦颐的支持,也许周敦颐的人生与仕途将是另外一番情景。

接到吏部任职通知后,周敦颐随即做了一些上任的准备工作。为了公务和生活上的方便,周敦颐物色了一名随从。这随从名叫周通,是周家老仆人周兴之子,年龄比周敦颐小一岁,为人忠厚老实而又机智灵活。从周敦颐到分宁上任,直至最后归隐,周通一直跟随在周敦颐身边,任劳任怨、诚诚恳恳地为周敦颐服务。在准备停当后,周敦颐拜别母亲、舅母、表哥、表嫂及夫人,与周通向洪州分宁县出发。

洪州属江南西路,治所在今江西南昌,辖南昌、新建、奉新、丰城、分宁(今江西修水)等八县。庆历元年(1041)正月,周敦颐到达分宁县。在办完报到及交接手续后,周敦颐立即投入了职责范围的工作。分宁县,按唐代州县等级划分的七等制,属三等县之列。宋初县级职官的设置是:千户以上县设县令、主薄、县尉;四百户以上设县令、县尉,县令兼管主薄职事;四百户以下设主薄、县尉,以主薄兼管县令职事。分宁当时人口多少,史无记载。据六十余年后徽宗崇宁年间统计,洪州共有“户二十六万一千一百五十、口五十三万二千四百四十六”。按八县平均,每县合三万二千六百四十三户。虽然八县不能平均,而且又是在数十年后。但据情理推之,当时崇宁绝不止四百户。按照这种职官设置,周敦颐担任的主薄一职,是当时仅次于县令的县级官员。周敦颐的办事能力强,作风明快果断,深得上司赏识和百姓好评。

不久,周敦颐被调往袁州卢溪镇,代理市征局事务。袁州下辖萍乡、万载、宜春、分宜四县,治所在今江西宜春。镇,系古代在边要形胜之地设置,驻兵戍守,军政合一。这种设置,始于西汉,延至唐宋。《新唐书·兵志》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在其境内设镇,置镇使、镇将,除镇捍防守外,还向人民征收器甲粮饷,掌握地方实权。宋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除人口众多、商业繁荣的镇以外,多所罢废。卢溪镇是宋初保留下来的少数镇之一,为袁州的直属镇,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县级镇,治所在今江西萍乡卢溪区。这一带商业繁荣,有着大量税收,因此朝廷在这里专设市征局,以加强市场管理与税赋的征收工作。周敦颐从洪州分宁县主薄调任袁州所属卢溪镇代理市征局工作,是一种平职调动,又可以说是一种重用,也可以说是一种临时性调动安排。但是,他在卢溪镇呆了多长时间?此后还有没有返回分宁县任主薄?他在卢溪市征局的工作情况如何?这些都没有什么文字记载,已经无从查考。

庆历四年(1044),通过吏部考察,周敦颐被认定有才能、有政绩、黎民百姓反映好,被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军,在宋代是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同我国现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相似之处。军的建制分两种:一种与府州同级,军州平行,隶属于路。军、州长官合称“某某知军州事”,分称“某某知军”、“某某知州”。一种与县同级,隶属于府州。南安军等同下州,辖南康(今江西南康县)、大庾(今江西大余)、上犹(今江西上犹)三县,治所在今江西大余。参军是知州的佐官,有录事、户曹、司法、司理之分。《宋史·职官志》对此有详尽记载:录事参军掌州院庶务,纠诸曹稽违;户曹掌户籍赋税、仓库受纳;司法参军掌议法断刑;司理参军掌讼狱勘鞠之事。周敦颐任司理参军,属于直接办案的官员。于是,周敦颐告别原来的同事,前来南安报到。这时的周敦颐,已经二十八岁。

周敦颐一生中曾四次进入江西,并终老江西。他的初入江西,始于庆历元年(1041),止于庆历六年(1046),时间六年。

 

(二)分宁断案

 

分宁县是周敦颐初入江西的第一站。时任分宁知县陈姓,已经五十多岁,在宦海生涯中饱经风霜。对于周敦颐的到来,陈知县态度热情,从而也使周敦颐有所放心。周敦颐上任后,对于主薄职权范围的事情,都能按时办好,而且有条不紊。他办理的二十余起官司,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刑恰当,原告被告都心服口服,没有一件上诉的。这样,他很快就以办案果断而闻名。陈知县也为有这样一位能力强的同僚而感到欣慰。特别是他办了一件久拖不决的疑案,一时名声大噪。

那么,他办的这个久拖不决的疑案究竟情况如何?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是这样记载的:“时分宁县有狱不决,先生至,一讯立辨,士大夫交口称之。”《修川志》载:“先生初事分宁,县有疑狱,久不决。先生至,一讯立辨。邑人惊诧,曰:老吏不如也。”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只能看出这个案件久拖不决,但是看不出其他情况,如案件的性质,当事人,办案过程如何,等等。正因为如此,这些记载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随着周敦颐历史地位的不断提高,后人根据这些记载,对周敦颐如何办理这个案件做了大量的推测演绎,以至形成一个完整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办案故事。这个故事,在很多关于周敦颐的书刊中都可以看到,最为完整的要数胡正耀先生的《理学鼻祖周敦颐》。从该书第九章《初出茅庐辨疑案》的描述看,大体案情是这样的:

大宋明道元年(1032四月十二日,木工张大水外出做工,当晚下着毛毛细雨,被主人留宿未归,其妻柳氏一人在家。半夜时分,有人爬墙入室,企图强奸,遭到柳氏拒绝并大声呼救,结果被杀。现场遗下折扇一把,上面写有“仁义仁兄雅正,愚弟黄贤德赠”。办案人员据此认为本地秀才张仁义是杀人凶手,将其逮捕归案,并请依法处以极刑,以平民愤。张仁义开始口称冤枉,当受刑不过时承认杀人,过后又翻案,反复多次。刑部也多次以证据不足,批回重新调查审理。但是,此案的反复审理,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以至成为一个历史积案。

陈知县到分宁后,也想了结此案,但毫无进展。陈知县见新来的主薄周敦颐办案能力强,就要他试试,并再三说,这是一个久拖不决的案件,办得了就办,办不了就放在那里,以后再说。然而对于周敦颐来说,知县将这个案件交给自己,既是对自己的信任,又是对自己的压力和考验。办好了,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办不好,则是自己的办案能力不行,留给别人笑柄。因此,他必须尽全力办好这个案件。

在接受这个案件后,周敦颐调来全部案卷,认真仔细地阅看。这个案件中的关键疑点,是现场遗下的折扇一把。案发时间为四月十二日晚上,而且还下着毛毛细雨,天气应当不热,为何案犯要带扇前往?他拿着折扇仔细端详,见折扇上题了一首诗,并署名“仁义仁兄雅正,愚弟黄贤德赠”。那么,这个黄贤德是谁呢?问遍县衙,无人认识。然而事有凑巧,扇面上的诗与笔迹,周敦颐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想来想去,原来是自己刚到分宁时,与周通在临江酒楼进午餐,见到墙上有这样一首诗,而且笔迹相同。他顺着这条线索,找到这个酒楼老板,问墙上的诗是谁写的?酒楼老板回忆说,写这首诗的人,是本城的一个秀才,叫王守信,家住南门。当时,他同朋友在这里喝了几盅酒,乘醉而写。于是,周敦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王守信传到县衙。王守信承认折扇上的诗是自己写的,但说扇子不是自己的。周敦颐追问扇面上署名的黄贤德是谁,王守信说不认识。周敦颐又追问这把扇子是谁的,是谁请他题写扇面的。王守信开始不想说,在周敦颐的再三追问下,只好如实交待是自己的表兄唐仁卿。周敦颐又追问唐仁卿家住何处。王守信说,就住在本县桃江镇。于是,周敦颐立即命衙役,连夜将唐仁卿拘捕归案。

经审讯,唐仁卿如实交待了作案经过,整个案件终于真相大白。原来这唐仁卿在镇上开了一间杂货店,家中还算殷实,并娶有一妻一妾。他见镇上木工张大水之妻柳氏长得如花似玉,顿生邪念,多次调戏,柳氏不予理睬。他想到镇上秀才张仁义年轻英俊,假托他的名义,一定会成功。于是,请姐夫王守信写好折扇一把,假托黄贤德之名书赠张仁义。王守信不知道这是内弟的诡计,以为真有黄贤德其人。于是,王守信把自己的诗题写在扇面上,而且按内弟的意思落好款。四月十二日晚上,下着毛毛细雨,镇上来往的人很少,唐仁卿得知张大水外出做工没有回来,就带着扇子爬墙进入张家。柳氏刚刚睡下,听到屋内有脚步声,于是操刀大喊。唐仁卿学着张仁义的腔调回答,说自己是秀才张仁义,久仰娘子美貌,特来与娘子做伴。柳氏不管三七二十一,举刀就砍,并大声呼救。唐仁卿做贼心虚,怕惊动四邻,于是夺刀将柳氏杀死,并丢下折扇嫁祸张仁义,自己则逃之夭夭。

周敦颐审理清楚后,将情况如实向陈知县作了汇报。陈知县非常高兴,大加赞赏,并要周敦颐立即备文上报,刑部很快批示下来,同意县衙意见,将凶手唐仁卿就地正法,对秀才王守信记大过一次,秀才张仁义无罪释放。判决书张贴出来,人们无不拍手称快。县衙同僚和城乡百姓,交口称赞年轻的周主薄:“久拖不决的疑案,这么快就结案了,就是有经验的老手也比不上。”可以说,这个案件的办理成功,确实为周敦颐加分不少,也是周敦颐走上仕途以来的第一次成功。

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记载的这个案件,可以肯定实有其事。但是,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况到底如何,却无人知晓,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谜。人们依据度正这一记载,将这个案件的案情与周敦颐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逐步地予以细化、美化,自然也有其道理,就像《包公案》、《狄公案》、《施公案》一样。这三大公案中的诸多案例,并不一定就是这三公所破,但人们还是愿意将功劳归于他们身上。周敦颐的情况也是如此。应当看到,周敦颐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一般的疑难案件对于他来说,能够侦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同时,作为一个县的主薄,办案是其职责所在,他必须办理县内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各类案件。将上面这个案件作为周敦颐的成功之作,表明周敦颐确实身手不凡,非同一般。

 

(三)卢溪讲学

 

周敦颐到卢溪镇以后,立即着手市征局的各项工作。但是,相对于分宁县主薄这样的职位来说,卢溪镇市征局的工作毕竟比较单一和轻松,闲暇时间比较多。因此,周敦颐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开始了自己的“第二职业”──讲学,即边理政边讲学。

讲学,是汉代以来官教合一的传统。然而五代以来,兵燹连年,文教不修。读书士子,不仅仕途无望,即使从师问学,亦属难得。北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认真总结前朝经验教训,推行以文治国,坚持修文偃武,大量起用文人,重视学术研究。这样,一批为满足士人读书要求的私人书院相继出现,讲学之风迅速兴起。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麓、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朱熹也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北宋初出现了以孙复、胡瑗、石介为代表的著名学者。孙复“筑居泰山之阳,聚徒著书,种竹树栗”,不仅培养了像石介一样的学者,而且造就了一批执政要人。如长期居于相位的文彦博、范纯仁,均出自孙复门下。胡瑗在太湖一带“以道德仁义教诸生”,并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宋元学案》称胡瑗讲学成效显著:“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

周敦颐到卢溪镇时,年龄已经二十五六,学术思想也已经名气在外。同时,他当时的工作也比较轻松,也有时间来开展讲学活动。于是,他决定利用自己的官舍来讲学。他的这一决定,有着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表明周敦颐把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放在了学术研究上。他在儿少时代就已表明,想在继承孔孟学说的基础上,吸收各家学说精华,将儒家学说推进一步,以便正人心,辟邪说。没有这样的志向,就不可能成就他后来的学术成就。他进入官场生涯后,如果不把自己的努力方面放在学术研究上,而是醉心于权力的追逐,也不可能取得后来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周敦颐把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放在了学术研究上,因而也就决定了他的官场前程将受到限制,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这就是所谓的“鱼和熊掌不能得兼”。周敦颐的结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影响周敦颐官场生涯的不仅仅是这一点。二是表明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比较成熟,或者说已经基本形成。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及其重要著作《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到底形成于何时,历史上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卢溪讲学,对于解开这个谜底可能会有所帮助。讲学既要教授四书五经,也为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提供了一个平台。周敦颐哲学思想及其主要著作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他既然决定讲学,说明他的哲学思想及其主要著作已经基本形成,或者即将形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周敦颐的《通书》四十章,就是周敦颐讲学的讲稿,或者说是根据周敦颐讲学记录整理而成。三是为接收程颢、程颐两位弟子做好了准备。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讲。

那么,周敦颐讲学的具体情况如何呢?周敦颐讲学时具体讲了一些什么内容呢?对此,也没有具体的文献记载。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袁之进士,来讲学于公斋者甚众。”这一记载看来是比较真实可靠的。

 

(四)顶撞上司

 

周敦颐在接到调任南安司里参军的通知后,随即启程到南安报到。让周敦颐没有料到的是,他上任不久,就与顶头上司王逵发生了激烈的正面冲突。

王逵是南安军转运使。转运使,原为转运钱粮的官员。到了宋代,逐步演变成行政长官,有着“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所谓“专举刺官吏之事”,是指有荐举和弹劾属官的权力。周敦颐到南安报到前,就对王逵的为人处事有所了解。很多人都说王逵的性格强悍,脾气暴躁,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很难共事。他说过的话,别人只能照办,不能说半个“不”字。报到时,王逵对他也是不冷不热,漫不经心,从而加深了对王逵的印象。那么,周敦颐是因为什么事情同王逵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呢?对此,宋版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作了如下记载:

庆历五年乙酉(1045),先生时年二十九。南安狱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

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无敢相可否,先生独力争之。不听,则置手版,归取告身,

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感悟,囚不得死。

这段记载,对囚犯的具体情况没有详细说明,只是说他“法不当死”。后人则对这个囚犯的情况予以具体化。综合各种资料,这个囚犯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囚犯的妻子遭到当地恶霸强奸,其妻感到无地自容而自杀。这个囚犯将强奸自己妻子的恶霸告到南安官府。由于这个恶霸是南安首富,又有亲友在京城当官,当地官府对此案不理不睬,不了了之。这个囚犯一怒之下,持刀闯进这个恶霸家中,将这个恶霸杀死。凶案发生后,办案人员将其捉拿归案。王逵知道这个囚犯行凶杀人是事出有因,罪不至死,但在这个恶霸的家人和亲友的干预下,还是要将这个囚犯定成死罪。其他官员慑于王逵霸道,并有“专举刺官吏之事”的权力,谁也不敢提出不同意见。

周敦颐在调阅案卷后,认为这个囚犯确实不能判处死刑。同僚们也都认为这个案件是错判,但慑于王的霸道,谁也不敢提意见。于是,周敦颐冒着同王逵翻脸的巨大风险,挺身而出,反对将这个囚犯判处死刑。王逵没等周敦颐把话说完,就立即打断他的话,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而且法律有明文规定,绝对没有错。同时,他还说,自己判案,从来没有错的,要周敦颐只管执行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敦颐非常气愤,地说:“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是这样(不讲法理、不分是非黑白)的话,这个官还有什么值得当的!用杀人的办法来取悦于人,我周敦颐决不干这样的事。于是,周敦颐回到寓所,马上写了一份辞职报告,连同自己的任命书,由周通呈送王逵。

为什么周敦颐要为这个案件顶撞王逵呢?首先,是“法不当死”。这个囚犯持刀杀人,当然有罪,而且是大罪。但是,他之所以杀人,是由于妻子被恶霸强奸后自杀,官府不依法处置,从而激化了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府对这个囚犯杀人案负有失职之责。因此,这个囚犯持刀杀人,法不可恕,但罪不至死,而应当改判其他刑罚。如果因为那个强奸民妻的恶霸在当地势力强大,又有亲友在朝廷为官,就把不应当判死刑的人判处死刑,还有什么正义可言?还有什么公正可言?其次,是周敦颐职责所在。作为司理参军,周敦颐的职责是直接办案。这个案件是在他任职以前发生的。但周敦颐是司理参军,既然已经上任,对原来发生的案件就不可能不管。管是职责所在,不管则是失职。其他同僚对此案的错判,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而周敦颐作为司理参军,却不能不讲。讲是应该的,不讲则是失职。在其他同僚都不敢讲话的情况下,周敦颐只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应是所谓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第三,是性格使然。周敦颐有一股凛然之气,从小不惧权贵。他在儿少时代,就因营道县张县令马踏村上的风水宝地──五星堆,要求张县令赔偿。步入仕途后,也是正正堂堂做人,老老实实做事,不媚权贵,不惧权贵。“置手版,归取告身,委之而去”,则是周敦颐性格的展现。反之,如果不是这样,周敦颐便不成其为周敦颐了。

其他官员看到周敦颐同王逵争执翻脸,一方面钦佩他的胆量与勇气,另一方面也为他担心,将来一定会遭到王逵的报复。由于周敦颐的抗争,这个案件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王逵接到周敦颐的辞职报告后,反倒冷静了下来,思考着这个事情怎么收场。一方面,想到自己几十年来的官臣生涯,一帆风顺,从来还没有下属敢于顶撞自己。像周敦颐这样当众与自己争辩,而且还以辞职相威胁,实在叫人下不了台,难以忍受。另一方面,他想到周敦颐的说法也有道理。这个囚犯所杀的恶霸,确实罪有应得。而这个囚犯之所以持刀杀死这个恶霸,其原因在于官府不主持正义,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王逵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官员。最后,他决定亲自到周敦颐的寓所,退还周敦颐的辞职报告和任命书,并将这个囚犯由死刑改判为流刑,即充军。这样,周敦颐顶撞上司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局。更让周敦颐没有料到的是,从此以后,王逵对周敦颐更加信任,不仅向同事们夸赞周敦颐的贤能,而且还经学地向上级推荐周敦颐。周敦颐后来由南安军司理参军升调郴县县令,就是王逵力荐的结果。

从周敦颐顶撞王逵的情况,我们也许可以悟出一些道理。看人要全面地看,历史地看,不能仅凭道听途说来判断人。在外人和同僚的眼里,王逵是一个蛮不讲理、完全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人。从王逵在这个案件的处理上,由原来坚持判处死刑改为流刑,表明只要真正有道理,他还是可以听得进去的。同时,王逵也是一个爱才的人。尽管周敦颐顶撞自己,他并没有因此而周敦颐进行打击报复,反而在以后更加信任他,支持他,推荐他。王逵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确实是需要胸怀与气度的,是很了不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逵的为官为人也是值得敬重的。

 

(五)程珦重托

 

周敦颐在南安期间,还做了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就是接受程珦重托,将程颢、程颐收为弟子。

程珦(10061090),原名温,字君玉。任官后改名珦,改字伯温。洛阳(今属河南)人。十八岁时,程珦父亲卒于湖北黄坡任上。天圣(1023-1031)中,朝廷录用旧臣之后,程珦得到了社郊斋郎之职,但因家里的负担太重,不能离家远任,得以就近在黄坡任县尉,移庐陵县尉,迁润州观察支使。历知龚、凤、磁、汉诸州。神宗熙宁中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致仕。哲宗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事见《宋史》卷四二七《程颢传》、《新安文献志》卷六二。

程珦出任兴国县令是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当时,程珦带着年仅13岁的程颢、12岁的程颐一起到兴国赴任。在兴国期间,程珦积极推行礼义教化,建立县学,兴办书院,鼓励私塾。一时,礼义渐兴,尊师重教蔚然成风。由于政绩显著,庆历六年(1046)春,程珦以兴国县知县代理南安军(治所在今大余县)副职,也有的说是任南安通判。当时,周敦颐还只是南安军司理参军,是一名管理狱刑事务的低级属员。以此而言,他也是周敦颐当时的上司。

一天,周敦颐收到一张练帖,是程珦约见他。这令周敦颐有点意外,不知道是何原因。但既是上司相约,周敦颐只能整理衣冠,前往拜谒。两人见面后,不免寒喧一番。程珦见周敦颐年轻英俊,举止儒雅,气度不凡,心里早就有了几分喜欢。周敦颐也仔细打量程珦,见程珦五官端正,两眼炯炯有神,透露出一股精明能干之气,不禁顿生敬慕之情。接着,两人纵谈学术之事。一谈到学术上的事情,周敦颐自然打开了话匣子,两人之间那堵无形的墙消失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通过交谈,程珦知道周敦颐确实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明确表示自己愿意同周敦颐结为兄弟。周敦颐开始还有些顾虑,以为程珦是说着玩的,而且担心自己不配。在程珦的再三解释下,周敦颐终于接受了程珦的提议。最后,程珦说出这次约见的最终目的,要求周敦颐收自己的两个儿子程颢与程颐为弟子。周敦颐问了一下程颢与程颐的情况,同意将他们二人收为弟子。于是,程珦将程颢、程颐叫出来,向周敦颐行了拜师之礼。从此,周敦颐在处理公务之外,又多了一件大事,即兼任对程颢与程颐的教学。程珦也对周敦颐充满感激之情。后来,程珦官至郎中,每逢有升迁机会,都不忘为周敦颐说好话,以谢师授程颢程颐之情。

周敦颐与程珦初次见面时,年方三十,官不大,学术思想在当时还不是非常有名。那么,程珦为何在初次见面时,就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托付的周敦颐?望子成龙,这是天底下每个父亲的天性。要使自己的儿子在将来有出息,就必须找到好的老师。程珦选择周敦颐来当两个儿子的老师,显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老师,首要的是人品与德行。无论在洪州分宁县当主薄,在袁州卢溪镇代理市征局,还是在南安军任司理参军,周敦颐的人品官德都是无可挑剔的,符合作为老师的首要条件。这一点,程珦肯定是有过了解的。同时,必须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积极的创新精神。宋代以文立国,皇帝亲自劝学。没有深厚的六经功底,就会被人讥为不学无术,更不配为人之师。北宋时代又是一个理论创新的时代,学派林立,各种学术思想相互争论。墨守陈规,没有创新精神,也不可能教出好学生。这两个方面,程珦肯定也是经过反复思考的。在同周敦颐的交谈中,程珦不仅看到了周敦颐对六经滚瓜烂熟,对诸子百家了若指掌,并且能够将儒家经典与诸子百家融会贯通。特别重要的是,周敦颐对当时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能够吸取儒释道三家之长,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虽然周敦颐当时还不是全国影响最大的学派,但是程珦以自己的学术敏感性,看到了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巨大潜力。要两个儿子师从周敦颐,将来一定能够有所作为。程珦虽然不以学术思想见长,但他的学术敏感性确实非同一般。后来的实践证明,在这个方面,程珦确实为自己的两个儿子找到了第一流的老师。

那么,周敦颐为什么决定收程颢程颐为自己的学生?一方面,程珦是自己的上司。他能够将两个儿子托付给自己,拜自己为师,是出于对自己的高度信任,是完全相信自己的能力与水平。否则,就不可能将这样关乎儿子前途命运的大事托付给自己。同时,既然上司这样信任自己,作为下属,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另一方面,周敦颐既是一位官员,又是一位已经少有名气的学者。在当时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学派纷呈的情况下,要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取得一席之地并脱颖而出,不仅需要自己有一种创新精神,而且需要有一个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学术团队。收受程颢程颐作为自己的学生,可以为自己今后的学术团队培养领军人物。这可能周敦颐是收二程为徒的深层次考虑。后来的实践表明,周敦颐的这个考虑是对的。正是程颢程颐继承和发展了周敦颐的学术思想,使理学在众多的学派中脱颖而出,成为此后七百年不动摇的官学。

综上所述,程珦和周敦颐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们的选择,都是具有远见卓识之举。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正确选择,才有了程颢、程颐兄弟在学术界的横空出世,才有了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发扬光大。对于程珦的独具慧眼,朱熹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袖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惟程太中独知之。这老子所见如此,宜其生两程子也。”这段话的大意是,周敦颐在当时,有的见他精于为政,就认为他精通为官之道,将来一定会脱颖而出。有的见他喜欢游山玩水,就以为他超凡脱俗,有一种仙风道气。然而,却没有人知道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深厚造诣。独有程珦知道这一点。正因为程珦独具慧眼,识得周敦颐的学术造诣,他才适合生下程颢、程颐这样两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