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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探秘》第2-3章
 
张泽槐《周敦颐探秘》  加入时间:2012/7/3 18:49:00  admin  点击:6566

第二章 世系家庭

 

(一)周敦颐的家世

 

世系,指一姓世代相传的统系。周姓的来源比较复杂。周姓的最早出现,可追溯到远古的黄帝轩辕氏。据《姓氏考略》所载,相传黄帝时就有一位叫周昌的大将,至商代又有一名叫周任的太史,这两个人的后代都以周为姓氏。而大部分周姓出自姬姓,其始祖为周文王。公元前256年周被秦国所灭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周宗室子孙及周朝遗民以周为氏。如周平王之后,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周姓来源的主要部分。周敦颐这一支周姓,很可能就是周平王的后代。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高足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称:“维周氏之先,自帝喾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后遂以为氏。汉兴,封周后于汝南,先生盖其后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周姓是五帝之一帝喾的后裔。帝喾生下后稷。到周文王时,建都城于周原。周王室的一支就以周为姓。到了汉代,封周姓后代于汝南,周敦颐就是这一支的后代。度正之前的北宋时期,周敦颐的弟子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称周敦颐为“汝南周茂叔”。度正之后的南宋理宗,追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周敦颐本人也是认可这一说法的。治平二年(1065),周敦颐在《慰李大临才元疏》中,就自称“汝南周惇颐”。所有这些表明,度正的说法是有所依据的。但是,周敦颐到底是不是周王室的后代,由于年代久远,无从考究。因此,稍后于度正的魏了翁在《长沙县学祠记》中,只说“先生之先,世居青州”,不提汝南。道州爱莲堂《周氏族谱》也只说“始祖归仁公世家山东青州”,而没有言及汝南。

后来,周敦颐的先祖从汝南迁徙青州,并在青州一带定居下来。但是,周氏先祖是怎样从汝南迁往山东青州,尚不得而知。后来,周氏先祖又是如何从山东青州迁往湖南道州的,学界说法同道州爱莲堂《周氏族谱》的说法也不相同。魏了翁在《长沙县学祠记》中说:“自唐永泰中有为廉、白二州太守崇昌,徙道之宁远县大阳村。至裔孙虞宾之中子从远,又徙营道之西,曰濂溪保,四传为元公。”而《周氏族谱》则说:“始祖归仁公世家山东青州(原注:今兖州),陈宣公太建六年(574)甲午登武进士,隋末恭帝义宁元年(617)丁丑,八国并楚,公扶天定难,居将帅,授魏博节度使,赐玉带,迁湖广襄阳府襄阳县刺史,终于任所,奉勅葬襄阳城南廿里,竖有碑记。”周氏何时由襄阳迁营道,《周氏族谱》是这样说的:周归仁三传至安时,生如鍉、如锡。如鍉为长,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登武进士,曾任广东曲江令,后升大理评事,征南大帅卫上将军,出知营道。如锡为安时次子,武德元年(618)进士,曾任广东高州刺史。后来,广西一带发生少数民族起义,朝廷任命他为征南大元帅水陆马步军都统,左金吾卫上将军,平定广西横、廉、白、贵等六州。太宗即位,任左骑常侍。贞观元年(627),因事贬营道散参军,居宁远太阳洞(又称大阳洞)江口。五传至从远,始迁营道。而始迁营道的时间,大概在五代末至北宋初。这是因为,据《周氏族谱》记载,始迁营道的周从远,为北宋建隆元年(960)武进士,官至马步指挥使。如果他是中进士前迁营道,则时间在五代末;如果是在中进士后迁营道,则是在北宋初。

从《周氏族谱》的记载看,周氏一门既是官宦人家,又是书香门第。如始迁宁远的周如锡,生有九子,居然满门进士,其中文进士六人,武进士三人。周敦颐的祖父周智强,为始迁营道的周从远之单传独子,可能没有读多少书。周智强生了六个儿子,其中有两个儿子中了进士,而且两个都做了知县。其大体情况是:长子怀识,字孟衿,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官至汀州上杭令;次子怀铎,字孟振;三子怀正,字孟方;四子怀成(即辅成,周敦颐的父亲),字孟匡,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官至贺州桂岭令(治所在今广西贺州境内);五子怀辂,字孟殷;六子怀德,字孟尚。

相较于魏了翁,《周氏族谱》的说法更为详尽,而且多了迁居襄阳的环节。至于周氏先祖周归仁、周如鍉、周如锡的任职等,则多有溢美之辞。如归仁公为南朝陈宣公太建六年武进士之说,就不符历史事实。这是因为,开科取士始于隋。南朝陈代既然没有开科取士,周归仁也就不可能登武进士。又如“湖广襄阳府襄阳县刺史”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刺史是郡州职官,县一级是不可能设刺史的。又如,始迁宁远的周从远的九个儿子,有六名文进士,三名武进士,在正史中或地方志如宁远县志、道县志或永州府志中,都没有相应记载。

 

(二)周敦颐名字的演变

 

北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五月初五午时,周敦颐出生于道州营道县营乐乡楼田村。当地有男人要生午时,女人要生子时的说法。而五月初五又是端午节,成重叠之午。因此,人们纷纷说这个小孩命大,将来一定非富即贵。这当然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也反映了族人对他寄予厚望。

孩子生下来以后,就要取一个合适的名字。而古人取名字是比较复杂的,有名、字、号之别,三者共同构成一个人完整意义上的名字。一般地讲,要遵循“幼名冠字”的习惯。即一个男孩出生后,在行洗礼时,俗称“洗三朝”或“打三朝”,由父母或当地有学问的人,给小孩取一个“名”。所有人在这个小孩的儿少时代,都可以直呼其名。当这个男孩二十岁时,要举行加冠的仪式,称为“冠礼”,以表明他已经成年。而行冠礼时,父母或老师会给他取“字”。此后,除父母与长辈外,大家都不能对他直呼其名,而只能称呼其字。这样做,是为了表明对被称呼者的尊重。如果对一个成年男人直呼其名,就是犯忌,就是对人不尊重,甚至可以说是侮辱。在名字以外,文人士子往往还有“号”,即外号。这“号”有自取的,也有他人所取。

一个人的名、字、号,可以一生只有一个,也可以有两个甚至多个,周敦颐的情况也是如此。三朝那天,父亲周辅成给他取了一个名字——敦实。这个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敦,就是敦厚,忠厚的意思;实,则是诚实、老实的意思。敦实合在一块,就是忠厚老实的意思。此后,周敦颐经历了两次改名。第一次改名是他赴汴京投奔舅舅郑向后。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载:“公以惇名子,故以惇名先生。”也就是说,郑向的儿子辈份为惇,故给周敦实改名周惇实。惇与敦不仅同音,而且同义,都是忠厚的意思。将周敦实改名周惇实,表明郑向是将周敦颐当自己的儿子来看待,后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由于郑向对于周敦颐来说恩同再造,因此周敦颐直至去世之前,都是以惇作为自己的名字。他的第二次改名是在治平元年(1064)。这一年,宋英宗登基。而宋英宗是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原名宗实。为避英宗讳,周惇实改名为惇颐。但是,后人一律以敦颐相称。治平二年(1065),周敦颐在《慰李大临才元疏》中,就自称“汝南周惇颐”。周敦颐的字——茂叔,则是他在舅舅郑向家行冠礼时,为郑向所取。周敦颐还有一个号,即濂溪先生。这个号,则是他晚年时,卜居江西庐山之下,筑居曰“濂溪书堂”,人们于是尊称他为“濂溪先生”。对于这一点,宋代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公元公年表》中有详细记载:“先生既爱庐山之胜,遂卜居山下,因溪流以寓故乡之名,筑室其上,是为濂溪书堂,学者宗之,号濂溪先生。”

 

(三)周敦颐儿时家庭

 

在一般人眼里,儿少时代的周敦颐,其家庭情况应当比较简单,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各种文献资料的记载情况看,周敦颐儿少时代的家庭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在周敦颐离开营道之前,他的家庭成员大体情况如下:

父亲周辅成(?-1032),原名怀成,字孟匡。志清行纯,博学能文,初为黄岗(今湖北黄岗市)县尉。大中祥符八年(1015)举进士后,升为桂岭县令。据胡正耀先生《理学鼻祖周敦颐》载,周辅成素性淡泊,在桂岭任职一年多,“便辞职归隐,与兄弟谈古论今,研究学问,吟诗作对,有时也游山玩水,种菜植树,过着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按他于大中祥符八年举进士,升桂岭令,任职一年多便归隐家乡楼田,那么他归隐的时间应当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或天禧元年(1017),亦即他归隐在周敦颐出生之前。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周辅成去世,葬于营道县营乐乡钟乐里楼田,即今周敦颐故里濂溪祠旁。嘉祐八年(1063),英宗即位,追赠周辅成桂岭君爵郎中。神宗治平四年(1067),加赠周辅成谏议大夫。

母亲郑氏(9821037),河南开封人,一说四川成都人,生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父亲郑灿曾任四川成都左侍禁,是名副其实的官宦之家。郑氏的哥哥郑向是龙图阁学士,为饱学之士,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部委员”或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类的头衔。郑氏先嫁卢郎中,卢郎中去世后,再嫁周辅成为继室。现存最早的宋版度正撰《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载:“(辅成之妻)唐卒。左侍御郑灿,其先成都人,随孟氏入朝,因留于京师。有女先适卢郎中,卢卒,为谏议公继室。”也就是说,周辅成的元配去世后,再娶郑氏;而郑氏则是在前夫卢郎中去世后,再嫁周辅成。关于郑氏再嫁这一点,历史上讳莫如深。后世诸多刊印的《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虽然都说是度正所撰,但有关这方面的文字则被删得一干二净。为什么会如此?这是因为,北宋以前,女子改嫁本是常事。历朝历代皇家公主改嫁者,不乏其例。但在程颐之后,一些理学家将天理人欲按推向了极端。什么“存天理,灭人欲”,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什么“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之类,一条条伦理枷锁不断向女性压来。在这样的社会舆论推动下,作为理学开山鼻祖、一代圣人的周敦颐,其母亲应当是遵守这些伦理道德典范。如果周敦颐的母亲都没有遵守这些伦理道德,不当烈女,嫁了二夫,当然是不能被人们接受的。这样,后世刊印的《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删除有关周敦颐母亲郑氏再嫁的内容,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郑氏是在什么时候同周辅成结婚的?按胡正耀先生《理学鼻祖周敦颐》的说法,郑氏是在与周辅成结婚第八年时生下周敦颐的,那么她与周辅成结婚的时间应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郑氏出身名门,从小受过良好的家教,知书达礼,端庄文静,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与周辅成结婚时,周辅成在黄岗任县尉,因而随周辅成在县署生活。周辅成任桂岭令时,则随周辅成在桂岭生活。周辅成归隐后,她就同周辅成回到营道楼田村。无论在县署还是在楼田,她都悉心照顾周辅成,支持周辅成。特别是回到楼田后,夫妇相敬如宾,过着比较平静恬淡的田园生活。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七月二十六日,郑氏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后来,由于儿子周敦颐在学术上的伟大成就,被封为仙居县郑太君。

同父异母兄长周砺,为周辅成与元配唐氏所生。周砺生于何年何月,已经无从考证。按周辅成与郑氏结婚后第八年生下周敦颐,那么周砺应当比周敦颐大十岁左右。周砺有子名仲章。染绍辉先生《周敦颐评传》载:“周辅成先娶唐姓之女,生子砺及仲章。”此记应为误记。《周氏族谱》及其他各种文献均以仲章为周砺之子。周敦颐《与仲章姪手帖》中,亦署“叔颐付仲章”,更是确证。后来,周砺随时任上杭县令的大伯父怀识当差。不到两年,大伯父怀识病故,周砺只好回到营道楼田村,一边种田,一边教些蒙童,以维持生计。周砺三十岁时,也不幸病故。

同母异父兄长卢敦文,为郑氏与其前夫卢郎中所生。周敦颐的母亲郑氏不仅是二嫁,而且还与前夫卢郎中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卢敦文。这样讲的依据是什么?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有这样一段话:“天圣九年(1031)辛未,先生时年十五,侍禁之子龙图阁直学士郑向,令先生母兄卢敦文挈之,遂偕母仙居太君自营道濂溪入京师,依舅氏。” 这里的所谓母兄,不是母亲之兄,而是周敦颐的同母异父之兄。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还有一段话:“按石刻家谱,以惇文为先生弟,非也。惇文乃卢郎中子。继夫人先适卢郎中,卢卒,桂岭公以为继室,而生先生焉。惇文,先生同母之兄也。”这段话进一步说明,卢惇文确系郑氏与前夫卢郎中所生之子。卢敦文在随母来周家之前叫什么名字,笔者没有考证。到周家以后,虽然没有改姓,但却改用了周家的辈份,即与周敦颐同辈的“敦”字辈。同周砺一样,卢敦文的年龄也比周敦颐大十岁左右。卢敦文随母下堂时,年龄还很小,估计在两三岁。当时,周辅成在黄岗任县尉,卢敦文随母在黄岗县署生活。周辅成任桂岭县令后,卢敦文则随母在桂岭县署生活。周辅成辞职回乡时,卢敦文只有八岁左右,也只能随母在营道县楼田村生活。到随母赴京投奔舅舅前,卢敦文已经二十五岁左右。他这时是否已经成家乃至生子,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他投奔舅舅以后的情况,也不得而知。

姐姐周季淳,为周辅成与郑氏之女,生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长周敦颐五岁。季淳十七岁时出嫁,丈夫名叫陆若瑜,比季淳大两岁。陆若瑜的父亲,是周辅成在黄岗任县尉时的同事。这陆若瑜年少聪明,一表人才,十九时考中秀才,与季淳本来是天生一对。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季淳出嫁才一年多,就于第二年的九月初四得急病而死。从一些资料的描述看,香淳的病来势凶猛,上吐下泻不止,很可能得的是霍乱一类的病。而女婿陆若瑜在妻子周季淳去世后,发愤努力,于次年考中举人,最后又考取了进士。

弟弟敦贲,为周辅成与郑氏之子,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比周敦颐小四岁。敦贲从小天真活泼,聪明伶俐。周敦颐非常喜欢这个弟弟。但是,就在季淳死后的第三个月即十一月上旬,敦贲突然发病,出现咳嗽、气促、发烧等症状。开始时,大家以为是一般的伤风感冒。经治疗,病情不见好转,反而不断加重。到了第三天,经名医诊断为急性肺炎,然而为时已晚,病魔无情地夺去了敦贲的生命。敦贲死的时候才八岁。季淳的死,特别是敦贲的死,给周辅成与郑氏以及周敦颐,都带来了极大的悲伤。

仆人周兴。在周敦颐儿时家庭中,还有一个编外成员,即仆人周兴。这周兴虽说是仆人,但又是周辅成的远房兄弟。周辅成在湖北黄岗任县尉时,周兴就一直跟在他的身边。周辅成任桂岭县令时,周兴又跟随桂岭。周辅成归隐后,周兴仍然留在周辅成家,为他们一家服务。他为人忠厚老实,勤劳善良。正由于如此,周辅成夫妇从不把当作仆人,而是始终以兄弟相待,儿女们也统统以叔叔相称。后来,周兴的父亲得了重病,家中钱米花得一干二净,死时埋葬都有困难。周辅成立即为之购制衣襟棺椁,亲自主持丧葬仪式,并且代付了全部费用。对此,周兴感激不尽,更是将周辅成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任劳任怨、诚诚恳恳地为周辅成一家服务。周辅成死后,周敦颐与母亲郑氏赴汴京投奔舅舅郑向,故里的房地产仍然交由周兴代为管理,周辅成的墓坟也由周兴看护。周兴还有一个儿子叫周通,同周敦颐的年龄相仿。周敦颐步入官场后,周通一直跟随周敦颐左右,诚诚恳恳地为周敦颐服务。

 

 

第三章 儿少时代

 

(一)周敦颐的童年是否在故里度过

 

周敦颐是在十五岁时,随母亲郑氏赴汴京(今河南开封)投奔舅舅郑向的。那么,从出生到赴汴京前的十五年间,周敦颐是在哪里度过的?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着一些不同看法。多数认为,周敦颐从出生后到赴京前,一直生活在故里营道县楼田村。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周敦颐从小随父亲生活在官署,在故里生活的时间很短。梁绍辉先生在《周敦颐评传》中是这样说的:

郑氏是河南开封人(度正《年谱》作四川成都人),以周敦颐出生时间推算,

她与周辅成结婚应在辅成登进士之后,因而婚后随署生活的可能性大,故周敦颐

的童年时代在营道家乡的实际时间不会太长。

梁绍辉先生的这一说法,其中有诸多不够准确之处。其一,周辅成同郑氏结婚是在登进士之前,而不是在登进士之后。周辅成举进士的时间为大中祥符八年(1015)。而周敦颐出生于天禧元年(1017)。而据《周氏族谱》记载,周敦颐是在周辅成同郑结婚后的第八年出生的,那么周辅成同郑氏结婚的时间应为大中祥符二年(1009)。也就是说,周辅成是在举进士之前六年同郑氏结婚。其二,郑氏婚后随周辅成在官署生活的可能性大,这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因此就得出“周敦颐的童年时代在营道家乡的实际时间不会太长”的结论,则有失偏颇。实际上,周辅成同郑氏结婚后,一直在黄岗任县尉,郑氏也一同在黄岗县署生活。期间,郑氏与前夫之子卢敦文也随署生活。在婚后第三年,郑氏还生下女儿季淳。大中祥符八年(1015),周辅成举进士,并升任桂岭县令。但是,周辅成任桂岭县令的时间并不长。不知什么原因,在任职一年多以后,周辅成就辞职回乡。按推算可以知道,周辅成辞去桂岭县令的时间,大致在天禧元年(1017)之前,至迟在天禧元年初。也就是说,周辅成是在周敦颐出生之前辞职回乡的。从此以后,周辅成再也没有出任任何官职的记载。这就可以说明,周敦颐从出生到赴汴京投奔舅舅郑向之前的十五年间,已经没有“随署生活”的可能性,只能是在故里营道县楼田村度过的。

 

(二)周敦颐的早期教育

 

周敦颐从一名普通的官宦子弟成为宋明学的开山鼻祖,并非一日之功,也绝非偶然,而是与周敦颐一生的勤奋积累分不开的。这种勤奋积累,当然也包括儿少时期的知识积累与志趣培养。那么,周敦颐在故里生活的十五年,其接受教育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周敦颐在儿少时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培养,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

1、社会政治环境。北宋王朝是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而建立的。赵匡在轻易得手之余,对晚唐五代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认真而深刻的反思,推行“以文立国”的治国方略。一方面,“矫累朝藩镇之弊”,并采取“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一批有实力的统兵大将的兵权。另一方面,大量起用文人。赵匡胤将诸镇节度使召回开封,留而不遣,然后“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这些“权知军州事”的朝臣,都是清一色的文人。朝中文官,除老迈不堪远使及司职不可或缺的人员外,无不外调。在推行这两大举措的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倡导读书,形成了非常浓厚的读书氛围。为此,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还带头认真阅读经典。特别是赵光义,读书成癖,每天从巳时读至申时,还令史馆修《太平御览》一千卷,日读三卷。到宋真宗时,为了鼓励大家读经,他还亲自撰《劝学诗》,诗是这样写的: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

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

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首《劝学诗》,贯彻了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把文人士子的思想引向攻经读史。诗中所谓《六经》,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即《诗经》、《尚书》、《仪礼》、《易经》、《乐经》、《春秋》。同大力倡导读书相配套,就是加大开科取士力度,为读书人提供出路。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读经攻史,讲求学术,成为士人的唯一出路,也成为北宋官场崇尚的风气。六经知识不足的官员,往往是要被人看不起的。就连少年英迈、十九岁就举进士的一代名相寇准,也因经术不足,而被张咏讥讽为“不学无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和学术氛围下,凡是有条件的士子,都会“寒窗苦读”。而周敦颐的童年,正生活在读书风气非常深厚的宋真宗时代,不可能脱离这样的时代特征。因此,作为一名官宦子弟,他必然会受到良好的教育。

其二,家庭环境条件。周敦颐的家庭,既是一个官宦人家,又是一个书香门第。其父辈六兄弟中,就有两名进士,这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由于周敦颐的父亲周辅成是进士出身,在当时皇帝亲自倡导读书的政治氛围中,当然深知攻经读史的极端重要性,当然会不遗余力地教导儿子认真读书。同时,周敦颐出生后,周辅成一直隐居在家,没有再任官职。这样,他也就有了时间和精力来辅导儿子读书。此外,周敦颐的母亲郑氏也是一位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礼的贤妻良母,也必然会效法“孟母教子”,加强对周敦颐攻经读史的督导。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家庭条件下,周敦颐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虽然其童年受教育的具体情况尚不得而知,但受到了良好教育的本身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儿少时期受到的良好教育,为周敦颐以后的发展和取得学术成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周敦颐儿少时代的奇闻趣事

 

周敦颐在故里一共生活了十五年。这十五年,周敦颐由儿少时期开始进入青年时期,由不谙世事、无忧无虑到粗知经史,并为以后在理学方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十五年的成长历程中,周敦颐在故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留下了诸多传奇故事。这些传奇故事,经故里乡亲口耳相传,至今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从多种版本的文献资料来看,周敦颐的传奇故事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生活情趣方面和理想志趣方面。其中尤其为人们所称道的传奇故事有三个:

第一个传奇故事,命名五星堆。

周敦颐故里楼田堡山青水秀,风光秀美。在楼田村前,有五座土丘,上面树林苍翠,鸟语花香,为村庄凭添了不少风光。天禧五年(1021)重阳节,父亲周辅成同几位叔伯一起聊天,共度重阳。当时秋高气爽,远处青山如黛,近处田野里的禾根豆一片金黄。特别是村前的五个土墩子,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大家商量着要为这五个土墩子起个名,但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名最为合适。这时,正在旁边玩耍的小敦颐,看到大人们沉思的样子,就脱口而出,说这五个土墩就像五颗星星。那东边的叫木星,南边的叫火星,西边的叫水星,北边的叫金星,中间的叫土星,合在一起,干脆就叫做“五星堆”。大人们听了,都觉得小敦颐讲得有道理,同时也很诧异。于是就问周敦颐:“这是不是你父亲告诉你的?”周敦颐说:“是我自己想的。”父亲周辅成也证实:“我从来没有向他说过。是他自己胡说八道,你们别听他的。”最后,大家采纳了周敦颐的意见,将这五个土墩正式命名为“五星堆”,并作为楼田保的一景。同时,还拟订了村规,禁止任何人在五星堆上乱砍滥伐和放牧牲畜。

说来也巧,第二年五月的一天,营道县的张县令一行路过楼田保,见村前的五个土墩上树林苍翠,翳蓊凉爽,于是连人带马走了上去,结果马踏坏了一些小树。这时,周敦颐从村里出来,见到这种情况,就拦住张县令一行,要他们按村规民约缴纳罚款。后来,周辅成出面,才把这件事进行了结。

这个故事确实富有传奇色彩,而这个传奇故事还被南宋度正写进《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先生年五岁,辨五星墩于宅之左右前后,分配五行。”度正生活在南宋时,距周敦颐去世的时间还较近,而且为了《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他是到过周敦颐故里的。因此,他的记载有一定可信度,也可以说是实有其事。但是,这个故事是否真实,还是需要打一个疑问号的。周敦颐生于天禧元年端午。到天禧五年重阳,周敦颐还只是一个四岁半的小孩子。一个四岁半的小孩,能否具有这样的天文地理知识,确属不得而知。但是,大凡历史名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传奇故事,以彰显其不同凡响。因此,无论这个故事真实与否,都反映后人对周敦颐儿少时期与众不同的崇敬之情。

第二个传奇故事,少年立志。

周敦颐从小聪明好学,勤于思考。遇到什么问题,喜欢寻根究底,不搞明白决不罢休。他会经常向父亲提出一些看似稀奇古怪的问题,如什么天上的星星是怎么来的,太阳为什么东起西落,月亮为什么有盈亏圆缺,为什么会刮风下雨,地上的万事万物是怎么形成的,等等。对于周敦颐提出的这些问题,周辅成总是不厌其烦,尽自己所知给予解答。当然,这其中的很多问题,周辅成是没有办法回答清楚的。一方面,受周辅成的知识所限,另一方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水平所限。而周辅成也非常喜欢周敦颐的这一性格。正是由于这一性格,周敦颐在学习兴趣和人生志趣上也有异于一般小孩。

一般地讲,儿少时代的志趣会影响到以后的人生道路和发展方向。随着年龄的增长,周敦颐的知识也不断地增长,学业大有进步。到十二三岁时,周敦颐已经读完了《四子书》(即《四书》)和《书经》、《诗经》、《礼经》、《春秋》等儒家典籍,有的还能背诵得滚瓜烂熟。同时,周敦颐还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不仅立意新颖,而且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对于儿子的进步,周辅成从心底里感到欣慰。那么,周敦颐的人生志趣到底是什么?长大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为了弄清这一点,周辅成对周敦颐进行了比较长期的观察。一次,周辅成在同周敦颐的交谈中,周辅成要儿子谈谈将来的志向。周敦颐说,自己长大后并不想做官,而是想在孔孟学说的基础上,再吸收各家学说之精华,将儒家学说推进一步,以便正人心,辟邪说。周敦颐的回答,在周辅成的心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也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周敦颐说自己长大后并不想做官,这在当时的一般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北宋王朝推行以文立国方略,大批起用文人为官。为此,宋真宗还亲自所写《劝学诗》。正是在皇帝的亲自倡导和推动下,当时全国上下、官场内外,都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尚。而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周敦颐说不想做官,确实有违常理。但是,周辅成对此却能加以理解。他自己在举进士后,出任桂岭县令,只有一年多时间就辞官归隐。也许正是自己的这一举动,对周敦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责怪周敦颐,而只想在今后慢慢加以引导。对于周敦颐所说的要把孔孟学说推进一步,以便正人心,辟邪说,周辅成就认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孟之道成为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要把孔孟学说推进一步,即是要对孔孟学说进行改造,使之更符合时代要求,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非圣即贤。对此,周辅成在内心既非常震惊,又暗暗欣喜。震惊的是,儿子的志向实在太过于高远了,要实现这样高远的志向,谈何容易!欣喜的是,儿子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将来决非泛泛之辈。如果儿子将来能够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那么确实能够给周家光宗耀祖了。因此,周辅成鼓励儿子说,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愿你今后能够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使自己立下的志向不至于落空。

这个传奇故事表明,周敦颐从小就有着远大志向。这个故事是不是当时的真实,当然也是可以打一个疑问号的。然而,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如果周敦颐没有远大理想志抱负,他又怎么能够从一个普通的官宦子弟,成长为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的哲学家呢?当然,也许正由于周敦颐后来成为一代宗师,人们就将他的儿少时代进行美化,使人看起来周敦颐在儿少时代就已经与众不同。

第三个传奇故事,月岩悟道。

月岩位于都庞岭东麓,距周敦颐故居约七公里。都庞岭东麓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月岩所在地原为一座巨大的石灰岩山峰。在雨水的溶蚀之下,山体内逐步形成巨大的岩洞。随着时间的推移,岩洞不断扩大,最后洞顶不能承受山峰之重,终于坍塌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天坑,总面积达一百多亩。这个天坑,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月岩。岩洞内周围削壁千仞,白石璀莹。右边石壁上挂满了各式石钟乳,好像悬挂的帐子,俗称“仙人床”。左边岩壁上阡陌纵横,俗称“仙人田”。东边洞口上悬挂着一块石钟乳,活像一只鞋子,俗称“仙人鞋”。岩洞中央,是由原来的山峰塌陷而形成的山丘。山丘上虬树葱茏,鸟语花香。这个巨大的岩洞,还有东西两座洞门,东洞门高40多米,宽20来米;西洞门高约70,宽约20。最为奇特神秘的是,在这个岩洞内的不同位置,可以看到不同的景物变化。如果你从东洞门进,朝西洞门行走,往头上的洞口看去,开始只能见到一弯“残月”,形似蛾眉,如下弦月。再往前走,那“月亮”像镰刀、像小船,由缺而圆。到了岩洞中央,当顶便是一轮“皓月”,成为“望月”。继续往前走,这轮“皓月”又逐渐由圆而缺,最后又是蛾眉一弯,成为“上弦月”。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方位引起的景物变化,使月岩在人们的心目中充满了神秘感,月岩的名气也不胫而走。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游湘南时,特地到月岩一游,禁不住赞叹道:“永南诸岩殿最,道州月岩第一。”

由于月岩神秘莫测,距周敦颐故里只有7公里,因此也就与周敦颐有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相传月岩内在宋代时办有学堂,周敦颐儿少时代曾在月岩学堂读过书。胡正耀先生在《理学鼻祖周敦颐》一书中,对周敦颐月岩就学的情况做过详尽的描述。大意是,月岩学堂的教科书先生叫吴明,中过举,脾气古怪,清高自许,后来绝意科场,一心教书育人。周敦颐14岁那年进入月岩学堂。他聪明伶俐,很受老师喜欢。由于吴明采取启发式教学,周敦颐的学业进展很快。特别是周敦颐对于月岩的观感,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赞许。胡正耀先生是这样描述周敦颐观感的:

我来此五个多月,跟大家一样,不但感到洞奇景幽,是个读书的好去处,而且

还受到了岩洞的启发。我们抬头向上看,当中虚顶,天外还有天。往洞外看,山峦

起伏,山外还有山。在洞中看,有“仙人床”和“仙人田”,洞中还有洞。它告诉我

们:道理是无穷的,强中还有强中手,我们不能骄傲自满,必须谦虚谨慎,否则就

要落后,此其一。其二,从西洞往东洞走,可以看见头上的“月亮”由缺变圆,由

圆变缺;从东洞往西走,也是一样。它告诉我们一个盈则亏、亏则盈的哲理,处理

人事关系也必须适中。我认为月岩不但风景美,简直是哲理的折射。

这段描写,就是平时所传的周敦颐“月岩悟道”。那么,宋代时月岩是否办有学堂?周敦颐是否到月岩读过书、悟过道?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着不同看法。不少人对此持肯定态度。清人邓显鹤《周子全书》卷首的《周敦颐年谱》载:

(乾兴)七年已巳,先生年十四。濂溪之西有岩,东西两门,中虚,顶圆如

月,出入仰视,若上下弦,名月岩。先生筑室读书其间,相传睹此而悟太极。

与邓显鹤同时的张乔松,更是将周敦颐月岩悟道说得有板有眼:

已而徘徊谛视,幡然悟曰:“此非月之望也,亦非月之上下弦也。其中圆虚通

天者,非太极乎?由东西二岩观之,非太极之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乎?岩畔溪流,

萦纡如带,而群峰矗矗,森布于岩之左右,如屏如戟,如镛如笏,皆具五行之象,

非太极之水火金木土乎?此天地之太极,不必假借,不必点缀,昭然在心目间,可

一览而竟者。”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此持否定态度。从清人邓显鹤《周子全书》卷首的《周敦颐年谱》看,此年谱虽然注明是宋代度正所撰,但在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所载的度正撰《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并没有这一记载。这表明,这段记载系宋代以后所加。明代道州知州王会作《月岩书堂记》,对此作了间接批评:“月岩在故里西八里许,先生读书其间……随行进退,一盈一亏,其形肖月,世呼为月岩。好事者奇,以为太极呈象,若河之图、洛之书。会谓先生之道,未必因月岩而得。”当代著名学者梁绍辉先生更是对此持完全否定态度。他在《周敦颐评传》一书中写道:“其实从度正到张乔松纯属无稽之谈。不用说悟道、天启之论不能成立,即便‘月岩书堂’、‘先生读书于此’之类,亦属子虚乌有。”为此,先生还列举了诸多有根要据的理由,笔者在此不作详述。读者若需了解详情,可以去读一读先生的《周敦颐评传》。

当然,对于周敦颐是否读书于月岩,是否悟道于月岩,由于年代久远,难于考证,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可否认的是,后人出于对先哲的推崇,总是想方设法去发掘、整理甚至编造先哲们的事迹,使他们身上蒙上神秘色彩而显得与众不同,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