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成为“‘三家村’村长”

　　1965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后，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的紧急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的报告，庄果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他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按：党办主任)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动员大会后，李达向庄果要他的“罪行”材料看，几经要求，6月5日，庄果才让把“教育革命领导小组”5月初整理的那份“初步材料”同李达见面。李达看了三遍，用他的秘书刘某向工作组密报的话说，“他基本上逐条反驳”。他说：“材料绝大部分是造谣，他们把话变了样，王任重看过加了按语，只听他们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不听听我的情况。”“他们讲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动派，我怎么能承认?我到死也不能承认是反动派!”

　　6月13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保卫科指使人把他揪到会场示众，被三次按下头来现场斗争，并被摄像。就在这一天，省市118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大声援和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来武大，持续半月之久。同时，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

　　同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和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向社会公布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发表报道和社论。以《湖北日报》为例，其第一版头版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发表王任重6月7日对武大的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下半版通栏标题：《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珞珈山，武大揪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报道说：“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压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武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复地进行了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激烈的斗争。”第二、三版则发表了武大一些人揭露批判武大的“三家村”黑帮的文章和大字报。

　　14日，《湖北日报》第一版通栏标题报道“同声欢呼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众口齐诛珞珈山的‘三家村’黑帮，全省人民坚决声援武大革命师生，横扫一切害人虫”。第二、三两版则是报道声援情况。15、16日的《湖北日报》继续以整版的版面报道声援情况。

　　据《武大战斗报》16日报道：“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两千多个单位近三十万人，送来声援书十万多张，声援信五千五百多封，从全国六十七个县市来电七百八十四份。”“目前，在全国、全省、全市、全校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原烈火。”

　　但此时报刊电台对李达尚未点名，而以“某资产阶级‘权威’”代指。6月28日毛泽东来汉时，工作队(按：6月中旬以后，工作组扩大为工作队)还派人将李达住宅内外关于“打倒黑帮头子李达”一类标语、漫画、大字报统统揭去，洗刷得干干净净。究其用意，一是王任重仍在请示毛泽东：“李达的问题，可不可以上报点名?”一是考虑毛泽东万一来武大视察，不至于有碍观瞻。

　　李达在历史上脱党但始终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在那“怀疑一切”的时代氛围下，人们亦怀疑李达也一定有“大问题”。王任重在《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加按：“李达同志的历史可不光荣啊!一九四九年以前你在哪里?”在决定打倒李达的中南局会议上，庄果也预言：“按一般情况，李达一定是在大革命时叛党的。”

　　6月30日，李达被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当日《湖北日报》头版下半版，在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之下，发表“编者按”说：“今天本报发表两个材料，一个是《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一个是《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两个材料，进一步揭露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黑帮的反动面目，这样，就便于同志们了解他们的反动言行，看透他们的反动本质，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批判，把他们斗倒斗臭。”

李达向毛泽东求援

　　1965年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顿时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从门外雀跃的小孩知道了这一消息，不由产生了一线希望。17日，他试探地问刘某：“听小孩讲，毛主席来武汉了。”刘某因未得工作队指示，不便回答，只是冷冷地答说“不知道”。他迅即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耽心的正是怕李达去见毛泽东，便反过来让刘某去试探李达是不是有想见毛泽东的念头。

　　李达经受18日那天他家乡湖南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的面斗后，心里愈加愤怒。他甚至气愤地说：“我是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他也更加痛苦，到19日很少说话。得到了工作队指示的刘某这时以关心的口气反过来问李达：“毛主席来武汉了，你是否想去找主席?”而李达却反而冷静了，他说：“毛主席在武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也可能不会接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得了!”刘某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也就放心了。

　　但到这天下午，李达的血压已升到了236/114，尿糖仍是4+。在饭厅床上量血压时，刘某劝他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他“顽固猖狂”地讲：“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量完血压，他背着石曼华叫刘某入内，“怒气冲冲”地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他对刘某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

　　随即，李达用毛笔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

　　李达这封信虽说是请毛泽东“救”他一命，但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的“将军”：“我写有坦白书，请你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

　　对于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李达要刘某马上送到。但是刘某因为还没有与工作队联系，不便答应，便推说：“今天已下午5点多了，明天一早送去。”

　　李达不依说：“今天就送去，你送去，要不找祝福庆、刘敬一(按：均为李达警卫，运动中已被调开)送去。”他还特别交代：“你帮个忙，送这封信到毛主席那里，你不要与工作队他们商量。与他们一商量，信就送不到毛主席手里了，他们会留下。”他似乎在提醒刘某：“这还是一场宗派斗争，刘真、侯福珍回来领导运动，他们来整我们几个人，非要把我们整死才甘心。”刘某顶他说：“省委不早作结论，武大没宗派问题。”他仍然说：“是宗派斗争，整我们几个人……”

　　5点半，刘某即到招待所向工作队庄果等三人汇报李达写信情况，交了信。庄果接后即行拆阅，在取信纸时还说：“呵，这是给主席的信啦，没有看见，糟糕!我犯了个错误。”因为其时已有作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反党集团成员的杨尚昆所谓私拆和扣押毛泽东信件的“罪行”问题。

　　他们商量后，决定把信留下。庄果又告诉刘某如何向李达交代。他说：“你先到外面去玩玩，过一两个钟头再回去，对李达就说信已经送到毛主席那里了。”遵照庄果的指示，刘某晚上七点半回去见李达，讲信已经送到的情况。

　　李达问送信的经过，还讲主席是住在什么地方。但他又怀疑地问：“信是否真送到了?”刘某说：“怎么没送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还有绿色篱笆呢。”李达似乎还不放心地问：“有收条吗?”刘某未想到此着，愣了一下，便支吾说：“信交给了警卫，他说给主席的信是不给收条的，他保证送到就是了。”李达由衷而充满期待地说：“辛苦你了，交给警卫，信毛主席一定能见到。”

　　直到7月29日，工作队陆某才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陆某此举同样是出于所谓杨尚昆“私拆”和“扣押”毛泽东信件的“罪行”问题。

　　6月30日报纸、电台点名批判李达，翌日，7月1日，王任重就拟向已来汉的毛泽东呈报《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并写下一段请示的话：“请主席阅。李达是个地主分子，又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即清洗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可否?请批示。”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把写好了的这段“请批示”用红铅笔划去了。此后尽管他每天都能见毛泽东，却并没有向毛泽东呈报请示。毛泽东决定7月18日晨离汉回京。17日晚上，他在东湖召开省委常委会，一举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这个《决定》没有经过任何一级基层党组织的讨论，也不听李达本人的申辩，属于运动中的“热处理”，而不是通常运动后期的“落实处理”；并且属于“文化大革命”的罕例。

　　这个《决定》也开列了一些强加给李达的“三反”言行，明文肯定了李达“是个老叛徒”，但却既不给李达戴“三反分子”帽子，也不以“叛徒”罪名清洗出党，却只戴“地主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并“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管制劳动改造”。

　　这个《决定》连同《关于开除李达党籍的请示报告》上报中组部，由该部八处于7月27日呈送已调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批阅。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的8月1日批复：“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但是,李达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了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写这张条子的人当然就是收到武大所寄李达给毛泽东救命信的人，他注明“武汉大学”，是因为他知道除了“文”李达，还有“武”李达，即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达上将。毛泽东看到的只是这张条子，并不是李达的原信，自然不知李达的其它话语。但对于李达的求救，他岂有不允之理，当即便用他那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

　　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但是，无论是毛泽东对李达“救命”信的批示和对王任重的当面指示以及王任重向毛泽东的保证，都没有传达，武大的师生也无从知道。但到8月中旬,省长张体学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却对武大校文革传达了毛泽东对李达问题的这样两点指示：毛主席说李达是没有什么用了，我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

　　8月16日，张体学一行来武大，临时召开师生员工3万人大会(包括附近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等院校)。性情豪放、快人快语的张省长对李达问题又讲了一番能烘托当时“革命”气氛的话：“李达，过去我们叫他李老，现在我们叫他老不死。他现在已经搞臭了，你们再用不着斗他了。你们一定要相信省委，把他交给我们处理。让他进博物馆，吃饭、睡觉、拉巴巴!你们也可以回家看妈妈。”

李达之死

　　自1965年7月中旬进入批斗高潮以来，李达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已升到236/114，常感“头顶发麻”，心力已感衰竭。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实况广播。由于他已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校卫生科也停止了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停止供应。李达的病情愈来愈重，到8月上旬，他已感到极度虚弱。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据当时武大卫生科医生说，李达虽年老多病，但按他的体质和病情，如果保持正常条件，稍加医疗照顾，三五年内是不容易死去的。但此时已既无正常条件，更无照顾医疗了!李达因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行政6级，在正常条件下，他不仅享受特殊医疗待遇，而且有防痨专家、武汉医学院李晖教授的亲自诊治，他的治疗和保健当然不成问题。但是，现在他遇到了极不正常的条件，他也就是脱毛凤凰不如鸡了，连自费治疗的请求也得不到准许，哪里还谈得上医疗照顾呢?

　　8月13日黎明，李达在卧室突然摔倒，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连血都喷到了墙上。监视人员不仅不去请医生，反而斥责李达夫妇在耍花招。当日上午9点左右，卫生科医生来探视，诊断可能是胃出血，血压也陡降为90/50，随时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刘某去工作队请示，医生也去向工作队说明诊断情况，但却被一句“研究一下”的话推搪了。上午11点才由护士来打针止血，却并未给药。

　　19日晨，李达高烧39·4℃，又从床上摔下，监视人员仍漠然置之。到20日才来一位护士打针。她发现李达小便带血，大小便都拉在床上。她要去向医生反映情况，也被制止。

　　李达自知年事已高，现在又病处垂危，但他仍在顽强地坚持生存，不想就这样戴着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尤其寄希望于和他有几十年友谊的毛泽东!他对夫人说：“等病好了，我们就离开武汉大学，我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告状!”于是，他最后再一次向庄果请求允许送他去医院。他悲愤地说：“印度战俘有病，我们也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吧，你们也应当让我治病呀。”然而，他的请求仍未被准许。

　　自8月13日胃出血倒床后，心力衰竭，李达很少说话。他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自知不久人世。17日，他终于嘱咐妻子：“我如死去，请转告托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恳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一直到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某等2人将他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准夫人石曼华去护送和护理。李达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对夫人说：“他们不让你今天去，你好好带嫒嫒，明天来看我。”于是，李达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意)住进普通病房(按行政级别，李达是当时整个武汉地区两位6级干部之一，当住高干病房)。第二天，秘书刘某来找石曼华，说他马上去医院，要她买些鸡蛋糕交他带去。石曼华要求一起去，仍然遭到拒绝。她请求带一点牛奶去：“他是靠牛奶吊命的。”但刘某还是不愿意。结果，石曼华只好买了四块鸡蛋糕和四个梨子给他带去。医院每天早餐是稀饭馒头，中、晚餐则是干米饭，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刘某带去的鸡蛋糕和梨子，也原样未动。只三天，8月24日，李达便撒手人间，含冤死去。

　　李达死后，25日，遗体即被火化。当天晚上，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李达已死，宣读中央陶铸批复的那份《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1967年春，武汉大学部分群众组织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年夏，王任重也受到了部分群众组织的严重冲击，并从此身系冤狱近8年。

　　王任重在接受武大为李达翻案的群众组织盘问时说，对于打倒李达，他先后三次直接请示过毛泽东。第一次，杭州会议期间，他问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不表态；第二次上海会议问，毛泽东仍不表态；第三次问，毛泽东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这也就是前文所说直到1966年6月30日李达才被“报纸、电台点名批判”，而此前一直被报纸、电台冠以“某资产阶级‘权威’”的原因。

　　1985年，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在武汉大学纪念李达诞辰95周年的会上披露了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当面论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举座皆惊!人们也更加由衷地敬佩李达的睿智和胆识。但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却于1989年3月撰文《满篇谎言》，认为梅白所披露的这场论争“全是一片谎言”。他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主观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没有提倡过，湖北省委也没有提倡过。”但是，所幸梅白并不是孤证，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之22节也述说了这场颇有兴味的哲学论争。

　　然而，正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终于说到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一个是李达，一个是张体学。他所说的对不住李达的地方，不用再说了；而他所说对不住张体学的地方，大概是指1959年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批张体学的“右倾”吧。张体学同样是革命家，王任重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他担任第二书记兼湖北省省长。他虽然文化和理论水平不很高，但却是一位性情豪爽、快人快语、体察民情、关心民瘼的好省长。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