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

湘人

王任重与李达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是1953年2月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因为新中国的高等学校是接受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所以尽管武汉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李达是国务院任命的部管高级干部，但却同时接受高等教育部和湖北省领导。同时，李达也兼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由于这种双重关系，李达与王任重也有交往。再加上毛泽东来汉总要见见他，王任重作为东道主，虽然不是每一次都在场，但自然非常清楚李达与毛泽东的关系。

　　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王任重撰写《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一文，派人将稿子送李达征求意见。李达读后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超’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应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针对目前我们党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

　　王任重接受李达的意见，发表其文章时把题目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却认为李达的意见是思想不够解放，仍然使用着不同时空、不同意义的“超”。他说：“我开始考虑这篇文章的时候，本来想用‘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样的题目，因为有几位同志不同意所以放弃了这个题目。如果说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但是如果说要超过马克思，那么有人认为这似乎太狂妄了。我想，如果不准说超过马克思，那么能不能说马克思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的一位神仙呢?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了真理的顶点，已经结束了真理呢?我看这样的说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那么超过马克思的提法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呢?难道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超过产生马克思主义的19世纪吗?难道马克思不希望后来的人超过他吗?”

　　思想和事业自然是发展的，不同时空的人也可以延续和发展同一种思想和事业，但却不是同一时空人的“赶”和“超”。李达不同意或反对王任重的“超马克思”，当然不是指思想和事业的延续和发展，而是既强调时空的界线，又注重实际的意义。1960年，当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他惨淡经营的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刊物《理论战线》不得不奉命停刊时，他终于道出了他当年反对王任重“超马克思”的实际意义：“超过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超……超……超得好!我们这个刊物还是小事，饭也没有吃的了!”

　　1958年，武汉大学同全国其它高等院校一样，进入了所谓教育革命时期。虽然在“教育革命”高潮中，毛泽东于9月12日视察武汉大学，肯定了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成绩，而李达却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对武大“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然反对。李达对于“教育革命”的这个态度，不能不令中共湖北省委派往担任中共武大党委第一书记的刘仰峤和书记刘真甚至中共湖北省委不快。因此，即使在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眼里，李达也不免同二刘等人一样有“碍手碍脚”之嫌。但是，李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行政级别定的很高，又与毛泽东具有很深的历史关系并与毛泽东保持不错的私交，因此无论在武大还是在湖北省委，都被视为“通天人物”，他们对李达除了敬而远之，似乎也没有其它的办法。

　　为贯彻“高教六十条”，1961年武大党委开展了整风，省委派宣传部副部长朱劭天来领导。经过非常激烈的整风斗争，继刘仰峤之后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的刘真被调回湖北省委，校党委两位副书记侯福珍、罗鸿运也被同时调离武大去郑州担任河南省国防工办副主任，改由朱劭天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但是，李达因为反对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左”的倾向，在1961年整风中又发表了后来被指称为对1958年“教育革命”“反攻倒算”的激烈讲话，因而便得罪了刘真等许多“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即后来他们自诩的“左派”，埋下了以后“文革”置他于死地的祸根。

　　朱劭天是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后来去延安，曾任陈云的秘书。南下后留在湖北工作，来武大前为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本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朱劭天，熟悉教育工作，具有甚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开会讲话也十分中听。他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后，李达与他配合默契，工作显然顺手起来。

　　不意到了1963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的刘仰峤拟把在1961年整风调离武大的侯福珍、罗鸿运调回武大重新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已获得省委同意。按照惯例，他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但李达认为他们不懂教，不宜回武大工作。刘仰峤很不高兴，便直截了当地说：“这是省委的决定。”意思是省委听你的，还是你李达听省委的?李达本来对刘仰峤1958年在武大领导“教育革命”就有看法，侯、罗二人那时分别担任物理系和化学系党总支书记，正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绩”而被他刘仰峤双双提拔担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现在又要把他们调回复职，李达自然顶牛。他毫不退让地说：“那好，他们回来，我就不做校长；要我做校长，他们就不能回来!”说完竟扬长而去!

　　刘仰峤不顾李达的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李达果真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有人劝他，他说：“生姜愈老愈辣，犯错误就犯错误，为了这件事，总开除不了我的党籍!”杨秀峰是资深的共产党人，第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30年代，与李达同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他接到李达的辞职电报，十分惊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事，何况还是发生在他这位大名鼎鼎的老朋友身上!他马上把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叫来，将李达的辞职电报交给他说：“你赶快去一趟武汉大学，看李老遇到什么坎坎过不去。你只了解情况，回来报告。你在那里不要表态。”

　　高教部人事司司长来汉后，立即造访李府，转达杨部长的问候。他说：“杨部长让我来问您老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坎，以至于要辞职。”李达见杨部长接到他的电报就派专员前来关心，心情很激动。他在如实介绍了他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这场人事纠纷后说：“是省委刘仰峤同志跟我过不去。”

　　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回京向杨部长汇报后，杨部长对着话机向王任重通报情况后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于是，王任重不能不过问了，两位副书记的调任只好收回成命。

　　翌年春节，王任重陪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还就此事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李达感动地说：“我对省委也不够尊重，也请您和省委原谅。”李达此事在当年那个时候不无唐突；但后来“文革”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却显然不实。

　　王任重此次去看李达，知道李达身体和心境都有问题，他也急了。他当即把常务副校长何定华找去谈话：“李老夏天去青岛，冬天去(广东)从化，你们要关心。没有钱，找省委，具体事你们办。”

　　但是，王任重却对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省委所捅的这个“漏子”有意见。后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对朱劭天说：“任重同志对你有意见。”意思是难道省委、特别是王任重还不能做好李达的工作，能让他打电报向高教部辞职?其实，这也是冤枉了朱劭天。因为李达给杨秀峰部长打辞职电报那天，朱劭天正巧感冒发烧未上班，完全不知道李达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事。1964年，朱劭天终于被调出武大，去广州任中南局科委副主任，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央组织部已通知他留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还给他在京找了房子。他本人也于10月14日给武大党委写信说明原委，并要其家属将书籍、衣物搬去北京。但到12月中旬，中组部又派员向他传达：原决定系个别部长意见，现予作废。李达仍旧担任武大校长兼全国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汉。他因急于向其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

　　可是，李达哪里想到，一场置他于死地的奇灾大祸就要降临到他头上了。他的赶回武大也就成了他“自投罗网”而抱恨终天之行。7个月后，8月24日，他就被迫害致死!

　　4月10日，广州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他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他点了李达的名，同时也点了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的名，并与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

　　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王任重派车把武大哲学系助教陆某接到其百花村住所，听她汇报已经搜集到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指示她将她当面汇报的材料再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陆某原在政治系工作，1964年政治系撤销后才来哲学系。应当说，她并不怎么了解李达。但是，她居然搜集到了李达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材料!

　　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依据陆某提供的材料点了武大哲学系和中文系的名。他还说：“武大哲学系，哲学史学四年，马列主义只学一年，毛主席著作只学六周。”“工农调干学生为反对学哲学史，被迫退了学。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么?”

　　28日，武大党委书记庄果向全校党员传达王任重的报告，并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已派省委书记处许道琦和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王任重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根据这个指示，对他们所确定的“知情人”，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日夜追逼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待、揭发材料，要求他们“拿出定性的东西来”，“一句话也要”。在那种“知情不报就是对组织不忠，对毛主席不忠”的时代氛围下，一些人出于对组织的忠诚，或出于自我保护，都不得不揭发交待。于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任重加上夹批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

　　王任重在上报党中央的这份材料时又附信请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附信还说：“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在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既不可能判断这份材料的真假，又没法不同意湖北省委的意见。

　　另一方面，省委又将这份材料报送5月上旬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局扩大会议讨论。陶铸再次强调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5月12日，陶铸在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接着，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其中一个内容是进一步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