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没有终点

陶德麟

来源：李达纪念馆

图为1978社科院给华主席、党中央关于刊登毛主席给李达同志三封信的请示

■核心提示

　　●陶德麟提交了毛主席写给李达的三封信，如能公开发表，对“两个凡是”将是一个有力的驳斥，但这件事谈何容易!

　　●中国社科院党组多方努力，中央高层终于同意“三封信”公开发表。陶德麟立即飞赴北京写配合文章。全国各大报刊都发表了这“三封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陶德麟认为，关注祖国和人民的福祉，这是一个高校教师和哲学工作者的的天职。“思想解放没有终点，实事求是没有尽头”，30年来，他始终走在这条路上。

　　“三封信”争取公开发表 坐飞机赴京写配合文章

　　在参加真理标准讨论的期间，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发表毛主席给李达同志三封信的事。

　　这三封信是毛主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李达同志撰写《<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胡适思想批判》的时候写给李达同志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工作组从李达同志家里抄去，1967年有几位为李达翻案的干部和学生把这三封信送给中央办公厅了。1974年李达同志平反后中央办公厅把这三封信的复印件转给了李达同志的夫人石曼华同志，她又复印了一份给我。

　　毛主席在1950年3月27日的信里提到：“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在1952年9月17日的信里提到：“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这说明毛主席认为自己的论断也会有“不妥”和需要“修改”之处，绝无所谓“句句是真理”。

　　这些信如能公开发表，对“两个凡是”将是一个多么有力的驳斥!于是我在真理标准讨论会结束的第二天就把这三封信送给了《人民日报》的汪子嵩同志和《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张岱同志。他们非常重视，说一定要想办法发表出来。

　　但这件事谈何容易!毛主席的信不经过党中央批准是不可能发表的。但如果报上去，不能不经过汪东兴和华国锋，他们肯定不会批准，弄不好还会说你别有用心。于是这事拖了一个多月。

　　后来经过中国社科院党组精心研究，在10月12日以中国社科院和《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报告给院党组转呈华主席、党中央，说明这三封信是今年7月由武汉大学教师、李达同志生前的助手陶德麟同志送来的，这三封信充分表明了毛主席对哲学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公开发表这三封信对当前揭批林彪“四人帮”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建议在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时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并加编者按语或另写专文一起刊出。社科院党组也在17日给华主席和党中央写了同样内容的报告。

　　这两份报告首先不是送给汪东兴，而是送给乌兰夫同志。乌兰夫同志在11月10日批示：“拟同意。请汪副主席批示。”

　　这“拟同意”三个字多么重要啊!汪东兴同志在11月12日批示：“请华主席、叶、邓、李副主席阅批。”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几位副主席接着也都画了圈。这事就算顺利地办成了。

　　18日社科院哲学所的陈筠泉同志非常高兴地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坐飞机去北京，商量配合发表三封信写文章的问题。

　　我赶到北京，同社科院和人民日报的同志见面商谈，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时，有“凡是”倾向的某刊物得知党中央的批示，也想抢在《哲学研究》之前发表，社科院和人民日报的同志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在《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一条消息，说经党中央批准，毛主席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将在《哲学研究》12期发表。

　　12月25日，《哲学研究》12期发表了这三封信，同时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和我的文章(署名石曼华、陶德麟、李其驹、萧萐父)。全国各大报刊都发表了这“三封信”，还配有文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思想解放没有终点 实事求是没有尽头

　　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改革开放成了定局，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开辟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民族之幸。但拨乱反正的工作还得在一个一个问题上落实，道路还很艰难。

　　1979年，我针对当时的情况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讲不能把“百家争鸣”归结为“两家”争鸣;另一篇是讲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这两篇文章都是在杨西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马沛文同志的具体组织下写成的。两文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同志来信表示热烈支持，也有人打电话到编辑部骂人。事情并不平静。

　　此外，理论界还有不少同志，他们是反对“两个凡是”，主张解放思想的，但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在学理上还有保留。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个：一是认为“唯一”的说法太绝对化，因为逻辑证明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二是认为实践只是检验真理的方法或手段，检验真理的标准应该是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

　　我感到这两个问题如果不彻底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就还是没有真正从学理上站住脚。这个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理根据，事关大局，决不能有丝毫含混，否则还会留下后患。至于为什么逻辑证明和认识对象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并没有作过论证，靠引经据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需要独立的艰苦研究。我想我就在这两个问题上再作点努力吧。

　　我认真地研究了这两个问题。1979年我写成了《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首先在成都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我因母亲生病没有到会，是请其他同志宣读的)。后来我自己觉得论证还不够严密，又反复做了修改，直到1981年才在《哲学研究》第一期发表。学术界对这篇文章反映很好。1982年《中国哲学年鉴》作了专门介绍，指出：“逻辑证明为什么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真理标准讨论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尽管有不少人就此发表了意见，但是论证充分、说服力强的文章却不多。而这篇文章恰恰在这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14年之后，这篇文章在1995年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81年，我还在《江汉论坛》第五期发表了《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一文，以对话体的形式对认识对象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道理做了细致的分析，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同年，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实践怎样检验认识》的学术报告。1982年又在中山大学做了《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的报告。

　　那几年里我在北京、上海、河南、四川、内蒙、广东、大连、山东等地做了二十多场报告，都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真理这个中心进行的，都是为了强化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给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哲学基础做添砖加瓦的工作。

　　我认为，哲学虽然是抽象程度最高的学问，但哲学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不能不关注祖国和人民的福祉。这是我作为一个高校教师和哲学工作者的天职。

　　这30年来，我做过武汉大学的校长，现在也还担任着许多全国性的学术职务，但我始终认为自己的主要社会身份还是教师和哲学工作者。我一直在履行我的天职，自问还没有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现在我不是老之将至，而是老之已至了，但我深感还必须努力学习，跟上时代的步伐。实践证明，我们党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党的十七大对30年走过的道路做了科学的回顾与前瞻，这些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只有一点：思想解放没有终点，实事求是没有尽头，解决矛盾才能构建和谐，总结过去旨在开创未来。我们祖国的未来是美好的!

■记者手记

　　提起30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讨论，许多人会想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这篇文章的最初作者——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

　　人们有所不知，当年，武汉大学有一位学者也挺身而出，在这场大讨论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名字叫陶德麟，也是一位哲学教师，当年47岁。

　　30年过去了，岁月的沧桑似乎并未在陶教授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1月5日上午10点，约好的时间，我们来到绿荫掩映的珞珈山资深楼，与陶德麟教授见面。一头银发，神闲气定，陶教授身体很好，完全看不出是一位77岁的老人。“这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一切变化都离不开思想解放。没有那场思想解放，如今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是不可能的。那段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当记者说明来意时，陶教授欣然应允，首次将他个人的那段经历写了出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出了当时老百姓的心里话。这句话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陶德麟说，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仍然应该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南。

　　言谈举止中，我们感受到一种智慧的力量，更感受到一位知识分子对民族前途的沉甸甸的责任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