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李达罹难与“黑帮”“劳改队”

　　李达“三家村”从三个“大老板”到所有“黑帮”，既然已被打成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敌人，无疑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首当其冲的李达，被批判，被斗争，被断医停药，于当年8月22日奄奄一息之时才被送进医院，三天后于24日就惨离人世。也就是说，他从5月10日被勒令停止编书、交代问题，三个月零14天，就被迫害致死。25日晚上，在他担任了十四年校长的武汉大学，“校文革”还召开了“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中共中央批复的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戴地主分子帽子的处分决定。李达夫人石曼华则被作为“地主婆”扫地出门，李达的存款被冻结，李达的家当被封存。她住进一间低矮、简陋、阴暗、潮湿的平房，开始*拉板车每天一元的临时工收入维持自己与年幼女儿的生活，并且还经常受到居委会的批斗。

　　朱劭天曾被逼自杀，吃过一整瓶抗生素，结果被押到医院洗胃。他还被“逼供”而精神恍惚以至于错乱。

　　何定华则被逼跪马路，举白旗(意味着向“革命群众”投降)。随后又被押送“黑帮”“劳改队”。

　　所谓“黑帮”“劳改队”，是校文革将159名“三家村”“黑帮”(含少量所谓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在校内批判斗争之后，又于当年9月29日国庆前夕将他们押送武昌县(今江夏区)东升公社劳动改造，直到11月26日才返校。

　　在东升“黑帮”“劳改队”，校文革为“黑帮”规定的“劳动纪律”是：“1、老老实实劳动改造，不准乱说乱动，破坏捣乱者按现行反革命处理；2、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有事必须请假；3、劳动中要互相监督，努力改造思想，老实交代问题；4、努力学习党的政策，认清出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5、不准破坏集体财产和庄稼，否则从严处理。”这五条所谓劳动纪律，实际上就是所谓四类分子的“守法公约”。校文革要求劳改的“黑帮”一字不漏地背诵，每逢集合站队，管理人员就随意抽查；如背的稍大出入，就要遭到臭骂；只要“黑帮”做了所谓“错事”，管理人员就大吼：“站出来!站好!背劳动纪律给我听听!”这所谓劳动纪律的解释权和执行权完全操纵在管理人员手里：“黑帮”笑一声就是“乱说乱动”；申辩一句就是“不听从管理人员的指挥”；如实说明情况就是“不老实交代”；无意踩了地上的两颗谷粒就是“损坏庄稼”……只要是管理人员不顺眼的就是“违反纪律”，就要挨骂、受罚、挨斗。

　　除了所谓劳动纪律，还有不成文的种种规定，如不准进厨房，不准*近水井，不准三人以下单独行动，不准谈话，不准唱歌，不准在会下谈政治问题等等。还有一套严格的请假、报告制度，如大小便要请假，喝水要请假，洗衣要请假，添饭要报告，向社员借扫帚、借水桶要报告，发现别人“越轨”行为要报告等等。

　　此外，管理人员还采取了种种别出心裁的所谓防范措施。如有的队勒令“黑帮”把剪刀、小刀、剃须刀全部上交管理人员“代为保管”，有的队规定“黑帮”临睡前要躺在地铺上点名报数，有的队通霄开灯派人看着“黑帮”睡觉，有的队晚上在“黑帮”的房门上贴封条……实际上是制造恐怖气氛，企图从精神上摧毁“黑帮”。

　　东升“黑帮”“劳改队”实行全封闭管理：不许把劳改情况告诉别人，否则严加惩处；“黑帮”的信件收发由管理人员严密控制，许多队还规定“黑帮”的信件必须交管理人员审查，一旦发现“居心不良”的话语，立予追究。某医院寄给一个“黑帮”夫人病危通知单也被扣压。不准打听学校情况，有的队甚至还规定“夜里不准两个人睡在一床帐子里”，“晚上躺下以后不准交头接耳”。

　　在东升“劳改队”，“黑帮”除了劳动以外，几乎全部时间都被用于无休止的斗争会、“触灵魂”、写交代。

　　东升“劳改队”的斗争会是家常便饭，几乎是每日一小斗，数日一大斗。所谓小斗，是“黑帮”互斗。这是校文革领导成员、原武大人事处副处长王某训练管理人员的一项“发明”。王某指示管理人员说：“白天让他们劳动，晚上就让他们狗咬狗。”所谓大斗，是开社员大会斗。这种大斗是选择所谓“问题严重”、“态度不老实”的校、系当权派“黑帮”作对象，以“杀鸡给猴看”，矛头指向全体陪斗“黑帮”。开斗前，被斗对象要自报姓名：“武大(或某系)反党反社会主义么毛泽东思想‘黑帮’分子某某某”，并自诉“反革命罪行”。这种斗争会常常伴随着武斗。例如，被从北京揪回的原校党委副书记周健在斗争时被罚跪。在东方红大队斗争何定华的大会上，四周密布武大管理人员和持枪民兵，制造恐怖气氛。管理人员说：“打你们，罚你们下跪都不算武斗。老实说，你们本来该枪毙，但枪毙你们浪费子弹!”

　　所谓“触灵魂”就是“逼口供”。方式一是自己触，一是相互触。要求是：第一，不许“空谈”，一定要交代他们需要承认的各种“罪行”，一定要坦白不愿劳改和仇恨管理人员的活思想；第二，不许“就事论事”，一定要上纲，一直要上到想稿资本主义复辟之纲。所有“黑帮”不仅都得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么毛泽东思想”，而且要承认是自觉的。出身不好的“黑帮”还必须承认“想反攻倒算，想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出身好的则必须承认是“蜕化变质”，“忘了本”，作了“叛徒”、“工贼”。校、系文革正是利用这种“触灵魂”、“无限上纲”的办法，捞取大量“材料”，成为给“黑帮”定罪的依据之一。

　　在校文革王某、陆某的授意下，“劳改队”还安插了“密探”，并鼓励告密。一方面，他们利用个别“黑帮”争取“从宽处理”的心理，叫他们监视别人的行动，他们的告密按“立功者受奖”的原则办理；另一方面，则是专门派一些具有“黑帮”身份的人暗中“做工作”，这些暗中“做工作”的“黑帮”就是密探。

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武汉大学的“文革”有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李达“三家村”是中南局、湖北省委和武汉大学党委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打的，打李达“三家村”与武大绝大多数师生员工无关。而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则是武大师生员工中的群众组织搞的。与此直接相关的又是武大的所谓保守派与造反派也翻了个个儿：保守派是“外保内造”即外保湖北省委而内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造反派是“外造内保”即外造省委的反而内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因而在为李达“三家村”翻案问题上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分歧和斗争，是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武大的文革现象。今日回顾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不是清算所谓保守派的错误，而是如实述说那一场感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彰显武大部分群众组织的那种人性的未泯和勇气!

　　1966年10月起，文革进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武大造反派组织在“抢”工作队和校文革保存的“黑材料”过程中，获得了李达“三家村”的许多原始材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50年代初期给李达的三封亲笔信和修改李达《〈实践论〉解说》的部分手稿，还有工作队和校文革整理的《李达动态》以及何定华的几十本“日记”。于是，1966年底到1967年初，部分师生员工就开始秘密酝酿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期间，打李达“三家村”的王任重，原中南局第一书记和陶铸，也先后被打倒，这在客观上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提供了可能。

　　1967年3月2日，哲学系两位主要“黑帮”、前系总支书记兼系主任余志宏、副系主任李其驹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约2万字的长信，系统报告了武大文革运动的情况。全信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王任重、刘仰峤在武大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内容包括“一个庞大的‘黑帮’队伍”，“王任重、刘仰峤在武大所扎下的根子”，“1961年以来‘刘仰峤集团’在武大究竟在干什么”，“给武大‘教育革命’运动定调子的两分重要文件”，“轰动全国的李达‘三家村’是怎样‘揪出来的’”，“矛头向下，大抓黑帮”，“上窜下跳，死保刘仰峤”，“对抗《十六条》，加紧政治迫害”。第二部分是“哲学系问题在这次政治迫害中的重要地位”，内容包括“王任重为什么特别重视哲学系”，“陆舒e是怎样收集李达和哲学系的‘材料’的”，“王任重及其在武大的代理人是怎样定下李达和哲学系的关S的调子的”，“哲学系的‘黑帮’是怎样打出来的”，“王任重及其在武大的代理人强加给哲学系的‘罪名’是什么”，“目前我们的处境”，“李达和哲学系的关系完全是正常的工作关系”。这封信明确提出：“王任重等把李达当作‘武大三家村’的‘头目’来打，并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说成是李达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的司令部’，把武大哲学系说成是‘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这完全是王任重及其代理人从他们的政治需要出发虚构出来的”。这封信于4月19日抄成数十张大字报在学校张贴。

　　4月10日，由武大一般干部张学义和王晓芳两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胆忠心战斗队”贴出长篇大字报《令人发指的法西斯罪行——关于王任重御用的原武大校文革在东升公社私设劳改营、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初步调查》。

　　4月13日，由哲学系主要“黑帮”余志宏、李其驹、萧捷父、陶德麟、康宏逵组成的“钟山风雨战团”与“赤胆忠心战斗队”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1966年4月至9月陶铸、王任重、刘仰峤在武汉大学“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情况的初步调查》。

　　4月16日，“钟山风雨战团”又贴出《炸开武汉大学阶段斗争的铁盖子——关于武大“黑帮”问题的十大疑团》。其中第三个大“疑团”就是打李达“三家村”：“武大运动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打出了一个耸动全国的李达‘三家村’。妙在这个‘三家村’，是早在运动前王任重在病床上卧听陆舒e娓娓汇报时，突然心血来潮，一言判定的(按：陆舒媏回忆，有一天当她汇报说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都是“右派”时，王任重从床上一跃而起，狂呼：“李达就是个老不死!”实际上就定下了“三家村”)，然后由庄果在运动刚开始(66年6月3日)的动员会上煞有介事地向全校公布的。当时广大群众，感到非常突然……事过境迁，怀疑增长：李、朱、何三人果真结成了‘三家村’这样一个反党阴谋集团的黑组织么?为什么以后始终没有揭出或公布他们之间的黑组织关系和黑组织活动?工作组出的‘三家村’的全部材料，为什么竟然没有他们组织‘反党阴谋集团’这方面的‘罪行’?‘村’在何处?无‘村’而说成有‘村’，是不是王任重在玩政治魔术?他这样有意虚构，又出于什么政治目的?他敢于这样一手遮天、一鸣惊人，是否背后还有指使者?”

　　4月20日，“万丈长缨社”贴出大字报《武大“揪黑帮运动”的一些历史原因》。大字报分八个部分：一、“刘仰峤1958年武大教育革命中干了一些什么”，揭露刘仰峤“大搞形‘左’实右，树立假‘红旗’”，“扎下黑根子，扶植一小撮”；二、“武大刘仰峤集团为什么那样顽固地抵制1961年的整风”；三、“1961年以来，谁是武汉大学积极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魁祸首”；四、“1963年李达和刘仰峤之争的实质是什么”；五、“1964——1965年期间，王任重、刘仰峤是怎样合谋改变武大领导状况的”；六、“1964——1965年期间，刘仰峤集团的主将在农村社教中干了一些什么”；七、“1965年6月，蒋南翔和刘仰峤主持的‘北京会议’说明了什么”；八、“1966年2——4月间，武大刘仰峤集团在王任重、刘仰峤亲自指挥下，忙了一些什么”。

　　5月1日，哲学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和“钟山风雨战团”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场反革命阴谋的序幕(陶铸、王任重、刘仰峤在武汉大学的一页密谋变天记)》。大字报分三个部分：一、“篡党夺权、布下杀机(1965，5——1966，1)”；二、“二月密谋、重重黑会(1966，2——4)”；三、“紧锣密鼓、杀气腾腾(1966，5起)”。

　　期间，武大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同时成立“李达专案组”、“朱劭天专案组”和“何定华专案组”，进行大量的内查外调，逐一甄别工作队所整理的材料，为李达“三家村”辩诬。“李达专案组”主要由哲学系“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和“钟山风雨战团”负责，“朱劭天专案组”主要由数学系“农奴戟”兵团负责；“何定华专案组”则由笔者和三位“黑帮”分子即原历史系总支书记李植楠、原校办秘书李涵和数学系教师齐民友负责。

　　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关键是为李达翻案。“李达专案组”尤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整理翻案材料工作。可以说，凡是工作队强加给李达的“罪行”，包括李达的家庭成份，历史问题，“三反”言行，一句话，只要是工作队“材料”所涉及的，“李达专案组”都派员予以重新调查和甄别。调查范围涉及李达长期的历史活动及其发生地零陵(今永州)、上海、长沙、桂林等等。例如，李达的“地主”成份，是工作队发动和组织、有当地组织部门参加的所谓“联合调查组”的“调查”而诬陷的，湖北省委又正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所谓“调查”做出开除李达党籍、戴“地主分子”帽子的“决定”上报中央、以“中共中央”红头文件批复的。因此要为李达辩诬和翻案，这又是关键。为此，“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多次派人赴李达家乡调查，终于使零陵县人民委员会于1967年12月18日发出(67)会民字第226号《关于撤销错定李达同志家庭成份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说：“李达同志的家庭成份，土改已经正式划定，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反映过他的成份问题，而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不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偏听偏信了联合调查组的报告(连县人委的批示都是由工作组拟的)，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现经武大革命造反派同志反复调查落实，原来的调查报告捏造和扩大了事实，田土、雇工、债利剥削等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更重要的是解放前三年他是大学教授(脑力劳动者)，按照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土改时将李达同志家庭成份划为小土地出租成份，是完全正确的。……经我们讨论：去年6月28日，我会66秘字第068号文件对‘关于李达家庭成份调查报告’的批示和8月2日对‘李达关于所谓大恶霸地主问题的申辩’的批驳材料都是错误的，应该撤销，宣布作废。李达同志的家庭成份，应按土地改革划定的小土地出租成份不变。”

　　为李达“三家村”翻案遇到了很大阻力，并且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种阻力不是来自省委、校党委、校文革，因为这些机构已经被“造反”而失去了影响力；而是主要来自不同的群众组织。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既有所谓保守派，也有所谓造反派即后来武大“龙虎斗”中的“虎”派。特别是在“百万雄师”最盛的1967年夏季，李达“三家村”同“二.八声明”(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钢二司”、“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部”即“钢工总”、“九.一三工人战斗兵团”即“钢九一三”等群众组织2月8日在《长江日报》发表的《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当时的所谓“大毒草”)和“钢工总”(所谓“反革命”)成了三个不能推翻的“铁案”。用当时的话说，要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为“二.八声明”翻案，为“钢工总”翻案，除非太阳从西边出!除非公鸡下蛋!除非长江水倒流!

　　1967年夏，派性和武斗日趋激烈，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还特别涉及保护“三家村”“大老板”朱劭天、何定华及一大批“黑帮”的生命安全。那时，抄家、绑架、打人直至武斗是经常而随时发生的，“三家村”“黑帮”的人身安全成了大问题。以笔者参与保何定华为例，那时，我们先是像过去共产党做地下工作那样，有时把何定华安排在学生宿舍，有时安排在工人家里，并且一天换一个地方，但6月初，这种校内转移性安排也不保险了，于是只好由笔者直接安排“工人战斗兵团”胡国民同一位女工护送何定华去外地避难。他们先到南京，其时何定华亲弟方敏担任南京市革委会主任，但他却不敢接纳自己的哥哥。他们一行只好去西安投*何定华的妹妹。何定华的妹夫为陕西师范学院院长，妹妹也是延安出来的干部，但他们都已被打成“走资派”。虽然他们自身难保，还是让何定华住了下来。何定华在西安住到武汉“七二O”事件后才返汉。期间，他化名“方兴”，只与笔者“单线”联系。除了这两个“大老板”，各系的“黑帮”则由各系的群众组织想办法。哲学系余志宏就是由笔者护送去其连襟夏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避难。

　　武汉“七二O”事件后，武大掀起了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高潮。

　　8月24日，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二千多名师生员工在学校小操场隆重举行“李达同志遇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为李达补发了讣告，补送了花圈，补行了三鞠躬，补致了悼词。追悼大会由笔者主持，松涛致悼词，副省长兼湖北大学校长孟夫唐，武大“三家村”“大老板”何定华，“三家村”“黑帮分子”余志宏分别讲话。

　　一个月后，9月24日，武汉大学工人战斗兵团、“赤胆忠心”战斗队、“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外文系“反到底”战团、物理系“穷棒子”公社、刘朝兵兵团、古立盛兵团、“井冈山‘烽火’”、中文系“鲁迅公社‘换新天’”战斗队、“无产者公社‘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数学系“农奴戟”兵团、长征兵团、“钟山风雨”战团等群众组织发起成立“为李达同志彻底翻案串联会”，并于同日发表《公告》，正式宣布“彻底为李达同志翻案”!

　　《公告》指出：“确凿无疑的调查材料证明，李达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地主’、‘叛徒’、‘三反分子’。李达同志早年脱离过党的组织，政治上跌过跤子，解放后在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但是他对党有感情，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更是非常崇敬。他恭恭敬敬地做毛主席的小学生，把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他晚年唯一的任务。不顾年老多病，做了大量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念念不忘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

　　《公告》强调指出：“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陶铸、王任重一伙在迫害李达同志的过程中，竟然倡狂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们公然把毛主席亲笔修改并且作了很高评价的李达同志的著作作为‘大毒草’来‘批倒批臭’，往毛主席脸上抹黑；公然违抗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几十万人的游行来‘声讨’李达同志，造成既成事实，向毛主席施加压力；公然威逼一些贫下中农，组成所谓‘代表团’，由走资派、四不清干部、伪甲长、汉*‘带队’到武大来‘控诉’李达同志，借这些人之口来攻击毛主席；公然私拆、扣压李达同志给毛主席亲收的信件；公然隐瞒和违抗毛主席的指示，以非法手段把李达同志整死，杀人灭口”。

　　《公告》宣示：“陶铸、王任重策划的这一场大陷害、大骗局、大阴谋，欺骗了千千万万群众，流毒全国，现在到了彻底揭穿的时候了!”

　　“为李达同志彻底翻案串联会”整合了武大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取了数学系“农奴戟”兵团的谐音“龙”即“龙派”。而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群众组织因为有行政大楼的“虎山行”战斗队，便称为“虎派”。自此，武大形成了激烈的“龙虎斗”，直到1968年春开始的“壁垒森严”的武斗。

　　但是，武大部分群众组织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毕竟属于民间行为，并且随着67届毕业生分配离校和“工宣队”进校，不得不自行结束。然而，在全国清查所谓“5.16”反革命犯罪活动中，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乎所有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骨干人物和积极分子，无论是干部和教师，还是工人和学生，也无论这些人当时在哪里，都受到清查和打击，其中调离武大的干部、教师和毕业分配离校的学生，则是派人追踪清查和打击。他们中，有的被办“学习班”，有的被隔离反省，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后来成了“三种人”，有的甚至因为反复被批斗而积疾又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最终含冤而去!他们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付出了实实在在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