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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雪）哲学巨子之间——毛泽东和李达交往纪事（二） 纪念文章 加入时间：2012/6/26 10:07:00 admin 点击：1822 |
重塑中国人之哲学观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希望李达留在北京工作，但李达一再请求回湖南从事高等教育。后来毛泽东批准了李达的这个请求。 湖南大学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岳麓山下，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对来这所学校任领导工作，李达非常高兴。1950年8月，李达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他给湖南大学题写校名。毛泽东很快题了词并写了回信，托专人送给李达。1951年元旦，李达率领全校师生隆重举行校牌升悬典礼。李达在湖南大学还主持了爱晚亭和枫林桥的重建，毛泽东为“爱晚亭”题名，李达本人则写了《爱晚亭记》。 李达除担负教育行政工作以外，按照毛泽东的嘱咐，积极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传播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重塑中国人的哲学观。 1950年12月、1952年4月，毛泽东的哲学巨著《实践论》和《矛盾论》先后重新发表。李达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向来十分崇敬，“两论”重新发表后，李达以饱满的热情从事“两论”的解说工作。从 在解说“两论”过程中，李达并不拘泥于毛泽东个别词句，个别观点，而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地去阐述毛泽东思想。例如毛泽东原来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李达在解说这一段话时，没有拘泥于毛泽东把太平天国革命列入排外主义的判断，而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把义和团运动算作排外主义。毛泽东在修改李达的《解说》时，肯定了他不把太平天国运动列入排外主义的观点， 鹤鸣兄：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写些文章。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1年7月，1953年7月，《〈实践论〉解说》单行本、《〈矛盾论〉解说》单行本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这两本通俗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名著，自50年代初出版以来，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1954年冬，党中央发动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李达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高度的热情投入了这场斗争。他向武汉知识界作报告，并相继发表了《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等文章和小册子，对胡适的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批判。 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李达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殷切期望，在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花费大量精力，除了写书、写小册子以外，他还积极关心并热情支持报刊上的理论宣传。报刊约他写稿，他从不推辞。经常是亲笔撰写，亲自回信，绝不敷衍了事。他写稿尽量按照报刊的要求，短小、精悍，不搞长篇大论。 真情永存 1953年初，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达为我国历史悠久的著名综合大学武汉大学校长。江城武汉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和重要高等教育基地之一。毛泽东很喜欢武汉这个地方，从1953年2月，特别是1956年夏季在武汉第一次畅游长江之后，他几乎每年都到武汉来一次甚至两三次，在这里调查研究，思考国内外大事，处理中央文件，主持中央一些重要会议，做出重大决策。他也在这里会见了不少干部群众和一些外宾。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只要来武汉必与李达见面，探讨哲学问题。他曾对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问道：“哪个?” “你猜。”毛泽东莞尔一笑。“是不是李达同志?”梅白脱口而出。 “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毛泽东肯定地说：“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1956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来武汉首次下榻风景秀丽的东湖客舍。东湖客舍与武汉大学隔湖相望，珞珈山上风格特异、驰名中外的武汉大学早期建筑历历在目。尽管工作繁忙，毛泽东仍不忘派人把李达请来，同这个志同道合的老乡谈谈哲学问题。从珞珈山到东湖客舍，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坐在车内的李达心里却不能平静，建国后，毛泽东不仅是中共中央主席，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再也不能叫润之润之的，那样会影响主席的威望，这一次见了一定要改过口来。不知不觉到了客舍，毛泽东早已在门口等候。 “主……” “主……” 李达“主”了好几次，也没有把“席”字叫出来。 “你主……主什么?”毛泽东见状制止道。“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 入座后，毛泽东和李达愉快地回忆起群英结党救中华那段难忘的历史，谈到中国革命走过的艰难曲折而又取得辉煌成就的历程，当然也少不了交流彼此的哲学心得。谈话中，李达深有感触地说：“我很遗憾呀，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听了李达这番话，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是一样的。” 听了毛泽东这番话，李达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深切感到毛泽东的宽阔胸怀和豁达气度。李达表示：“一定不辜负润之的期望，在有生之年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尽绵薄之力!” 在共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和李达密切配合、默契尽然，世人皆知，然而，在他们愉快的合作中，也有一次小小的“不愉快”，为他们长期的哲学交往更增添了一份传奇的色彩。 1958年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少地方提出了违反哲学常识的口号，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了。当时，武汉大学学生到基层进行社会调查时也发现了这个口号标语。李达得知后，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科学的。 “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李达打断了毛泽东的话，显然他对毛泽东的解释不满意。“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毛泽东毫不让步。 两位哲学巨人的争论使整个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起来。李达转身要走。 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他深知李达是一个犟性子，只要是他认准的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毛泽东示意梅白送送。梅白回来后，毛泽东对他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错。”毛泽东还要梅白约李达再谈，并转告“六十耳顺”的话。李达听后怒气全消，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 次日，应李达之邀，毛泽东饶有兴致地视察风景如画的武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共只视察过两所大学，武汉大学是其中之一。为了永远铭记这个难忘的日子，武汉大学把毛泽东接见师生的操场定名为“9·12操场”，并勒石纪念。每年新生开学典礼和毕业生典礼都在这里举行。珞珈山鸟语花香，四季游人不断，大凡到过此地的人都要到毛泽东走过、站过的地方体会一下当年的情景，都要问一问毛泽东和李达这两位哲学巨人之间的交往轶事。 1961年夏，李达因病到庐山休养。当时毛泽东正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得知李达在庐山后，于 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提到李达在十年内战时期写成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说，那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他本人看了十遍，作了许多眉批，可惜后来在行军途中丢失了。还说：“这本书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也还有意义，应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达非常遗憾地说：“自己精力有些不济，手颤得厉害，怕不行了。”毛泽东说：“你们武大不是有哲学系吗?可以找几个得力的助手帮你搞，你指导嘛!”李达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日前见到主席，在谈话中，主席嘱咐我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出版。我说，现在精力不济，他说可以找几个帮手帮忙，我表示照做。因此，回校后立即开始这一工作。至于助手呢，德麟、玄武是合适的，但他们有教学任务，至多只能拿出一部分时间来相助，我还希望你在毕业学生中选派两位能想能写的人跟着我干。 当时，毛泽东、李达的旧友周世钊、乐天宇也正在庐山。乐天宇的友人从湖南宁远给他捎来九嶷山的斑竹。传说，尧帝两女同嫁舜帝;舜帝南游死于苍梧(九嶷山)，即葬其地;二妃寻舜至湘江，悼念不已，泪滴竹上而成斑点，有湘妃竹之称。李达、周世钊、乐天宇商定，送一支斑竹给毛泽东。另外，李达送一根斑竹毛笔，写了一首咏九嶷山的诗词;周世钊送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文章的墨刻;乐天宇送一条幅，上有蔡伯喈《九嶷山铭》的复制品，还有乐天宇写的一首《七律·九嶷山颂》。毛泽东收到这些礼物和诗作后，异常高兴，顿生诗情，挥笔写下了《七律·答友人》一诗，以丰富的想象，轻松浪漫的笔调，寄托了对友人及故乡的怀念与祝愿：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支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回到武汉大学后，李达立即调集助手，组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对于他的早年著作《社会学大纲》，虽然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李达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认为此书写作于20多年之前，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把新的科学成果概括进去，没有反映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没有反映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哲学的贡献和发展，决心对全书重新改写，重新写成一部新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为了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和重托，李达拼命地工作，别人劝他休息，他不听从，为此，他还情不自禁地赋诗自勉道： 此身莫向沟中殒，犹上文坛作老军。 1965年下半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前半部《唯物辩证法大纲》脱稿了。李达十分兴奋，用四号铅字印了少量稿本，立即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审阅了该书，并作了许多重要批语，主要是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他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几十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他的对立统一规律指导说明规律和范畴的思想，在延安时期的读书批注中已有突出的表现，这里把他的这个思想明确上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提出来了。在这本书谈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的问题的旁边，他批道：“不必抄斯大林”。联系到延安时期他在博古译的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批注少，疑问多，标出原文的要点多，自己的说明发挥几乎没有等情况来看，他对斯大林的这个哲学体系评价不是很高。 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极大鼓舞了李达的信心。他立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唯物辩证法大纲》作了精心修改，接着又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下半部即《历史唯物论》的编写工作之中。 然而，骤然降临的“文化大革命”使李达完成毛泽东交给自己的任务的美好愿望变成了终身遗憾!1966年6月，李达被造反派强加上武汉大学“三家村头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叛徒”、“地主分子”等种种罪名，他主编《历史唯物论》的工作被勒令停止。 李达在受审时，曾用写交代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润之，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然而，毛泽东在北京见到这封信时，已经太迟了，李达已被造反派迫害致死。 晚年毛泽东在读李达的哲学著作时，总是不断回想他们讨论哲学问题的情景，深为失去这位著名哲学家而遗憾。 哲人之交，联袂之谊。 苍天不老，真情永存 来源：光明网梅雪 http://www.gm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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