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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雪）哲学巨子之间——毛泽东和李达交往纪事（一） 纪念文章 加入时间：2012/6/26 10:06:00 admin 点击：2014 |
哲学巨子之间——毛泽东和李达交往纪事（一） 梅雪 1927年7月的一天，上海法租界博文女校的一间普通宿舍里，两位神交已久的湖南籍年轻人终于谋面了。他们全然不顾这盛夏酷暑，兴奋地谈论着马克思主义，谈论着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谈论着中国的时局和未来。年龄稍轻的是专程从湖南赶来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毛泽东，年长三岁的则是负责中共“一大”会务工作的李达。从那时起，这两位哲人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真情友谊，留下了许多为后人传颂的佳话。 从相知到相识 毛泽东和李达的头一次见面虽说是在党的“一大”上，但他们的“神交”很早就开始了。十月革命后，毛泽东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包括创建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驱张运动等等，在全国先进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李达当时在上海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党工作，密切关注家乡湖南的情况，对毛泽东的胆识和才干十分钦佩，认为在湖南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重任非毛泽东莫属。11月间，李达和陈独秀联名致信毛泽东，委托他在湖南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寄来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 毛泽东对李达的大名也早有所闻。他曾经读过李达批判梁启超、张东荪和其他一些文章，感到痛快淋漓。他接到《共产党》月刊后，对这个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十分喜爱，反复阅读，并把它送给一些青年朋友们阅读，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在其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随后会见李达，在了解到上海、长沙等地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些情况后，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李达同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后，代表党的发起组织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两名代表于7月到上海开会。接到李达寄来的通知,毛泽东非常激动，向往已久的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终于要成立了。 中共“一大”后，李达担任中央宣传主任，毛泽东则回湖南从事革命活动，创建了中共湖南支部。李达十分关注湖南党的活动，他常对人说：“我看湖南支部做得好!我初见润之就觉得他言出有理。他现在在湖南有言有为，好!”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也经常想到李达，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渊博学识一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湖南需要这样的理论家来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1922年11月，毛泽东致信李达，邀请他到湖南就任自己亲手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李达二话没说，欣然应允。二位战友终于又在一起了。毛泽东对李达来校任教十分重视，他亲自陪李达与学员们见面，并热情地向学员们介绍说：“李达曾任党中央宣传主任，马列主义水平高，特请他来帮助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在自修大学任教期间,毛泽东和李达经常在一起商讨问题。毛泽东一遇到什么问题，就来找李达请教，有时甚至是半夜敲门。通过毛泽东和李达的共同努力，湖南自修大学为党培养了一批革命者。1923年4月，毛泽东离开湖南到中央工作，李达独自担负起自修大学的工作。半年之后，湖南自修大学遭军阀赵恒惕强令解散。 毛泽东和李达的再次见面是在三年之后的武昌。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11月底，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达武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次，毛泽东听说李达也在武汉，就专程去拜访。别后重逢，备感亲切。毛泽东问：“鹤鸣兄，你怎么也在武昌”李达说：“我是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来此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招生工作的，并代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毛泽东当即邀请李达给农讲所的学员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李达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多次给农讲所学员授课。 毛泽东和李达在武汉短暂相聚的时期，正是革命风云突变的时期。大革命风暴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反革命逆流也在潜滋暗长。毛泽东和李达都在为革命前途担忧。一次，毛泽东对李达说：“鹤鸣兄，你能不能利用你的声望去做做唐生智的工作，使他倾向于革命一边”李达找到唐生智说：“润之希望你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要我来问你，你干不干”唐回答说：“干，当然干嘛。”由于这个缘由，1927年4月初，李达等人在湖南创办了国民党湖南省党校，唐生智任校长，李达任教育长。 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集团也随即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毛泽东在参加完汉口“八·七”会议后，转赴湖南领导秋收起义，继而率部上井冈山，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李达则辗转上海、北平等，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和宣传工作。 共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理论大厦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和李达长久地分别，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思想的交流，缘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志同道合，他们的心比以往贴得更紧了。 图为 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光辉哲学著作，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巨人。但是，这两篇哲学名著的写成也浸透着另一位哲学巨人——李达的功劳，正是李达的哲学著作为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中尤以《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大纲》影响最大。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过程中最初产生的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作者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8人。这本书的显著特点是突出了列宁的哲学思想，坚持了哲学的党性原则，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规律与范畴。这部书于1931年在苏联出版。李达高度评价这部书的价值，他认为这本书是现阶段对“辩证法唯物论的系统说明。”他立即与自己的学生雷仲坚夜以继日地进行翻译。1932年9月，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了该书。这部书的翻译出版非常及时，切合中国革命的需要。 图为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等译)中的批注 1936年11月，毛泽东得到了这本书的第三版。延安时期，毛泽东利用难得的相对宽裕的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他能得到的理论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批阅较多的哲学著作有十几种，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文字最多。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在这本书的第三版上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近一万二千字的批注，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划。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条有一千二百多字。1941年，毛泽东又在这本书的第四版上作了一些批注。后来，毛泽东在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著作时，把“李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指定为六种必读材料之一。 《社会学大纲》是李达倾心写作的一部哲学名著。它以缜密的逻辑，充分的论证，独特的见解，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937年5月，该书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社会学大纲》出版后，李达立即将此书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这本书爱不释手，读了多遍，并作了很多批注，合计约三千五百字。 “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 以后逐日记了读本书的进度。3月16日记：“本书完。”毛泽东还向延安新哲学学会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同志们推荐，指出这是本好书，在十年内战时期能有这样一本书问世是非常难得的。在一次小型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让他再寄十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等译)中的批注 毛泽东的批注，可分为文字批注和读书符号两大类。文字批注大都写在天头地脚、边白中缝和段末行间，都用隽秀的行草字体。批注有对原著扼要而精辟的概述，阐明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引申，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如阅读了教科书上关于外的矛盾和内的矛盾，即后来他在《矛盾论》中表述为外因和内因关系的原理后，毛泽东用以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教训，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上的批注中说，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当时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外的力量需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等)才能曲折间接地发生影响。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是内的原因。读书符号有：△、○、—、√、斜线、方框、竖的波浪线、单杠线、双杠线甚至三杠线，还有顿点和问号。这些符号往往也反映出他在读书当中的某种意图和倾向，对于理解他的思想是有帮助的。特别是问号，直接显示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怀疑或反对，深思与不解。《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中有一段话：“否定的本质，否定之否定的本质，都在于它是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发展中的动因。”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毛泽东批在书上的问号非常之多，有的一页多达四五个。有些问号已被他用短斜线划去，这表示他后来已理解或肯定了书上的说法。 睹物思人，在读到李达的哲学译著和著作后，毛泽东十分思念李达，因此，他致信易礼容，要易礼容代为问候李达。抗战爆发后，李达先后流亡上海、零陵、桂林、重庆等地。1939年4月，正在重庆讲学的李达收到毛泽东的来信，毛泽东称赞李达是一个“真正的人”，欢迎他到延安去。因此，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派李达的学生吕振羽去看望他并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工作。李达当时表示愿意前往，但又挂念自己著作的出版工作，加之年老多病，已经习惯于散漫的生活，所以态度十分坚决，只是说：“去延安，只要有碗饭吃，我都愿去。”恰巧此时，周恩来出国治病，董必武又不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一位同志误认为“只要有碗饭吃”是讲条件，反感地说：“到延安，是干革命，还要讲什么条件?!”结果李达未能成行。但李达对吕振羽说：“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环境怎样恶劣，我这个‘老寡妇’是决不会失节的。”后来，周恩来返渝得知此事，非常生气，说：“干革命，难道不吃饭吗?李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为此，周恩来深为惋惜，李达也颇后悔。 1939年9月后，因各种原因，李达又反复辗转于桂林、贵州、重庆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尽管如此，李达并没有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毛泽东也始终没有忘记这样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47年初，李达受聘于湖南大学。1947年底至1948年初，毛泽东三次电示华南局护送李达来解放区，并通过党的“地下交通”带信给李达：“吾兄系本公司的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 图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李达(中)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 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华南局负责人的周密安排下， 5月的香山，枝头已长出了粒粒嫩芽，把春的讯号和在对秋的美好向往一同带给了人们。坐在车中的李达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他和毛泽东分别22年后又能重逢，而且是在革命胜利之日;不安的是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又离开了党的组织。当李达刚要走进会客室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满面笑容地迎了出来。两双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太长的分离，太多的变故，使李达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言语。 毛泽东把李达让进会客室，服务员端上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茗。入座后，李达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1927年以来的经历，十分惭愧与后悔地说：“1927年离开党的组织是我平生所犯的最严重的、最不能饶恕的错误。” “早年离开了党，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同时又鼓励李达说：“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你早年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二十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不会轻易忘记的。” 时间在长谈中悄悄流逝，窗外，夜幕已经降临。毛泽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李达问：“润之，你自己不睡吗?”毛泽东笑着说：“我还刚上班呢!”李达因为长谈之后十分疲劳，顾不上更多礼节，便在毛泽东的床上睡了。一觉醒来，红日立竿，李达发现毛泽东还在批阅文件。 毛泽东亲切而又诚挚的话语使李达感到莫大的鼓舞。李达向毛泽东提出，希望能够重新入党。毛泽东表示，同意李达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并愿意作他的历史证明人。1949年12月，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入党志愿书》的“历史证明人”一栏内赫然签着：“毛泽东”! 李达重新入党，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脱党后二十余年政治表现的最好结论。李达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感谢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的信任。李达每当谈到这件事时，总是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了，润之还没有忘记我。是润之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 “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